鉴赏王国维《人间词话》

雲中君

《人间词话》是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作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力作，也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此次我社以典雅的版式重新排印该书，并以原文所引诗词及与诗词内容相关的精美古版画，使得该书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师经典读本。 本书是王国维接受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熔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以发作用中国古典文艺为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此书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国维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奉叔本华、尼采为精神导师。 境界说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王国维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僻，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弊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肆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即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叔本华的影响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 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 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素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三种基本境界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造境”是作者极具“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出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诗人之修养，曾经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入乎其外，，故能观之。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作序，引申这两句话的意思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能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我们解答王国维身后留给我们的困惑的疑问，恰好也正需要有这样能够“入乎于局，又能够“出乎于局”的两种功夫。 艺术之美源自于自然、社会之美，但文学之为物之为美是“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者。“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这让人联想到王国维之后的冯友兰的“境界说”。冯先生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人对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功利境界是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天地境界，即哲学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的最高底造只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并且自同于大全。”冯友兰哲学的天地境界与王国维对文学之美本质的定义，在精神上相通。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叶嘉莹对于王国维词论的局限也有一定的评价，叶先生把词分为以花间派和北宋初期为代表的歌辞之词、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诗化之词和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为代表的赋化之词。叶嘉莹对于王国维有以下的评价：王国维也是我们中国词学评论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喜欢唐五代北宋初年的小令，却不喜欢南宋的词。他在《人间词话》上说：南宋的词，我只喜欢辛稼轩一个人，其他的都不怎么喜欢。因为王国维喜欢那“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却不能够欣赏“赋化之词”的好处，他不能分别来看待——你用欣赏“歌辞之词”、“诗化之词”的眼光来欣赏“赋化之词”，你觉得一点也不感动人，你不能够欣赏，就认为这个不好。 1927年6月2日，中国仅世一位杰出的学者王静安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中自沉身死。他的死留给后人许多疑问，困惑和不解。于是，各种解释，猜测声不绝于耳。越来越多的作过分解读和分析让这件事成了“谜中谜”，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希望美友各抒己见，互相交流，让我们对王国维有更多，更深层次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