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理塘平叛剿匪

丁熙

一排正中为理塘民警队指导员王永发，后排中为色达队队长张根武。（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康定军分区公安大队武器装备检查集训，理塘、色达队队长，指导员战友留念。是年9月康定分区公安大队即改编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武装民警大队 ）

理塘剿匪记

注：此回忆文章讲述的是理塘县56年土匪叛乱时人民解放军和我民警理塘中队英勇奋战的情景，是理塘民警队司务长魏永松（55年入伍名山人）的親身经历撰写的。

（我父亲时任甘孜藏族自治州武装民警大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

诗曰:八年剿匪已茫茫,忆昔依然泪汪汪。烈士忠魂无遗憾,陵园幽静有清香，残身幸得归故里,战友牺牲在异乡。耄耋之年书往事,长歌短赋慰忠良。

1956年3月1日,甘孜州二十一个县(由土司头人担任)的县长们到康定(甘孜州党校)学习我党在藏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有关政策。由州委书记天宝(藏名桑吉悦希）兼州长给大家讲:“我们藏区的民主改革和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是不同的,汉区的土地改革是要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分他们的田地家产;我们藏区是要团结上层人士,所以你们是共产党的县长、区长、乡长,只要你们积极协助我们共产党搞好民主改革,并把你们多余的土地、房屋、牛羊分给穷人,你们就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县长、区长、乡长。总之，你们要认识到几千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剥削制度是要彻底消灭的,否则社会不能进步。”

与此同时,各乡贫苦农牧民的积极分子在理塘县委李英书记的组织下学习党的政策,进行诉苦,提高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认识到:过去受穷、受苦,挨打,被土司、头人欺压,不是自己命苦,而是奴隶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

正是在这个时间,理塘喇嘛寺的香根活佛(尚小)在铁棒喇嘛堪布(执法者)的要挟下正和康南六县大头人丁容阿称研究下令让各县土司、头人带上人马、枪支到理塘喇嘛寺集中,于是毛垭土司及其大小头领来了;黑脚阿西及其人马来了;甲多布根及其人马来了;以及原国民党曾元书旅长手下两个化装成喇嘛穿着僧衣的团长,也夹在人群中,对其穿着喇嘛衣服的老弱残兵进行鼓动,他们叽哩哇哪地叫嚣着:“三天赶走共产党。”

我们自三月二号以来,就天天看到各路藏族马队背着枪“笃笃”地朝理塘喇嘛寺跑去。就这样他们共纠集各路人马约五千多人,而当时我军在理塘的部队只有68团3连和6连加理塘民警队100人,共约300人左右。68团在家的最高指挥员只有团政治处何主任。他和县委书记李英商量后下命令说:“在各重要地点修好工事,做好战斗准备,但任何时候都不准我军先开枪。”

1956年3月9日早晨6点半,我们民警队两个炊事员去城外村边理水(因为叛匪断了我们的水源)就被躲在村子里的叛匪用乱枪打中而牺牲。此时我军300多人立即投入战斗,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于是敌我双方的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叛匪们羊群似的嚎叫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我军沉着迎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整个理塘县城仍然安然无恙。

现将防御战例简述如下。

守卫在县医院的我民警八班的勇士们,在班长杨崇斌的带领下,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当叛匪们成群结队地冲来时,他们就用机枪、步枪瞄准射向敌群,当敌人冲到院墙下时,他们就用手榴弹把敌人轰下去,当叛匪们爬上墙头时,他们就用刺刀将叛匪戳下去。就这样坚守阵地二十多个昼夜,打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我们的勇士们却无一伤亡。保卫了全院医务人员及伤病员的安全。

守卫在县公安局的我民警六班的战士们在班长邓国贵的领导下,同样以轻机枪、步枪、手榴弹打退了叛匪们夜以继日的进攻,因为公安局房顶上没有墙,后面又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妄图从这里打开缺口占领公安局,进而占领全县城。可是我们六班的战友们英勇善战,日夜防守,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因为零下二十多度有的战士脚杆冻断了仍然坚守阵地;有的战士眼睛被雪盲了,还摸着给机枪手装子弹;班长邓国贵把机枪都打红发烫了,仍不停地向敌人射击,就这

样一天天地把匪徒们打死在前沿阵地,从而保卫了公安局，法院及整个县城的安全。

再说我守卫学校的战士们在副指导员张多固、排长刘恒达的领导下,四班长孔宪贵,五班长熊奎带领战士们打得非常艰苦,异常激烈。我们民警队守卫学校与68团3连9排守卫文化馆形成守望互助之势。就在3月9日凌晨,我队炊事员被袭击的同时,隐藏在老街的匪徒也向守卫文化馆(关羽庙)的解放军开了枪,并放火烧了文化馆,当即伤亡数人。有个名叫阿德的藏族女干部带着两支枪跑回县城(一支是她自已的,另一支是牺牲了的战士的。)此人后来被提拔为县农工部部长。其余未被打死的解放军战士在我民警队两个班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炮火撤退到学校,和我们民警队两个班一起守卫学校。

在守卫学校的战斗中,68团派来一位从朝鲜回来的汤指导员,他对全体战士非常亲切、非常关心。他说:“同志们，一定要坚守阵地三个月,不怕吃苦,不怕疲劳,节约子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援兵一到,我们就会胜利。”他还经常给战士们送开水,对战士们嘘寒问暖,很受战士们的爱戴。所以同志们的警惕性都很高,沉着迎战,主动出击。(因为我们和隐藏在新街里的叛匪的距离不过80米之遥,我队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战士王艾清,晚上摸到敌人土屋的墙脚下,将燃烧弹从敌人的射击孔里塞进去,敌人往外推,王就用身体使劲顶靠着,听到导火索“咝咝”地燃着,即将爆炸时,赶快倒在地上,随着“轰隆”一声,炸开的墙土把他埋在下面,他用力拱开泥土,迅速跑了回来。谁知有一天,他背靠着内墙壁,刚抽完一支烟,把头一转,刚从枪眼里往外看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立即牺牲。“幺儿哎,王艾清,你咋个这样就死球!”“不严肃!”张多固副指导员吼道:“战友都牺牲了,你还在喊幺儿。”

又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战士石朝刚在学校房顶上站岗,看见白茫茫的开阔地上有十几个雪堆在向我学校墙边蠕动,啊,敌人反穿着白羊皮衣摸过来了。于是他朝爬在前边的匪徒掷去一个燃烧弹,当即炸死一个,炸伤几个,其余的慌忙逃窜。

又有一天夜里,我军组织十几个人主动出击,去炸开敌人住房的墙,以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谁知刚接近敌人的墙脚,就被新街和喇嘛寺里的敌人发现了,于是叛匪们的交叉火力向我出击的战士射来,迫使他们赶快回撤,并有数人伤亡。我民警四班战士刘思仁和战友们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去把牺牲和负伤的战友拉回来,当他们去拉最后一位牺牲的战友时,敌人一粒子弹打在刘思仁的帽微上,帽子都打悼了,帽徽打凹了,他却一点也没伤着。

此后守卫在学校的我军全体人员于一天傍晚,在我军住城部队炮火掩护下,去端悼盘距在距学校约200米左前方的200多名匪徒的据点。“报告班长,我受伤了。”一士兵喊道,班长命令其下去。第二天军医为其包扎伤口时骂道:“你狗崽子是自伤。”在战斗阶段性总结时,这名自伤战士受到禁闭处分。当把这名自伤战士畏缩不前的情况报告给上级机关时,一位首长说:“把他给我枪毙了!”“你要枪毙谁?”另一位首长问道。“是一名在攻击战中自伤左中指而畏缩不前的士兵,所以我要枪毙他。”“是新兵还是老兵?”“是新兵。”“那就不要枪毙他罢,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就这样保住了这个战士的命,这个战士后来无论行军打仗都很勇敢,还受到连队的嘉奖。这次攻击战我军总共才牺牲十几个人。如前所说由于敌我悬殊太大,68团何主任电告成都军区请求派兵增援理塘。步兵65团奉命坐车至新都桥后,就徒步日夜兼程,历时半个多月才赶到理塘县城后山。于是65团蔡培修团长(老红军)命令三营担任主攻,并要高富魁营长作出战斗计划,需要什么?高营长说“只需要三百余发炮弹,明日早上(即3月30日)六点发起进攻,上午11点钟攻下理塘喇嘛寺,12点到68团去吃午饭。”由于长途跋涉,疲劳之师,加之地理不熟,又有轻敌麻痹思想,结果攻了七天七夜都未攻克,90%的官兵都已伤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其状惨不忍睹。营长高富魁被军事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未牺牲的连级干部被撤职,补充到68团去当战士。

于是68团何主任又电告成都军区,请求派飞机轰炸理塘喇嘛寺。第二天来了一架轰炸机,在理塘喇嘛寺上空盘旋。匪徒们以为是美蒋派来支援他们的飞机,顿时欢呼雀跃起来。“不要把炸弹丢在喇嘛寺内,县委书记在喇嘛寺里和叛匪头子谈判。”68团何主任对飞行员说。于是飞行员沿喇嘛寺城墙扫射一圈后,把一颗炸弹丢在喇嘛寺左边墙外,飞行员临走时说:“如果明天天气好,就来五架轰炸机把喇嘛寺炸平。

这天下午68团何主任会见了刚从喇嘛寺谈判回来的理塘县委李英书记。李书记说:“自从上午飞机扫射和轰炸后,有几个叛匪头子十分惊慌,今晚可能要突围逃跑。并分析了叛匪们突围的时间和方向。果然于次日凌晨5点,大约有200多叛匪在毛垭土司及其头人的带领下从喇嘛寺左侧突围出来,朝毛垭坝方向逃窜,我68团3连埋伏在澡塘附近,这次伏击战,我军3打死数十名叛匪,毛垭土司也被当场击毙,这个二十多岁穿着黄袍的土皇帝结束了他短暂而罪恶的一生,并在理塘街口暴尸三天。（注：经核对史料，毛垭土司是被68团三连十一班战士击毙的）

1956年4月11日上午9点,68团6连3个排加民警队第9班(炮班)连同卫生员、文书、及团部两个警卫员共100多人集合在理塘县银行楼下,宣布进攻理塘新街的战斗部署和计划并宣布了战斗中的各级代理人。下午3点,信号枪响,在6连副连长张云春的带领下,在3连和民警队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的掩护下,6连的勇士们向新街发起冲击,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轰轰作响,新街口上浓烟滾滾、尘土飞扬。勇士们倒下一个,救护队就救走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占了新街,在攻击过程中,我六连伤亡十几个人,在街中间,团部两个警卫员不幸被敌人机枪打中,倒在新街弧形的街中间,非常痛苦地带着枪在街心爬着,炮班一个战士要去拉他,被张副连长制止了,眼看着这两名警卫员爬到檐沟边喝了一口脏水,头一歪死了。这次攻击战6连共牺牲17个人,负伤7人,何主任立即宣布将张去春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并于当晚守住新街。

第二天上午10点钟,由68团3连组织人去(通过6连占领的新街)炸开高5米,厚1.5米的喇嘛寺城墙(墙上枪眼密布)以便捣毁叛匪的老巢,其中30多名爆破手,每人扛着50公斤重的炸药包,气喘吁吁地跑着,因为从新街口到喇嘛寺的墙下还有50多米宽的开阔地,爆破手们还未冲到墙下,就死的死,伤的伤,即使冲到墙下,刚刚点燃导火索,就被叛匪们从枪眼里用枪掀倒在地爆炸了,丝毫起不到作用。就在指挥员焦急万分之际,只听一人大喊一声:“我上!”随即夺过身边的炸药包,一个箭步冲到城墙脚下,用尽全身力量,将炸药

包紧紧地顶在墙上,立即点燃导火索,随着导火索“咝咝”地燃烧“轰隆”一声巨响,英雄的遗体随着炸开的墙土一起飞扬。英雄是谁?是65团3营一名被撤了职的连长张自功。于是指战员们从炸开的两米多宽的口子冲进喇嘛寺,只见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叛匪们的尸体。这天我们俘虏了大小叛匪两千多人,对于一般贫苦农牧民,关了两天以后就把他们放了,在俘虏中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两个团长。不久将此二人送到成都关押。至于100多名大小头人,则由县委组织他们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条令》和向他们讲清我党在藏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各项政策后,也把他们释放了。这是贯彻执行当时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中共甘孜

州书记兼甘孜州州长天宝(藏名桑吉悦西)的“百擒百放”对待俘虏的政策。

韓金水，山西高平人。1956年叛乱时，他在理塘中队任排长，率领一个班在县医院与土匪战斗。

谁知把他们放回去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又重新组织人马枪支,四处袭击我们的工作队,打死、打伤我军政人员及靠近我党的贫苦农牧民积极分子,并将他们虏去的干部战士进行惨无人道的开肠破肚,剥人皮,抽脚筋,割鼻子,挖眼睛,真是惨不忍睹。

1958年7月,我们民警队在指导员王永发的带领下同1478部队和3644部队一起向木拉区进发,我队为尖兵,上午9点我们刚走到沟口就遭到叛匪的伏击,密集的子弹“嗖嗖”地从河对面的树林里飞来,恰好打在王指导员所骑战马的后大腿上(因为叛匪不懂提前量),我8班战士邓武仲被打得肠子都漏了出来,战士吴廷智也被打伤了脚后跟,二人成为了残疾。当天下午赶到区政府后,晚上又遭到叛匪的伏击,幸好无人员伤亡。因为木拉区是一条长一百多里的山沟两边是山冈森林,中间是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即无量河下游),靠左是农村住户。第二天早饭后,从区政府(藏族头人甲多布根家)的左后山上密集的树林里打来一梭轻机枪子弹,把8班长杨崇斌打得肠子里的饭菜都漏了出来,当即死亡。

第三天我们和3644部队一起向纵深发展,走到一户房屋较大的人家,就在那里煮中午饭,正吃饭时,从河边的冷彬树林里打来子弹,将我们的向导加翻译的藏族干部的后背穿过前胸,随军军医立即进行包扎,以后送理塘县城52军医院设在理塘的分院治疗,这名干部居然活了下来。于是我们立即还击,冒着敌人的子弹向河对面冲去,打得叛匪们慌忙向山顶逃跑,边跑边还击,但我们伤亡都不大。此时我们发现叛匪们慌乱起来。原来山顶上前几天在木拉区遭伏击时,前指命令1478部队后队作前队绕康嘎、经藏坝,三天后在木拉区中部会合,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就这样我们两支部队合在一起,又打死打伤叛匪100多人,俘虏100多人,其中有木拉大头人甲多布根,缴了他们的枪,进行教育后马上把他们放了。

此后我们县民警队就一直驻在木拉区,一是为了保卫区政府,二是帮助那里的老百姓收割青稞,以便依靠和教育贫苦农牧民,提高他们的觉悟,而顺利地进行民主改革。

过了不长时间,我们又被公安68团派一个连来换防,让我们回县城看守关押在气象站内的战俘,每天都有县委干部组织他们学习。有一天在欢迎武工队(全由少尉以上军官组成)的大会上,理塘县县长阿达(喇嘛)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在藏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英明决策。”就在当天夜里,这位阿达县长就跑去当土匪了。(到我复员时,全州21个县由土司、头人担任的县长就只剩下3人了,后来这3人都加入了共产党,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县长。),不久,我队住在喇嘛寺七班的几名藏族战士也带枪叛变去当“叛匪”了。

1959年2月,我们民警队两个排由副队长陈振兴带队与68团的6连和武装部的30名基干民兵一起护送慰问品-藏装和粮食到下坝区政府去,头天夜里就露营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第二天一早起来捡牛屎烧火做饭(干牛屎雪是不能覆盖的),饭后太阳出来了,我们有十几个战士的眼睛被雪盲了,淌着二尺多深的雪艰难地走着,约到中午,武装部一中尉军官(民兵指导员)王志走在前面,突然脚下一踩空,身子歪滚到右边山脚下去了,于是几个民兵下去救他们的指导员,结果指导员悼进了两米多深的雪坑里,救了半天也救不

起来。王志同志遇难,大家心情都很悲痛。与此同时,左边100多米远的雪白的山梁上有100多个白点突然向我们袭来密集的枪声,于是我200多官兵立即投入战斗,只见雪原上雪花飞溅,硝烟弥漫。此次战斗我们共打死叛匪8人,俘虏12人,将他们的枪缴了后,当场释放了。而我们牺牲2人负伤7人,不得已,只好把我们驮物品的马抽几匹出来驮牺牲和负伤的战友。第二天晚上,我们露营在牧民们用草皮砌起来的矮墙院子里好避风,当天晚上大家铺着毡,盖着被轮流站岗,所有同志都和衣而卧,第三天开始下山,已完全没有积雪,海拔越来越低,晚上驻扎在一环一环的半山腰,大家很舒心,也很警惕。第四天进入原始森林,长达数十里的行军中,真是荫森蔽目,但大家都很舒畅,那晚就在林中宿营,古老而茂密的大树下,枯枝落叶很多,闻林中小溪潺潺,流水清清,大家忘却疲劳,烧火煮饭,谈笑风生,饭后生起篝火,就在树下过夜,轮流站岗,第一次享受野营之乐。第五天走出森林进入下坝区,住入农民家,晚上围着火炉,喝着酥油茶,主人很热情,大家非常高兴,第二天沿着80多米宽的河谷走了不久就到下坝区政府了。下坝区政府设在一个靠河边比较开阔的较大而长方形的喇嘛寺内(因解放前就在这里设区公所,所以里面已没有菩萨),里边不仅有区政府,还有百货公司、医疗点、粮食店等。我们住在那里,虽说有时出击,无论白天晚上都行军、打仗吃了不少苦,但无人员伤亡,不久68团6连随云南部队一起回县城了,只剩下我们民警队50多人和民兵30人。天气逐渐暖和,因为此地为农业区,在区领导的带领下,我们也为老百姓种过玉米和青稞,他们还给我们介绍过长征途中遗留下来的红军,他们都穿着藏装,结婚生子,有参加工作的,也有未参加工作的,只见过面,没说过话,后来这些老红军是否健在就不知了。

到了同年6月底,我们收到电报,命令我们民警队留两个班在下坝区,其余人员由陈副队长带领务必于24小时内速回县城。接到命令,就做干粮,傍晩出发,经一夜一天,行军约400余里,于第二天傍晚回到理塘县城。吃过晚饭,我还到银行外去看了电影《黑军旗》。当晚心想我一定美美地睡到大天亮，实在太累了。谁知次日凌晨五点就叫赶快坐68团的装甲车去康嘎劳改农场追击暴动犯人,原来昨晚部分劳改犯人打死一名管教干部夺枪逃跑了。我们奉命饿着肚子追了一天,傍晚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只好回队,心想要吃许多饭,结果也没吃多少。后来听说西藏叛乱,从我队调走了30多名班长以下人员去补充平叛部队,参加西藏剿匪战斗。

1959年8月的一天,我们民警队由王永发带队去给木拉区运送粮食和副食品,到了傍晚就下起雨来,到了晚上2点多才赶到区上(甲多布根家)真是又冷又饿。幸好区上炊事员早为我们烧了热水和饭菜,男女干部都从床上起来,非常热情地让我们睡他们的热被窝,此情此景至今难忘。于是我们又在那里驻扎下来,区干部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增加干部们的安全感,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枪,但随时都有小股匪徒来干扰袭击。

1959年9月底的一天傍晚接到命令(区上有电台)让王指导员带领我们去康嘎区政府,半夜赶到那里,到了区政府外面,那里约有300多人的部队,王指导员说:“请何主任给大家作指示。”何主任非常和蔼地说:“今晚我们得到“叛徒”送来的情报,甲多布根这伙匪徒就在木拉区右后山的一个喇嘛寺里,今晚我和大家一起去一趟,大家一定要吃得苦。”于是我们约300余人跟着何主任一道。翻过木拉后山,走进雪原,大家走在四五尺厚的雪上,小心翼翼地,生怕就把结了冰的雪给踩穿了,幸好这里是边下雪边结冰,所以

我们在积雪上走了6个多小时都没有人将雪路踩穿过,走完雪地进人森林后,何主任命令:“分两路加快行军,向约两里外的喇嘛寺前后包围。”我们悄悄地接近喇嘛寺,只听寺内“叽叽喳喳”地闹着,此时通司告诉说是阿村(即“叛徒”在大门放哨。)于是我们冲进去,朝院坝“叭叭”地开了枪,此时七八十个匪徒乖乖地放下武器,甲多布根将枪指向投降之人于是民警队排长杨羡郎布一枪打中甲多布根的后脑袋一这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曾被我军捉放两次的叛匪头子结束了他黑恶的一生。

还有一次(约1960年下半年)我们民警队三排在毛垭区政府(全是帐蓬)突然来了藏民团、68团、65团,命我们同他们一道,赶到义敦海子山下,同时康定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藏民团团长(藏族老红军萨拉)命令:兵分两路,68团、65团为左路,藏民团为右路,命我排为藏民团尖兵,到了下半夜我们两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海子山下一股约200余人的叛匪,经过十几分钟的战斗,我方无一伤亡地俘虏了100多名匪徒(因他们曾多次被我军捉放过,见我们人多,枪响一喊话,就举手投降。)我们扣押了铁棒喇嘛堪布其余都释放了。副司令员下令:我们从海子山那面摸黑回县城,途经两个海子山的中间,有一条脊梁路,两边的海(湖)水黑沉沉的,时时掀起高高的巨浪,大家小心翼翼地悄悄地通过三华里的路,开始下山,途经毛垭坝沟口,只见左边壁陡的悬崖上怪石磷磷,右边是潺潺的河水,水中巨石穿空,昏暗的黑夜甚是阴森,我们走在左边河岸上,仍令人毛骨悚然。前边队伍已进入宽敞的大路,马上就要过河上公路了,就在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只听左后方传来“轰隆隆”如同闷雷般的声响。“不对，左后方出事了”。副司令员萨拉立即下令:“后队改作前队去查看金厂沟方向出了什么事。”不看则已,一看惊呆了—4团2营300多人已全军覆没,团参谋长陈义生和营教导员等都被从悬崖上滚下的雷石滚木全部砸死了,有的砸得身首异处,有的砸得脑浆迸出,其状惨不忍睹,全营只剩下营长胡云忠及一名受伤的战土。

真是:奴隶主心中狠毒,狼子野心遭天遣,解放军意外死亡,忠魂良意令人怜。

幸好不久从稻城回理塘的1478和3644部队说,他们在稻城县的海子山活捉了家住理塘军坝的康南六县最大的奴隶主,六县叛匪总指挥丁容阿村。他妄图逃往云南到西藏去,还带了一个刚生了娃娃的汉族老婆,被当地人告诉了我军而被擒。到此，理塘近8年的剿匪战斗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