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潘法文

鲁德

1

我是在几个初中同学聚会时，听到潘法文老师去世消息的。

当时心里就一沉。

我为自己的消息闭塞、没能最后去送一送潘老师深悔不已。

潘老师是我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他也仅仅就带了我这么一年。换句话说，我做他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他当我严格意义上的老师，时间其实很短。

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终身难忘。

1970年春季，我升入贵池中学初一年级。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中学仿照军队的管理体例，学生叫红卫兵，班级叫排，年级叫连。初一年级为六连，共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个排，我们班排在最后，是十九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小学里说得过去的表现和有过当班长的经历，我被潘老师提名为十九排的排长。也因为担任排长，我与潘老师的接触比其他同学稍稍多了一些。

在承沐着潘老师耳提面命的教诲中，在贵池中学十九排的那些日子里，潘老师对教学育人无所顾忌的极度热情和对他的学生们不可思议的极大热忱，每每让我心生惊叹、钦敬和胸有所思、所动；包括后来我离开了十九排、离开了贵池中学很久。

（网络供图）

2

我们入学时，刚过完年不久。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上学的路上还能看到路边残留着的一些积雪。潘老师在把我们的名字与人对上了号以后，就顶着尚未褪去的寒气开始了他对我们的家访。排里四十多个同学的家，他全都到了，一个也没有遗漏。

记得有位叫章腊胜的同学，家在县城外三四十里地的乡下。他拉了数学老师，两人一块儿，选了个星期天，骑着自行车一路颠簸着赶了过去。第二天，他跟别的班主任老师谈论去章腊胜家的经过，我正好在场。他那兴致勃勃的劲头和意气风发的神情，到今天还犹在我的眼前，清清楚楚，真真切切，鲜活如刚刚发生。

其实，那时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他家就住在学校里，是一排带走廊的坡顶小瓦平房中的两间。开学没几天，有一次我和几个排干去他家说排里的什么事情，见屋子中间的床上有个女人半躺半坐着，身上盖着被子，头上缠着毛巾。他注意到了我们的目光，说：那是他爱人，刚刚生产，在坐月子。那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不过，潘老师到我家，给我留下的，却是一个让我尴尬、懊恼的记忆。

我的母亲对我管束历来严格，一次淘气、一点不驯都必定惩处，决不放过，而我总是不大长记性，过不了多久就又故态复萌。潘老师来家访，让母亲觉得有了一个好好调教我一番的绝佳机会，便在潘老师面前历数我的种种“劣迹”。我站立一旁听着，心里紧张又难堪地想：这下完了，在学校人模人样，在家里烂泥一滩，我的“形象”全毁了，以后在潘老师面前头都抬不起来了。

我强作镇定地一声不吭，等待着潘老师的发落。

没想到的是，潘老师听后笑了，并没有我预想的帮着母亲教训我一番，而只是不急不缓、不轻不重地说了句：“鲁德在家里怎么和在学校不一样啊？”语气里听不出什么责备和嗔怪，倒像是在跟我说笑。

实际上，家访之后，潘老师对我的看法也的确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的排长还照当着，有什么事也和以前一样叫我找我。我如释重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排里的事干得越发起劲、越发卖力了。

到了第二学期期末，潘老师还经过争取，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

说经过争取，是因为我还差四个月才满十五周岁。我如实讲了我的出生月份，心虚地告诉潘老师，我还不符合入团的年龄规定。潘老师看着我，掰着指头跟我算，说差不多嘛，就是十五岁了嘛。

我惶恐不安而又感激兴奋地看着潘老师。

从少年到青年，潘老师就这么一下子把我拽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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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十九排有一个男生，叫陆世平。

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县医院。

潘老师把我叫到跟前，说应该代表全排同学去看看他 ，表示慰问。

我虽是排长，在小学也当过班长，但这样的事从没做过，不知怎么去办，所以茫然地看着他，有点不知所措。

他看出了端倪，于是，没再多说什么，拿出自己的钱买了些水果，还写了一幅字：既来之，则安之；带上我们几个排干，一起到了县医院。

不过，老实说，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潘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呵护，而是我的同学陆世平的表现。

陆世平很机灵，也很老道，按照我们当时的那个年龄和那么一点点阅历，一般人是想不到也不懂得要那么去做的——只见他从潘老师手里接过那幅字，迅速脱掉鞋子，站到自己的病床上，仔细地把它挂到了床头。

我对他整套动作那么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犹疑局促、好像曾经练习过无数遍一样惊诧不已、羡艳不已。我想，换了我，肯定是拿着那幅字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挂起来。

顺便说一句。我就是在那天，从潘老师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既来之，则安之” 这一出自《论语》的孔子名言。

潘老师带的是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是排在首位的主课。但是，我们从他那儿得到的，却多是这样一些富含哲理和文学情趣的名人名句。他还鼓励我们多看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课堂上，他曾对我们说：过去，我们当教师的常常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要你们多看小说。现在，这句话说得少了，但好的小说你们还是要看的，对提高写作能力会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喜欢听潘老师上课，他浑厚饱满、富有磁性的嗓音，他滔滔不绝、名句迭出的言辞，都让我们着迷。

但我知道，在那个年代，潘老师说那样的话，包括让我们了解、体味古代圣贤的那些言论和思想，是冒有一定风险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课的带课老师。

不过，潘老师肯定没想那么多，他想的，也许只是他对他的学生们的那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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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70年12月，我离开读了一年初中的贵池中学，到部队当了兵。

那年招兵有一个内部政策，军人的子女，只要身体符合要求，年龄小一点没关系。而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差不多是当时所有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向往。所以，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不顾父亲要我至少读完初中再当兵的劝告，执意报名参了军。

潘老师当时正带着全排同学参加学军活动，到农村野营拉练去了。临走前我们没有见上面，不知道他对我的决定是个什么看法，尽管我心里非常希望得到他的鼓励。

到了部队，我给他写信，报告我在部队的情况，向他求教如何在部队里争取进步。但他在回信中从没有正面回答过我的问题，也没有表露过我想看到的对我参军的鼓励和支持，只是嘱咐我有条件的话不要忘了学习，知识不够，兵可能也当不好。我隐隐约约觉得，他是在刻意回避谈论这个话题，对我早早离开学校去参军，他的态度上恐怕是有保留的。

不久之后，他的一封来信让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变成了真真切切的感知。

1971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停课闹革命，学校转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老师们对自己的作用能够重新得到发挥很兴奋，抓学习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却因为长时间停课闹革命，性子野了，一下子收不回来，人在教室里坐着，心却不知去了哪里，学习的效果不能让人满意，老师们非常着急和焦虑。

潘老师叫我给十九排那些已经升入初二的同学们写一封信，让我用自己当兵的切身体会，讲讲知识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劝劝我的那些同学们，千万珍惜难得的机会，不要浪费了大好的时光，不能留下终身的遗憾。

从中我知道了，潘老师其实是认为我的这一人生阶段应当在学校里度过、在学习中度过，参军、当兵不是我的这一人生阶段的任务。他让我给同学们写信，实际上也是在委婉地告诉我、提醒我，在此人生阶段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使我想起进入贵中不久后的一件事。那一天放学前，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学校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找到他，点名要我去，但他没同意。他说：宣传队讲起来是业余，实际上搞活动占的都是正课时间。中学的课程比小学多、比小学重，你又是排长，排里也有不少事要做，不能再分身、分心，宣传队就不要去了。

我想，应该是我在小学当过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学校知道了这一情况，所以要我去的。从心里说，在宣传队里有许多漂亮女生，唱歌跳舞、排练演出，热闹、爽快、好玩还风光，我是极想去的；但看看潘老师脸上不容分辩的神情，我只好把想说的话咽回了肚里。不过，当时心中生出的遗憾、失落和对潘老师没有事先同我说一下就直接回绝了学校宣传队的不理解甚至是一些怨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现在，我终于明白潘老师的用心了。

我按照他的要求，给十九排的全排同学、也给我自己写了那封信。

很快，潘老师回了信，说在课堂上念了我给同学们写的那封信，他们曾经的排长现身说法，同学们很受震动，也很受感动，效果很好。

而我，也应该就是从那时起，通过本地籍的一位战友，在部队所驻城市的师范学院附中，找来了初中各科课本，利用空闲时间开始了自学，包括夜里站岗时，借着哨所里的灯光，做数学练习题。

潘老师的那封信，我一直留着，直到现在。

（潘老师给我来信的手迹）

5

1976年，我退伍回来，进了一家生产减速机的工厂当了名装配工。潘老师听说我回来，在一个星期天，让他的儿子潘开颜到我家找我，要我去他那儿。

我到了他家，他关切地问起我在工厂的情况。

装配减速机的活儿十分简单，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与我想当一名钳工的愿望相去太远。因此，当时我的心里很是不甘，却又不知今后怎么办，正在苦恼迷茫之中。所以，我不很愿意与潘老师多说工厂的事，便转移话题问起当年十九排的那些同学们。

潘老师说同学们大多都还在农村插队，我便问有没有他们的照片，我想看看。潘老师说，十九排后来改称初三（4）班了，高中时重新分了班，打散了；不过初中毕业时有一个合影，他来找找。

潘老师在屋子里翻拣起来，只见他拉开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箱柜，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但照片始终没有出现。我过意不去，说算了，找不到就不找了。

潘老师用手擦着汗，说这些年搬了几次家，东西全搞乱了，记不起放哪儿了。“星期天，没别的事，慢慢找吧。”他笑笑，又接着去为我翻箱倒柜。最后，他硬是把那张合影找到并送给了我。

接过照片，看着潘老师那满是汗水、大大松了一口气的亲切面容，我突然恨起自己来。我是在干什么？我又算个什么？没给潘老师争什么气，却在这儿折腾他，哪像是他的学生？

我羞惭不已，挣脱了潘老师拉住我、要留我吃饭的手，转身跑出了他家。

　　（潘老师好半天才找到给我的照片 二排左起第八位是潘法文老师）

6

一年后，1977年，高考恢复。

我动了心思，觉得可能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很想试一试，便找到潘老师，向他借复习资料。他看着我，好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转身给我拿来了一份高考复习大纲和一摞学校自己编印的复习资料。

考完，我去还复习资料。见到我，他没等我说话，也不问我考得怎么样，就抢着似的对我说：“不要紧、不要紧，半年后还有一次机会。”

国家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8月才做出的，教育部门觉得当年就考来不及，想等到第二年。但邓小平说不能等，当年必须改，否则就会多耽误了一茬子人。于是，因为抢时间，考试安排在了年底12月进行。当时说了，第二年恢复正常，夏季考试。所以，潘老师对我说半年后就又会有机会。

我知道他在鼓励我、宽慰我，不仅因为这次消息来得晚，准备的时间非常仓促，更因为他知道我只读完了初中一年级，基础不好，这次失利的可能性极大。他的意思是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同时让我相信，再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的成绩是能赶上来的。

但他不知道，从他让我给我的同学们写了那封信后，我一直在坚持中学文化课的自学，退伍进了工厂也没停下来，高中数学的对数、指数、数列、排列组合等等大体上都有了一定的掌握；那年高考文科的数学考卷上，除了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我完全不懂外，其他试题差不多都做了，尽管做得对不对不知道。

当我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他家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几乎是喊着地对我说：“还真考上啦？！”他的兴奋、他的喜悦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兴奋和喜悦。

去学校报到前，他非拉我到他家，自己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菜，留我吃了晚饭，让我既大快朵颐又忐忑不安，那个夜晚，今天回想起来，依旧是那么的温馨、温暖。

（网络供图）

7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安庆工作，离潘老师远了。后来又结婚生子，日子变得忙碌起来，与潘老师基本上没有了联系，只听说他后来调到贵池二中当了副校长。

再后来，就是听说他退休了；再后来，就是与当年十九排的几位同学聚会时，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潘法文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他那娓娓道来、浑厚饱满的声音，他那生气勃勃、神采飞扬的面容，他那躬体力行、竭诚尽心的身影，他那于教学育人无所顾忌的极度热情，他那于莘莘学子不可思议的极大热忱，一直都在我们的耳边萦绕，一直都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也一直都在我们的脑海浮映；想起来，宛如昨日。

是的，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潘老师何曾离开过我们？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刻也没有，过去没有离开，现在也不会离开。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网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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