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颐和路 ，半部民国史

红霞满天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这是人们对颐和路众口一词的赞誉，也是一直以来颐和路几近真实的写照。南京的颐和路公馆区，如同上海的外滩，天津五大道，青岛的八大关一样名声显赫，但又不尽相同。公馆区位于南京城北，这里是繁华都市中的一片静土，是喧嚣市井中的一片圣地。幽深的街道、茂密的梧桐、以及烙印着历史沧桑的建筑群，无一不向世人倾诉她显贵的身世、昔日的荣光，以及今日的寂寥。 一阵风吹过，吹散了沉积在颐和路上的梧桐絮。历史的烟云归于平静，剩下的只有岁月的温柔和缱绻。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让我们踏上这段小路，聆听岁月沉稳的声音和厚重的故事。

　　所谓的颐和路公馆区，并非独指颐和路一条马路，而是指江苏路以西、天目路以北、西康路以东、宁夏路以南的近4公顷的区域。颐和路公馆区，起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制定并推行的《首都计划》，作为民国政府要员和外国使节的主要聚居区和按照《首都计划》实施的最大住宅示范区，颐和路公馆区不仅成为当时众多达官贵人买房置地、兴建豪宅的首选之地，而且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学成回国的海归设计师们展示西学成果和西方建筑艺术的处女秀场。

　　这里有西班牙式的露天庭院、有法国孟莎式的契形屋顶、有英国都铎式尖塔斜行屋顶、有美国乡村别墅式、有日本的和式建筑，这些建筑，有的别致、有的粗犷、有的简约、有的豪华，色彩斑斓、造型各别、风格迥异，座座独具特色、幢幢别具风情，几乎成了万国建筑博物馆。

　　这张1935年陆地测量局颐和路公馆区的航拍照，可以完整展示这一民国高档别墅区的全景风貌。标注为南京新住宅区，这可不是普通的住宅区，是达官贵人住的颐和路公馆区。此时道路已成形，路边的建筑还是稀稀拉拉，有些还在建设中。这是在公馆区的东南角朝西北方向拍的，远处可见长江、老山山脉以及下关的狮子山，这张航拍照的机位高度还是低了些，拍摄角度偏小，道路间有些遮挡，清晰度也差了些，“天下第一戒坛”古林寺也只是隐约可见，总之不是太理想。

　　这是驾驶张学良专机的美国飞行员巴尔所拍，时间是1937年左右，这张是由东朝西拍，巴尔是要拍他所住的位于西康路与颐和路交叉口的房子。由于飞机高度高，拍摄角度大，所拍的画面更能展现颐和路一带的全貌，正好弥补了陆地测量局那张的缺陷。这张业余照显然比陆地测量局的专业片更有价值！颐和路公馆区的大大小小的路基本都收入镜头，与1935年的相比经过两年建设又多出很多建筑，公馆区已基本成形，此格局至今也无太大改变，实属不易！更难得的是还能看清西康路西侧山林中的古林寺建筑群，如今那一片已是省委省政府大院，变化巨大。

　　作为南京最为著名的民国街区，曾经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外国使节集中居住的高级住宅区，也是200多幢兼容中西、造型有别、风格迥异花园别墅的集中汇聚地，它们是历史的缩影，更是建筑的艺术。灵隐、琅琊、天竺、珞珈、牯岭、莫干……这些诗意的马路在梧桐与枫杨树影里绵延，圈起90年前的上流围城。

民国时期的颐和路公馆区，曾经是冠盖云集、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高朋满座的地方，若把时间轴回拨到1930年，颐和路38号住着汪精卫，他隔壁34号是顾祝同，小区业主群里还有陈布雷、竺可桢、黄仁霖、周佛海……它们创造了民国繁华的历史，也隐藏了民国动荡的岁月。

　　解放以后，繁华落去、人去楼空，只剩下寂静的街道和荒废的建筑，大都被政府改作办公用房和军政官员住所。本世纪以来，民国文化时兴，民国建筑受捧，有关部门遂出台政策对颐和路民国街区进行改造修葺。这些众多黛瓦粉墙，门扉紧闭，静静地驻守一方，固守各自的宁静，独享自己清闲生活的各式别墅的神秘面纱慢慢地揭了开来，这各自门口的红灯笼，无一不在无声地告诉人们其门前的街道是“中国最美的街道”。

　　行走在如今的颐和路上，道路纵横交错，街巷干净整洁，没有人声嘈杂，没有车声鼎沸，烦躁喧嚣的心灵顿时有些放松，感觉如同走进一幅独特优雅、寂静幽远、清新脱俗的民国画卷一般；道路两旁的行道树高大茂密、枝干虬曲，整个马路都被包裹在深深浅浅的绿荫里，形成一条拱形的绿色长廊；路旁众多的西式洋楼掩映在高墙密林之中，镶花铁门的隔断中透着各自的历史韵味，几乎没有一座式样重复、没有一幢味道相同；淡黄院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叠蔓，偶尔有几朵羞涩的蔷薇探出墙头向路人们无声地微笑；花开满园、香气四溢院落中，柿子、石榴、橘子、枇杷、葡萄等悬挂枝头，雪松和桧柏等林木苍劲挺拔、苍翠欲滴，将一座座柔美的花园别墅映衬得更加静美。

　　而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颐和路公馆区居住过的著名作家张守仁，就曾在一篇怀旧的文章中写过：“在我心目中，世界上没有哪条街道可以和颐和路相媲美——即使是与法国巴黎最豪华、最漂亮、气度最轩昂的香榭丽舍大街，也不能和我心中的颐和路相比。”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曾经寄托无数民国梦想、承载纷繁民国历史的民国街区颐和路，早已繁华不再、绮梦不存，没有黑胶唱片、没有旗袍美人，也没有沙沙声响的留声机，有的只是整洁的街巷和宁静的建筑，只是如旧的色彩和静美的景致。而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世间如何变幻，颐和路上这一条条古木排列的街巷、一幢幢大门紧闭的建筑，总会让人感受到凝固历史的气息和建筑艺术的韵味。

　　从上帝视角俯瞰颐和路公馆区，200多栋风格各异的民国建筑掩映在浓绿树影中，昔日的繁华久已烟消云散，颐和路街区现有285处院落，留存的264处民国建筑中有225栋具有文物保护身份，然而仅是这225栋民国建筑，已经足以让颐和路成为全国最大的民国建筑聚集地，超过天津的五大道和青岛的八大关。不同于其他民国建筑群的是，颐和路的民国建筑没有过度的西式风格，很多都具有中西结合的建筑特色，甚至显的较为朴素。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尘土，只有高耸的洋槐和榆树将斑驳的阳光洒在青砖黄瓦上，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那段看不见起点和尽头的历史上，中国的命运仿佛被一根细线牵引着，而线的一头就系在颐和路上。

　　颐和路公馆区，在江苏路的环岛上有一家先锋颐和书馆，他们家最出名的便是能看到颐和路全貌的网红落地窗了。但是在八十多年前，颐和书店的旧址大楼曾是战时日军的宪兵司令部。

　　当时与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大使级有31个，公使级有18个，大大小小49个大使馆或公使馆，分布在颐和路、宁海路、江苏路等路段。这些建筑多以当时欧美流行的摩登花园小洋楼风格为主，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部宽敞，内部实用。异国风情交相辉映，成了第一个使馆区样板。

　　新中国成立后，人去楼空，公馆多成无主之地，一度被荒废，被政府接管改造后，一部分分配给军政官员居住，另一部分做了江苏省省级机关办公用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开始出台政策对其修葺。如今，多数院落或铁门紧锁，或有卫兵守卫，很难入内。院墙之后的主人故事，也随之封存。

　　颐和路15号，原是菲律宾公使馆旧址，一座三层小洋楼，看上去犹如一座古堡的模样。

　　西康路33路原是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由三幢造型相同、规模相等的西式楼房和三幢西式平房构成，房屋全部依山坡地势而建，西式楼房砖石结构，四面坡屋顶，屋脊两侧及后墙竖有用来取暖的壁炉烟囱，楼房正面的中部为门廊和阳台．一楼的正面和侧面为通廊；国共内战时期，这里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解放以后，这里成为著名的西康宾馆；1953年，毛主席乘“洛阳”号军舰沿长江而下，第一次来到南京，就曾入住此处。

颐和路29号，曾经是苏联大使馆。

　　天竺路3号加拿大大使馆。该处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秘书长梁颖文于1937年所建，占地很大，庭院内有大小两座花园及草坪、树木、小池塘等，环境优美。1947年5月，加拿大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戴维斯抵宁赴任，租赁该处为大使馆馆址，1949年9月退租。

天竺路25号，罗马教廷公使馆。

颐和路公馆区最浓重精彩的莫过于颐和路8号阎锡山公馆，这是中西结合的两层洋楼，翘角的屋檐，圆形的大露台，整个色彩明快亮丽。这是一处占地面积很大的院落，庭院中的建筑规模也不小，在颐和路公馆区中十分显眼，人们习惯称这里为阎锡山公馆。其实，阎锡山于1949年只在这座公馆里住了8天，可算是居住时间最短的公馆。这里本是汪彬梅的公馆，建于1936年。抗战胜利后，励志社占用改为高级招待所。

　　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山西五台县人。1911年10月领导辛亥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后历任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主席等职，执掌山西达38载。1949年太原解放后，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1949年3月，阎锡山从太原乘飞机到南京，是应代总统李宗仁之邀，帮他参谋议政。李宗仁将此楼拨给他居住。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为了报答李宗仁，不停地在总统府和美国驻华大使馆间奔走，游说美国出兵协助保卫长江，继续拨款援助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司徒雷登则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婉言拒绝。

4月22日，阎锡山眼看时局不可扭转，便匆匆离开南京跑到了上海，24日他听到了太原城破的消息。城破之时，阎锡山最宠信的五妹阎慧卿、侄儿、山西省主席梁化之等自杀。

1949年12月8日到台湾后自身势力已经瓦解的阎很是知趣，自知已受冷落，遂请离职，请辞＂国防部长＂由顾祝同接任，淡出政坛。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阎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阎一生得意的时候少，不得意的时候多。这副挽联就是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的哀叹！

　　颐和路18号是邹鲁故居，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楼，欧式建筑风格里融入了些许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符号，别有一番味道。可惜无人居住管理，一付败落的景象。

邹鲁，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革命党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十九岁赴潮州韩山书院读书。邹鲁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常委。孙中山过世后，邹鲁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三个常委之一，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成立，邹鲁为首任校长，并为国立中山大学校歌作词。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邹鲁退出政坛、出游欧美，撰写《中国国民党党史》。

1929年，中国军阀割据，邹鲁自日本归国。

1930年，邹鲁回到广州，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出兵入京调解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土肥原贤二借机拉拢邹鲁，反受到驳斥。

1946年，任监察委员。

1949年，参加广州召开之非常会议，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北。任中央评议委员。

　　邹鲁在两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该校培养的毕业生将近五千人，英才俊彦遍布世界各地，逐渐步入知名大学行列，他亦荣获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1954年2月8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台湾，终年七十岁，主要遗著有：《邹鲁文集》《邹鲁文存》《中国国民党党史》《回顾录》《澄庐诗文集》和《十九国游记》等。他毕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既有功劳，又有过失，最终发现：最成功的事业居然是执掌中山大学。

　　1940年3月，在日本庇护下，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搬到了西康路和颐和路交界处。公馆分东、西两边开门，东开门是颐和路38号，西开门是西康路46号。这处西洋风格的宅院1936年建成，占地1543平方米，小庭院，三层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考究。公馆平常铁门紧闭，四周岗哨林立，防范森严。颐和路38号这栋建筑物的主人，是著名汉奸褚民谊，抗战后被判处死刑。1940年，褚民谊将这栋公馆送给了当时的汪伪主席，大受喜爱。然而缺乏光彩的光鲜，换来的终究是南柯一梦。

　　住进了新家，但汪精卫心里并不安生，他投敌卖国，自知不被待见，生怕遭人暗算，进出门时总是卫士、侍从、警察前呼后拥。1941年除夕，汪精卫欲效仿朱元璋写春联，以示“与民同乐”。妻子陈璧君提议“新立政府，是为继承总理遗志，你就写点三民主义吧。”汪精卫公馆前便贴了这样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第二天，发现被人改成：“立泯族泯权泯生之所愿，开伪国伪党伪民之大业。”从此，汪精卫再也不提写春联一事。

尽管“来的都是客”，但公馆内发生的一些事也给汪精卫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汪60岁生日时，汪伪警察总监苏成德诌媚献上一尊汪精卫石膏像，紧张之余失手将石膏像跌碎。汪精卫大哭：“完了！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之后一场寿宴不欢而散。汪公馆也随着身名俱裂主人的离去变得冷落萧条。

　　这是汪公馆西开门，西康路46号。公馆区的门口，今天大多挂有介绍，写明是谁的故居，颐和路38号，却只有门牌号，对于房主未谈一字。抗战胜利后，陈璧君被关押，汪公馆作为“逆产”由国民党战地服务团接收。入住颐和路成为汪精卫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一直反帝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民国元老，最终却以汉奸之名盖棺定论，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不得不令人感慨世事难料。

　　顾祝同公馆位于鼓楼区颐和路34号。地处颐和小区中心，院广宅大，气派非凡。整个宅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252.6平方米。院内树木如林，其中一株高大的雪松，苍翠挺拔，巍然矗立。公馆主楼为西式三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红瓦黄墙，耀眼醒目。

　　顾祝同江苏涟水人。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首，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擢升师长、军长。1933年充任湘鄂赣粤闽五省匪军北路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在西安事变中，强烈反对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拒不执行何应钦的命令，事后，蒋介石对顾祝同甚厚。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但顾祝同在同日本的作战中，没有指挥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唯一“出彩的战役”就是在1941年初，制造“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俘获了叶挺。抗战胜利后，调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后擢升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指挥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晋冀鲁豫、山东解放区，顾祝同在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时，因指挥部队跟解放军作战连连败北，而被他的同僚们讥称为“顾粥桶”。大陆解放前夕，随蒋介石去台湾，历充“国防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85年，顾祝同突发脑微血管栓塞，中风卧床。在折磨了两年之后，终老在台北军区医院，享年94岁。

　　汤恩伯任陆军副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后，以妻之名，花了2500万国币购得洛伽路5号作为汤公馆。汤恩伯，浙江武义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黄埔系骨干将领。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忌惮的抗日名将。他以南口战役及台儿庄大捷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

　　汤恩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介石的青睐，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汤恩伯效忠蒋介石、蒋介石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介石照准。陈仪屡次劝说汤恩伯投共，汤恩伯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介石，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介石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介石认错，汤恩伯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介石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恩伯仕途亦告终。

从大陆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洛伽路3号，特务头子毛人凤曾在此居住，张学良也曾被关押至此。

毛人凤，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国民政府军统局的重要人物。1932年，戴笠应蒋介石要求成立复兴社，两年后毛人凤加入其中，他迅速崭露头角，升为少校。西安事变之前，毛人凤察觉到张、杨二人的异样，报告给上级，可当时他身份低微，没有人听他的话。不过从那之后，戴笠开始对他另眼看待。抗战时期，毛人凤组织专家，截获了日军情报，提前知道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并将这一情报提报给戴笠。可是这一情报没能引起美方重视，美国方面反而以为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因此没有放在心上。最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受到教训。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戴山，貌不惊人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勤没有当过处长，但毛人凤心机颇深，人称“笑面虎”。戴笠死后，毛人凤心思缜密，不仅获得蒋介石的好感，也得到了军统内部的支持，当时的军统局，除了局长戴笠之外，还有两位副局长。人们常说“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论资历、论能力、论职务，毛人凤样样都比不上两位副局长。而最为重要的是，连委员长都认为毛人凤撑不起整个军统局。戴笠死后的军统局局长的位置，最初是被副局长郑介民坐上了。不过毛人凤也确实有些本事，毕竟他跟随戴笠多年，也学会了不少勾心斗角，这“笑面虎”的名头也不是白叫的。郑介民50大寿时大摆筵席，毛人凤暗中安排人前去搅局，最后受贿丑行曝光，致使蒋介石暴怒，换掉了郑介民。1948年2月，50岁的毛人凤如愿以偿，成为保密局局长，可见其手段非同一般。

毛人凤和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仅是同乡，也是同学。早年戴笠穷困潦倒的时候，毛人凤从广州黄埔军校返乡奔丧期间遇到戴笠，就和戴笠说广州是革命的圣地，就叫他一起去，此外还送给戴笠20银元的路费，在毛人凤的劝说下戴笠考入了黄埔军校，开启了自己的情报生涯，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只手遮天的戴老板。发迹之后，戴笠就挺感激毛人凤，因此他就把毛人凤调到他的身边工作。虽然开始只是个小小的秘书，但戴笠对他特别的关照，后来不仅提拔他当了主任秘书，还特意向手下交代，自己不在的时候，只能由毛人凤向委员长汇报工作，换了谁都不行。时间久了之后，军统的大小特务们都知道，在这里掌握实权的，除了戴老板，那就是毛大秘书。

　　1949年，国民党政府移至台湾省台北市，蒋介石续聘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国民党政府以肃清匪谍为目标展开了白色恐怖行动，因此毛人凤被视为该政治活动的实际执行者之一。毛人凤的政治生涯发生转折，是在蒋经国主管情报机构以后。当时蒋介石对蒋经国大力培养，毛人凤开始与蒋经国产生矛盾。期间蒋经国试图派亲信接手保密局，结果此人手下被毛人凤派人暗杀，此事还惊动了蒋介石。不久之后，一位军统出身的少将企图绑架蒋经国，事情败露，此人被蒋介石枪毙，与他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另一位毛人凤的亲信。蒋经国对毛人风恨之入骨，1955年，蒋经国整顿情报系统，借机处理毛人凤。保密局改组为不再肃谍与保安的情报局，隶属国民党国防部。毛人凤仍为首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官拜二级上将，基本上已无实权。毛人凤在台时与蒋经国争夺情报机构权力败北后，从美国治病归来的毛人凤，整日惴惴不安，癌细胞扩散。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病去世，时年58岁，葬于新北市汐止区昊天岭。

　　蒋纬国公馆，在如今的鼓楼区普陀路15号，琅琊路小学的正对面。蒋纬国公馆是1937年前的建筑，占地面积715.6平方米，主楼为西式二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青瓦屋面，水泥外墙。另有汽车房、厨房、卫生间等，合计四幢22间。解放后，它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办公地。蒋伟国是蒋介石次子，蒋经国之弟，毕业于东吴大学。历任国民党装甲兵部队处长、战车团团长、装甲乒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副校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对于军事战略研究颇有成果，被台湾军方奉为“军事战略学家”。

　　回归大陆，是蒋纬国一直未能实现的梦想。蒋纬国和父亲哥哥一样，虽然一直坚持反共的政治立场，但同时也坚持“一个中国观”，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越到晚年，他思乡的情绪越烈，越想早一天回到大陆。他年过古稀时，常对人说，每当他听唱到“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尘”这段歌词时，总是忍不住要掉泪。他还经常对亲友说，“我不想将来被子女们‘提回大陆’，趁身体尚好，我要自己走回去……

　　蒋纬国在与大陆朋友通信中多次提到希望重返大陆，1993年3月16日，蒋纬国在信中表述了急切的思乡之情：“纬国大陆之行，如吾弟所知，当年系不得已而离开，盖回大陆之心，打从纬国来台时起，一直是我所坚持之信念和努力的目标……"。 在信中，蒋纬国说，他曾经多次亲自到雨花台，拾回雨花石，多年来，这些雨花石一直安置身边桌案前，以代表乡情。

蒋纬国曾经差点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初，蒋纬国曾应美国华侨界、文教界六团体的邀请，前往洛杉矶参加“中国当前统一问题之探讨”的学术研讨会。会后，他悄悄地来到俄罗斯，准备由这里回大陆，实现他多年的归乡夙愿。不料，此事被台湾媒体公开披露，他只好作罢。

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在台北病逝，他多年渴望回访大陆的夙愿始终未能实现。

　　1932年元旦，蒋介石的头号宠臣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与宋美龄干女儿谭祥在“励志社”举行婚礼后，入住普陀路10号。陈诚公馆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是区域内面积最大的公馆之一，共有房屋六幢22间，墙体浅灰色，屋顶红色。陈诚是老蒋的嫡系亲信，担任过参谋总长，但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却十分糟糕。鲁南会战期间，他被粟裕耍得团团转，亲手将李仙洲兵团的6万多人送进了华野的包围圈；鲁南惨败之后，陈诚又跑到东北代替杜聿明指挥，结果败得更惨。“国大代表”们对此十分不满，当场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最后还是老蒋出面替他解了围。之后陈诚再也没有上过战场，1948年，陈诚前往上海治疗胃疾，从上海去往台湾后，普陀路10号，陈诚再也没能回来。陈诚是蒋介石的头号宠臣，掌管着中央军的精锐部队，胡琏、周至柔都是他“土木系”军事集团中的得力干将，几个人自然抱团而居。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曾因“南口血战”和“台儿庄会战”而闻名，他的公馆位于珞珈路5号，与陈公馆隔街相望。蒋介石另一位心腹爱将胡宗南的公馆位于更远处的湖南路上，三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可从他们的住宅选址窥见一斑。老蒋败退到台湾后，昔日红极一时的宠臣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等人纷纷遭受冷落，唯有陈诚独受蒋介石青睐，对陈诚继续委以重任，连任两届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至死未有人撼动其地位。1965年，陈诚在台北病逝，终年67岁。

　　普陀路1号，这里原是清华、北大物理教授温毓庆的居所，温毓庆祖籍广东台山，1895年生于香港。他9岁便有神童之名。后来考入香港皇仁书院，1914年考入哈佛大学物理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担任清华物理系教授，两年后又担任北大物理系教授。是民国时期的第一批物理学家。温毓庆与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曾任国民政府电政司司长，并兼供应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无线电破译方面，“造诣”颇高。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南京方面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可靠情报，于1936年3月成立密电检译所，温任所长，主要任务是监听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对外电讯。40年前后，军统组建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黑室＂，由温毓庆担任主任。但温毓庆因为军统内部的倾轧，称病返回香港，最后去了美国。他在任的时候，领导组建了专家组，替军统培养了大量的密码专家。后来，军统“黑室”在新主任领导下，成功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温毓庆出走美国之后，居里夫人曾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失去了这样的科学家，很是可惜。

　　普陀路5号，我国著名纺织机械专家顾毓瑔的旧居。顾毓瑔字一樵，江苏无锡人，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也是中国电机、无线电和航空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23年自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该校第一位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一位学院派工程师，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潮和实践热潮的代表性人物。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学院院长，后来当到国民政府实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建设了20多年轻工业工厂，并帮助大量民营工厂技术攻关。

顾毓瑔还是一位文艺家，一生创作了词曲歌赋七千多首，出版诗集34部。在诗词领域产量直逼陆游。并且，他还是一位作家，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

　　顾毓瑔还是一位戏剧家，排了好多抗战剧，《古城烽火》《岳飞》。一手创办的上海戏剧学院、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国立交响乐团排练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时的国内没有中文版，顾毓琇是国立交响乐团的团长，把德文翻译成中文，把著名的《欢乐颂》第一次引进中国。

顾毓琇桃李满天下，“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他被誉为“达芬奇般的通才”。左手诗词，右手理工，前脚音乐、后脚戏剧……一个人活出了别人几辈子的精彩。

　　琅琊路２号是温应星公馆。温应星是广东人，他是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曾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央视热播剧《追风者》中，也专门提到他。搬来南京之后，温应星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这支队伍上海保卫战中奋勇作战，重创日军。

温应星和妻子黄如霜育有六位子女，名字中都隐藏着孩子们出生地，他们是生于北京的温京熊、温燕熊，生于南京的温陵熊，出生于广州的温粤熊、出生于哈尔滨的温哈熊、出生于上海的温申熊。

1949年，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去了香港，晚年又辗转到了美国。他一生清廉，没有什么积蓄。他向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借了两千美金，在华盛顿威斯康辛大道开设了一家洗衣店。（大隐于市）人的一生，常常面临有很多重要的选择，而有的人选择不去选择。

　　宁海路29号，民国政坛高手黄伯度公馆。黄伯度，安徽舒城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同盟会。曾任驻日本大使一等秘书，赈济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去台后，黄伯度鞍前马后，提出“任何组织必须定于一尊”，大受蒋介石重用。

黄也是“孙立人兵变案”的主要当事人，当时，蒋介石为了收拢兵权，蓄意制造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时任“总统府”第一局局长的黄伯度，在拿到郭廷亮（孙立人部属）的“自首书”后，逼迫孙立人写辞呈引咎辞职，威胁如果他不签，将要危及300多位部下的生命。孙立人在“不能连累他人”的情况下，只有牺牲自己了。相比孙立人“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最重要的是荣誉”，黄伯度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深为其同乡和世人所诟。

　　宁海路11号，国民政府交通警察总局局长蒋锄欧公馆。蒋锄欧是湖南东安人，与国民党要员 唐生智是小老乡，北伐期间任中将师长，参加安徽临淮关之役，大破北详军阀张宗昌。其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总理奉安（将孙中山遗体从北平移往南京安葬），蒋介石任命其为护灵铁甲军司令，带着铁甲车从北平护送到南京。抗日战争期间，蒋锄欧任铁路运输副总司令。民国二十七年长沙“文夕大火”，他指挥军队抢救驻地陈家堡邻近火区，保全民宅十余里及军需列车二十余列，因而又特兼交通警备司令。

抗战胜利后，蒋锄欧任第一、六两区铁路军运指挥官，后调任衡阳运输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蒋锄欧去台湾定居屏东。1978年病逝于台北。

　　位于宁海路11号的蒋锄欧公馆，始建于1936年。这是一幢二层西式花园洋房。尽管隔着铁门，不能看到全貌，但从露出的尖角房顶和黄色墙面，已经能够窥见其欧式风格。据资料记载，蒋公馆有11间房，另有中式平房4进6间，建筑面积约320平方米。该建筑前面曾有一座花园，现已无存。

　　马歇尔公馆位于宁海路5号，最早是金城银行建的别墅，后来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收购作了公馆，在那之后又被赠作德国大使馆。作为这一片唯一的一座中式别墅，显得格外耀眼，难怪外国人会喜欢。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美国人。1945年12月，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因支持蒋介石反共政策遭受失败，1947年11月奉召回国。宁海路5号马歇尔寓所总共占有土地面积为4.17亩，计为2779.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48平方米。主楼是一栋二层11间的新式砖瓦结构楼房，外观为大屋顶式样，内部为西式装饰，在新式住宅区中不但新颖而且别具一格。此外，还建有新式平房一进6间，厨房l间，厕所4间，防空洞一座，四周花草树木茂密，环境优美舒畅。1945年至1947年，马歇尔任美国驻华特使期间在此居住。

　　日军占领南京后，这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总部，以拉贝（《拉贝日记》作者）为代表的国际友人曾经给予很多中国难民以庇护。在这里，历史的沧桑手掌温柔地抚过岁月的额头，仿佛午后和煦的阳光，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宁海路15号红色小洋楼是南京市一级保护文物，说起它的主人黄仁霖是蒋介石的后勤总管、励志社总干事。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奇特人物.有的人不是参与机密策划,运筹帷幄的文官,幕僚,也非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的武将,但却享有与这些文官武将同样的荣誉与特权.被人们称为"招待将军"的黄仁霖,就是这样一位奇特人物。

1929年元旦集会上，黄仁霖开启了自助餐的先河，从蒋介石开始，每位军政大员都端着自己的盘子，沿着柜台顺次前行，挑选自己所需的食物。这种方式既节省费用，又便于管理，很快风靡全国。初次之外，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黄仁霖又向全国推广了一种新的结婚仪式，就是集体婚礼。第一次集体婚礼在中山东路励志社大礼堂举行，有100多对新人参加，场面颇为壮观。

　　黄仁霖公馆，这幢红楼是1936年用他夫人之名建造的，主楼为东西向欧式三层楼房，红砖清水外墙，局部米色灰粉，一楼有卷拱门廊，二楼有露天阳台，三楼老虎窗采光，整个小楼典雅而富有韵味。现在这幢小红楼经常办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

黄仁霖，原籍江西安义，生于上海。早年入东吴大学学习。1922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城文特贝尔大学学士，后转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黄仁霖1926年回国后，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兼职业夜校校长。1928年后，他被挑选担任励志社副总干事、总干事、社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黄仁霖受宋美龄的委托，与蒋的私人顾问端纳一道飞赴西安，为蒋“护驾”。蒋欣赏黄的勇气与忠诚，1937年3月便任黄接替钱大钧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抗战爆发后，他又先后担任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组长和战地服务团主任之职。据统计，抗战期间该团招待的美军，“最多时曾达4.8万人，招待所达156处”。黄因此被人称作“招待将军”。1948年2月为了酬谢黄仁霖的良苦用心，老蒋任命他为联勤副总司令兼联勤总部特种勤务署长，把美援军火在国内分配，保管，运输大权都交给黄仁霖办理。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黄仁霖被擢升联勤司令，1955年晋升为二级上将军衔。1958年任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翌年任国营招商局董事长。1961年出席墨西哥国际港埠会议，并当选为会长。1965年开始出任驻巴拿马“大使”10年，后旅居美国，获美国奥立佛脱及俄克拉荷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3年去世。

　　公馆区内有两座像姐妹楼的住宅，非常吸睛。如果以左右区分，江苏路17号（左边）的主人叫李子敬，是个国民党中将； 而江苏路19号（右边）的主人叫杨公达，是民国时期一位传奇般人物。

　　江苏路17号，党国中将李子敬公馆。李是安徽太和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三期毕业，史料记载李子敬头衔颇多，从参谋做起，晋级缓慢，可谓一步步磨练出来的。1943-1945年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后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任国防部总务局中将局长。

　　江苏路19号是 杨公达公馆，这位留法回来的博士，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曾和朱家骅等人在南京创办过《时事新报》，被朱家骅聘请为中央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朱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度委任杨任校长，可谓少年得志。这位重庆人一生精彩纷呈，其故事是可以拍电影的：杨公达17岁去法国留学，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和巴黎大学，在巴黎娶了一位混血法国太太。1936年，留法归国的杨公达手头并不宽裕，看中这幢小楼建造比较简单，造价有限，于是他找到当年建筑设计师设计了同样一栋楼。为了不至于让来访者走错门，他想了一个办法在建筑上坐记号，在阳台上体现不同。仔细看，可发现李子敬的阳台拐角处设计有一根立柱支撑，杨公达的阳台则没有。这也体现了他后来者“让一步”的做人风范。不要小看这座小楼房，那年杨公达老太太做寿，祝贺者有于右任、张大千、徐悲鸿、孙科、朱家骅、张道藩等人，都是民国文化艺术名流。抗战民国政府迁都重庆，杨公达还邂逅一位上海名门小姐，为他生了一女二男，可谓艳福不浅，1949年赴台湾后，续任“立法委员”，并任中兴大学教授，“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常务理事。1972年12月29日逝世。著有《最新国际公法》、《西洋外交史》、《政治科学概论》、《政党概论》、《国际形势》等。

　　江苏路9号，汪鹏公馆。汪鹏是个海归高材生，1943年毕业于上海圣若翰大学，回国后任戴笠的外文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投靠日本在丁默村手下充当特务（地下党），抗战后期，汪又与军统恢复联系。此人一生都没有脱离特务（地下党）的身份，表面看是一个比较容易变节的人。但是在国共内战后，他拒绝交代、登记最终于1951年在天津被判处死刑。所以他当年的所谓“变节”是否是真的变节?他到底是特务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地下工作者？这是一个迷。

从建筑艺术而言，这幢小楼有许多设计亮点，这几乎是所有见过它的人的共识，五根白色立柱，支撑着宽大的阳台，阳台下长长的回廊，向远处舒缓地延伸，奶黄色大幅墙面，衬托出黑色的窗框，是一座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住宅。

　　颐和路公馆区小楼林立，豪宅无数，惟有江苏路11号一座平房夹杂其中，显得有点冲突。此为吴兆棠公馆。吴是安徽休宁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先后留学日本、德国，获博士学位。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务组组长兼中央大学教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教育部督学、中等教育司司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赴台湾，历任政治大学训导长、教育研究所主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等。1964年7月在台北病逝。他虽留过洋，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与这座单青色平房一样，虽身在豪宅区，却一点“不平凡”。

　　吴兆棠公馆，这幢平房虽然没有丰富的色彩，但其构造多变，同样给人美的视觉冲击。比如六棱面设计使得客厅的采光十分充裕，再比如青色瓦顶，青色廊柱，青色栏杆，清一色的单色，经过巧妙设计，完全没有单调的感觉，相反倒十分耐看，敞开的回廊拉近了人与庭院里各色植物的空间距离。住在这里，会让你远离城市的喧嚣，让你内心平静。毫无疑问，这是读书人喜爱居住的好地方。

位于江苏路15号的老建筑，专家考证为民国拥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的公馆。而在此之前，许多历史资料则认为陈布雷公馆在湖南路508号，但是在湖南路的508号上似乎已难寻踪迹，陈布雷的寓所就这样失踪了？其实，当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陈布雷一家也从重庆回到南京，在市长马超俊的帮助下租住在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所在的湖南路是按照由东向西的顺序排列的。其508号就排列在今天江苏路15号的位置上。所以，当年的陈公馆并没有消失，它就是坐落在今天江苏路15号的那幢别致的小楼。

　　陈布雷故居，楼型成正立方体，青砖黛瓦的两层小楼房。在中西合璧的公馆群中显得特别循规蹈矩，沉寂稳重。略带有越南风格的长檐门洞，看上去却精致细巧而又低调细腻。那布满小楼青砖墙上的一长排古色古香褐色窗户，隐约透露出主人对模山范水和闲花野草的渴望。而小楼旁两棵参天的梧桐树上，那硕大的树冠投下的大块浓荫，又给人有一种压抑之感。陈布雷公馆就以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后被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为蒋驱使，1935年后成为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堪称“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官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正直清廉，秉公无私，不结党，不谋私，为人谨慎，为官低调，被蒋称为“完人”。1948年11月13日，在解放军的炮火声中陈布雷在家中自杀了，不知道是不是就在二楼的那个最大的房间里。他在遗书上的留言“灯枯油尽”，表现了他心衰力竭和无可奈何寂寞心境。

　　宁海路27号，是国军少将任培生公馆。这位任将军1937年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部参谋，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1948年9月被授予陆军少将，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1949年8月17日在福州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获释后返乡定居，1959年冬病逝。

　　这所房子是1948年由他与另外9个人合建，是不是炒房团已无法证实，但是新盖的这幢洋房他几乎没住过。看着这房子，一直琢磨不透这位少将当时怎么想的，这点儿踩得实在有点背，堪称反向指标。

　　江苏路3号，邓寿荃公馆。邓是湖南安化人。历任长沙黑铅炼厂、湖南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省财政厅、建设厅厅长，两湖总监。１９３２年以后，任粤汉铁路局局长、国民政府监察院参议。后弃政从商，做药材和黄金生意。晚年定居安化县城，成为一方豪吏。这座1935年所建的三层小楼，如今是民国书籍史料馆。

　　江苏路5号 。这幢建于抗战前砖墙瓦顶的西式楼房，是平汉铁路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杨华臣旧居。杨华臣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为当地名门。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国后担任铁道部顾问等职。如今这座房子是“十二片区”建筑修复展览馆，走进去可以了解“十二片区”的前世今生。

　　江苏路7号，翁存斋公馆。翁曾任民国救济总署工程师，浦口电厂工程师，内战后任华东工业部实验所计划处处长。民国救济总署是二战时期美国和英国主导成立的成员国捐助资金援助遭到敌军入侵国家的难民。后随着内战全面爆发，善后救济工作无疾而终。

江苏路13号，为台湾政坛头号“常青树”袁守谦公馆。

　　袁守谦，长沙县双江镇人，黄埔军校一期，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部长等职。他还是复兴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骨干成员。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台湾“国防部”代部长、陆军二级上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1992年病逝于台北。

　　江苏路23号的一栋二层楼房是民国十大抗日名将之一薛岳的公馆。大概是颐和公馆内最响亮的小楼了，抗战时期，薛岳为陆军一级上将。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以其著名的天炉战法，四次长沙会战，消灭日军十多万人，名副其实的战神，叶挺曾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

　　他又是一个和共产党部队作战多年的反共将军。红军长征时即亲率中央军八个师追了两万里。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在解放战争期间，坐镇徐州，与陈毅、粟裕部队鏖战华东。新中国解放初，薛岳在海南构筑“伯陵防线”，毛泽东寄语解放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房屋水泥方瓦，素粉外墙，斑驳古朴。楼虽不算高，但体量很大，在公馆区比较罕见。这幢建筑最醒目的是屋顶上与众不同的鱼鳞瓦。

　　原先院内有楼房两幢，迎院门这幢为西式二层楼房。里面一幢为西式三层楼房。院内还有平房四进，共计六幢二十二间房，总建筑面积有700多平方米。现在只剩下这栋二层楼房。修缮后的薛岳公馆里悬挂着薛岳的书法，表现出这位“抗日英雄”的文气一面。如今这里已被僻为薛岳抗战陈列馆，对外开放。

　　小楼的第三层上有一份特殊的展品，是日本投降书。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薛岳因反对李登辉的＂台独＂被算计，竟然被剥夺了应当有的退休补助和住房优待，因为交不上房租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喊到：我可是消灭过十万日军的将军。从他的声音里，很多人听到了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晚年的无奈和颤抖。一位曾消灭十万日军的名将，曾经被国民党奉为“军神”，被美国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的国军一级上将薛岳，晚年竟落得如此的境地，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薛岳的大儿子薛昭信辞掉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家照顾老父，薛岳才避免了晚年流离失所的危险，经此一事，薛岳更加怀念故土。他非常希望能够回老家乐昌一下，看看那里的山水，看看自己的亲人。可是迫于自己的身体和当时的局势，他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他只能托世界客属总会访问团的成员们，将自己珍藏的一面铜镜带回老家，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桑梓情深"。而他只能隔着茫茫的台湾海峡，遥寄自己的思念了。1998年，103岁高龄的薛岳走完了自己人生的道路。在台湾当局的干涉下，他的葬礼是非常简陋的，只有自己的亲属和一些老部下参加。甚至为他盖国旗、党旗的旗手，台湾当局都拒绝指派。后来还是薛岳的子女亲自找人，才让这位老将军享受了最起码的体面。

　　江苏路21号 ，造型有点像古堡，屋顶如倒扣着的碗。与颐和路公馆一带中西合璧仿美、仿法、西班牙式、日本式林林总总的建筑风格不同，此栋建筑颇有后现代风格，砖表皮将建筑严实地包裏起来，使房屋抱得很紧，像一座碉堡，它像建筑内部的空间系统一样，近乎于独立，令人过目不忘。

从西侧大门进院落，进入室内，与严整的外形迥异，内里为开放式全明结构。每室均有两至三面墙置有细长形小窗，如同碉堡的孔洞，既可采集四时光线，又隔绝了陌生的窥视，保护住个人生活的秘密。而人在室内，通过三三两两的细长窗洞，公馆区风光尽在眼底，室内外空间互动交存。毕竟，营造私家花园的空间有限，所以，在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的境界就成为衡量设计者才气的尺度。

　　房主并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学者。小楼建于1936年，占地334.8平方米，建筑面积330.2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1幢3层17间，平房2进4间，共计21间。楼房坐西朝东，一楼内门廊，二楼内阳台，三楼露天阳台。该建筑后由朱石仙的女儿赵一芳居住。作为学者的赵霞荪生前并不宽裕，妻子朱石仙用丈夫教书遗款购下此屋，表明她对丈夫的追思。

　　江苏路25号，是一幢很别致的小楼。主人吴光杰曾在德国柏林炮兵学校读了8年书，后来又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武官。他是颇有名气的军事教育家，翻译著写了多部军事著作。这处私宅就是用16000块大洋稿费盖起来的。郝柏村、郑为元等国民党军界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吴光杰的学生。所以，吴光杰虽官位不高，却在国民党军界享有极高声誉，后来他去世时，蒋介石亲笔题词“绩学贻徽”。

　　1931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授吴光杰少将军衔。抗战开始，吴光杰离开南京迁往重庆，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住进其住所。抗战胜利后，林被枪毙，吴光杰迁回。

1948年，吴光杰带领在南京的一家老小和地契去了台湾。吴光杰的儿子吴世武没有走，而是留在酒泉带领7000多人，参加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酒泉起义，将完整的玉门油田交给了新中国，他也成为5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留在大陆的。

1949年之后，吴世武在解放军中当了3年团长，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1980年，江苏省政府将江苏路25号住宅全部发还给了吴世武。为了办房子手续，吴家特意去了台湾，终于找到了当年被带走的那份房契。这幢房子因此成了这一片唯一一家有齐全的房产证、土地证的民国公馆。

吴家老宅基本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老宅子在吴家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象征，甚至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这也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一一2》中梁思申的那栋颇具民国风味的别墅的实拍取景地。

　　“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熊斌旧居

江苏路上相邻的27号和29号是熊斌旧居，两幢建筑虽然位置相邻，但风格却完全不同。27号是以夫人卢琴的名义购置的，29号则是以卢琴的名义购地自建的。

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都是通过了解1933年5月与日方签订的《塘沽停战协议》记住了这个才华横溢的熊斌。

熊斌，字哲民，湖北礼山人。军界科班出身，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冯氏失势后，为蒋介石延揽，成为蒋的参谋总部重要幕僚。“九·一八”事变后，熊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l933年赴河北协助何应钦处理华北事宜，与日本首席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熊斌回忆谈判的感受：“战败谋和，敌方盛气凌人，于委曲中须求完成使命，此中滋味，实不堪回首。”

　　抗战时，熊斌代理第三战区参谋长，曾登华山题诗云：“登太华之巅，看河山光复。”看得出他还是有很强烈的国家民族气节的，其后曾出任陕西省主席，1945年8月任北平市市长。由于对拥蒋态度不积极，与军政部长陈诚发生矛盾，加之熊斌出身杂牌，无力与蒋介石嫡系抗争，1946年底被解职。1947年夏，即全国内战开打之时，熊斌不愿入伙淡出政坛，解甲归田回乡小住，1949年赴台湾，1952年10月退役，1957年2月任台湾“中央银行”顾问。1964年11月30日在台湾病逝。

　　江苏路31号，一座灰色三层楼房，它的主人也是一位学者。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光仁洪在此撰写出了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众多官员携带家眷去台，光仁洪却没有，他虽离开南京，但仍在大陆从事大学教育工作。

光仁洪旧居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型学者在当时可以拥有与军政要员一样的社会地位。

　　宁海路17号，是最稀罕的一幢小楼，为党国中将司令刘嘉树公馆。这幢一级保护建筑不仅体量大，艺术风格也很独特，门前两根罗马柱雕饰十分精美。

　　刘嘉树，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别号智山，湖南益阳人。老刘家这位中将是党国历史上被我党俘虏次数最多的将军，堪称屡败屡战的模范。北伐时期以宪兵队营长在南昌被俘，朱德把他放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期，当上团长的他又在江西被俘，解送广东途中也被放了；到1950年2月已是兵团司令的他在广西平南关再次被解放军俘虏，这回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作为军人，刘嘉树一直在前线作战，南京这幢楼房，他并没住过几天。

　　江苏路33号，张笃伦公馆。张是湖北安陆人，字伯常，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市长。任期内重视市政建设，完成了下水道、北区干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场等工程。解放前夕，携眷飞抵香港，担任中国招待所所长，接待国民党去港的军政人员。不久转赴台湾，离政赋闲。1958年去世。

张笃伦身为中国国民党高官重将，割不断与中国国民党的依存关系，直到中国解放，他去香港几经徘徊，最终还是去了台湾，但他对中共方面、社会民主人士始终怀有好感。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共方面关系密切，应该说他对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是钦佩的。土地革命时期，正当中国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人纷纷落网被害时，他在江西南城、贵州铜梓、陕西汉中，却没有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在西昌行辕主任和重庆市长任上，毅然参加重庆为李公仆、闻一多举行的追悼大会，或明或暗地支持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释放被捕师生。任湖北省主席时，国民党势力已是强弩之末，镇守武汉的“华中剿总”白崇禧，正准备抽走银行的黄金、白银，炸毁武汉后，逃回他的发迹之地广西。 张笃伦与白崇禧巧妙周旋，暗中支持“和平运动”，积极应变，粉碎白崇禧的阴谋，与武汉地下党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为桑梓人民谋求和平，为基本保存一个完整的武汉创造了条件。

综观张笃伦的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沧桑，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确切的评价，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处国民党高层却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对共产党人也从没有恶感，甚至在关键时刻，甘愿丢掉那顶价值不菲的“乌纱帽”，担当起与白崇禧较劲的风险。应当尊重张笃伦政治态势多元化的个性特点，不应机械地将他当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贬。他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鲜活，实在难能可贵。

这幢顶楼有老虎窗的美丽典雅的小楼，仍透着当年的奢华，留着民国的印迹。

　　颐和路公馆区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十二片区。十二片区汇集了薛岳、张笃伦、陈布雷等国民政府政界要人宅邸多处。这些名人故居，当年出自不同的设计师之手，而且是先后不同时间建成，其院落和建筑各有特色，有的豪华，有的简朴，有的精细，有的粗犷，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刻录下了历史的变迁。

　　颐和公馆的院内，还有几栋民国小楼，辟作博物馆。有的展览讲述的是清末民初旧事，闲来走走，倒也似从往事里过了一遭，还有个＂民国服饰展览馆＂，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阅读民国建筑，不但了解建筑审美特点，也要了解民国服饰和风情，尤其是看到那些家具、服饰和居家的器物，有一种穿越民国的满足感。

薛岳的旧居，大概算是颐和公馆内最响亮的小楼，他的旧居被僻为薛岳抗战陈列馆，同时也对外开放。历史的变迁，使原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富贵之地成为一处别致的漫遡时光。浅浅的笑容，伴着半部民国史，喧嚣只在身后。这里每座建筑各有特色，遥想摩登佳人，身着旗袍，款步走来，定是极有韵味，恍惚中似回到似水流年，风华正茂的民国佳话中。

深深的庭院中，部分民国往宅成为颐和公馆酒店，游客可提包入住，深刻的感受下民国二三十年代的最高享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城市生活。

　　颐和路真的很美，苍翠的梧桐形成结界般的绿荫，将这一片街区与世隔绝开来。干净整洁的街道上，连偶尔驶过的汽车都是静悄悄的，不留下一丝车马喧嚣。繁枝茂叶的遮掩下，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洋房别墅含羞半露，它们静谧沉默，紧闭门扉，闲看花开，不问世事。曾经冠盖云集、高不可攀的公馆里，现下住满了各色的游客，他们三三两两地在石板路上漫步，说笑间又谈论起那段动荡的岁月

　　相比这些有名有姓的建筑，公馆区还散落着许多说不清由来的宅子。他们静静的守着一份宁静，独享那一份清闲。

如今，浮华落尽，青砖灰瓦间，颐和路仍旧演绎着南京城百年沧桑；缓步在黄墙榆影下，揽得岁月的惊叹和沉思，漫步颐和路，民国风情渐起既而转浓，一点点的鲜活流曳。不妨远离城市的喧嚣，来颐和公馆，用独特的方式体验只属于你的那份闲逸。

颐和路上，每幢别墅的主人，都曾经煞费苦心，在这里经营自己的人生。今仍隐约可闻风花雪月中，那望断天涯的惆怅；依稀可见觥筹交错中，那不动声色的较量。可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金陵百姓家。这里早已成了南京最闲适、最清雅的所在，只要慢慢地走一遭，定会品出你想要的味道来。

　　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和洋槐将斑驳的阳光投射在青瓦红墙上，像是在细数那些渐行渐远但依旧栩栩如生的故事。八、九十年前颐和路的秋日也可能像现在一样安详。漫步在这儿，你可能会遇見中央大学校长杨公达，他可能向你悄悄吐露与那俏丽动人的上海小姐的一段鸳鸯蝴蝶梦；你还可能邂逅当时闻名遐迩的国民女神林徽因，她也许会把她那篇刻骨铭心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向你复述；你也许会偶遇放浪不羁的才子佳人小说家张恨水，他也许把“啼笑因缘”的写作经过向你娓娓道来；也许…。

　　颐和路幽静雅致，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幅幅地展现在你面前；颐和路厚重沉稳，像一位耄耋老人，悄声细语地给你讲述那一段曾经的过往。历史的风云消散了，浮华尽落后，颐和路凸显的是一派和美与温馨。也许颐和路并没有曾想过自己能承担一段厚重的历史，那些安静的小院里，偶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在巷内散步，忽而拐进某一扇雕花铁门，失去了踪影。远处小洋楼不经意间流淌着岁月的痕迹，一时间，竟恍惚了眼前的风景，分不清是此刻还是已经流逝的过往了。

　　正如余秋雨曾经写道“别的故都，把历史浓缩到宫殿；而南京，把历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纯粹学术性的参观，也不存在可以舍弃历史的游玩。北京是过于铺张的聚集，杭州是过于拥挤的沉淀，南京既不铺张也不拥挤，大大方方的畅开一派山水，让人去读解中国历史的大课题。”  

  颐和路大大小小的公馆正大大方方的畅开他那一派山水让世人去解读…… 

　　颐和路是南京最具民国风情的街区，但南京并没有将这里开发成旅游景区，也没有去宣传这里，只有小部分游客知道这里后会慕名而来。如果之前你也去过上海的思南公馆，会发现与这里非常相似，但相对来说，南京颐和路公馆区要更加的精致典雅。

站在高处俯瞰颐和路公馆区，就可以感受到这里的舒适，建筑密度很低，且周边都是茂密的树木，无论环境还是卫生都非常干净整洁，空气也是十分的清新。

　　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小小的公馆区可谓民国历史的缩影。一场场政治较量在这里发生，一幕幕悲喜剧情在这里上演。马歇尔先生在此慷慨激昂，汪精卫在此粉墨登场，陈布雷在此悲情谢幕，司徒雷登从此黯然离去……

往事沧桑，转瞬间百载过去，昔日的繁华已成往事。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留下的只是如旧的风景，和斑驳的阳光。熙攘的车辆，匆匆的路人，有几人知道这里曾经的故事呢？唯有这一幢幢建筑群，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世间如何变幻，终犹如一幢幢凝固的历史，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是中国最美的街区，一条颐和路 ，半部民国史，每一个门牌号的后面都是一段精彩的历史，历尽风雨沧桑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2014年底，继午门、外滩18号等项目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第15个亚太地区文化遗产奖颁给了颐和公馆区，姗姗来迟，却实至名归。

　　颐和路是悠悠时光里永不褪色的印记， 颐和路每一里都是南京魂，每一寸都是金陵美，颐和路的梧桐浪漫到让你舍不得离开，路边近百幢风格不一的西式公馆时时刻刻吸引着你的眼睛。来南京，一定要走走颐和路，感受一下金陵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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