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漫漫回家路，拳拳赤子心，——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赴京请愿回忆， 邹盛永/文

重庆版纳知青网【盛永】

公元1978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10月16日，云南边疆的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写《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的八个农场疯传，犹如一颗火星，点燃了农场知青返乡的激情。

11月初，丁惠民《给邓副总理的第二封公开联名信》，更像一股喷涌的岩浆，冲击着每一个农场知青的胸膛。

12月7日，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的橡胶林里，召开了“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任副指挥，集体通过了丁惠民起草的《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以及赴京请愿团的四项任务。会上，全体知青代表达成了“北上请愿”的共识。

12月16日，“云南版纳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誓师出发。他们高举着请愿团的大旗，冲过了澜沧江大桥，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凛然大义！后来，有消息传出：首批赴京请愿团在云南边陲小镇通关吃饭，黑色皮革提包里的4千元人民币和几百斤粮票不翼而飞！失去了这笔首批的经费和粮票，在那个年代，首批赴京请愿团简直陷入了绝境。这是五万多知青一两一钱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票，一分一厘都浸渍着五万多知青回家的渴望。命运，在这个节骨眼上和饥寒交迫的知青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绝境中的知青代表更加坚定，他们以破釜沉舟的决绝，继续向昆明挺进！首批赴京请愿团出发后，农场的领导继续向基层知青发难，知青纷纷向筹备总组告发，他们的阻绕更激发了我们北上请愿的斗志。

12月18日9时，重病缠身的丁惠民当机立断：“出发！北上！”四名身强力壮的请愿代表，用担架抬着他，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他们不是流寇，他们不是群氓，他们是一群权利意识觉醒的知青。他们的理性、谋略和坚定，让世人称道，更让官方称奇。

1978年12月19日9时，在思茅地区边城旅馆，丁惠民主持召开了第二批赴京请愿团代表大会。会上完成了组织架构，分成了团直组，写作组，宣传组，纠察组，机动组等。丁惠民担任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团长，副团长刘先国、秘书长朱一平、纠察组长李长寿、宣传组长邹盛永、司务长翟荣志、财金员黄有志、谭德超，写作组负责人凌正龙，卫生员张秀瑛。各尽所能，各尽其职。丁惠民又重申了代表团纪律，再三强调纪律是胜利之本，希望所有代表自觉遵守，代表团成员令行禁止，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律素质。一首由丁惠民作词、一名刘姓知青谱曲的《请愿团团歌》也就此诞生。

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到达杨武镇时，他们听到了首批北上请愿团丢失经费，在昆明火车站受阻遭遇困境的消息后，面对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在总指挥丁惠民的统一指挥下，请愿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机智转身，避开守株待兔等待他们自投罗网的昆明，辗转四川，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来到云南巍峨边中谊村小镇，转小火车直达读书铺，那里有一趟到成都的火车，再从成都直奔北京。长年生活在亚热带西双版纳的知青们没有棉袄，为了抵御北京的严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成员自己动手，在杨武小镇把买来纱布和小棉絮，自做棉背心和棉裤，虽粗针大线五花八门，但只要能御寒，什么形象都顾不得了。

1978年12月25日，在成都到北京的列车上，第二批赴京请愿团散发了《告全国人民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我们云南版纳地区8个农场的数万名知识青年举行了总罢工。事关重大，影响极广，甚至惊震中外。确实，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样一个罢工现象是反常的，阶级敌人会歪曲事实，寻隙破坏，不明真相的人民会感到惊奇不解。作为我们罢工的知青来说也感到痛心，但事出有因，实属迫不得已，下面我们就把事情的起因原原本本报导如下：   

众所周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多年来，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中，出现和积压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些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地区和单位，特别是版纳地区的部分领导在这方面做了不少错事。但是，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广大受迫害的知青有苦不敢说，有冤无处伸。直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后，知青才抬起了头，数万知青用联名信的方法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揭发控诉“四人帮”对上山下乡的干扰破坏，以及少数干部违法乱纪欺压知青的罪行，并提出要回去的愿望。   

但是遭到了当地领导的强行压制和无理干涉。同时，联名信寄到国务院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数万青年很是失望。在这种情况下，知青自发组成了北上请愿团，决定派出代表赴京，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当面汇报版纳地区五万知青的实况。   

在完成筹备工作后。12月7日请愿团的100多名代表受五万知青的委托，前往当地最高政府权力机构——西双版纳州委交涉赴京途中所需的介绍信（通行证）。但州委无视我们知青的正当要求，只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出面敷演搪塞，尽管代表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要求面见州委领导，但州委领导避而不见，全体代表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了二天二夜，又冻又饿，饥寒交迫，有的代表甚至昏了过去，但州委仍然不闻不问。在打倒“四人帮”二年后的今天，竟然还会出现这种事，这说明了什么呢？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体代表义愤满腔，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要人权，要尊严！要社会地位的口号。强烈抗议州委领导无视知青的错误做法。    

但是，即使蒙受了上述种种令人无法忍受岐视的情况下，代表们还是希望州委领导能悬崖勒马，挽危局于一发，派了几名代表要求州委领导立即出来接见全体代表。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州委领导仍然无动于衷。于是，被激怒了的全体代表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愤慨，决定应用国家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最高权力，用罢工形式来抗议州委领导践踏知青人权和尊严的做法，并要求批准北上，让我们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当面反映这一系列情况。   



　

8日深夜，举行罢工的决议一致通过了，罢工宣言已定稿，并抄印完毕。这时，州委领导才露面，在全体代表的遗责下，他们许下了几条诺言，答应明天中午(9日)答复关于北上请願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代表们自动推迟了版发罢工宣言的时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到了9日中午，州委诺言并未兑现，面对这种反复无常的现实，当时代表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愤慨啊！就这样，总罢工令版发了，全体代表在街上举行了三小时抗议，集会讲演，并决定15日自行北上请願。　

14日，省委派了工作组，双方进行了商议。但是，上面在商议，农场干部却在下面采用种种高压手段强令知青群众复工，造谣诽谤我们全体代表，同时，省委工作组在桌面上磨磨磳磳，拖廷时间，迴避实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代表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一部分代表急不可待，扛起了请愿大旗就出发了(至今在昆明)。

面对这种复杂危急的局面，多数代表以大局为重，忍住了内部分裂的伤痛，坐在会议桌上，希望能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免矛盾进一步的扩散和激化，但事态并非从单方面的意志所能转化的，工作组缺乏诚意(至少热情)，农场干部压制知青，挑起事端，扩大矛盾，协商破裂，群情愤慨，局面无法再挽回，在这种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也自行北上了。

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知青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也知道不管主观願望如何，在客观上罢工的行动在经济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但多年来，我们知青一直被人瞧不起，社会地位极低，处境恶劣，遭遇悲惨，痛苦疾痒无人过问。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要到北京去，向华主席、邓副主席诉述多年来的苦，但连这种说话的权力也不能得到保障，相反，却横遭岐视冷待，忍无可忍，只得走上罢工的绝路。但绝路并非死路，且不说宪法有规章，更重要的是我们坚决相信，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全国人民是同情和爱惜我们知青的；也一定会惩罚那些欺压知青的人，会替我们伸冤昭雪。

我们知青这一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我们知青一无社会背景，二无政治目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通过请願的形式向党中央汇报版纳地区五万知青的实际情况以及要回家去的願望。至于罢工，实属迫不得已，一旦中央认为我们请願的行动是合法的，我们就立即复工。当然，对于州委挑起罢工事端的责任是要追究的。总之，我们坚决听从华主席、党中央的一切号令。如果中央认为是我们知青错的话，那么，我们全体代表甘願承担一切责任，杀头坐牢决无怨言。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赴京请愿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此“告全国人民书”为原件抄写，里面有错字，病句和不通的地方，我们应该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

 

历经千辛万苦，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在1978年12月27日到达北京，我们28名知青代表，代表了五万多名农场知青把请愿大旗一直举到了天安门城楼前……在北京，请愿团受到国家农垦总局的热情接待。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在中南海里接见了我们，对我们嘘寒问暖，招待我们看电影，并向大家转达了党中央对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丁惠民们在机智地保全自己的同时，圆满完成任务，向党中央面呈《请愿书》，使西双版纳五万名知青的回家愿望上达天听，自此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大幕。  

        

          不甘命运被人操控，不甘一辈子过这种盐水拌饭的日子，不甘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却收入微薄，不甘人生的一切权利被严酷打压，不甘一辈子无力尽孝却还要父母资助，父母子女天各一方，望穿秋水，痛断肝肠，农场知青抗争了，为自己争回了应有的人生权利。为党中央顺应民心，终止知青运动的英明决策喝彩，为赴京请愿团的成员们理性智慧无私勇敢喝彩！这一切，历史不会忘记！                                           

（作者系重庆赴滇知青，1971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1974年改制为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勐腊农场，此文作者在2019年12月大理会议前再次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