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事

虹蜻蜓

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人，是很难了解农村的生活的。而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与千千万万年轻人一起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北京大兴县采育公社赤鲁大队当了整整三年的农民。在那里我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触了许多不曾接触的事，了解了许多风土人情。

中国近些年发展飞快，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许多古老的风俗，也随之消失，记下它来，让我们了解曾经的文化和发生的事情，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在此，我想写写我插队所听，所看，所经历的一些事，以纪念那难以忘怀的岁月。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一月，元旦刚过，我便响应“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来到了北京大兴县采育公社赤鲁大队，这个村子离北京城也就40多里，可与城里却有着天壤之别。到了插队的村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第一步就是要分清敌我友，可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就偏偏是个例外，它既没有贫农，也没有地主；究其原因，居然是地理环境所致。

北京大兴县地处北京南边，采育公社又是大兴县最南边的公社，它一面接通县的西集，一面接河北固安，我们村有一块地就与固安紧相连，干活累的时候，两村人就到一个干水渠里打歇，我们村里的老乡经常和他们插科打诨。

了解大兴的人都知道大兴的西瓜好，之所以好要归功于它的沙土地，而我们村的沙土地就更邪乎了，自行车一进村就要推着走，沙土厚的根本就骑不动。村子里到处都是沙丘，种的都是梨树、山里红、打瓜（产籽的瓜）,基本没有庄稼。我们在时，村里利用地下水种水稻。由于沙土浇水后板结，人家插秧，将秧苗往泥里插，而我们必须一手拿铲秧（带泥块的秧苗）一手拿根小棍儿，捅一个眼往下按。

这种土质的地方，在解放前，基本是不种粮食的。赤鲁又地处省界，战争时期就是个拉锯地区，今天张三来，明天李四去。一会儿八路，一会儿鬼子。那大家要问了，这当地的人干什么呢---当土匪！对，就是个靠抢劫过日子的村子。据说这个村在解放前，下午五点以后，就没有人敢过了。抢个东西，杀个人，都不用挖坑，脚一蹬一堆沙子下来，就把人给埋了。

正是如此，从市里下放来的干部告诉我们：你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哪家都不是你们学习的对象。得，说好的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插队插到土匪窝来了。

没有学习对象，那专政对象“地富”总该有吧。您瞧，还是没明白不是，一个没有庄稼，没有地，全靠抢的地方，哪来的地富呀。据说这个村解放初划成分，是有一、两个勉强划成富农的，可人家早早就搬离了这个村。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初来乍到的知青真是吓得不轻。开始还真不敢到这些“土匪”家，也不敢跟他们套近乎。可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又在一起下地干活，时间长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戒心了。心想过去的土匪早就归顺，他们的下一代就更别说了。戒心一放，很快就跟什么大姐、二丫儿的混熟了。我看现在有关知青的文章，尽是诉苦的，我就不跟着掺乎了，谈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风俗和文化可能更有意义。

话说一九七一年，我国解放已有二十多年，文革也搞了五年，农村的旧习应该少些了吧，实际上有些传统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就拿男女恋爱吧，我在的村子基本还是媒妁之言。媒婆好像是一个专职的，也不知她怎么就知道十里八乡的男婚女嫁情况，她们的做法是先到两家将情况交流一下，没有大问题，就选一个日子，带女方到男方家坐坐（比过去进洞房才见面要进步的多），彼此对了眼，在没过门前，男方大约一个月，到女方家将女方接到家中，一年半载后正式结婚。不过村里也有些在外面上学的男孩儿，想自由恋爱，村里也就是议论议论。毕竟是在大破四旧的文革中。

解放后在农村唯成分论是非常厉害的，地富的女孩为不受歧视，是没人愿意嫁给地富家庭的。而地富出身的男孩儿，就很难取媳妇。我们村就有一个富裕中农家庭成分的男人，三十多岁就愣是没有对象。后来给他说了个有神经病的女人。一年后生下个孩子，那女人连奶都不会喂，那家只好养了一头奶羊，让孩子喝羊奶。看着那老实巴交的男人，又当爹又当娘的，真是不易。现在的人是不知道改革开放前，所谓出身不好的人，有多受歧视。我上辈家人，就是因为出身问题，明明学习成绩优秀，就楞是没有上大学，因为大学只收出身好的。我也身受其害，这不能不说是极左路线的悲哀。

换个轻松的话题吧。在农村你还能见到一种人，他们从不劳动，成天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子转，红白喜事全知道。就说白喜吧，（人活75岁以上去世是白喜，要办酒席的），他们这种人当知道这个村有这个事，可具体是男是女，辈份等并不清楚时，就会在村口使出他们的绝招---到村口就跪地大哭，先是哭大叔，村民一见如果哭错了，就会说什么大叔呀，是某家大婶，他就这样一路哭，一路跪，一路不断的纠正信息，到真正进到村里面，就能将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到了要办事的家门，就会直奔灵柩， 自降一辈，下跪大拜。办事的人家见他们都不会拒绝，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天，他们都会守灵，特别是晚上的职守。如白喜还要张罗吃饭等，光靠本家自己，是很难应付的，找他们来帮厨打杂,几天下来他们就能白吃饭，还能挣些钱。这个行当估计现在是没人专职干了。

我插队的地方，还可见几种农村人诉说心里话的方式也挺有意思的。记得一年的夏天，我们在村东头的地里干活，只听得远处有一个妇女在哭诉，说得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我随着哭诉声望去，那片地里除了她，并无一人，在仔细看她竟是跪在一个坟头前。大约两三天，她到时候就来，哭诉完就走，有一次她哭诉完，竟向我们这边走来，我见她既不悲伤，也不生气，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还有一种就更逗了，在送葬的队伍中，经常有人将逝者过往偏向谁，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公借机说出来，他们大都以哭腔诉说：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呀！你不该给他那间房呀！等等，好像对逝者的最后不满都在这一路上说完才痛快。与前面坟前哭诉异曲同工的是，当后事办完，亲人之间也就没人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

你一定知道“骂街”这个词，但你见过骂街吗？我在插队的村子里，可真正见识过。我们村是个中等村，大约有百十来户，有一条主街，早上大家都到主街上站着，等着派工。如果你个人有事，想让全村人都知道，那就要站在主街的至高点---房顶上。我们村的房子都是平顶，有一天晚巴晌，刚下工回屋，就听见一个妇女在大骂。仔细一听好像是他们家的鸡丢了，我出了屋门，往村子主街地方望去，只见一个娘们（已婚妇女）站在她家的房顶上大骂，因正好是下工时间，她大嗓门的骂声，在寂静的村子里，几乎家家听的都是真真的。骂到最后归纳一句话，就是谁偷了我的鸡，送回我就不说了。别忘了她刚才把她家的鸡长得什么模样都说得清清楚楚，你要是真的偷了，让人一下就认得出来，偷偷放回去可能是唯一出路。

以上三个诉说方式略有不同，而相同的是，只要说过了，就立即跟没事人一样。这种宣泄方式，我们城里人一般是很难做出的。

再说说有关女人的话题。没有插队之前，我认为农村比较封建，妇女肯定没有城里人开放，到了农村后我才发现，我的认知是错误的，在我插队的地方，妇人即结了婚的女人和女孩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女孩儿很少与本村人结婚，基本都是要外嫁的。他们和我们认知的女人一样，从不会敞胸露怀。而已婚的妇女，在炎热的夏天就敢脱光上衣，光着膀子干活。特别让我吃惊的是，一个昨天刚进门的媳妇，第二天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好像变了一个人。这种露怀的女人，我记得在城里，只是五十年代在北京的胡同里见过，现在是不可能的。

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四十多年了，可我至今记得我和几个老妇女一起干活的事儿。那是一个插白薯秧的日子，有一天队里分我和几位老妇女剪薯秧（白薯是剪秧插种的），我和她们几个在地头临时搭的小棚子里干活，一个大婶就是光着膀子干的，我因为跟她们混熟了，也就一边干活，一边闲聊，那位大婶跟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早日参军，她将来有机会能走出这方圆百里，到部队去看望儿子，也算是见见世面。我们村离北京不到五十里，而在七十年代，感觉城市和农村还是很遥远的。

我没插队前，不理解农村人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到农村才知道，男孩儿不光可以传宗接代，而且是留在本村与父母在一起，而女孩儿基本都是外嫁，一年两年不见得回来一次，也不可能照顾父母。没有男孩儿，老了就成了孤寡老人。我们村就有这样的人，村里就安排他们到我们的知青点吃饭。他们住的一般都很差，家里脏的基本踏不进脚。真是很凄凉。再有，如果女孩子一生没有嫁人或是在做姑娘时就去世了，是不能入本家墓地的，只能埋在大路两边。我就认识一个姑娘得病去世后，埋在了路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的地位是低的。

最后，我想聊聊我插队年代的一个好政策。自从改革开放，我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地覆地变化。可在医保方面，还是不尽人意，而当时在那么穷的农村却因合作医疗和村村都有“赤脚医生”使广大农民受益。我们村就有两名赤脚医生，一个男的是知青，一个是本村的妇女，她是少数嫁给本村人的。记得一年的秋天，我不知怎的发起了高烧，直上40度。头疼的不停地抓脑袋，同屋的知青给我叫来了赤脚医生，几天下来连吃药带打针，总算退了烧。退烧后我才感到头被抓破的疼。我现在想如果我们村没有赤脚医生，我会是很危险的。我当时不但治好了病，而且没花一分钱，这全得益于合作医疗。真想念当时的好政策，感谢我们村的那两位赤脚医生！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赤鲁村一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沙里埋人的历史没了，老的风俗也消失了。只是不知每当春天满村的梨花是否仍在盛开，夏天满地的打瓜是否仍在生长……，赶不上消失的步伐，就拿起笔把它记下来，让文字留下，让文字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