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山下(十)

潞邑

悠悠岁月(下)

最后一个爷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年9月，我全家从山西被赶回河北老家。

北邢郭村当年还有从北京被赶回去一家，就是前街李家的李士英，我应该叫李士英为表舅。北京首都，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所以他们家比我们家要早十来天就被赶回老家了。

我父亲是被打成“黑五类”富农分子，全家被赶回老乡的。当时我奶奶还健在，我奶奶和我大伯全家是上中农成分，我在兰州市的叔叔全家是上中农成分，我那已经参加工作在太原的大哥哥，在阳泉工作的大姐姐，俩人的成分也是上中农。可就我父亲被说成是富农，你说该有多荒谬。

我记得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我父母亲及我小姐姐回到老家后，好像第二天就参加了社里紧张的秋收劳动。我在村里小伙伴的陪伴下四处玩。在我们村西口第二生产队谷场上，社员们正在碾谷子扬场，我看到一个戴着草帽白胡子老头拿着木锨在旁边干活。我过去后有人介绍说那是三爷爷，三爷爷还露出慈祥笑容上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三爷爷已近70岁年纪，中等身材，瘦削脸，脸上皱纹纵横，须发全白，精神矍铄。我三爷爷务了一辈子农，是个种庄稼的好手，在生产队里也很受人尊重。队里有时也会向我三爷爷请教，如：队是那块地属于什么土质，适合种什么庄稼好，玉米、棉花、大豆、高粱、花生等如改茬种什么好，什么庄稼不宜重茬，那块地可以一年种两季，收了秋还能抢种上小麦等等。另外，我三爷爷还会给牲口看病，主要是看大牲口骡马的病，经常有附近农村生产队里的人来邀请我三爷爷去给牲口看病。

三爷爷是我十个爷爷中活的岁数最大的一个，也是我唯一亲眼见到过的一位爷爷。

当时，我的十个奶奶中，三奶奶已病逝，有两个奶奶在土改中就改嫁了，其余七个奶奶都还健在，并且有的还上地劳动，摘棉花、掐谷子等。所以李家门里曾有人认为，李家老坟的风水有问题，阴盛阳衰，要不怎么男人没有女人活的岁数大呢？其实现代医学早已证明，世界上普遍女人比男人寿命长，那有什么风水问题之说呢。

我记得三爷爷是在文革运动中不在的，大概是在我们家从山西回到老家的第二年后去世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来势汹汹，我的父亲突然被打成黑五类被撵回村里。另外，还有从北京被赶回去一家，就是前街李家的李士英家。各种迹象，让我三爷爷预感到为不祥之兆，因此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村里也成立起红卫兵组织揪斗“牛鬼蛇神”，开始贴大字报，揭发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我记得在后街村办公处街对面的南墙上，曾贴有十几张大字报，还画有漫画，内容主要就是针我们李家门过去写的，什么弟兄几个有参加国民党的，土改时有跑元氏的，还有反攻倒算的等等。

其中说的反攻倒算是指我三爷爷解放后与贫下中农换房子之事。我记得好像村里红卫兵批斗我父亲时，有一两次还让我三爷爷到会证明我父亲交代的历史问题是否属实。

我三爷爷他们那代人，可以说是生逢乱世命运多舛，一辈子经历的挫折太多了，所以一生小心翼翼就怕遇事，遇到什么事很敏感如惊恐之鸟害怕的不行。

我三爷爷本来岁数大了，又经这么一折腾。其实人家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他已经承受不住了，一下子就病的卧床不起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去世了。

下面谈下我三爷爷反攻倒算与贫下中农换房子之事。前面曾提到，土改时我爷爷他们因不了解党的土改政策，跑到元氏城躲避。石家庄解放后，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和我叔叔去了山西参加了革命工作。元氏城解放后，我二爷爷、三爷爷、六爷爷、九爷爷他们就又陆续回到家里。就我二爷爷的大儿子李进喜在元氏城解放前就去了山西省的运城，在运城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我三爷爷他们回到村里后，这时中共中央已经颁布了有关土改政策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各级政府开始纠偏，也即纠正之前土改运动中的错误行为。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及如何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们李家属于中农成分，但由于土改当时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我们家被斗争了，因此纠偏重新划成分为错斗中农。

按说既然属于错斗中农，在土改中被斗争的土地财产应该重新退还给人家，但实际情况被斗争了的财产有的东西是退不回来的。

我三爷爷的房子土改时分配给了贫下中农焦老德了，村里也不好再让人家搬出来。于是，村里就另外给我三爷爷分了个房子，虽然分的房子比不上他原来的房子差远了，但作为我三爷爷已经不能说什么了，比起当初被斗争扫地出门一无所有来说，这已经是感恩谢德了。

焦老德家祖辈一直住在后街，据说早年他们家有房有地，家境还不错。焦老德年青时跟他家一个亲戚在石门（即石家庄市）学做生意，谁料其在石门生意没学会，却学会了逛窑子找窑姐玩。我们那里农村把妓女称之为窑姐。几年下来焦老德就把他祖上留下的房子、土地，折腾的都卖了。土改时他已经是个穷光蛋了，所以又回到了村里。因土改时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局势还不太稳定，当初分配给贫困户房子时，有的贫下中农还不要呢，因为怕人家房主一旦再回来后，该怎么说呢。可对焦老德来说，他怕什么呢？反正自己也是一无所有，于是焦老德就要上了我三爷爷的那套房子。焦老德在外面闲待久了，虽然有了房子又分上土地了，可他也不会安生好好的去种地。

前面提到过，我三爷爷早年曾在李家大户时做过大管家，精明能干会计划，也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所以土改没几年，我三爷爷家经一番发愤图强，辛勤劳作，精打细算过日子，家境就又渐渐好起来了，起码是粮食不用愁了。焦老德看到我三爷爷家那几年发展的不错，托人上门找我三爷爷想换房子，就是两家换过房子。协议定的是，我三爷爷如果能付给焦老德多少斗粮食（具体是多少粮食不清楚了），焦老德就把我三爷爷原来的房子还回。要不就说这人有时候就是不长记性“记吃不记打”，我三爷爷竟然后来就同意与焦老德换房子了。

据说，焦老德要的粮食主要为小麦，我三爷爷因一时家里拿不出那么多小麦来，只好协定分期付给，好几年后我三爷爷家省吃俭用才把欠焦老德的小麦还清。

可就这么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村里有人翻旧账，说我三爷爷换房子是属于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三爷爷，最后吓的一病不起，把命也丢了。

在我的记忆中焦老德黑黑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热天里经常不穿上衣喜欢光着膀子，所以本来他长的就黑，被太阳一晒就更是个黑不溜秋的老汉了。给我印象深的是，焦老德的腿膝盖上长着个有大拇指般大小的肉疙瘩，如果他挽起裤腿来，正好让肉疙瘩拌住，裤腿就不会褪下来。我和焦老德闲坐在一起时，我还惊奇的用手摸过那肉疙瘩，挺硬的，焦老德也不恼还我摸着玩。我当时还想，如果焦老德的在另外一条腿的同一位置上，也长有同样这么个肉疙瘩就好了，那样就匀称了，不用再担心两条挽起的裤腿褪下来了。

焦老德曾领我到他住的房子玩过几次，他家住在后街冯葫芦家那个巷子里深处，是间低矮的石头老房子，屋子里光线昏暗，还有一股发了霉的怪味。好像焦老德在他家还给过我几颗黑枣、花生吃。当时焦老德已经60多岁了，我也就才10多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想与我一个小孩子交朋友。或许是他考虑到自己一天天老了，怕那天身体突然不舒服有个闪失，有我这个朋友也好帮其跑跑腿或顺便照料下他。

焦老德无儿无女光棍一个，解放后大概在60年代初从宁晋县找回个媳妇来，可过了没几年那媳妇就死了。那媳妇还带来了个闺女，那闺女来时年龄就不小了，快30岁人了。我们也猜不透那母女俩当年怎么能与焦老德圪捣在一起。我猜测那母女俩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或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本地不好待了，其母亲才嫁给焦老德，一来是远离故土别人不知道她娘俩的底细，二是图焦老德贫下中农好成分。

我记的那闺女名字叫李贵彩，长的白白净净很洋气，平时穿着打扮也与众不同很讲究。不知道她结过婚没有，反正不像没结过婚的大姑娘。她的母亲死后，李贵彩没有走，落户在我们村，也没有看到过她找对象。因为有她妈和焦老德那层关系，焦老德应该算是她的继父 ，但是她母亲死后，她一直就是一个人生活。虽然与焦老德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焦老德住南屋，她住在北屋，但是两人之间没有什么来往，行同路人。焦老德一个人生活的邋里邋遢，人家李贵彩却生活的有条不紊。

李贵彩有点文化，听人说她好像以前有过工作，不知道怎么给丢了。一个漂亮女人，也不结婚，单身一个人居住，让人感到神秘。时间久了，难免引起村里一些花花肠子男人们的非分之想，有的人想讨便宜吃人家的豆腐，被人家拒绝后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的人就借机开始报复，教唆一帮人批斗人家，说李贵彩是破鞋，给人家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在批斗中，还有人批判李贵彩假干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瞧不起劳动人民。该所指的是李贵彩参加生产队劳动时表现不好，如在地里干活倒粪，撒粪时，社员们不嫌脏，就她却嫌脏，一个人戴着手套还戴着口罩。因此有人看不惯她，给她起外号称之为“卫生人”。另外，在平日里李贵彩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就不说了，当时农村人大多还不习惯刷牙，她却一天早晚就要刷两次牙。那个时候农村年青妇女身上来了大姨妈月经时，一般垫用的是棉花套子或草纸，李贵彩那时用的已经是高级皱纹卫生纸了。因为种种原因，李贵彩在生产队被孤立，人们也不想多搭理她，队是集体劳动休息下，社员也没人愿意和她坐在一起。甚至有时还有人指桑骂槐讥讽骂她。在生产队里有时就我二姐还给李贵彩搭个腔。

那时的农村女孩子大多没有上过几天学，有的甚至不识字。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家被赶回农村时，我二姐李改菊已经在读初中三年级了。我二姐在学校学习好，思想表现积极，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担任班长或学习委员。当时回农村时我二姐还背有一大书包的书，并开有转学证明，准备回到我们老家原籍后到县城继续上学。谁知道回去后县里学校也停课了，所以我二姐就开始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

在生产队里没人爱多理睬李贵彩，李贵彩就主动常找我二姐说话，一来二去李贵彩和我二姐关系就比较密切了。

大概文革结束后，也即改革开放初李贵彩离开了北邢郭村走了，至于去了哪里也就不知道了。

焦老德老了后来成为村生产二队里的“五保户”，具体什么时候逝世的也不清楚了。

说起生产队里的“五保户”， 住在焦老德的隔壁邻居李群英的也应该算一个。

李群英与我们后街李家应该是一大家子，只是血缘关系出了五服之外了。

李群英的父亲和李二偶是亲兄弟俩，我在前边文章中曾提到过李二偶，也就是被日本抓劳工跳火车被打死的那个。

李群英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了嫁，他就由叔叔李二偶抚养。李二偶死后侄儿李群英成了流浪儿。

当时为日伪统治时期，又遇到灾荒年，村里各家户日子也都过的艰难，李群英也就十岁左右。

听李群英自己讲，刚开始他是跟着一个老汉四处讨吃要饭。有次要饭在元氏县一个村子，晚上俩人住进个没有门窗的破庙里，睡觉时老汉说李群英还是个孩子，让他睡在里边，老汉睡在门口。第二天早上李群英醒来后才发现，老汉在昨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狼给拖在门外吃了，吃的只剩下脑袋和一推骨头了。说来也怪，狼竟然没有吃他。

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李群英才又回到北邢郭村里。

土改时，李群英那改嫁到外乡的母亲又回来了，因为他母亲改嫁的那家男人家被土改斗争了，男人被砸死了。李群英的母亲没有地方活，才又回来找儿子，因为儿子现在属于贫下中农。

不知是由于李群英从小缺乏父母的爱，四处流浪讨吃要饭，遭人歧视等原因，还是什么造成的，李群英的性格脾气怪异。有时发起脾气来，还要打骂他的母亲。有时李群英骂他母亲，他母亲跑到街上，李群英跟到街上撵着骂她母亲。

刚开始，李家门里上了年纪有威信的人，实在看不惯李群英行为，会上前去训斥教育李群英一番。但这时李群英的娘，反到会袒护开自己的儿子，还嫌弃别人管教她儿子，说：“我的儿子能舍得打我吗？”反到好像别人是多管闲事，多此一举。如此这番，时间一长，李群英如再怎么打骂他娘，也没人会站出来管了。说吧，到也是！李群英五大三粗的如果真要是打他娘，就凭他娘那小胳膊小腿，早就不知道该给打死几回了。

李群英他高兴时啥活也能干也特别卖力，若是不高兴了，能躺在炕上好几天不吃不喝，谁叫他也不理睬，当然也不干活了。人们说他是个“二百五”，“顺毛驴”。

其实，他有时也是看情况办事呢。如平时李群英不多参加生产队劳动，但是每年的麦收时，他都会积极参加收割麦子。因他也懂的“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芒种忙，三两场。”麦收是“龙口夺粮”，一定要抢时机的。不然的话，一旦误了时机，麦穗熟过头，炸开芒，麦粒落了地，或者遇到阴雨天气，成熟的麦子被困在地里，收成就会大打折扣，大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每年的麦收时节，生产队里齐动员，青壮年男女在前面收割麦子，老人和孩子们在后边捆麦子、捡麦穗，场面轰轰烈烈。

生产队割麦子，一般要选个割麦子的好把式在地里领头，李群英义不容辞首当其冲在前面开镰。别人不能超过他，超过他后他就不干了。所以人们也就认可了，没人会与他去争那个高低。

生产队麦田的地垄比较长，李群英在前面领头割到麦田地头后，他就会坐在地头上，叼起旱烟袋，一边吸着烟，一边眯着眼回望着被他远远地甩在半地里正割麦子的人群，脸上不由地流露出得意的表情。

李群英一辈子没有娶过媳妇，他的母亲大概是在1975年左右死的。他母亲活着时，尽管李群英对他母亲又咋唬又是骂的，但是有个母亲知冷知热的疼爱，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还能凑合着过。可其母亲死后，李群英的生活饥一顿，饱一顿的没人照料，没几年李群英就也死了。北邢郭村李家门这一股李姓也就绝户了。

再回首

如果我没有文革期间在故乡农村待那么几年的经历，或许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农村真实的境况。也不知道五马山，不了解五马山的历史文化，也不知道家乡那么多的故事，不懂得农村那么多的风土人情。

在我童年想象里的农村，就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有就是一首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诗歌：“稻谷堆的圆又圆，堆稻社员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上太阳吸袋烟。”歌声中蕴含着的温馨，诗词里绽放着豪迈。只有当你真正成为了农民中的一分子，经历过与农民在一起的劳动生活等，才能感受到农民的真实贫困境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虽然还不太富裕，但是如果与乡下农民生活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大了，农民的生活确实太穷了。造成两者之间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学领域中所称之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也即在商品流通领域叫“价格双轨制”；行政上叫“统购统销”；国家战略叫“以农补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上一些规章制度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模式。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剪刀差”都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体制改造而进行的。苏联所实行的“工农业剪刀差”，简言之，就是政府通过其强制力，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农民本来已经低价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了，又要忍受工业品高昂的价格。斯大林将农产品价格低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本来价值的部分合称为“超额税”。为保证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府通过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把农民都集中起来，一方面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农庄的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且农民离开了农庄不能生活。我国的三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有化「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这一套基本也是承袭自苏联），因为只有当市场经济被取消，一切都归国家所有、归国家调控的时候，政府部门才有可能全面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这也就是所谓的“统购统销”。

农村人民公社是由个人单干、互助组、合作社逐步演变过了的。刚开始让人们入社，一些自家种地好的，单干收成高的家户是不乐意入社的。但是通过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人们逐渐改变了小农经济的观念，也就都加入了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了。

我们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秋天回到村里的，我当时刚回的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农村集体化生产，队里社员们是一群一伙的在一起劳动，人多打打闹闹的，看着到也很不错。

也就是在我对村里的新鲜感渐渐减少了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村子里竟然还有一个坚持单干的家户。这个单干户就是家住本村十字街口的老焦头，我这里应该尊称老人家为焦老爷子。

焦老爷子的倔犟脾气在我们村是有名的，我不清楚他的大名叫什么，只知道人们背地里都叫他是“三拧劲”。这“三拧劲”名字中的“三”，可能是他在十字口焦家老弟兄中排行第三得来的。据说“三拧劲”这老爷子从小就爱与别人拧劲，辛亥革命后剪辫子，他当时也就十来岁，人们都先后剪了那像猪尾巴似的辫子，可他“三拧劲”就是拧巴的不让剪他的辫子。直到多少年后，他也感觉到拖着那辫子实在不方便，他才偷偷地剪掉。

我不知道当年村里大伙都必须入人民公社时，他“三拧劲”的儿子孙子也都光荣的入社了，他是怎样硬顶着和自己老伴俩人没有被入了社的。

我看到“三拧劲”时他的岁数已经有七十岁上下，瘦高个子，身体看着还硬朗，头上皱纹沟壑纵横，一脸的沧桑。他家种的地，就在我们村西北口上不远。我经常看到他背着农具上地，有时看到在他的水井上摇辘辘浇地。他好像从来就不爱给人打招呼，每天自己绷着个脸，从没看到过他有个笑容。我们小孩子不敢靠近他，都是躲在远处偷偷的看他。

他种的菜地有茄子、青菜、小葱、韭菜等。韭菜长的快，割了一茬又一茬，韭菜的根须太密了，就不好好长，所以过些时侯，就要把韭菜的根须除掉一部分。

我记的那时候，“三拧劲”把除下的韭菜根须扔在地边后，我们等他走远后就跑过去，捡一些韭菜根须拿回家种在自家院子里，种出的韭菜还长的很旺。

至于焦老爷子“三拧劲”的土地，后来是什么时候被入的社就不太清楚了。我估计应该是在村里驻进“工宣队”后，在“三拧劲”的儿子孙子等家人一再劝说下，权衡利弊，“三拧劲”也怕连累给孩子们招来麻烦，才把土地交了公。

尽管焦老爷子“三拧劲”，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来，还是妥协了，但我在内心里还是很钦佩“三拧劲”那股硬汉倔犟脾气的。

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工宣队”进驻农村，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农村开展“揭、批、改”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割资本主义尾巴。我记的当时驻我们村“工宣队”的队长姓王，副队长姓赵，俩人都是从石家庄下来的。队长老王眼睛好像不太好，看人时睨斜着个眼睛。副队长老赵瘦瘦的，说话尖声尖腔的。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村里小学生李占民和同学打架，被村里“工宣队”发现了称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李占民父亲李士英是文革中从北京被赶回农村的，属于“黑五类”。“工宣队”阶级斗争嗅觉灵敏，认为李占民与贫下中农的孩子打架（实际上是别人欺负李占民）属于阶级报复。好像在学校还为此组织了批判李占民的会。你说这不是瞎扯吗？两个才10多岁孩子打架他们懂什么呀，也非要给上纲上线不可。

我还记的“工宣队”的老王在社员大会上讲话咋咋呼呼的，最常吼叫的一句话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非摸不可”，也不知道他这个老虎指代的究竟是谁。到是后来把村里的一个姓丁的老中医整的上吊死了。

老丁医生老家是赵县的，因为医术不错，有人牵线他全家迁移在北邢郭村，分配在第二生产小队，安置他们家住在村西口原五保户冯老常留下的房子里。

老丁医生人缘还不错，为人也比较低调。他的老婆却个性比较强，爱出个风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丁的老婆和孩子们都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在村里好不威风。

当时讲“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指的是: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当时讲：忠不忠，看行动。一日生活毛泽东思想化。就是一日三餐吃饭前，把饭菜恭恭敬敬的端在毛主席像前的桌子上，全家人手持红宝书在桌子前站成一排，共同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当时别的人家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和老丁家孩子不错，在他家玩，我亲眼看到过老丁医生家吃饭前全家共同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场景。

老丁的老婆年龄比老丁小好多，老丁他也管不了自己的老婆。文革中村里红卫兵造反，后来分成两派武斗。老丁家你一个外来户，何必参加人家村里人们的恩恩怨怨斗争呢？因此，招致另一派对老丁的不满。

“工宣队”进村后，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就借机揭发老丁，说老丁过去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医官，还杀害过人，手里有血债。此时“工宣队”进村，巴不得在运动能发现个“惊天大案”，揪出几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呢。所以就把老丁抓起来关在村办公室进行“逼供信”审查，一查就是好几个月，老丁的头发长的有寸把长，还不让他回家。最后整的老丁受不了就上吊死了。

据说人若是上吊死的，死后嘴里会吐出舌头来，看上去很吓人的。如果是因为其它原因死后，即使再给上吊，也不会吐出舌头来。具体老丁是怎么死的，死后嘴里是否也吐出舌头了，这些就不清楚了。

老丁死后他们家就搬迁回原籍赵县了。其实，这一家也挺可怜的，原本一个完整的家庭，似乎一夜间就分崩离析了。我记得当时他家的大姑娘有十六七岁，手特别巧，打毛衣、编草帽、纺花织布样样都会。他家的两个男孩还小，但都很聪明，有一个和我同岁还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至于他们这一家人走后过的怎么样，再没有听到过一点音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生产队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你哄它地皮，它哄你肚皮”，恶性循环，老百姓越过越穷。社员劳动一天挣10分，一个劳动日工分年底合算才两三毛钱。这还算不错的了，我记的有一年我们生产小队一个劳动日才合一角五分钱。原先社员们还有自留地可种，能补贴点家里，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也归公了，也不让个人搞家庭副业。

在我所在的生产小队里，有一户人家，两口子有一个闺女，三个男孩。全家六口人晚上睡觉只有一条被子，当时闺女较大点，已经有十五六岁了，让闺女盖的是她爹的一个破棉大衣。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不相信当时的农村还有这么贫困的人家。我也是听别人讲后，我到他家玩时特意留神看了下，果然为实。

我们生产队属于五马山下的平原地带，再往山里面去，条件还不如我们。我记的有一年修南平旺水库，我们住在南平旺村，因为修水库劳动好像还有粮食补贴，我们吃白面馒头时，旁边邻居家的小孩子们还看的眼馋呢。因为山区本来土地就少，种小麦产量又低，所以他们那里种小麦少，一家一年才分几十斤小麦。平时家户哪舍得吃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白面。

我们当时住在南平旺村靠村里边些，每天去水库上下班，从村里大街上来回过。我平时也没注意，有一天从街上过，突然才留意到这个村几乎每家门上都挂有个牌子，不是光荣军属，就是光荣烈属，好像挂光荣烈属牌子的还要多点。我感到惊奇，就向该村里的老人们打听。后来才知道，这一山区的农村，在战争年代属于革命老区，当年土改运动也搞的比较早些。土改农民分到土地后，当然需要参军保卫土改革命果实了。征兵开始后，有的农民分到土地后，却开始留恋“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愿去当兵了。村里干部做思想工作，对方反驳：“你干部咋不带头参军呢？”最后村里干部一带头参军，青年们也必须跟着踊跃参军。据说，当年这一带村里一下子就参军走了上百人了，大多人参军后都牺牲在战场上了。

老区农民在战争年代为了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平时期他们同样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说，他们的贡献应该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记忆中。

九九归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关系到农民的命运。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又进行过两次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土改运动。

一次就是1958年的进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次就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田地分配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前面曾提到过，人民公社是由刚开始的单干到后来的互助组、农业合作社逐步演变过来的。解放后，农民“耕者有其田”平均获得了土地，当时大多农民是个人单干。几年下来，“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一些家户劳动力强，加之耕作勤快，平时再搞点家庭副业，或做点小买卖等，就渐渐发家致富起来。一些家户由于历史的原因，家庭底子薄，或因为家庭成员老少病残多等，家境变化不大，有的家庭甚至出现二次返贫现象。这种现象政府部门也有所感觉，所以政府这时候就提倡成立生产互助组。互助组由个人自愿组合，一些劳动力强的家户，富裕户们就强强联合组织起来，而一些老少病残的家户没人愿意组合。这个时候国家就号召成立农业合作社，目的是鼓励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富裕。农业合作社成立最初原则上是个人自愿加入，一些劳动力强的富裕户们不太愿意加入，而一些老少病残的贫困家户却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这样下来，农村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存在。

人们耳熟能详的 “穷棒子”社，“三条驴腿干革命”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王国藩，带头组织了一个由23户贫雇农和三条驴腿的农业合作社。所谓的三条驴腿，就是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一户没有入社的村民。西铺村里的一些富裕户讥笑新生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穷棒子社”。 王国藩的“穷棒子社” 以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非凡业绩，成为当时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面鲜红旗帜，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人们常说的“三面红旗”。

1958年8月，赞皇县全县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27个乡改称为管理区，202个行政村划归为四个公社。红旗公社：辖管有城关、布古庄、饶羊、东龙门、水洼、西高、严华寺、南邢郭、西王俄、南清河等10管理区。东风公社：辖管院头、胡家庵、上麻、阳泽4个管理区。卫星公社：辖张楞、许亭、都户、北延庄4个管理区。上游公社：辖黄北坪、楼底、巡检司、虎寨口、枣林、玉皇庙、中马峪、千根、土门9个管理区。

1958年11月，高邑、元氏、赞皇三县合并。赞皇境内的四大公社改称：红旗公社改称为赞皇公社，东风公社改称为院头公社，卫星公社改称为许亭公社，上游公社改称为野草湾公社。

当时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一大”是指公社的规模大，“二公”是指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现在乡政府的前身。为什么叫公社？可能是从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而来的。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一平”是指在人民公社范围内把贫富拉平，搞平均分配；“二调”是指对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他财产无代价地上调。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极大的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大跃进，各地出现“ 浮夸风”“放卫星”。河北邢台一丰产能手能将小麦亩产达到5万斤，遵化县一公社亩产红薯上报为百万斤。百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算一个红薯有一百斤像人那么大，一个挨一个摆在地里，一亩地也摆不下那一万个大红薯。

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号角撼天动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家家户户做饭的锅也都收集起来炼了钢铁，社员们生活一下跨进了共产主义，吃集体大食堂。

据说58年那年地里庄稼长的还很不错，可社里男女壮劳力都抽去大炼钢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人收割，红薯都烂在地里了，棉花白花花一片在地里也没人摘。其实就算再忙，如果真想把庄稼收回来也不是就不可能的。主要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切财产统一归公社所有，你费力收回来的庄稼不能归自己，所以社员个人的积极性不高。

人民公社办集体大食堂，刚开始各个村的食堂都天天挑好的做的吃，社员可高兴了。因为人民公社施行的是“一大二公”“ 一平二调”， “不吃白不吃”。可这一政策到后来就不好使了，因为公社可供应的粮食越来越少，到了60年灾荒年，集体大食堂连高粱面糊糊也供应不足了，粮食几乎是“瓜菜代”，吃的人的脸都发了青。

经过“大炼钢铁”，“集体大食堂”，以及六十年代所谓的“天灾人祸”，也即三年自然灾害后，1962年，中央颁布《农业六十条》，也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从制度上根除公社各级组织中的平均主义及“瞎指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被取消。《农业六十条》颁布后，农村实行的基本上是以生产小队为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集体经济实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有所提高，集体经济也有所好转。并且有的地方恢复了社员耕种自留地及开展家庭养殖业，也就是允许社员种有自留地和私养家禽、家畜猪鸡鹅鸭等。

1962年，赞皇恢复县制，全县划归为21个公社，行政村改称为生产大队。21个公社分别为：城关、西高、邢郭、龙门、清河、严华寺、阳泽、院头、上麻、胡家庵、马峪、黄北坪、楼底、虎寨口、石嘴头、许亭、都户、土门、行乐、张楞、孟府公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又统一归公，家庭养殖业也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经过“文革”，饱受“左”的错误摧残的中国农业已到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它严重压抑、窒息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丧失了发展活力。

中国农村建国后的第二次大的土改运动，也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分配到农民各个家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安徽小岗村，被誉之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一个冬夜，在小岗村一间茅草屋里，该村18个村民谋划了一件惊天大事——分田单干。小岗村人摁下红手印二十几天后，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究竟如何现在人们各种说法不一，但在当时不失为一种 权宜之计，首先是一下子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时，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平反复了职，我们家已经又去山西了，所以有关家乡分田到户后的情况了解的就较少了。北邢郭村文化大革命中从外地被赶回两家，也就我们家和李士英家，我们两家还是亲戚，两家的情况也差不多。我大哥李庆玉是1965年山西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李士英的大儿子李占瑞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糸毕业后也分配了工作。我记得文革中在村里批斗我父亲和李士英时，住村“工宣队”结合本村阶级斗争现身说法，“彻底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其中就有一条提到:“北邢郭村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共17年间，全村贫下中农中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偏偏全村就“地富反坏右”这两家出了两大学生。”细想一下，说的好像也是那么回事。我大哥和李占瑞哥都出生在北邢郭村，若不是解放后随父亲到城里念书，他们也许也和村里大多数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人一样是个种地的农民，怎么会后来能成为高级教师、教授呢。所以说人的命运有时确实也不由个人能掌控的了。

我父亲是1975年经落实政策平反后又回山西工厂复职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落实政策还是有阻力的。我的大姐夫周德旺(在山西日报社工作)和我大哥李庆玉(太原成成中学工作)先后多次到长治钢铁厂、长治信访局以及回我们河北老家找村里干部，找赞皇县有关部门上访，最后费尽周折才为我父亲平反落实了政策。根据国家落实政策规定，当时像我们家的情况，我母亲和我弟弟（当时十四岁）可以随我父亲手续迁回城市。我和我二姐年龄已经超过十六周岁，当时城市正知识青年下乡落户，我和我二姐只能按知青待遇，继续留在农村。

1977年国家高校恢复考试后，我弟弟李素玉考取上山西电力学校。1978年我二姐和我经过参加知青社会招工考试，也参加了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与他们的子女来说，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年里，中央先后下发了统领“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0个，有力的推动了乡村的不断变革。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后来国家不断调整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卖粮，还可以加工粮食。“包产到户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农业生产自主权，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这些都自己说了算。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更令农民高兴的是，2006年，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这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开启了农民命运的重大变化。这可是开天辟地，中国历朝历代也从没有过的事情，从古到今那有农民种地不缴农业税，并且国家还下发农业补贴和养老补贴。

如今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五马山一带被规划为赞皇县五马山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附近建起了很多工厂。北邢郭村周边也变化很大，村西有南水北调工程河渠，村东有石家庄红旗大街南延大道。交通也方便，往东三四里就是高铁高邑西站，下车后步行就可到家。家乡附近有了工厂，村里人除种地外，闲下时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工厂就可找到工作挣到钱。农村生活也富裕了，吃的穿的用的，跟城里人没有多大区别，大多人家做饭还用上了液化气。我回家乡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回家看到家乡的变化，都感到很欣慰。当我有时坐高铁经过高邑境时，每次都会贴在列车窗口上，望着远处家乡的五马山，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生逢盛世、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吾辈之幸啊！

我们村李家这个大家族，现在枝繁叶茂子孙有多少，十个爷爷的后人都是谁，我也不太清楚了。就拿我爷爷这股来说，我爷爷膝下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我大伯家又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父亲下面是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叔叔家也是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仅我们这一辈人男的就九个。再往下又已经传有三代人了，具体现在各家有多少后人，我也点不清了。现在我大伯的后代大多留在河北老家一带，我父亲这一股的后人大多分散在山西省一带，我叔叔的后代在甘肃兰州一带。

时间会改变一切的，一个家族随着历史的变迁，众多家庭成员的个人成分必然也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也不论你走的多远，你是北邢郭村人，你的祖根在五马山下，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故乡，是我精神生命中的一座丰碑。少年时代在家乡的一段经历，对我一生受益匪浅，终身难以忘却。故乡的山水，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乡民间众多传说故事，给予丰富了我的人生。

寻根认祖，追源溯本是人的一种本能。人，可以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绝对不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1962年全家照，我哥李庆玉上大学没能参加，驾车的是我父亲的表弟郭好晌(东郭家庄人，到山西出差留影)。

　　至此《五马山下》连载暂时全部完毕。如有补充内容再续，谢谢诸位一直以来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