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记忆

冰雪

我童年的记忆中，故乡南撖村，以泊池为中心，西门和南门以外，都还是的一望无际的农田或果园。到了七十年代，村子越建越大，东西延伸到三里多长。鸟瞰故乡，就像一颗两头尖的枣核。有关故乡的回忆，也如吃蜜枣一般，一经开头，就停不下来。

姥姥家的院子靠近“枣核”的中间，在村委会的北边，周围是几座漂亮的四合院。那里是我童年的摇篮，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每每回想起来，四合院里的父老乡亲，无论男女老少，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难以忘怀。

如果说，人生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笔财富，那么，有过十几年乡村生活体验的我，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富翁了。每念及此事，心中便窃窃自喜。虽然身居闹市，蜗居在一方鸽子笼似的水泥建筑里，心中却藏着一个世外桃源——美丽的故乡山水，淳朴的风土人情，传奇式的四合大院，还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伙伴。

（一）

姥姥住的南厦对面，越过墙头，能看见一座高大漂亮的四合院。大家习惯上把它称作后头院里。

后头院子，据说是我的同学雨儿他爷爷，苏乐杰盖的。刚盖好还没有搬进去，就赶上了土改，他们家被划为地主，院子充公，并分给了四户人家。高大宽敞的三间北厦，分给了韩林旺家。南厦给了烈属吕子明，东西厢房是退伍军人芝怀章和李金州家。逢年过节，村委都会组织一队人马，敲锣打鼓地去上门慰问。一群孩子们，前呼后拥地围着看热闹，从后头院里跟到里头院里，叽叽喳喳，露出一脸的兴奋和羡慕。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韩林旺年纪不大，为人忠厚老实，从来没听见他大声说过话。他的妻子温柔贤惠，轻声细语。他家非军烈属，凭啥住进了上房？姥姥解释说，建造那座院子用的所有砖瓦，全部都是韩林旺的爷爷，一个人从海子沟里背上来的。妈呀，这太不可思议啦。大家空手爬上那道二里多长的陡坡，还累得气喘吁吁，背着沉甸甸的砖坚持几年，是何等的辛苦！建立在一个人脊背上的四合院，在全国恐怕也找不到第二座吧？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一看见那座四合院，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画面：一位老愚公驮着巨大的建筑吃力地前行。如蚂蚁背大象，对比强烈，震撼人心！

土改时，为感念韩林旺爷爷劳苦功高，毫无争议地，就把那三间最好的上房分给了他们家。姥姥告诉我，他们家原来住在海子沟里，北坡上挖的小土窑，荒山野外，远离村庄，连个照应都没有。一天晚上，韩林旺的母亲出门上厕所时，竟然被狼给咬死了。惨不忍睹。故乡是半山区，当年狼多。村里还有一对夫妻，大白天，两人各牵着孩子一只手，正欢欢喜喜地往前走，背后冲上来一只狼，叼上孩子就跑了。两口子拼命地喊呀追呀，满山遍野地找，最后只捡回来孩子的一只小红鞋。听得我毛骨悚然。小时候，我亲眼目睹过好多次，冬天雪后的早上，狼的爪子印清晰地留在雪面上，在姥姥家的院子里踏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没有迟疑杂乱的痕迹，径直通往猪圈边上。由此可见，狼简直是轻车熟路，对哪里有猎物已了如指掌。直到七十年代，每次放假前，老师都会一再警告大家，摘酸枣时要千万小心点，少往山沟里跑，别叫拾酸枣的（狼）给“捡”了去。酸枣没少摘，只是随着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狼却越来越少，最后绝迹。

吕子明的哥哥是烈士，母亲身体不好。我从来没见老人家出过院门，只是偶尔在她家门口见过，更多的是接受大家拜年的时候。沉默寡言的老人，或许一辈子都沉浸在当年长子壮烈牺牲的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终日把自己关在屋内，与世隔绝，独自消化丧子的哀伤。吕子明忠厚老实，沉默寡言，谁又能断定不是受其兄长牺牲，和母亲郁郁寡欢的影响呢。战争，给他们家两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或终生都难以愈合。就连吕子明的媳妇古凤梅，也从没有露过笑脸。古凤梅长得五大三粗，浓眉大眼，肤色较黑，常年穿着一身黑衣服，只有发型显示出女性特征。文革武斗期间，有一天晚上，古凤梅神色慌张地跑到姥姥家里，战战兢兢地说，她去农众里（校门口南边一所密闭性能较好的二合院）看热闹时，被守门的人踹了一脚。说着话侧过身子，让我们看她裤腿上的脚印。昏黄的油灯下，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白眼球大得瘆人。

军人芝怀章退伍后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印象中，他高高的个头，穿着像个干部，没事就坐在大门口闲聊。他的老伴瘦高个，性格温和，平易近人，跟谁说话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儿子，叫华香，也长得很高，有一米八几。按老百姓的话说，那是三十亩地一棵苗，及其珍贵。

院子的西耳房里，住着一个孩子王兰香，李金州的小女儿。兰香比我大几岁，没事就爱带着附近的一群小孩子玩。春天上树折花，夏天抓知了，秋天逮蚂蚱，冬天跳房子，还有四季皆宜的踢毽子、抓盔蛋、摔纸牌、老鹰抓小鸡等游戏，玩得花样百出，喜笑颜开，其乐无穷。

有一次，兰香率领我们几个小姑娘，兴致勃勃地到南门外拾小麦。孩子家家的，都挺傻，也不知道往没人的地方去捡。一会儿功夫，大家就走到了正在收麦的一伙社员身后。南街小苹她妈就喊兰香，让她带我们快走，不准拾。回到村里，兰香吩咐大家回家换件衣服，再去。于是，我们又喜气洋洋地重返麦地。没想到，我们刚进地头就被认了出来，小苹妈扯着嗓子就骂起来:“嗨！小兰香，你以为换了衣裳我就不认识啦？死妮能（同子），赶紧滚! 快滚！”我们一边傻笑着往回跑，一边奇怪咋那么好的眼力，这都能认出来？幼稚的童年，真傻，也真好！挨了骂，也不当回事。哈哈哈，想起来就忍俊不禁。

兰香的哥哥李向阳在二峰山工作，十天半月才回一趟家。她嫂子李娥，性格泼辣，精明强干，快人快语，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干净利落，里里外外一把手，简直就是王熙凤再世。身为女人，却没有女人的一点儿娇气，甚至把怀孕都不当回事，该干啥还干啥。有一年秋天，队里分棒子，李娥挺着个大肚子，从海子沟里往回担玉米，刚到家没几分钟，就生下了她家老三。邻居们吓得“啊”声一片，张开的嘴巴半天合不上，心里直呼：我的老天爷呀，幸亏没把孩子生到半路上！没见过谁家的媳妇如此能干的，铁娘子也不会如此吧？打那以后，大家对李娥更是刮目相看。

（二）

姥姥家南厦的东边，是里头院里。里头院里的特别之处，一是三进式四合院，比较大，二是后院有一座高大的瞭望台，三是住着苏氏一个大家族。每年春天，仰望瞭望台残缺的上半部，能看见其中有绿叶植物，是一棵最易成活的椿树，像旗帜似的舒展着枝叶，向大家猎猎招手。底层的三孔窑洞里，中间窑洞西北角一人多高的地方，有往上的通道。有几次，我总想爬上去看看，但始终没好意思开口。

里头院里，是个地地道道的苏家大院。七十年代初，苏氏家族最年长的是广字辈，其次是乐字辈，最小的是诗字辈。烈属苏广奎和他的老伴，住在瞭望台下的窑洞里。他的弟弟苏广果是烈士，牺牲在罐头村，为纪念逝去的英雄，那个村子后来就改名为广果村。苏广奎的老伴，缠过脚，估计是后来又放开了，跟姥姥一样，半大不小的，走起路来比那种三寸金莲稍微稳当一点，但是重心在脚跟，前掌不抓地。走起路来，跟踩高跷似的。不管男女老少，辈分高低，大家都亲切地喊她窑里娘。

窑里娘身体硬朗，平时都是让儿媳妇凤英在家做家务，自己天天跟着小媳妇大姑娘们一起出工，乐此不疲地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是我们第二生产队里年龄最大的老社员，深受大家尊敬。窑里娘掉牙早，记忆中她就一直没有门牙，耳朵也背，但开朗有趣，爱说爱笑，特招人喜欢。尤其是窑里娘打岔，那简直是一绝，经常能岔出天际去，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叫人笑到肚子疼。大家没事总爱跟她开玩笑，老人从来不恼。无论出工还是收工，窑里娘都被年轻人簇拥着，跟走进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一样，甘当大家的个开心果，博得众人笑声不断，让劳动充满欢乐，使疲劳化于无形。

院里的西厢房南边两间是安民家。安民的父亲走得早，他姐姐玉儿认在姥姥跟前，成年后嫁到了高家村里，逢年过节，相互走动。安民的哥哥很不幸，才二十岁出头，晚上在南门外看砖窑时，因为同伴玩抢走火，英年早逝。按当地风俗，举行冥婚，喜事丧事一起办。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办冥婚，也是唯一的一次目睹举办冥婚的全过程。因为是干亲，姥姥让我坐着马车（记得是到屋山村里）去接“新娘”。一路上，我两手端着女方的牌位，不敢有丝毫大意，甚怕把“她”给颠着。我宁愿相信，那女孩的灵魂真的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到了她的婆家，与她的丈夫如期举行了婚礼，并从此长相厮守，尽享天国之乐。由于是死于非命，出殡的那天，院里挤满了村民。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母哭长子，那种悲痛，撕心裂肺，帮忙的和围观的人都无不唏嘘。

东厢房的满堂是个独子，他老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并张罗着娶了媳妇，很不容易。迎亲的那天晚上，天黑以后接媳妇马车才到。新媳妇一下车，便叫人眼前一亮——全身通红的嫁衣，与当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特点反差极大。在大门口跨火时，新媳妇犹豫了片刻，跨越时赶上火势正旺，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逗得众人直乐。刚走进新房，听新媳妇大大方方地说要去上茅房，屋里屋外等着闹洞房的人，又被逗得哈哈大笑。新媳妇叫玉凤，长得短小精悍，声音高、清、脆，说话时跟滚豆子似的。听她说话，有种掏耳朵的效果，痒痒。婚后没几年，玉凤就接连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实现了婆婆最大的心愿。

前院南厦是我的同学芳儿她姑姑婵妮家。婵妮长得甜润白净，一晒太阳脸就红，但就是晒不黑，令姑娘们羡慕不已。一天，我跟芳儿去她家里玩，婵妮听说我口腔有溃疡，疼得不敢说话，说她有个好办法。说着话，她转身拿了把汤勺，从橱柜上的瓷罐里舀了一勺白糖，倒在溃疡面上，让我别咽，多含一会儿。妈呀，糖一化，蚀得我钻心得疼，眼泪紧跟着就唰唰地流了下来。婵妮笑着劝我：忍着点啊，用两次就好了。恢复高考之后，婵妮不再下地劳动，每天在家专心复习功课，并一举成功，金榜题名，成为全村第一批飞出农村的佼佼者。

婵妮父亲苏广连，腿脚不太好，走路时总是拄个拐棍——一根剥掉皮的直溜溜的木棍，浅黄色，很长，比一般人用的拐棍要长一大截。从他家到我家，也就三十多米远，走走歇歇，停下来休息时，两手叠放在拐棍上，齐胸高。每次到姥姥家，总是站在门口先歇一歇，并以其独特的方式通报一声——说一句独具特色的口头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着有线广播里的腔调（六十年代，那种四方盒子一样的喇叭），一板一眼，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跟冯巩出场时那句“我想死你们了”一样的效果，每次都能把人给逗乐了。看见我总是笑眯眯的，居高临下地瞅着我，像圣诞老人一样慈祥。老人从来不叫我小名，只喊他给我取的昵称：“小苏苏”。好开心哈，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甜最甜的称呼。并且，几乎每次都要跟我念叨一边：“小孩勤，有人寻（土话念xing），小孩懒，没人管”。这句俗语对我触动很大，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里，一辈子不敢有丝毫懈怠。

芳儿和月花家住在偏院北边的砖窑里。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喊没到校的同学，说是要评选模范。第一次听说模范，不懂是啥玩意。芳儿院里的狗一叫，吓得我忘了词。我不敢靠近，就站老远冲着芳儿家窑洞喊：“芳儿，老师让你上校哩”。芳儿妈问我：“干啥㘓（lan）？”我答不上来，只记得什么范，知道的只有个白矾，就支支吾吾地说：“老师说要评、评白矾哩”。知道不对，评什么说得声音较小。我的话刚一出口，就听见一串清脆的笑声。东厦里选民他妈强忍住笑，透过窗户上的玻璃冲着我说：“傻妮能，是平模范哩”。羞得我满脸通红，转身便逃。

选民家是富农，他奶奶和母亲都是那种富家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选民他妈白白净净的，端庄秀丽，说话声音甜甜的，像加了蜜似的，从不参加劳动，我只是在她们院子里遇见过。可能是基因好的缘故，选民和他弟弟公民长得都很标致，体格健壮。初中我们学习打靶的时候，选民曾经指导过几次。有一天中午，在二队麦场上练习瞄准，选民奖励我一发子弹，并压进枪膛，让我瞄准了就开枪。在那之前还没有实弹打过靶，我有点害怕。选民一本正经地说：“没事，有我哩，别担心。”我开始瞄准，三点一线，对准靶心，屏住呼气，只剩最后一步时，心脏怦怦直跳，食指异常僵硬，只好摇头放弃射击。见我信以为真，吓得不轻，选民就笑呀，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唉！子弹是假的，没药，根本打不出去。我结结实实地被他骗了一把。当年，如果知道姥姥住的房子是他家的，南厦居然是他家的马棚，我不知道自己该有多尴尬呢。

月花的父母个子比较高，他们兄妹也都是大高个儿。应了“母亲高，高一窝”的那句老话。月花本来跟我都在幼儿班，后来比我早一年升到一年级。月花就很得意她的个子高，路过我们教室就喊：幼儿班，加油干！她姐姐金花有一米七几，比我大几岁，是民兵里的小头目，阳光开朗，敢说敢干，大大咧咧，一幅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像极了大寨的郭凤莲。初一的时候，我跟她去县城参加团代会期间，金花充分展现了邻家大姐姐魅力，处处照顾着我，无微不至，亲和力超强。

（三）

西街十字路口，南边的第一座院子，是个以砖窑为主的四合院。院里住着我的同学苹儿和太儿他们家。小院不大，但有一个奇特的景观。苹儿她哥住的新建的北厦里，门口炕席后面，每年春天都会冒出来两根瓜蒌苗，瓜蒌藤像两根绿绳一样，顺着墙壁爬上窗户，长着眼睛似的，钻到窗外，在门口上方分枝散叶，盘成一个绿色的小凉棚，然后开花结果。圆圆的瓜蒌，有几十个，像一个个青苹果。秋天成熟以后，金黄金黄的，煞是好看。让人捉摸不透，它是从哪获得水分和营养的，为何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莫非瓜蒌也有竹子一样强大的根系？

苹儿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曾喊我跟她做过几次伴。晚上，我俩住在院门口的南窑里，睡前把院门一关，屋门一关，两道门栓插上，即便是头朝着窗口，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恐惧，睡得很踏实。不像姥姥家，没有院门，野狼狐狸自由出入，让人担惊受怕。那时候没有电灯，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晚上无聊，早早地就吹了灯，躺着聊天，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住进四合院。

苹儿院子南边的偏院里，有一棵罕见的，约两丈高的皂角树。树干粗壮，树皮光滑，枝杈较低，很好攀爬。我跟苹儿上树摘过一次皂夹，两指宽，一拃多长，紫红色，黑色的籽有蚕豆大。洗衣服的时候，把皂夹砸一砸，跟肥皂一样好用。别处再没见过，好像全村就那么一棵皂角树。

苹儿生父是第一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有喂牲口的豆饼——黄豆榨油后剩下的渣子。苹儿带我去饲养处吃过一次。薄薄的，嘎嘣脆，嚼一嚼，满口生香。那些年，除了红薯干，炒黄豆或玉米，最好吃的是爆玉米花，但遇到蹦爆米花的机会很少。秋天摘棉花，到西庙里交花的时候，赶上了刚炒熟的棉籽，抓一点儿，用纸包住砸一砸，去掉外边的壳，吃起来也很香。只是不好意大把地抓，怕丢人。

除了冬天，每到星期天，我和苹儿、芳儿三个人经常相约，一起到地里拔猪草或野菜。村西、枣坡里、路北里、塬后、海子沟，沟沟岔岔都转过好多遍。跑得多了，就有了经验，知道哪里野菜多，哪里猪草多，更清楚哪里的野果子多。

每年最快乐的是秋天，去地里拔草有柿子、甜杆和酸枣吃。渴了，我们就钻到玉米地里，找那没结棒子的，一脚斜踩下去，嘎嘣断了的，一般都甘甜多汁，嚼起来不像甘蔗那么费劲，很是解渴。或者绕着柿子树转圈，瞅瞅哪儿有红透的软柿子，爬上去摘了吃。馋了，到沟边摘酸枣。平时，会利用午饭后，下午上学以前的空隙，去北街窑顶上摘酸枣。从青酸枣刚有点味道开始，到酸枣红了，叶子落了，每隔几天就要去一次，每次都有所收获。好的酸枣，又大又圆又红，肉多味美，营养丰富，生津止渴，开胃消食，余味无穷。

年纪大了，吃不了酸的。但是每次遇到卖酸枣的，我都会买一些。出门时兜里装一把酸枣，随时含一颗，不用牙咬，像吃糖块一样慢慢地咂，尤其解渴。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是的故乡最地道的野味，是童年里舌尖上最美的回忆。

（四）

四合院里的主人们，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被划分为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像一个大家庭，社员们成天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虎口夺食，战天斗地，热火朝天。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是辛苦并快乐着。那些年，物质虽然不丰富，生活也不富裕，因为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同工同酬，大家的幸福指数还是满高的。

借用当年最流行的话，六零后的我，那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赶上了好时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喝着故乡的甘甜的井水，听着村里各种传奇故事，在游戏和劳动中锻炼成长，比起现在的孩子们要快乐N倍。小时候，留给我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已被岁月打磨成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历久弥新，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将我心灵的殿堂装点得璀璨晶莹。

时过境迁。如今，四合院里的人家都已乔迁新居，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独家大院。窑里娘的儿媳妇凤英，也早已晋升为婆婆。前些日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吧，老人家竟然嚷嚷着要开视频聊天。高音喇叭似的声音，跟年轻时一样，一点儿也没变。

真没想不到哈，故乡那些八十岁高龄的老太太，智能手机玩得都挺溜。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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