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山下(九)

潞邑

悠悠岁月（上）

兵工厂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解放。当时北平、太原等地还没有解放，石家庄刚解放局势也还没有稳定下来。中共华北局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军军工部在接管石门炼焦厂等厂后，奉命将该工厂的一些机械设备拆卸下，搬迁到老解放区山西省太行山深处，筹建兵工炼铁厂，炼焦厂。同时晋冀鲁豫军工部还在石家庄招一批技术工人，由这批工人将机械设备拆卸下后，随同设备一同迁往山西。

据记载，石门炼焦厂于1914年由井陉煤矿在石家庄兴建，旧址位于原桥西区政府东南。该厂原聘用的是德国工程技术人员，我国第一批优质焦碳就从这里炼出。同时，还生产臭油、沥青、汽油、中油、重油、红油等20余种副产品。众所周知，井陉煤矿是石家庄最早的近代工业，而炼焦厂又是建国前石门三大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另外两家为铁路车辆厂和大兴纱厂。

石家庄刚解放时，工厂商店等一下还没能恢复起来，市民们缺衣少食，艰难维持生计。虽然大街上有新设立的难民救济所，支的大锅施舍粥饭，但是人多粥少，排队排到跟前粥饭也没了，有时能抢到口涮锅水也是好的。

我叔叔在石门炼焦厂打过零工，石门刚被解放，工厂没开工，没有工作干。突然一天听说有个地方在招工的消息，我叔叔就急忙赶去招工处报名。后来才知道该招工处为晋冀鲁豫解放军军工部，报上名后第二天就可上班，被安排到工厂里去拆卸机器，当天就有饭吃，并且馒头窝头管饱尽你吃。听到这个好消息，我父亲也随后去报了名并被录取。当时我父亲他们也搞不清楚晋冀鲁豫军工部是个什么单位，后来才知道新招的工人和拆卸下机器设备要一同迁往山西新建兵工厂。

我爷爷听到他两个儿子都报名招工之后要去山西，有点不放心，就也跑去问询详细情况，听人家招工的人介绍后觉的确实不错。其实我爷爷当时想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个地方能管吃饱饭也就满足了。我爷爷随便问了人家招工的人一句：“要不要上点年纪的人？”招工的反问：“你会干什么？”我爷爷回答：“我会赶马车。”招工人说：“正好，我们搬运正缺赶车的人呢？”因为当时拆卸下的机器，需要用马车运输到山西，因路途遥远，山路崎岖，需要有好赶车的把式才行，于是我爷爷也被招用了。

我爷爷他们当时住在石门铁路工人刘志武家里，晚上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志武。刘志武和他弟弟刘志文，还有他们邻居王永志、王文志(小名老黑)弟兄知道了也先后也去报了名。刘志武他们几个都是铁路上工人，因为打仗铁路被破坏了，一时半会修不好，火车也停开了，他们也就失了业，生活没了着落。所以他们也都报了名去山西兵工厂工作。

刘志武的母亲刘老太太信佛，与我爷爷信的是同一个会道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顺京汉铁路一路南下进攻到石家庄时，刘老太太带家人逃难时，经同会的教友介绍曾在北邢郭我们家住过。当初刘老太太还与我奶奶有点抱歉的说：“给你们多添麻烦了”。我爷爷在旁边还好言劝道：“谁家没有碰到个难处的时候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家遇到难处，还会到你家门上呢。”没想到我爷爷当时随便说的这句话，后来果然应验了。我爷爷他们刚到石家庄，还多亏靠人家刘老太太的儿子帮忙，给我父亲和叔叔找的工作。

从石门炼焦厂拆卸下部分机械设备后，开始往山西搬运，我爷爷和我叔叔是第一批赶着马车拉着机器走的。我父亲和刘志武他们几个被分为第二批，等着把需要的机械都拆卸下后，才能随运输设备的车辆一道赴山西晋东南的兵工厂。

我爷爷和我叔叔到山西晋东南后，我叔叔被分配到晋冀鲁豫兵工部黎城县东洼村兵工四厂干机工，就是用机床加工炮弹壳。我爷爷给厂里负责喂养牲口。东洼村再往西大山深处即是著名的当年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

黄崖洞位于黎城县城西北赤峪沟西端的大山里，距县城90华里，与武乡县、辽县（左权县）相邻。那里壁峰矗立，陡崖千仞，北面黄崖上有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70米的天然大石洞，故称黄崖洞。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将设在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建所移到黄崖洞，扩建为当时华北敌后我军最大的兵工厂。

抗战初期，国民党张荫梧河北民军在冀西与八路军搞摩擦，被八路军击溃后，张荫梧河北民军设在赞皇县野湖泉村的造枪厂，被我军收缴，随后将该造枪厂的机械设备和大部技术工人迁移合并给黄崖洞兵工厂，因此该厂有很多老兵工为河北省人。

黄崖洞兵工厂建成投产，当时共有机器设备40多部，其中有三节锅炉一台，25马力蒸汽机壹台，车、刨、钻、冲等切削机床20多部，其中有一部荷兰造的机床，能制造精密量具，并有10千瓦直流发电机一台，能供部分照明。机加工房使用蒸汽机作动力，采用无轴皮带传动。全厂共有职工近700余人（后来发展为2000余人），最高时月产七九步枪400百多支，掷弹筒(五0炮)200多门，五0炮弹3000余发，还生产步枪刺刀等武器。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工厂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

黄崖洞兵工厂坐落在洞南的一片山谷地带上。厂区四周石岩绝壁，被陡峭的群峰紧紧环抱，与外界通道只有两条：一条是沿西北方向出金山坪的山口叉道，经左会，过显王，可直抵根据地的心腹——武乡，与八路军总部往来联系；一条是南口有一条狭长的山涧，蜿蜒曲折，纵深千米，两侧高峰对峙，从涧底仰视，只见一线青天，俗称“瓮圪廊”，廊中出口悬崖直下，常年有流水瀑布。兵工厂在此设一吊桥。平时，放下吊桥接通内外，出槐树坪，赤峪村，可北达辽县、和顺，南至黎城。战时，取下吊桥，路断崖阻，千军难入，大有“一夫把关，万夫莫入”之势，工厂十分隐蔽。

1941年11月11日，日寇36师团汇合第4,6混成旅计7千余众进犯我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特务团奉命保卫黄崖洞兵工厂，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直接指挥下，我特务团与兵工厂护厂队战士与4倍于我军的敌人周旋，激战8昼夜，到11月19日战斗结束，毙伤敌人2000多，保卫了兵工厂，赢得了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果。黄崖洞保卫战打出了八路军小米加步枪的威风，打灭了日本侵略军的骄横，因此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闻名遐迩。

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总部兵工部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工部。在晋东南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各地，晋冀鲁豫军工部下属的兵工厂就很多，有炮弹厂、制炮厂、造枪厂、手榴弹厂、子弹厂、炼铁翻砂厂、焦化厂、火药厂等20多个。我父亲和刘志武、王永志他们几个到山西后，被分配到晋冀鲁豫兵工部兵工七厂，也就是故县铁厂。

故县铁厂与黎城县东洼兵工四厂相距有100多华里。故县铁厂始建1947年初，厂址在长治城西北25公里处的故县村东。这里北依石圪节煤矿，南滨漳河，附近有矿源，十分符合建厂条件。

1947年5月，阳泉解放。阳泉荣华铁厂有一座可日产二十吨的高炉。当时的太原与石家庄市还没解放，阳泉地处石太铁路中间，乃兵家争夺要地。于是，军工处决定将阳泉的高炉搬迁到故县建厂。搬迁工作分设备的拆卸、清点、装箱、押运及招收技术工人、征集车辆和搬运工具、招募民工等，时间很紧迫。运输队伍浩浩荡荡，前面有民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通翻越太行山的临时运输便道。高炉体积大，平车、马车都装不下，便把几辆平车或马车捆在一处，进行组装，牲口在前面拉，民工在后面推，有的设备不能装车全靠在地面移行。就这样昼夜兼程，翻山越岭，仅用二十多天，走完了三百公里的崎岖山路，将高炉的全套设备完整无缺地运到了故县。

1948年1月10日，故县铁厂正式开炉出铁，标志着华北军工以长治为中心的炮弹生产基地的形成。1948年8月，解放区的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也即北线和南线兵工厂统一合并，以长治为中心的华北军事工业区，东起河北邯郸磁县，南到山西晋城、陵川，北迄河北建屏，山西阳泉，西抵武乡、左权。在这纵横数百里的区域，随处可以见到新盖的厂房，高耸的烟囱；听见机声隆隆，汽笛吼鸣；以及满载军火的汽车、骡马大车队。有的工厂与工厂之间，还铺有轻便铁路，小火车川流不息，日夜奔忙。兵工局直接管辖的制炮厂、炮弹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翻砂厂、焦化厂、火炸药厂有20多个，职工二万四千多人。如果加上为军工服务的肥皂厂、甘油厂、酒精厂、精硝厂、棉纺厂、皮革厂、电力厂、电池厂、煤矿、铁矿等，职工就达五万多人。故县铁厂高炉的投产，使华北兵工炮弹的产量成倍增长。仅以生产的六0、八二、一二0叁种炮弹为例，1947年总产量为二十万八千八百发，1948年就增加到一百零二万八千发，为上年产量的五倍。1949年又提高到一百七十五万六千三百发，相当于1947年的八点四倍。这些炮弹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夺取解放战争大反攻的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全国解放后，在江苏省徐州市南山举办的“淮海战役展览馆”的“参战武器馆”里，陈列着一箱箱、一排排晋冀鲁豫兵工厂制造的八二迫击炮弹及八二迫击炮。展览馆解说词中说：“陈列在这里的是华北解放区参战武器——八二炮弹和八二炮。这种武器携带方便，命中率高，杀伤力大，深得各级指战员的赞许与欢迎。华北军工将与淮海齐名，功垂青史……”。

据统计，解放战争的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华北军工厂平均月产炮弹二十一万发，炮弹产量相当于国民党统治区生产量的四倍。

我爷爷和我父亲、我叔叔他们父子三人，当初只是想找个能让吃饱饭的地方就行，没成想，这么一下他们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兵工厂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军兵工部管辖，当时兵工厂工人相当于当了兵，与参加解放军享受一样的待遇。当时兵工厂保密，一般多用代称，如故县铁厂对外称之为“潞华货栈”。刚开始我父亲给家里写信下面就用的是“潞 华货栈”这个地址。也是在这个特殊时候，我的父亲将其名字李凤鸣改为李长海，我叔叔的名字李凤山改名为李国耀。

新生

应该说从石家庄到山西兵工厂，是我父亲他们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我父親原本就是一个面朝土地背朝天种地的农民，若不是家庭遇到大的变故，他们可能还不会轻易离开家乡这片热土地的。谁知遭此历史的际遇，至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猝然错位，也即从一个农民破茧化蝶、涅槃重生，进化为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

通过这一身份的置换，进而接触外面的大世界，也或许才使他们领悟到，除了农民种地之外，换另一种生存方式似乎也不错。实际上真正使我们这个家发生巨大变化，以至影响其后代人一步步的繁衍发展到至今，正是从那时开启的。

我父亲参加兵工厂革命工作后，被分配在故县铁厂机动室为修理工。当时的故县铁厂还没有开产，正在争分夺秒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新来乍到兵工厂，我父亲像做梦似的，仿佛来的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这里兵工厂与他从前在石家庄的旧工厂完全都不一样，过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打工，每天提心吊胆的累死累活做工，就那有时还经常会遭到资本家工头的欺负，因为旧社会工厂中存在的师徒等级一些封建陋习，有时还免不了受到师傅的训斥和白眼。在这里可以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父亲到了兵工厂当时内心深处的感受，就像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歌词中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 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 呀呼嗨 嗨嗨！”兵工厂充满阳光，朝气蓬勃，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可亲。

整个工厂就像一个大家庭，上至厂长下至徒工，都是革命的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欢乐、同甘苦，互相体贴，互相照顾。长者胜父母，同辈似兄弟。重大问题民主讨论，互相协商，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工作之余，开展文艺体育活动，打篮球、下象棋，唱革命歌曲。同时组织工人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工友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建厂初，工人普遍文化较低，许多工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所以工厂很注重对工人的文化培训教育。大多数工人们也认识到，因为没有文化，因此在旧社会才被剥削被压迫；所以参加兵工厂革命工作后，通过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觉悟也不断的提高，学习文化的劲头也很大。

我父亲因为过去在小学读过几天书，有一点文化基础，在参加工厂组织的培训学习班中，接受理解各种知识也相对较快，所以还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时间长了，彼此都也熟悉了，有的时候老师有事，一时上课来不了，就会安排委托我父亲代为讲课。此外，我父亲还积极参加工厂里组织的各种宣传活动，如经常写个什么宣传通讯稿，报道时事新闻或写工厂里出现的好人好事，定期为厂里工段办黑板报。当时工厂工会还经常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我父亲是工会的文娱活跃分子，除参加工厂的扭秧歌队外，还参加工人们自己排演的话剧，我父亲还在剧中扮演过主要角色。

此外，为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工厂还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开展评比立功受奖活动。当时竞赛中提的宣传口号有：“人人要立功，事事可立功，立功最光荣。”“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工房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等。

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工部召开“开展刘伯承兵工厂”运动表彰大会，故县铁厂职工立功受奖人数达90/100以上。我记的我小时候我们家有把瓷壶，上面写有“职工楷模”四个大字，旁边标有晋冀鲁豫军工部颁发字样。这是我父亲早年获得的奖品，瓷器不好保存，可惜后来给打了。

根据查阅有关资料上的记载，赞皇县是于1947年11月，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有关规定，针对全县土改中的偏激和过左的行为开始纠偏。

按《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有关规定，我们家被划定为是错斗中农成分。当时我爷爷及我父亲和我叔叔已经在山西兵工厂工作。

纠偏中要核对家庭现有几口人，并根据家庭人口重新平分土地，在外工作人员需要开回单位证明，村里才会认可。于是，家里给我父亲他们去信要单位证明。

因为我奶奶不识字，我哥哥也才认几个字还写不了信，家里来了信要请村里小学的老师给念，回信也是求小学老师给写。当我奶奶将我父亲的来信和证明让老师给看时，老师看到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工部大红印章的证明书时，惊讶的说：“啊！原来你们家还属于军属呀？”这下村子里的人也就都知道了。

当时还处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北京、太原等地还没有解放。地方政府上对拥军优属工作很重视。如我们村自收到部队兵工厂的证明书后，春播夏秋农忙季节，村里干部还会派人帮助我们家干活，过年过节拥军优属还到家里去慰问。

据我哥哥回忆讲，当时在北邢郭小学教书的老师名字叫王月海，就吃住在村办公所里。村办公所离我们家近，我哥哥下学后也经常陪着老师，有时老师做饭炒菜，他还帮拉风箱。我哥哥后来去了山西又回河北老家探亲时，还特意去看望过他的老师。王月海老师后来担任过赞皇县教育局局长。

我们家现仅保存有我父亲留下的一枚“华北解放纪念章”。该纪念章”为铜制奖章，奖章由两部分组成。章面图为嘉禾图案簇围着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着“万里长城”和“八一军旗”，奖章下方铭刻“华北解放纪念”六字：奖章另一部分由横幅红面黄杠的授带组成，与章面连成一体：奖章后面刻有“1950”字样。奖章整体看上去金光闪闪，威武豪迈，气壮山河。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为表彰解放华北区参战人员，经报请中央人民军事委员会批准，决定颁发“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

规定颁发人员范围为，1949年5月6日前参加华北解放军建制之部队及军事工业部门的全体人员。因为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个城市为河南省安阳，时间为1949年5月6日，所以华北全区解放时间截止为此。

听我父亲讲过，能获得“华北解放纪念章”，使他们感到很荣耀。建国初一次他坐火车回河北老家探亲，坐在同车厢一位当兵的，看到我父亲胸前戴的“华北解放纪念章”，热情的问是那个部队的，我父亲告其是“晋冀鲁豫军工部”兵工厂的，对方听后高兴地说：“咱们是一个部队的，我是原先晋冀鲁豫解放军的，现在已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了。”

我父亲的文化按说不高，但在当时工人中已经算是有文化了。当时在工厂里，大多工人包括一些老工匠师傅，修理机器干活还行，但是你要他们看具体图纸，有的就看不懂了。

我父亲因为有上过小学这个文化底子，平时也喜欢钻研学习，再加上工作后参加工厂里的各种技术班培训，进步很快。在工作中，有时别人看不懂的图纸他能明白，这在当时众多工人师傅们的眼中，就显的很不简单。

如当时我父亲所在机动室的一个姓查的老师傅，从前日伪时期就在阳泉铁厂为高炉维修工人，阳泉解放后随该厂的炼铁高炉一同迁来故县铁厂。老查师傅对炼铁高炉上的供水系统、汽化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很精通，有时仅靠听锅炉房风机的响声，就知道机械设备上那个地方有问题，因此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建厂初期就担任机动室锅炉房的工段长。老查师傅虽然也认识字，但是文化不高。他那过硬的是技术，全凭他在炼铁高炉上摸爬滚打，日积月累工作实践中得来的。在他身上唯一的短板就是，看图纸不太行。

我父亲作为老查师傅手下的徒弟，还能看得懂图纸，自然得到老查师傅的青睐。老查师傅有时从厂里领上任务，回来后把图纸往我父亲手上一交，说：“你先给咱熟悉下图纸，看该怎么干！”随后，老查工长就让我父亲带头领着大家干，他很放心，所以也很看重我的父亲。

建国初，我们国家与苏联关系好，什么都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当时厂里从工人中挑选技术骨干，派送到苏联去学习 。因为是出国学习，所选对象起码也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各方面综合考评，我父亲当时被厂里选为赴苏联学习。老查师傅听到后，坚决不同意我父亲去苏联学习，并且跑到厂里找有关领导说：“你们如果让李长海他走了，我的工作怎么干。咱可把话说在前，如果影响了生产可别怨我！”就这样，老查师傅硬把我父亲赴苏联学习这件事给搅黄了。后来选派顶替我父亲到苏联学习的那位工人，初中文化，技术上也可以，但是在工作上爱与老查师傅顶牛，老查不太喜欢他，所以就痛快让人家去苏联学习走了，反到是成全人家。

据说那个去苏联学习的人归国后，没有再回本厂，留在了国家冶金部工作，在文革前还曾作为冶金部专家，来厂里搞调研，还同我父亲坐在一起叙旧。不过时过境迁，人家的身份是冶金部的专家，我父亲确还是个普通工人。我父亲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是老查师傅作梗坏他了去苏联学习之事的，可知道了，又能说什么呢？

我曾听我父亲感叹过说：“人的命运有时不好说，有的时候你太认真好好干也吃亏，因为单位到时舍不得放你，所以有时反而也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的发展前途。

”故县铁厂建厂初，因当时的北平、太原、包括河南省的新乡、安阳等地还没有解放，工厂里共产党的党组织是秘密活动，党员身份不公开。直到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好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即将成立，工厂里的党组织才由秘密转为公开。

当时工厂隆重举行了党组织及党员公开大会，大会上当众宣布本厂党员名单，厂党委领导向职工们报告了党组织公开的重要意义。在工厂正式公布各单位党员名单后，职工们议论纷纷，我父亲单位的工友，见到我父亲还问到说：“我们看你平时干什么也是积极向前，都还以为你是党员呢？”

自从我父亲参加工作后，因为他在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工厂党组织就有人和他谈话，发展他为入党积极分子。当时党组织经常组织积极分子开会学习，我父亲在这里面算是有文化的人，所以经常让他在会上带头念文件、读报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组织上更加注重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发展党员。几年过去，我父亲发现当年和他一块学习的积极分子，人家一个个先后都入了党，他却没能入了党。因为入党，组织上会严格考察，并要求必须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个人出身，以及家庭主要成员情况。

为了表示对党组织的忠诚，我父亲自然会一五一十把自己家的成分，以及他的叔叔们中有两个在国民党队伍里担任过军官，一个叔叔在土改中被镇压等情况向组织上坦白交代。其实，按实际情况来说，他的两个叔叔，一个是在抗战时期的武汉大会战中打日本鬼子失踪的，一个在抗战时参加过江防保卫战，后来起义参加了解放军海军。另外那个叔叔，也是在土改运动被极左路线错杀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个人没法讲清楚。因为家庭成分复杂，这应该是我父亲一直没能入了党主要原因。

父子之情

我叔叔和我爷爷所在的晋冀鲁豫兵工四厂位于黎城县城南的东洼村，该厂与我父亲所在的兵工七厂，也即故县铁厂相距约有100多华里。

东洼村兵工四厂主要是加工炮弹壳，我叔叔干的是车床工，就是用机车切削旋炮弹壳。我爷爷在工厂运输队喂牲口。我爷爷到山西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水土不合啥原因，时间不久就突然得病去世了。

我爷爷去世时，我父亲不在身边。据说我爷爷当时好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提前几天就与房东的老大爷打了招呼，交托房东的老大爷到时多照看下我叔叔，怕我叔叔一下受不了。临去世前，我爷爷自己把身体洗涮干净，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炕上。那天晚上我叔叔守在爷爷身体边，爷爷还交代他说：“我也看到了，这地方不错，人也都挺好，你和你二哥就在这好好干吧，慢慢一切都会好的！”

我爷爷的突然去世，身旁就我叔叔一个人，孤苦伶仃，啥也没有。房东大爷怕我叔叔想不开，一直陪在我叔叔身边。

因为我叔叔他们刚到这里不久，和周围的人也还不太熟悉，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多亏我叔叔所在单位兵工厂的工会组织出头，工友们纷纷给捐钱，为我爷爷给买了口棺材。房东大爷帮助在村子附近给找了个地方，工友们一起给帮忙，才把我爷爷安葬了。

因为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考虑到等和平了，我爷爷的棺材还要迁回我河北老家去，所以当时我爷爷的棺材没有埋在地下，是找了个高土埝处挖了个窑洞，把我爷爷的棺材放进后封了口，实际上算是用棺材先柩在窑洞里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才用马车把我爷爷的棺材运回河北老家，重新入土安葬了。

听人们讲亲人之间有时会产生“心理感应”，或许还真有“心理感应”这一说。据我父亲讲，他当时在故县铁厂上着班，突然有一天感到心里搅得乱糟糟的，整个班上干什么也心不在焉，胸口憋屈的难受的直想哭。故县铁厂离我叔叔的工厂距离很远。我父亲上班后，铁厂正在争分夺秒紧锣密鼓的筹建中，他白天黑夜的忙，还一直没顾得上去看我爷爷和叔叔。我父亲才说瞅个时间，与班上的工友换个班，去黎城那边跑一趟，这时就有人稍口信来，说我爷爷去世了，并且已经安葬了。我父亲闻此噩耗，悲痛欲绝，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去看我爷爷。我父亲后来掐算了一下我爷爷去世的时间，恰恰正是他前几天突然感到很难受的那天。

在战争年代早期，八路军的兵工厂都是建在偏远隐蔽的大山里，主要是为了预防敌人的袭击破坏。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华北中、小城市的解放，兵工厂开始由山沟里逐渐迁往城镇附近交通便利的地方。

1948年8月，晋察冀兵工厂与晋冀鲁豫兵工厂合并，统一规划称之为华北兵工局。是年年底前，我叔叔所在的兵工四厂由黎城东洼村迁到长治郊区的安居村，安居村工厂离我父亲所在的铁厂才十多里路，两个厂同属于华北兵工局第一大厂辖管，后来共同合并为故县铁厂。这下我父亲和我叔叔才离的近了，彼此也能经常见面了。

1949年北平、太原先后解放，紧接着河南省的新乡、安阳也解放，至此华北全境解放。随着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华北太行老区兵工企业培养抽调大批的干部赴新解放区负责厂矿接受接管工作。在此期间，华北老兵工厂先后抽调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南京三0七厂、内蒙古二四七厂、太原西北钢厂、矿山机械厂，以及东北、四川、青海、武汉等地的厂矿。因黎城的黄崖洞兵工厂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建立在太行山上第一个有规模的兵工厂，并且在此基础上后来扩建衍生增至20多个兵工厂，所以黄崖洞兵工厂名声在外、闻名遐迩。当年凡是从太行老区兵工厂出去的老兵工，都会称之为来自黄崖洞兵工厂，实际上黄崖洞兵工厂已经成为太行老区兵工厂的代名词。黄崖洞兵工厂，一个时代的骄傲，太行老兵工的集体记忆。

我叔叔就是解放初从山西太行老区调往东北，在东北兵工局哈尔滨市工作，任兵工局兵工科科长。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东北靠近朝鲜边境，东北兵工局组织兵工生产，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为抗美援朝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叔叔没上过几天学校，好像小学也没有毕业。他的文化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后学习的。我看到过我叔叔给我父亲写的信，我叔叔的钢笔字写的不错。他写的字仿宋瘦金体，一笔一划，刚劲有力。应该是临过字帖，下过一番功夫练就出来的。

我的叔叔年青时长的也算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比我父亲也会说话。在我父亲他们弟兄三个来说，我大伯和我叔叔长的随我爷爷的样子，中等身材略高一点，双眼皮，白白净净的。我的父亲的眼睛没有随我爷爷，随了我奶奶的单眼皮，并且我父亲的脾气性格也随了我奶奶，说话直，不会说好听话。

我父亲也写的一手好字，不过他写的与我叔叔写的字风格不一样，我父亲练写的是行草体，写出的字圆润流利，苍劲老辣。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每天工作似乎都很忙，从来没有领着或陪着我们去那里玩过。他每天下班回到家吃过饭后，就钻进我们家的小房中看书练字，读技术书籍，看图纸。有时还看到他一边看着着图纸，一边把家里的土豆切成好多块，在那里反复拼对研究什么。我看到他练字经常是在旧报纸写，用的是那种已经磨秃了笔尖的粗钢笔，粗钢笔下墨水快，写出的字来润泽流畅。

我父亲在单位虽然没能入了党，但由于他工作中表现积极，技术方面突出，所以领导上对他也很器重，后来提拔他为车间主任。

1959年，我父亲曾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先进青年群英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据我父亲回忆讲，当时会议议程上安排有毛主席的接见，但不知有什么重大国事，毛主席没有能到会接见他们。之后每当谈起这件事，我父亲仍遗憾的感叹不已。

听我父亲讲过，他们在北京开会期间，还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主演的《借东风》、《甘露寺》戏，还观看了我国制造的第一台黑白电视北京牌电视机的演播节目。

我父亲出门从来不爱给家人买东西，这次跟上开会的同伙们到北京王府井商店逛，看到别人都买东西，在众人的撺掇下，他也高兴地凑热闹选买了几样。给我哥哥买的是双黑皮鞋，给我大姐买了件上衣外套。拿回家后，我哥我姐人家都一下也不穿。我大姐嫌衣服太时髦，穿不出去。家里留着衣服想等我二姐长大点了穿，谁知道我二姐也嫌太显眼了，也不穿。在我都记事了，那件从北京买回来的衣服，还一直放在家里的柜子里，我印象中好像那件衣服是呢绒料子，紫红色底，领口、袖口和对襟口为黑平绒，纽扣为圆凸球状，看着就上档次。

那个时代，工厂里职工家属大院里的孩子，与大城市里生长孩子不太一样。城市里的市民受社会影响，一般喜欢相互攀比，常会以貌取人，如果你穿的不好，有时出门会遭别人被瞧不起。工厂职工家属大院出来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从小在职工子弟学校被灌输的教育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因此要培养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在这个群体里，你如果穿着打扮的太讲究，太特殊了，反而会被别人小觑的。所以，我的姐姐她们才拒绝穿那么时髦的衣服。包括我哥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穿我父亲好心从北京给他买回来的那双皮鞋。

我的父亲虽然在家里平时不爱多说话，但不言自威，封建家长制思想严重。一旦他说出的话，一言九鼎，谁也不能相悖。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都怕他，有时犯了错他可真的打你。我的哥哥都上了大学了，在他面前依然还是畏畏缩缩、谨小慎微的。

记的有一次，我父亲在自家门前修自行车，把车拆开后零件摊了一地，发现有个零件坏了。我父亲上街买零件，让我哥哥给看住摊子。我哥哥便坐在旁边看书边随便看摊子。我当时小也好奇，看到拆的零件觉的好玩，就趁我哥哥不注意时，偷拿着去玩给人家扔了。我父亲回来后，发现零件少了，问我哥哥，我哥一问三不知。一怒之下，我父亲竟然挥手打了我哥哥，我哥哥委屈的躲在一旁哭。我母亲看到后批评我父亲道：“人家都是大学生了，放假回来才能在家住几天，再怎么不对，也不能打人家啊！”

在当时我们住的好几百户职工家属大院里，我哥哥李庆玉是老职工的子弟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街坊邻居谁见了都是羡慕的夸赞不已。每当听到别人的夸赞，我父亲也会感到荣耀，不由的得意之情，也会溢于言表。可在孩子们面前，他从来不会夸奖你。

我原先认为在我哥哥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肯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可后来听哥哥讲过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

时间大概在1952年6月，我哥哥当时已经十几岁了。我的母亲住长治高家庄职工疗养所的医院生孩子，也即生我二姐的时候。当时建国初期，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生孩子，能住进职工疗养院医院，足见当时对兵工厂工人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故县铁厂离高家庄疗养院医院有十几里路，中间还要趟一条河，也就是漳河。

我的父亲下了班后，领着我哥哥去高家庄医院看我母亲她们。我哥哥说当时也没有什么东西拿，就是买了几斤鸡蛋掂着。过河时，我父亲挽起裤腿来，把我哥哥顶在头顶，让我哥哥骑在他肩上，搂着他的脖子还掂着鸡蛋。因为是在6月份的雨季，河里水面宽，当走到河中间时，水流缓急深处淹到了我父亲的腰部。父子俩在河里颤颤悠悠，好不容易才过了河，把我父亲累的够呛，把我哥哥也吓坏了。

有好多次，我和我哥哥坐车路过漳河，他不由得的触景生情便重复给我讲起这件事来。父爱如山，父亲的爱与母爱的温柔细腻相比，父爱往往是含蓄而深沉的。父亲像一座山，虽然静穆无声，却永远是你坚强的依靠。这或许是在哥哥脑海里对父亲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1950年留影。抱孩子左一是我大娘，怀中抱的是堂哥李孟玉。抱孩子右二是我婶子。左一脖子上围白毛巾为我大哥李庆玉。

我叔父李国耀1954年於哈尔滨留影。

　　1959年年初全家福，我是在中间的幼儿，当时还沒生下我小弟弟。

探亲

我的奶奶农村妇女虽然不识字，但她可不像一般家庭妇女胆子小出不了门。我奶奶就凭拿着一个信封，按这上面写的地址，就能千里迢迢从河北找到山西，找到我父亲和我叔叔所在的兵工厂。我叔叔后来调往东北长春后，我奶奶一个人还去过长春。

我奶奶第一次去山西是在1948年的麦收前，当时邯郸往南的安阳、新乡等地还没有解放，火车只能通到邯郸。当时我奶奶领着我哥哥，我哥哥才九岁，她们先是坐火车到邯郸，在邯郸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大早坐马车往山西太行大山里走，天黑了很晚后才找到黎城县城南的东洼村我叔叔所在的兵工四厂。据我哥哥回忆说，赶马车的在一个路口放下她们后，马车继续往大山深处走去。

第二天我叔叔领着我奶奶和我哥哥，在东洼村边一个山腰土埝上，找到安放我爷爷棺材的窑洞，烧香祭奠了一下。

我的哥哥曾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的家乡，在河北石家庒南平原上。解放前，西边是太行山根据地解放区，东边是京汉路日伪区国统区。记忆中家乡一直是交战区。抗战时，枪声一响，爷爷背着幼年的我到西山避难。解放战争时，枪声一响，毌亲拉着童年的我四处躲藏，有时藏在庄稼地里，天上子弹乱飞。我爷爷为躲避战乱，带着我父亲，叔父到石家庄，进工厂谋生，与家乡失去联係。这期间一家老小缺劳力坐吃山空，最困难时母亲带着我乞讨为生。直到解放战争局势稳定后，刘伯承晋冀鲁豫解放军兵工厂开岀公涵确认我家为“军工家属"是“优抚对象，生活才好转。原來1947年冬，石家庄解放后，爷爷父亲叔父报名到山西长治，参加了晋冀鲁豫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有十个分厂，叔父在四分厂，父亲在七分厂，（现名长钢厂〉，爷爷在军工运输队，为了安全与保宻与家乡断了联係。后來爷爷在黎城因病去世，奶奶带着我到山西长治探亲，才见到父亲与叔父。兵工厂和军队一样是供给制，没工资，我和奶奶又回了河北家乡。感恩解放军救我岀战乱苦难中，感恩共产党培育我成长成人！没有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幸福的晚年！”

我哥哥该文中所说的兵工四厂，应该指的就是黎城东洼村兵工厂。从黎城该厂到我父亲的工厂，来回需要耽搁两天时间，我叔叔当时工作忙，还不能请假陪我奶奶去找我的父亲工厂。我奶奶小脚女人，又走不了远路。我叔叔就给我奶奶雇了个赶毛驴的，让我奶奶骑毛驴上，我哥哥跟着旁边，从黎城东洼村往长治故县铁厂赶路。

因为要去见我父亲，刚开始上路，我哥哥还挺兴奋，走的也有劲。毕竟我哥哥年龄还小，还没有一下走过这么远的的路，我哥后来越走就越有点走不动了。我奶奶一路上哄他说不远了快到了，可一直走也到不了，我哥都快急哭了。我奶奶还从路旁给买了串柿饼哄我哥哥。那毛驴个也不大，如果我奶奶和我哥哥都骑上，毛驴受不了，况且人家赶毛驴的也不干。我奶奶想下来走走，让我哥哥也坐一会，可我奶奶的小脚，从毛驴上刚下来更走不了路，再说路程远急着赶路。还有我哥哥虽然年龄小，但已经懂事了，脾气也还很犟，即使再累，也不会让奶奶下来走路，他骑毛驴。

我奶奶和我哥哥第一次到故县铁厂后住在故县村的老百姓家。我父亲属于单身职工，和工友们集体住在一起。我奶奶没住几天就着急的要回家，因在老家里里外外靠她操持惯了，出了门她仍然放心不下家里。

当时在故县铁厂这里上班的还有一个河北老家南马村的人，名字叫王竹喜，他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五马山东已成解放区后，参军后辗转分配到兵工厂故县铁厂的，工作在炼铁高炉炉前。王竹喜当时20岁左右，他还从老家带出来了媳妇，媳妇比他年龄好像还小点，夫妻俩在故县铁厂附近的魏村租的民房住。据说是他当时找这个媳妇，俩人好上了，可人家女方的父母不同意。后来女方和他私奔跑到了山西来了。王竹喜听说我奶奶从老家来了，乡里乡亲的，感到很亲切，还领着妻子来看过我奶奶。我奶奶和我哥哥返家时，王竹喜还托我奶奶给他南马村家稍了封信，让转告他夫妻俩在这里很好的意思。我奶奶回到家乡后，还踮着双小脚亲自到南马村家送信，与王竹喜的父母亲也一下熟悉起来。从那以后，王竹喜的父母亲见到我奶奶及我们家人也格外亲切。有时，我奶奶和我大伯及我哥哥等家人在村西水沟地东地里干活，王竹喜的父母在南马村东的台地上干活，从远处看到是我奶奶她们，休息时还热情地大远的跑过沟来与我奶奶坐在一起拉呱家常。王竹喜的父母还曾与我奶奶约定好，下次两家相跟上一块去山西看儿子们。没想到，第二年王竹喜因为妻子生孩子难产，一时想不开，自己上吊死了。据说王竹喜夫妇当时住在故县铁厂附近的魏村，晚上深夜后妻子生孩子难产，王竹喜让同院的工友找医生去了。一时半会医生来不了，王的妻子生不下孩子就休克昏过去了。王竹喜以为是妻子死了，一下子就吓懵了。因为他找这妻子时，当初人家女方的父母就不同意，他是偷偷领着人家的闺女跑出来的。这下妻子死了，他可怎么回去跟人家父母交代呢？于是，王竹喜惊恐的就悬梁自尽了。工友领着医生来了后，抢救过来了他的妻子，孩子生下来也活了，可王竹喜却没能救过来死了。因为王竹喜这个人不在了，我奶奶与其父母再遇见后不知该说什么好，双方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后来两家关系自然就渐渐地疏远了。关于王竹喜的妻子和孩子后来的情况，也就不清楚了。

王竹喜，其父王铁棍。王竹喜有一妹，名叫王竹梅。王竹梅嫁本村军人王丑妮。王丑妮，1946年参军，解放南京时任二野司令部警卫员。后随二野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建国后夫妻转业北京，任国务院外事局友谊宾馆安全股长。2016年在北京去世。

在长治地区还有一个南马村的名叫李奎文。李奎文是从家乡参加解放军后转业分配在长治市公安局工作，后曾担任长治市无线电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又调长治市纪委工作。李奎文与我们北邢郭李家门还有点亲戚关糸，我该称其为姨夫。他家住长治市委大院。他这个人特别好，为人处世和谒可亲，乐于助人。我早年还曾经常去他家，还在他家吃过饭。我父親在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李奎文还给我家帮过忙，所以我们一直记着人家的好。

我奶奶当年去山西，主要是看看我父亲和叔叔在山西的生存状况如何，非的她亲眼看到后才会放下心，这也是我奶奶一贯处事的风格。实际上我奶奶等于是在为我母亲和我婶子先探路，经过她的一番考察后，才确认是否放我母亲和婶子去山西。

我奶奶回到河北老家后，才批准我母亲和我婶子去山西探亲，当时说的是看下就回来了，可这一去就留在那里了。

当时还是战争年代，邯郸往南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我母亲和我婶子也是乘火车先到邯郸，然后再倒坐上马车去山西故县铁厂。听我母亲讲，她当时领着我大姐李香菊，那年我大姐才刚四岁。在路程中，我母亲领着我姐姐坐的是前面的马车，我婶子坐在后边的马车。一路上，一旦后边的马车没有跟上来，我姐姐看不到婶子坐的马车后，就着急的小嘴不停地喊叫要婶子呢。

我们家现在还保存有一张我大姐姐和我父亲在一起最早的老照片。那是在1949年的春天，桃花已经盛开了。我母亲领着我大姐姐在故县兵工厂南边的小河里洗衣服，当时我大姐姐才刚五岁。我姐姐看到我父亲和几个工友下夜班后在小河旁边的桃园里照相，就跑了过去，于是就留下了一张我姐姐我父亲与几位老兵工合影的珍贵照片。

1948年后期，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好转，晋冀鲁豫军工部兵工厂已经逐渐允许部分职工带家属了。

当时兵工厂实行的是供给制，我母亲和我婶子到兵工厂后，需先到工厂有关单位登记注册人口，然后才能每个月到时去领供应的粮食。

解放后我叔叔调往东北，我婶子也随着去了。1962年，国家下放压缩城市干部工人家属，但政策规定凡1949年10月1日，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已经在吃供应粮的家属不在下放之列。当时我叔叔给我父亲去信，让找故县铁厂给我婶子出证明，从该厂供应科保存的1949年前家属粮食供应册档案中，查找到我婶子的名字后，故县铁厂给出具了属于兵工厂家属的证明，我婶子及孩子们才没有被下放了。

大概在1962年后不久，我叔叔又从东北调往大西北的甘肃省兰州市工作，我婶子及全家大小也随之迁徙到兰州。

　　1949年春天故县铁厂老兵工留影。照片上我父亲李长海(左二)旁边小女孩是当年才五岁的我大姐李香菊。

　　我的父親李长海(左一)1958年检修竣工留念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