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冰雪

（一）

1983年农历8月初10，姥爷离开了我们，享年73岁。

听到噩耗后，我向领导请了几天假，和母亲一起坐汽车赶回南撖。爬上海子沟的坡头上时，母亲跟我说，一会儿我哭起来，你可别害怕。刚到村口，母亲就放声哭了起来，我上前搀着母亲的左臂，含着眼泪，随着母亲一步一步朝家里走去。

姥爷躺在生前住的小窑洞后边的门板上，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的寿衣，脸上盖着一块红布。门板下面放着一大盆井水，空中吊着一张簸箕，簸箕上绑着一根木棍，表舅抓着木棍扇风降温。门板正前方摆着香炉、砂锅和祭品。

祭奠姥爷的人多是乡邻，姥爷的子孙都在家，远方的亲戚有的还没赶到。帮忙的乡亲们，男男女女，进进出出，张罗着后事。按照当时的村规，提倡丧事新办，不可以请王八道士吹吹打打。院子里放着借来的一台录音机，循环播放着一曲哀乐。孝子们只可以穿白裤子，女人头顶一块白布，男人戴一顶白帽。

姥爷一生养育了三个孩子，母亲是老大，舅舅（我的养父）是老二，姨姨是老三。在姥爷那一代人里面，属于孩子偏少的。姥爷年轻时入党早，成天忙于搞地下工作，到处活动打击敌人，常年在不在家。解放初期，姥爷在下石门乡当副乡长，精简干部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回乡务农。

回到村里后，一直担任贫协主任，有好多年还兼任副书记职务，直到去世前些年贫协主任职位取消。土改时，姥爷高风亮节，住在没人要的巷子边马棚改造的南厦里，外加西北角上一孔小砖窑和窑顶上的一间瓦房。是全村唯一的一个没有院门、没有正房、最不像个院子的地方。据说，村里的支部书记苏乐温，还是姥爷介绍入的党。姥爷一向做事果断，办事公正，平易近人，抑恶扬善，深受老百姓尊敬。

姥爷喜欢穿四个兜的黑色中山装，上下有四个兜，方便装东西，尤其是下面两个兜较大，刚好装得下烟袋。与中式衣服相比，中山装肩膀平整，衣袖垂直，显得姥爷格外精神。我第一次给姥爷做中山装，是上初中的时候。那天，姥爷听说是我做的，穿上试了又试，笑得十分开心。

记忆中，姥爷总是不胖不瘦，眼睛不大，却很有神。下巴上留着一把二寸长的山羊胡，打理得很有型。姥爷一年四季都不留头发，爱剃光头。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用湿毛巾顺手把脑瓜一擦，根本不用专门洗头，既省事又省水。夏天，姥爷喜欢戴一顶瓜皮帽，即由七块白洋布拼成的单帽。到了冬天，在单帽外面再戴一顶虎皮帽子，方便脏了时清洗。与姥爷一起共事几十年的老书记，喜欢扎个白羊肚子毛巾，穿戴打扮有点像大寨的陈永贵，两人在穿戴上的虽然风格迥异，但是在工作上总是配合默契，堪称最佳搭档。

姥爷健在的时候，每天总是忙忙碌碌的，一刻也停不下来。农闲时间和雨雪天气，老百姓都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姥爷不是忙着编簸箕，就是忙着织布。平时，因为担任村里的领导职务，经常有村民找上门，请姥爷解决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有生产队之间的瓜葛，等等，琐事不断。不管是啥事，姥爷都有求必应，废寝忘食，上门调解，主持公道，俨然包公在世。

生产队里的苦活累活，姥爷都是责无旁贷，几十年如一日，彰显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高尚品格。1976年8月，年近七旬的姥爷不顾自身安危，从楼上翻墙到对面窑顶上给种子拌农药。干完活返回时，失足栽到西边院里，满脸是血，不省人事。姥爷嘴唇划裂，缝了好几针，脊椎受伤，导致腿脚经常疼痛，为晚年下肢瘫痪埋下了隐患。

（二）

姥爷有两手绝活，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第一手绝活是编簸箕。细细的柳条，在姥爷的手里能变成大小不同的簸箕、箩筐、篮子、针线筐等等，样式美观、结实耐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簸箕是生产和生活的常用工具，不仅各家各户需要，生产队里的饲养处也需要。冬天，老百姓都猫在家里过冬的时候，姥爷就忙活着编簸箕，为村里搞副业，创收。

每年初冬，树叶飘落以后，老书记就会派人带上钱，跟姥爷赶着马车到外地买柳树，砍柳条，买皮麻，采购编簸箕用的原材料。东西拉回来，姥爷就在院子北边的空地上挖个坑，坑上架上一口水缸，加进适量的水，把柳条装进缸里，用一个同样大小的水缸扣起来，缸口用泥巴封严，然后在缸底烧火蒸。蒸好的柳条，用两节木棍夹住把皮剥掉，留下洁白柳条备用。树干锯成节，长约60和70多公分，再锯成约半公分厚，7、8公分宽的板材，用专用刀具刮光后作簸箕的舌沿。

各种材料备齐之后，姥爷就选地址挖地窨。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年是在沟边雨儿家的自留地里，还有一年是在学校东南边的一个园子里。用完了再填埋起来，恢复原状，不影响春天种庄稼。地窨有一人深，约6平米大小，用木棍和玉米杆搭个人字顶，阳面留个小窗户，方便采光。北边留一尺多宽的通道，三四节台阶下到地窨里，用谷杆编一个草帘子盖住，保持地窨里温度既不冻手又不干燥，便于柳条做出弧度而不断裂。

一切准备就绪后，姥爷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天的编织工作。小时候没啥事，我就钻进去坐在边上看。姥爷一蹲就是一晌，手脚并用，手上必须铆足了力气，才能把柳条勒得密不透风。簸箕左右和后边翘起的部分，全靠手工定型，裁边，加固，包边，高度适中，光滑好抓。固定舌沿也是手拿锥子，一个一个钻的孔，很是费劲。

由于地窨里潮气大，姥爷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晚上又不能早点歇着，还要在煤油灯下拧麻绳，为第二天做准备。编好的簸箕，由大队里统一装车拉出村外去卖，卖的钱归大队所有。十块钱折算一个工（10分），年底按工分红。那些年，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一个工，一个工能分七八毛钱。姥爷辛苦一天，也就能挣几毛钱。即便如此，还是有村民拿此事做文章，写小字报，说姥爷开地下小工厂。姥爷气得咽不下饭，借酒消愁。有老书记支持，转过年来，姥爷还会继续编。

我们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用的大小簸箕都是姥爷编的。每次生产队里在麦场上打粮食，大家用的簸箕都一模一样。姥爷曾经带过一个徒弟，是本村的一个小青年，二十出头，叫戴宇，学了几天，就打了退堂鼓，受不了那份寂寞和辛苦。

姥爷的另一个绝活，是织布。姥爷用的织布机比较先进，右手拉动空中的一个机关，使梭子穿过经线后在左右梭道里往返，左手负责前后推拉刚扣，控制纬线密度，两脚并用一上一下，使经线上下交错。不像小织布机，两手要轮流接梭穿梭、拉钢扣，靠腰部的力气拉直经线。我试过两次，心里默念着右手一上一下、左手一前一后、双脚一上一下，怎么也协调起来。

姥爷的织布机装在楼上，雨天不出工的时候，姥爷就用温水泡一盆线穗子，端到楼上去织布。织好的布卷在织布机最前端的木轴上，用一根木棍控制着。开始织布时，先用水刷湿布边和经线相连的地方，把线穗两头绑在一根竹签上，装进梭子里，抽出线头，扯到一边拉直，拉两下钢扣，确保布的密度一直，然后正式开始。随着姥爷手脚齐动，悦耳的“吧嗒”、“咯吱”声便欢快地响起。大约十分种一停顿，或卷布，或加线穗子。累了，歇一歇，抽袋旱烟，然后继续。姥爷不慌不忙，一天能织两丈，比小土织布机快一倍多。全村里，只有姥爷用那种织布机，也只有姥爷一个男人会织布。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生产队里都着种棉花。摘棉花时，大家都不回家吃饭，手快的一天能摘一百多斤。摘下的棉花统一扛到西庙里过秤，堆积在南边一个高大的戏台上面。雪白的皮棉像小山一样，一车一车地拉到县城上交国家。每年，每人能分到二斤左右皮棉，二斤多棉籽油。分到的棉花，留一部分做被套，装棉衣，剩下的才能纺成线，织点布，做衣服、床单和被子里。一般的都是好几家凑在一起，才能织一匹布。布的宽幅是一尺三寸，长度最多十三丈。你帮我纺线，我帮你织布，都是换工，不挣钱。有一年，北撖公社里有个叫蔚兰成的干部，一句话，就让姥爷帮他织了一匹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姥爷从中捞到多少钱呢，写小字报，说姥爷剥削人！纯粹是羡慕嫉妒恨。

织布像编簸箕一样，工序很多，很麻烦，技术含量也高。首先是要把棉花搓成拇指粗、一尺多长、光滑均匀的棉条；第二步是把棉条纺成线，变成棉锭，粗细要均匀；第三步把棉线绕到木制的线筒上，作经线，一部分缠成八九寸长、枣核状的线穗子，作纬线；第四步是把若干经线（约600根）合在一起；第五步是给经线上浆，确保织布时不起毛不断线；第六步穿缯，穿扣，每根线的位置始终一致，不能有一点儿差错。除了第二步可以单独操作以外，其他几步都需要两三个人配合才能完成，很细致，很科学，姥爷使用的工具也比别人的先进。

（三）

除此之外，姥爷还有一项技能，就是会扎针，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感冒长期不好，头昏不适，大家就会找姥爷帮忙“放火”。舌头下面的血管，黑紫凸起严重时，说明火气大。姥爷用的针是三棱的，有一寸多长。扎的时候，用一块干净的手绢垫住，抓住舌头往上翻，用针扎一下凸起的血管，暗红色的血就会喷出好远。火气越大，血的颜色就越暗。一般的扎一次就好。姥爷给我也扎过一次，感觉是一针见效。舌头往上顶着上颚，血就能多流一会儿，扎过后感觉会轻松许多。这种不花钱就能治病的土办法，很受老百姓欢迎。另外，姥爷还会挑羊毛疔，具体是什么病不太清楚。还见过扎胳膊的，治什么病也不记得了。凡是找姥爷治病的，临走时都是一步三回头，说着感激不尽的话，让姥爷沉浸在助人的快乐之中，之后更是来者不拒。

我佩服姥爷，其实是源于一件小事。有一天，姥姥出门不在家，我放学回家时，姥爷刚下地回来。见我发愁没午饭，姥爷说：看我的，咋们今天还要吃好的。姥爷干净利索地和面、擀面、切面，洗菜切菜，一边做一边教我，和面要做到三光：面光、盆光和手光。不一会儿炒面出锅，色香味俱全，还没等拿上筷子，我哈喇子先流出来了。真是高手！一样的菜，一样的调料，跟姥姥做出来的饭风味完全不一样。平常都是姥姥做饭，不知道姥爷还有这两下子，让我刮目相看。

第一次跟姥爷面对面坐在桌子边吃饭，听姥爷跟我上了人生第一课。姥爷说，人呀，要想吃得好，先要会做饭，不会做，有粮食也给糟蹋了；要想活得好，就要学本事，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到哪里都饿不着。难怪姥爷会得那么多！听了姥爷的一席话，一有机会，我就踩着小板凳学习擀面，看姥姥怎么炒菜做饭。再大一些，学着纺线、缝衣服、做鞋、织毛衣、钩花等等，并乐在其中。

（四）

姥爷最爱吃鸡肉，每年过年都要杀只鸡。姥爷杀鸡很快，割喉、放血、水烫、拔毛、摘嗉子、开膛，一会儿功夫，一只大活公鸡就被肢解，继而剁成了一堆鸡块。姥爷先用铁锅把鸡块炒至变色，再放油炒出香味，然后换成砂锅，加足水，放上花椒、生姜、葱、蒜、盐，水开以后用小火慢慢炖。炖熟了，倒进瓦盆里，放到楼上。冷却之后的鸡汤会结成肉冻。吃的时候，挖出半碗，几块肉冻和鸡肉，一杯白酒，姥爷自斟自酌，偶尔姥姥也陪着喝一盅，好不惬意。鸡块与白菜粉条豆腐做成烩菜，也相当好吃，那是我小时候记忆里最美的年味。拔下的鸡毛，收集起来，红公鸡的尾巴上的毛最佳，找一截指头粗的木棍，用布条和浆糊，转着圈把鸡毛粘在木棍上，可以做成漂亮的鸡毛掸子。

鸡是老百姓家里普遍养殖的小动物，也是最便宜的肉食。鸡肉是招待贵客的东西，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宰鸡，最多是吃点鸡蛋。姥姥腌制的咸鸡蛋，煮熟了，蛋黄发硬，金黄色，流着油。我闻着就捏鼻子，受不了那气味。姥爷说很好吃的，用筷子夹一点要我尝尝，我急忙躲出去老远。成年以前，始终没有尝过咸鸡蛋。

六七岁时，我跟姥爷到北撖赶集（每年农历十月初一逢会，一般十天），姥爷没买别的，就买了两只大公鸡，准备养到过年吃。刚要出村，姥爷想起还有东西忘了买，让我提着公鸡在路边等他一会儿。没几分钟，公鸡一泡屎，就拉到我的脚面上，热烘烘的，好不恶心，怕公鸡跑了，又不敢放下公鸡，把袜子脱了，鸡屎黏糊糊的甩也甩不掉，感觉鸡屎都渗到皮肤里边，急得我满脸通红，眼泪汪汪。姥爷见状，心里直乐，却故意抿着嘴，憋着不让笑出声，蹲下帮我擦了擦，垫了块纸。一路上，姥爷提着公鸡，前头走着，不时地回头瞅瞅我，拿我打趣。

每隔两三年，过年的时候家里会杀一只羊。那个年头，每家都有几只羊，交给羊倌统一放牧，长大后或卖或杀了卖肉，贴补家用。羊被牵回来，从系在院子北边的树上开始，就不停地绕着树转来转去，“咩~咩~”的叫声里带着颤音，浑身筛糠一样地发抖，眼睛一直盯着人看，似乎明白将要发生什么。杀羊的时候我没敢看。羊有跪乳之恩，极有灵性，那幅惊恐不安的样子，让我不忍直视。

姥爷用刀尖一点一点地把羊皮剥掉，放案板上开膛，剔骨头。肥一点的羊，肚子里会有一大块雪白的羊油。羊肉留一点过年，剩余的都卖给邻居。羊头和蹄子，要用烧红的火柱仔细地烫掉羊毛。羊肠用筷子抵住，全部翻过来，用清水洗几遍，再用碱水洗几遍。全家人忙活一整天，把羊下水都弄干净了，搁房檐下姥爷自己糊的土炉子上一锅煮。煮熟了，剥下骨头上的肉，切成小块，把肠子切成小段，内脏切成薄片，混在一起装到盆里，汤倒进另一个盆里，骨头再熬一遍，最后放到没有生火的楼上靠自然温度冷藏。

每天早上，盛一些羊杂和羊汤，用锅烧开，放点葱花，泡点饼子，当作早饭。姥姥胃寒，最喜欢喝羊汤。可惜，小时候我闻不了那羊膻味，从来不喝。等长大后习惯了，想喝羊汤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原汁原味的纯正的羊汤了。

有一次过节，姥姥打发我拿着肉票去北撖买猪肉。人多肉少，等排到跟前，肉买完了。听说还要杀猪，我就等着。只见一个屠夫，左手拿着一把一米多长的铁钩，身子左侧向猪逼近，快到跟前时，突然伸出铁钩把猪勾住，右手照猪脖子就是一刀，猪一声惨叫，顷刻倒地。那真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血流如注，十分骇人。待血流完，在猪蹄子上方切个小口，用嘴对着小口使劲吹气，把猪吹得圆鼓鼓的，然后扎住口，投进一口巨大的开水锅里，边烫边刮掉猪毛。接下来是去头去脚、开膛、剔骨。等买上猪肉，天都黑了。那天，因为自己一根筋，害得姥爷提着马灯，找到北撖把接我回家。

（五）

从小到大，姥爷很少批评我。唯一说过我的不是，就是嫌我每天老爱洗手。每天吃饭前，我总忍不住要洗一下手，洗完手甩一甩。也许是甩手没注意，把水甩到姥爷身上了，要不就是因为取水困难，嫌我浪费水吧。姥爷说我：“手上有啥啦，穷洗！”不知为何，我总是想到屎。一想到姥爷不便说出口，心里就直乐。不管姥爷怎么说，每天还是照洗不误。那时候，不懂得这也是一种病，原来从小就有洁癖，只是自己不知道。好在姥姥不吭气，算是怂恿了我，一辈子便积习难改。

从小在姥爷眼皮子底下长大，记得姥爷只打过我一次。大概是淘气得狗都嫌弃的年龄，忘了是因为啥，姥爷气坏了，一手拉住我，一手脱下他的一只布鞋，照我的屁股上就给了一鞋底。见姥爷抡起胳膊，我吓得大声哭喊。没想到，姥爷只是吓唬我，虚张声势，下手并不重。那一次，我体会到姥爷是从骨子里疼我。

每年清明前三天，姥爷领着我到海子沟边的地里去上坟。同去的还有姥爷的弟弟及其孙子，他们家住在马册。姥爷给他的爷爷、父亲和大哥的坟头前，依次摆上祭品，修一修坟头，压几张黄纸，然后点燃纸钱。等火息了以后，我学着姥爷，一起跪下磕头。姥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养父，在太原工作回不来，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比我小十岁和十六岁。所以，我跟着姥爷上了好多年坟。

姥爷虽然和村里的多数人家一样也姓苏，但与村里苏氏家族并不是一家。姥爷叫苏林江，与村里苏家的广字、乐字、诗字和书字辈不同。因为与苏乐温书记共事，便按乐子辈称呼。成天跟我在一起玩耍的小姑娘，比我还小两岁的随巧，按辈分我得喊她姨。

在姥爷眼里，男孩女孩都一样，没有什么事是女孩子做不到的。我深以为然，推飞车、垒炉子、和煤，做了许多男孩子才做的事，性格中多了一份刚毅。勉强够高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姥姥听说我骑车带人给摔了，就说：人家老书记骑了一辈子车都不会带人，就你能呀！只是不够熟练而已，我心这么想，但没敢还嘴。

这年秋天，姥爷让我骑上他的自行车，跟他去县城卖猪。一大早，姥姥就给猪做了一大锅粥，也就是平时舍不得喂猪的粗粮而已。养了一年多，由几斤长到一百多斤，临要卖的时候，姥姥心里难受，有点儿舍不得，非让吃顿好的，也好压秤。猪被赶出猪圈，绑到车上，嘶叫声大得吓人。一路颠簸着到了县城猪场，猪受到惊吓，拉的比吃的还多。排队、等待，嫌不够120斤，上不了等级，日落西山了，好说歹说才给卖了。那时候粮食不够吃，猪只能喝刷锅水加点米糠麦麸，以吃草为主，长得慢也小。毛猪一斤不到六毛钱，一口猪也就能卖七十块钱，过个年，再买些粮食就花光了。

（六）

姥爷的一生很节俭，抽的烟叶都是自己种的，从来不舍得花钱买。每年春天，姥爷在沟边的二分自留地里，种一小片烟叶。秋天摘下烟叶，晒干，连同枝干一起碾碎了，用砂锅炒一炒，放一些仁丹。前后院里几个老头，都喜欢姥爷制作的土烟丝，每年都会问姥爷要一些去抽。姥爷有一杆用了几十年的烟袋，玉石做的烟嘴十分光滑，黄铜烟锅边沿磨得没了棱角，一拃长暗黄色的烟袋杆上，坠着一个黑色的烟袋。烟袋换过几次，都是姥姥给做的。

六几年，还没有火柴的时候，姥爷用火石点烟。左手拿块石头和棉花，右手拿着刀片，使劲划石头，划出的火花点燃棉花，再用棉花把烟点着。抽完一锅，把烟灰扣到桌子上，再装一锅，把烟锅朝下往烟灰上一压，烟灰就粘到新装的烟叶上，吸一口气，烟就点燃了。为了省事，一锅接一锅，抽到过瘾为止。有串门的老人来家里，抽烟时互相对个火即可。到了晚上，抽烟就方便多了，直接凑到油灯上点烟。

有了火柴以后，因为是供应的，数量有限，不敢放开了使用。再后来，有了打火机。养父从太原给姥爷买了一只漂亮的打火机，用电池的那种，抽烟点火就很少保留火种，方便了许多。

我在翼城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天气热，带的馍还没吃就长了毛。没舍得扔，星期天拿回家里。姥爷看见了，把馍擦了擦，用已经残缺的牙费劲地啃了起来。见此情景，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后来再也不敢浪费粮食了。

（七）

姥爷的善良和大度，非一般人能比。姥姥跟姥爷结婚时，还带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弟弟。姥姥先是抚养弟弟到成年，然后帮弟弟娶媳妇，花钱自然不会少，姥爷全力支持。婚后不到十五年，生了一窝孩子，大的才13岁时，弟弟得癌症病故了，两个月后弟媳生下第七个孩子当天，也得脑膜炎死了。他们两口子才打了三孔新窑洞，死后没留下一点余粮。姥姥把小的送养出去，接着抚养她弟弟的三个均未成年孩子，一个侄女两个侄子，直到他们结婚成家。上学念书操心不说，主要是七十年代粮食不够吃，半大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家里突然增加三张嘴，把养父挣的钱都拿去买了粮食。姥姥心疼没爹没娘的孩子，吃饭时，全家老少都一样，不多不少，一视同仁。姥爷从来不说啥，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姥爷很要强，从来不爱麻烦别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姥爷七十岁以后，身体一年便不如一年，腿疼、便秘，毛病很多，后来下肢瘫痪。母亲丢不下侯马一大家子，要接姥爷去侯马看病，车停在门口了，姥爷还是不同意去，不愿意麻烦女婿。到了侯马，只住了不到半个月，姥爷就坚持要回村里。

病榻之上的姥爷，大脑很清醒，竟然还惦记着我的终身大事。姥爷对我说：

“他分配到长治，不在一块儿，别抱啥希望吧。”早在我上学期间，姥爷就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将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分配到一块儿，这事还难说。”姥爷的话都是经验之谈，我的事最终都被他言中了。

因为上学和上班，我没有留在家里伺候姥爷。有时回一趟家，只是帮姥爷打打蝇子、端碗饭。姥爷从来不让我喂他吃饭，硬是爬在炕上自己给嘴里扒拉。最后一次见姥爷，是83年的夏天，姥爷躺在窑里门口炕上，头朝北，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身上盖着一块被单，满窑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被子上、姥爷的头上停着许多蝇子。姥爷看见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见姥爷病情加重，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喉咙哽咽，眼泪就涌出眼眶。怕姥爷看见，我转过身去，见桌子上有瓶灭害灵，拿起来就一阵猛喷，蝇子死了好多。老天，我竟然忘了药味呛人，没给姥爷捂着一点！每次想起来，我都想扇自己一巴掌。

姥爷卧床期间，开始下肢不会动，后来尿不下，整天插根管子导尿，后背上也长了肉疮。自始至终，不管怎么疼痛，姥爷从来没有叫嚷过，连哼也不哼一声。尤其是到了晚上，姥爷一直忍着不出声，怕影响姥姥休息。

（八）

按照村里的风俗，闰月的年份可以为上了年岁的老人做寿衣和棺材。姥爷的寿衣和棺材都是前些年准备下的。入殓以后，请了沟北村里的一位画家来，上了漆，红色为主，有花卉、仙鹤和人物，画得十分漂亮。

农历八月十三出殡。那天，姥爷的像片和灵柩摆放在村委的大院里，那是老书记对姥爷的格外优待。老书记和村委的其他干部、众多父老乡亲参加了姥爷的告别仪式，大家共同悼念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南撖乡村发展任劳任怨、为家族教育率先垂范的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先辈。

祭献完毕，开始起灵。八位年轻力壮的村民抬着棺柩，举着纸扎和花圈的队伍在前边领路，孝子们跟在棺柩后面，拽着麻绳，痛哭流涕，几步一跪，千般呼唤，万般不舍。从大院南门出来，在围观的人墙内，一路向东，再往北，绕村子转了一圈。到了西村口以后，改用平车推着棺柩，来到村外的最最西南边，把姥爷葬在了一个叫枣坡里的地方。

姥爷病故以后，有好长一个时期，我总是频繁地梦见姥爷。梦中的姥爷健康爽朗的样子，就像去北撖高中给我送草垫子时那样，脸上挂满了笑容。姥爷一生留下的相片不多，有几张是早年参加革命时，和乡里的领导一起照的。老年时只有一张照片，是记者为了宣传村里的生产大好形势，让姥爷站在挂满了苹果的树前照的。照片中的姥爷笑得很自信，很祥和，也很幸福。那张照片在《山西日报》上登过，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姥爷的遗像，就是照着那张照片，请画家给画的。

画像中的姥爷，比他本人略微胖了一些，算是画师的一个美好的心愿吧。愿天国里的姥爷，没有人间的一切辛苦和烦恼，更没有疾病，只有幸福和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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