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的回忆

江南一庐

大学同学群在热议今年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之事，决定于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宁波东钱湖召开。大家群情高涨，报名参会比例之高远远超过前两次。大学的件件往事，老师和同学们的张张笑脸不时涌上心头，我回忆的思绪也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就从34年前的1986年说起吧！

那年夏天，天气似乎特别的炎热难熬。7月7日至9日高考，7月15日，根据估分填了志愿，我记得当时第一志愿填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第二志愿是杭州大学法律系，第三志愿是浙江政法专科学校。看来我是立志从事法律事业的人，理想高远着哪。但是，7月28日正式分数通知下来，我总分只有505分，仅比本科线高出4分，这个成绩还是我平时的好，自己很不满意，也很失落。要知道，在天台中学，当时两个文科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以为也能与85届一样，一个班里出了全省文科第一、二、四名，那这届说不定我也有可能吧。梦想总是美好的，这下完了完了，梦想破灭，第一批重点大学已经无缘，看来第二批的杭州大学也很悬了！

之后我就在家里坐等消息，听从命运安排，偶尔骑着破自行车上街头、平镇等地的同学家走走。不料，左等右等，总不见录取通知书来。

到了8月中旬，我高中同班同学中，有考上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等，同村的黄智才考上了浙江大学、金正飞考上了浙江师范大学，他们都相继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我却一直还没有消息，心里那个焦急啊，但外表装作淡定，因为怕父母亲、大哥太担心。我记得对他们说过一句话：“放心吧，大学肯定有得读，好差一点而已”，其实我心里已经作好了准备：大不了再复读一年，说不定会考得更好！我大哥跟送信的邮递员熟悉，大概吩咐过他，凡有我的信件，不要放到村里小店，要直接送到他家里。日子在忐忑不安中又过了几天，直到8月23日，那天上午，吃过早饭后，半昼前，大哥急步飞快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已经拆开的信，说“录取了，录取了”，我连忙问：什么学校？“杭大，法律系！”我急忙拿过信，果然是录取通知书，杭大法律系法学专业的通知书！我从头到脚，一字不漏看过，心里自然惊喜，父母亲也开心的很。之后，我想着要给大姐报个喜，就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过金家殿水库，越过田坎，走到三里外的荷柳塘村。路上也有熟悉的村民问我，做啥去，我说我考上大学了。这一天，全村人几乎传遍了这个消息，不时有人来我家道贺，因为老家村庄80%的人姓卢，而我是卢氏第一个本科大学生，所以受人关注。

事后才知道，我们天台中学八六届，一共六个班，当年考上大学的就有104人（包括本科、专科），是天中历史上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一届，已经相当辉煌了。其中考上杭大的就有十多人；而对于我老家上卢村来说，当年全县也仅二、三百来个本科生考取，而我们村就占了三个，实在是个利好消息！为此，我家还办了十几桌酒席，请一些亲戚和同小队的村民过来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白鹤乡（刚从公社改乡不久）书记，名字叫什么忘了，这天晚上他正好在村里公事，听说我考上大学，特地上门祝贺，与我握手，给我极大的面子和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大官”握手，也是我家第一次有官家的人踏进门。

之后，我开始准备被子衣服、行李箱等。9月25日，我穿上草绿色军装（小哥当兵复员回来送我的），告别了家里的亲人，与同到杭大读书的褚永闻同学（旅游系）、许照明同学（经管系）一起，在城里小北门车站乘上去杭州的汽车。坐了七个小时的车，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钱塘江。过了大桥就是虎跑路，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香气扑鼻而来，真舒服，这是杭州城给我的第一印象。到武林门汽车站下车，外面熙熙攘攘，杭大在那里设有新生接待处和接待专车，自然一路方便。

终于到了杭大，天目山路34号（现在改成天目山路148号了）。门口进去的空地上，只见十几张桌一字排开，每个系都设有报到处，早有法律系的师兄师姐们忙前忙后帮助提东西，把我带到寝室：10幢335室。

杭大座落在文三路与天目山路之间，东抵西溪路，西与某厂房、科研机构为邻，仅有围墙相隔。南门是正门，还有东门和北门。靠近学校北门的是连续四栋五层楼的男生宿舍，从南往北依次为第9、10、11、12幢。第10幢是刚刚启用的新生公寓，窗明几净。我进去时，早到的同寝室同学已经在摆放行李了，也有一二个，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当时没有手机，如果有手机，估计这几个家伙肯定是在玩微信。门口进去的两边，有八个放行李箱的位置；里面紧靠两边墙壁的是八个人的床铺，分上下两层；寝室中间有两张桌共八个抽屉，八条板凳，自然都是对号入住入用的。整个寝室比较拥挤。

好在第一年、第二年时，我们寝室一直只有七人，还稍微空点。大三时，住进来图书馆系的徐国新，余姚人，高高的个子，戴了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没想到这个家伙官运亨通，不久就当上了图书馆系学生会主席（说明335室真是风水宝室）。开始时候，我们对他有抵触情绪，不大欢迎，毕竟来了个外系的，但一段时间彼此相熟之后反而成了要好朋友，至今亦然，这是后话。同寝室的有：寝室长王友茂，我们都叫他“阿毛”，诸暨人，身材不高但结实，一件皮茄克、一双黄色皮鞋惹人眼球，叙事绘声绘色，偶尔踢下足球，但水平一般；林晨，温岭人，个子高，平时西装革履，仪表堂堂，读书好，口才好，是系辩论队员；徐乐新，缙云人，雅号“徐大爷”，不爱读书，颇具幽默，会吹笛子，喜欢下围棋，同寝室的人算他水平最高，不时有隔壁班同学过来找他杀两盘。他的缙云话很难听懂，把“王友茂”读成“有一门”，我们都哈哈大笑；张帆，海宁人，比较散漫，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喜欢踢足球，太空舞高手，引得许多美女学生注目。1班也有个同名同姓的“张帆”，为区分起见，我们这个叫“小张帆”；余鑫，象山人，不善言笑，瘦瘦的，人称“余老头”，喜欢录音机听英语音乐，会吹口琴，后来影响了我，我跟他学口琴；夏志浩，永康人，家里开有五金小作坊，平时一般穿中山装，年纪比我们大四五岁，处事老成，后来选为班团支部书记，荣升班级党政一把手行列，成为我们寝室人的骄傲。全寝室的弟兄们，关系融洽，当然也有年少不懂事，不快的事情发生，但这些已然成为美好的回忆，想起来开怀大笑。

同寝室8人中，我是唯一不戴眼镜的人，因普通话很差，不善言谈；因见少识少，对外面有些事情看不大习惯，为此，这个“小张帆”经常说我少见多怪；不善于交际，特别在女同学面前怕难为情，据说，高中时候有些女同学在背地里说我是“别里科夫”，哈哈，这也是实话。

报到的当天晚上，王友茂同学带领我们几个同学到班主任翁国民老师住的宿舍认门。宁静的校园，月色朦胧，桂花香溢，梧桐树下，我们走在林荫大道上发出“壳切壳切”的声音，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翁老师，瘦瘦的身材，温文尔雅，面带微笑，让人如沐春风。他的宿舍已经有一二个女同学坐在那里，其中有个高个子的女同学，大大而明亮的眼睛，人很漂亮，事后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周文霞，湖州人，后来被称为“系花”。在翁老师那里，我得知，班上同学的高考分数基本上都在510分以上，有的还高于重点线。我能进杭大实属幸运，感恩杭大，感恩翁老师！

翁老师是本校毕业二年后教我们这一级国际经济法课，担任我们这一班，86（2）班班主任。隔壁班，86（1）班的班主任是韩家勇老师，教我们民法。他们住在同一个寝室。这两位班主任老师工作和授课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具非常之亲和力，颇得同学们信任。翁老师还经常来我们寝室，关心我们生活和学习情况，问我们是否想家，临走的时候，总会说：“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好了”，拳拳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两个班各46人，共92人，除了3位同学来自天津外，其余的都是浙江省内人。其中有天台籍的4人，我、许罕飚、曹仙菊、徐燕萍。说起来分成两个班，其实上专业课都是在一起，只有英语课、体育课分开上，加上大家也住在一起，平日里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跟同班同学没有任何差别。我们2班的班长开始是蒋志平，后来是张建江；团支部书记开始由周勇担任，后来天降大任于我们335寝室的老夏同志身上。

杭大校园内，有七八幢建国初期建起的教学楼，古色古香的，成为杭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这所百年名校的名片。杭大虽然是省内大学，但在全国很有知名度，最大的名片是出了不少名师名家：国学大师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化学家王琎、周洵钧、金松寿；生物学家董聿茂、王曰玮、江希明、陈士怡、吴长春；心理学家陈立、朱锡侯；历史学家沈炼之、胡玉堂、黎子耀、徐规；数学家徐瑞云、白正国；文学家林淡秋、陈企霞；物理学家朱福炘、斯何晚、王锦光；教育学家王承绪、陈学恂；外国语专家鲍屡平、张君川、德梦铁、蒋炳贤；地理学家严德一、陈桥驿、毕敖洪；哲学家严群、沈善洪；语言学家任铭善、蒋礼鸿、郭在贻；古典文献专家沈文倬；古典文学家王驾吾、胡士莹、钱南扬、徐步奎、刘操南；书法家陆维钊；文艺理论家孙席珍、蒋祖怡；社会学家韩常先；体育教育家张强邻、方载震……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这句话用在杭大身上是最恰如其分的。我为能进这样的名校而自豪，虽然1998年后杭大并入浙大，不复存在，但我还是以“老杭大”为荣。

西二教学楼就是其中一幢，墙体黄色主调，三层楼，里面就数学系和法律系两个系。一楼北面第一间，114室，就是我们两个班四年期间的主教室，法律专业课都在这里上。这是一间阶梯式大教室，四块黑板可以上下左右移动。位置沒有固定，同学们随机选坐，我一般坐在前面几排，这样老师上课可以听的清一点，课堂笔记也可以记的完整一点。说到笔记，徐乐新这家伙很懒，几乎从来不做笔记，每次考试前，总把我的笔记看一下，嘿，有时候竟然考的比我还好，不得不佩服他天资聪慧。他曾对我说过一句有趣的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的小推车推出来的，我大学能毕业是靠卢益民的笔记记出来的。”哈哈！

当时的法律系，建系还沒有几年时间，仅经济法和法学两个专业，而我们这一届，就是法学专业两个班，还有一个班是已经在职工作的干部专修班。法律系的老师有三、四十人，系主任是黄汉升。教过我们课的老师，除两位班主任和系主任黄老师外，有方立新、费善诚、顾思九、姚庆成、郁志轰、朱新力、章立军、陈世华、孙笑侠、胡建淼、许建宇、金彭年、金平、商文江、宋永新、陈信勇、周建红、沈志坤、陈小英、翁里等等老师，还有外系的老师过来上课，例如哲学系的余式厚老师上《形式逻辑》、外语系的徐焰老师给我们2班上《英语》。这些老师上课尽管风格不同，有的严肃紧张，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满堂灌，有的互动多一点，但都相当敬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记得金彭年老师给我们上《国际私法》课时，一上来就唱他自己作词的《国际私法之歌》，套用齐秦《狼》的旋律，头一句：国际私法是一门难学的课……里面有许多国际私法专用名词，例如反致、转致、间接反致、公序保留、法律规避等等，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还记得商文江老师，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一个清新文艺小青年的样子，给我们上《外国法律思想史》课时，念了一首诗，其中有句“灰蒙的天空，如果是一块尸布，祈祷的季节已重临……”诗意很深奥，我们根本不懂，只觉得他太有才了。

每个学期考试，我的成绩中等偏上，除了英语差一点外。第一年时候，系里把我们的成绩单寄给家长看，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两份珍贵的成绩单。如今，我父亲早已仙去，当我打开这封尘封已久的旧信时，仿佛上面还留着父亲深情注视的目光和手泽犹存的余温，顿时泪目……

宿舍东面，紧挨学校北门的就是第四、第五食堂。平时下课后，排队买菜，比较拥挤。也有插队打架的事情发生。我因为家里穷，除了学校每月发的15元助学金外，大哥是民办教师，自己还要养家糊口，每月工资仅一、二十元，但他一发到工资，就给我寄上五元，后来他工资有一点提高，就寄我十元。其它我就几乎沒啥任何经济来源了，因此，吃的都是便宜的菜，但我是穷孩子出身，能吃苦，心里只想不挨饿就行。

我经常遇到钱、菜票和饭票不够用，弄得我四处奔波求助，但无论向谁借，内心总不是味。我知道父母亲在家过的日子比我更苦，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所以只有节省，节省，再节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援手相助，人世间的温暖就在于雪中送炭！为了解决经济上的窘境，有两个暑假，我在老家走村穿巷卖棒冰，赚了几百元钱，好不快乐！记得高中时读过《卖炭翁》课文，卖炭翁是“心忧炭贱愿天寒”，我呢正好相反，希望天越热越好，因为当时还没有空调，天越热棒冰就越会有人吃。

杭大的生活节奏是轻松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平时上午有课，下课时，校园里不时响起《故乡的云》《大约在冬季》《三百六十五里路》等歌曲。下午大多自由活动，我们中饭吃过，午睡是必不可少的，醒后有的同学去图书馆或教室看书，有的外出逛街，去西湖边走走，有的就待在宿舍里写写信或者练习乐器、下棋，有的到运动场踢足球。晚上去文二街露天电影院看电影，是杭大所有学生都经历过的，特別是夏天，坐在石凳上看电影，那真是美妙的消受。杭大自己的大礼堂，每星期六日晚上也会放一些电影，但我很少去看；周边的电影院有杭磁、艺校和宝石会堂，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有一二次，晚上外出看电影，结束后校门已关，我们就从北门翻墙进去。大学四年，我看过不少电影，也看过不少书，中国的外国的，喜欢摘录一些名言名句，起码有四五本笔记本记的满满的。杭大的舞会是比较出名的，星期六日晚上，放在食堂或教室里举行，但我不会跳舞，从没有去过。

另外，项群英是我高中同学，考上杭大中文系，宿舍与我同幢同层，他东头我西头，我俩互相走动闲聊最多、关系也最密切；同幢住着的高中同学，除了许罕飚与我同系读书（他是1班班长，后来又担任系学生会主席），经常见到外，还有徐建新、张晓、许照明、褚永闻、蒋朝永、徐晶、范顺斌、施海虎、王森辉、张群等，这些同学虽然不同系，但来往仍然很多，有时星期六日一起外出游玩。没有音乐，就没有生活，除了学口琴，我看1班的王建林同学在练吉他，弹的很流畅，令我眼馋，就开始学，已经把《彝族舞曲》弹得很熟练了，只是毕业后就没有再练，如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好在如今学了洞箫，常起箫于山水之间，自在如如如昔。

班级里偶尔组织外出活动，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晚上乘船，行驶在大运河上，去无锡玩。还有一次，是我们同寝室的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海宁盐官观潮。那时的人，干劲足，来回百把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同小组的人，有我们寝室7人，加上女同学俞韵、齐英、沈向阳、胡彩花，共11人组成，有时搞个活动什么的。有一次，我们其中七八个人一起到柳浪闻莺去玩，大家坐在草坪上，买了四瓶啤酒和一些水果、瓜子、芝麻糖等零食，嘻嘻哈哈了一个下午，特别是看到女同学也跟我们男同学一起喝酒，有的还一起抽根烟，都忍俊不禁大笑不已。

记得有个阶段，我的心情一度很烦闷，悲观失落。我用毛笔写了“游戏人生”四个字，贴在床铺墙壁上。有一天，班主任翁老师来到我们寝室，看到了，找我谈话，鼓励关爱之情语重心长，我知道错了，就马上撕掉。

亲人的来信时常激励着我要好好读书，为家里争气争光。我大哥来信经常讲到，尽管家里没有什么钱，但保证我能读到毕业，时常让我流下辛酸和激动的泪水。

1988年，学校大门改造后，站在这里拍照片的人很多。我们毕业时，和同学、老乡也在这里合过照。“杭州大学”石碑的背面有“求是育英”四字，那是杭大的校训。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中间碰到两次**也波及杭大，四年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1990年初，面临毕业分配的关健时刻。当时学校鼓励你先自己找工作，找不来的也会给予安排分配。我想到检察院工作，就拿着学校里发的《毕业生就职推荐表》，和姚峥嵘同学一起，到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毛遂自荐。当时宁波新设北仑区，有点“特区”的味道，新区建设如火如荼，急需各类人才。原以为我们会碰壁，沒想到北仑区检察院一下子同意我们去那里工作，而且还盖了公章，承诺住房一套可解决。后来与我大哥商量，他不同意我在外地工作，希望我在地区或县里工作，这样离家近，可照顾家里。我想想也对，就沒去北仑，任由学校把我档案转到台州地区，然后我自己到地区检察分院（全称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台州分院，现在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前身）上门联系而于此工作。

按照规定，毕业前还要实习三个月。我开始联系天台县法律顾问处，因该处主任不同意而作罢，转而联系到天台县人民法院民庭实习并获准。民庭的氛围很好，庭长是郑立漂同志，我跟李晓颖老师做书记员，大家都很关照我。有一次，庭里同志要到福建厦门、三明搞财产保全，也把我叫上。

我在民庭实习的三个月时间里，学习民事审判业务和办案技巧，协助办了十几件调解案件，受到院、庭领导肯定表扬。那年4月，实习结束时，当时的周良宣院长亲笔题词，赠送我一只热水瓶。有趣的是，这个热水瓶我一直保存着，现在收藏在天台县人民法院院史室，它体现了一个院领导对一个实习生的关怀。

实习结束之后，我回到学校，根据自己协助办案的体会，觉得民事诉讼中“着重调解”制度很好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开始撰写以此为题的毕业论文。没想到的是，命运弄人，六年前，我调到中级法院工作，分管了五年多的民事审判，通过研究天台山和合文化与法院审判工作的关系，力抓和合调解模式，把毕业论文的观点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接下去，拍过毕业合照，领了毕业证书，签了毕业纪念册，同学们和老师们最后在杭大专家楼会餐，尽情喝酒，尽情热泪盈眶。饭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我记得我是335寝室中最后离杭的人，我仔细检查了整个寝室，看看谁有无遗漏东西。徐乐新同学床铺的里壁，糊着浅蓝色的纸，上面有他不久前作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记得是：四年一觉天堂梦。我把这首诗裁下来，放在信封里寄给了他。三十年后的今天，不知乐新兄是否还记得，是否还保留这首诗？

毕业后，我们同学之间相互联系和走动较多。每隔十年召开一次同学会。2000年11月，同学会在母校校园举行，大家游了西溪湿地。2010年10月，同学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的光华法学院内举行（杭大并入浙大后，法律系改为法学院，后来又从老杭大的西溪校区搬迁到之江校区，成为全国知名的浙大光华法学院、风景最美的法学院）。

这期间，我于2001年至2004年，又来到了熟悉的校园，因为我考入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余经常到昔日的教室和寝室外面转转看看，只不过此时已不叫杭大法律系，而是浙大法学院了；地点也从过去的西二教学楼，搬到图书馆东面一座新的大楼。但授课的老师，基本上还是昔日的老师，故分外亲切。这期间，身在台州，却几度梦回杭大，回到美丽的校园，回到熟悉的114教室，回到温暖的335寝室，老师和同学们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清晰。事实上，在我的心中，杭大的名称虽然沒有了，但它从来不曾远去；同学情、师生情，从来不曾淡去。每每被问起毕业于哪所大学时，我总会响亮地回答：杭大。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一种情结就叫做“老杭大”！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心里话，也是所有杭大学子的共同心声。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秋风起，最忆是杭大。杭大杭大，依然无恙！

（文中有4张手工画，系杭大78外语夏超师兄的杰作，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