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秋节和重阳节

夜幕下的抽象画

　　十一没有安排任何的出行，跟家人团聚过中秋，赏月，吃月饼，姐姐订的国际大厦的月饼，妹妹带回来的上海月饼，儿子旅游买回来的山西特色的月饼。然后，跟不是亲姐妹如同亲姐妹的姐们儿聚，吃饭，聊天，逛街。

不舍分开。

再接下来两天便是漫无目的地在北京骑行，西什库教堂，东郊民巷，穿行小巷、胡同，看老头老太聊闲天，看孩子们追逐打闹，看那些留下岁月痕迹的老房子、老槐树、老物件儿，看日常的街景和生活百态，慢慢转过一个又一个街角……。

西什库教堂 东郊民巷建筑 梅兰芳故居

　　每次在北京吃饭一定吃老北京小吃，中午在护国寺，晚上在什刹海，杏仁豆腐、豌豆黄、炒肝、焦圈，再来一碗豆汁，又撤火，又解渴。要是小妹在一定少不了爆肚和麻豆腐。夜晚的后海很热闹，酒吧都有驻唱歌手，风格不同。喜欢一把吉他、一首安静的歌，静静地讲故事那种感觉。

　　秋季的阳光让人感觉温暖，秋风拂面，骑行、游逛，自由自在。

　　午后，又来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三里河一区，过去的计委大院。虽说整个计委大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家原来住的地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大院儿112号门，二楼东边，临月坛北街。阳台还是那个阳台，我和小妹经常在那个阳台上看哥哥姐姐在外面疯跑着玩儿。

　　从家往西走100米是红塔礼堂，再往西走500米就是钓鱼台（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小时候那里有一条河，经常去游泳，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把钥匙丢了，妈妈很生气，下班带着我们沿着河到处找，最后好像是找到了。小的时候喜欢游泳，有一次去八一湖游泳，因为刚下完大雨，水深了许多，姐姐背着我往深水的地方走，把我吓得直叫，回到岸边没等我站稳姐姐就鱼一样游走了，我掉在水里拼命扑腾，姐姐又鱼一样游回来，把我推上岸，多险！那条鲜活的小生命差点结束在八一湖里。当时的八一湖是个野湖，在玉渊潭公园边上，现在修建得挺好。

红搭礼堂 钓鱼台国宾馆

　　从家往东走是月坛公园，北京的五坛八庙之一，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月神的地方。提起月坛公园，姐妹一定会说起妈妈带我坐转椅，我从旋转的转椅上摔下来，把手磕破了这件事。那时候，周末妈妈不忙的时候就会带我们步行去动物园、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玩儿，蒸一锅包子背着，玩一天。姐姐会带我们去体育馆看比赛。

　　我们姊妹四个都是在月坛医院出生的，在儿童医院北面的马路对面。据妈妈说，有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父亲不家，妈妈一个人去医院生孩子，也没有老人帮着带孩子。妈妈年轻时身体不好，颈淋巴结核很多年治不好，还做手术把舌头下面、脚心的淋巴都去掉，受了很多罪。记得有一次妈妈干活累坏了，早上腰疼得起不来床。小的时候，觉得北京的冬天很冷，总会下很大的雪，棉猴、棉帽、棉手套穿得厚厚的，但每年冬天手脚都被冻伤，妈妈用烧热的山楂烀在冻伤的地方上，现在还有疤痕。父亲送我和哥哥去幼儿园，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与其说是拎着不如说是连拖带拽，我们穿得圆滚滚的，在雪地里连滚带爬。那时候姐姐已经上学了，妈妈每天带着小妹去出版社幼儿园。妈妈生小妹那段时间，我被送到保姆家里，那是一个很慈祥的回族老太太。我每天捧着一个搪瓷茶缸，里面装着绿豆汤，坐在马路牙子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有时候碰到父亲下班从这里经过，会往我的空茶缸里扔一个硬币，哈哈。

父亲会做饭，炒菜很香，喜欢做红豆饭和肉菜饭，烙的芝麻酱糖饼很好吃。后来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父亲给我们做衣服，做好了以后怎么也穿不上，发现袖子上反了。妈妈给我们姐妹仨做的一模一样的花裙子，美美的穿出去，被小伙伴们喊“妖精”，哈哈。  

　　后来上小学了——中古友谊小学，学校在家和测绘总局中间，都是自己来回走。经常父母不在家，姐姐看着我们，其实姐姐也只比我大三岁。

现在的中古友谊小学 父亲曾工作的地方 计委大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以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办公地，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商业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科委、一机部、二机部、五机部等多个部门。国家机关宿舍多集中在机关所在地旁边，就此形成了大院群落，如机关大院、军队大院、物资大院、煤炭大院等，三里河一区被统称为计委大院，是最具当代文化特色的建筑群。

计委大院始建于1953年，整体布局学习了前苏联街坊式住宅的“合围布局”，整个大院分割出若干个自然的小院落，由211个楼门的三层住宅楼和29个楼门的四层住宅楼组成，错落有致，别具特色。大院中的宿舍楼是按干部的级别分配的，科级、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并还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发；正局级以上的干部家中还可安装一部电话。那个年代家中若有电话，便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大院中三层楼房都是棕红色的木大门，深灰色的青砖墙面，浅灰色的屋顶面瓦，庄重气派。坐落在大院西侧一隅，有两个四层楼房的小院落，自成“四合院”，占地不大，方方正正的俗称“南建委”和“北建委”。可惜，在大规模的拆迁中，这个中苏风格交汇的宿舍建筑群体几乎荡然无存了，“南建委”十几年前被开发建成了高档酒店。而幸存的“北建委”保存得相对较好，却也正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院子盖好了却始终没有建院墙，只有各个大门前一对砖砌的白色尖顶的“塔式”岗楼，孤零零地伫立了许多年。起先，大院的四周有铁丝网，一个连的士兵日夜在那里站岗巡逻，“大跃进”时铁丝网都拿去炼了钢铁，警卫也撤走。再后来大院的围墙便是铁栅栏上长满蔷薇，那盛开的蔷薇花沁人心脾的清香，多少年一直在心中、在梦中萦绕。

如同社会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样，计委大院里的各项生活配套自成一体，人们不用出院，生活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大院里有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托儿所、幼儿园，还有计委子弟小学——中古友谊小学。几十年中，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江泽民、朱镕基、陈慕华副总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都曾经住在这里。朱镕基在大院里住的时间最长，1952年进京到国家计委工作就搬进了计委大院，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他的一儿一女，小时候也都在中古友谊小学读书。

　 座落在月坛北街的红塔礼堂是当时的计委礼堂，专供机关开会、演出和放电影。当时计委礼堂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那时候是北京文艺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艺地标。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选择计委礼堂举办独奏音乐会，小泽征尔首次率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也是在这里。礼堂的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城当属最好的，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经常对外放映内部影片而名噪一时。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山本五十六》不让小孩儿进，姐姐她们几个大孩子硬往里冲，结果让检票的给拽出来了。

计委大院里的人们日子过得充满生机，匆匆上班的人群，跑来跑去的孩子们，四处耸立的大烟囱，小贩的叫卖声，学校里的读书声。春天飘着的柳絮，夏日里的蝉语，秋末的落叶，冬季的飞雪和窗上冰花，都是美好而难忘的生活画面。

计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数有过身边没有父母监护、脖子上挂着把钥匙、到点儿去食堂吃饭、做完功课拼命疯玩儿的经历。大院儿里的孩子很多，最爱玩儿捉迷藏，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藏，一拨儿找，在大院儿里到处疯跑。

同时，这拨儿孩子也经历了父母上“五七干校”和极左人祸的磨难，也因此命运各不相同。“文革”时期，大院儿里很多人被当做走资派、臭老九等被“斗争”，有的离开人世，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去了江西、湖南等等地方的干校。父亲被当做臭老九批斗。记得那时候跟对门住着的那家人关系很好，经常串门，做了什么好吃的互相送，那位父亲个子很高、很瘦，穿着半长筒的靴子，像极了苏联电影里的瓦西里。有一次父亲在总局的会议室挨批斗，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场，“瓦西里”上台踢了父亲两脚，从那儿以后我们不再理那家人，姐姐还跟他家孩子打过几次架。

后来父亲“被发配”去了河南五七干校，三年后从干校出来不许回北京，被安排到石家庄西郊的一个化工厂（现在那个工厂已经荒废，但厂址还在）。当时父亲身体不太好，妈妈一个人又工作又带四个孩子也很不容易，主要是那时人们看不到前途在哪里，看不到国家的前途，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妈妈在跟四个孩子商量之后（主要跟姐姐商量），决定离开北京，到石家庄跟父亲一起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家都纷纷回北京，我们因为举家迁出，不符合回北京的政策规定就留在了石家庄，后来成立了河北省测绘局，父母先后调过来工作。

　　

　　岁月流转，世间巨变。当年办公地“国家计委”早已易帜为“国家发改委”，那幢大楼依然巍峨挺立，但计委大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曾经的“大院文化”已经褪去金色，大院儿也十分落寞。在一幢灰色的旧楼上挂着“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旧居”的牌子，从质地上看像是居民自己制作的，牌子旁张贴着一张“呼吁书”，细看之下，这些楼已列入拆除名录。其实这些楼房在96年的时候是要拆的，因为大院里住的主要是四个单位的人，不同意征收补偿条件，所以没拆成，如果现在拆的话，不能原址回迁，只能搬去房山，大家还是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拆，这也就给了我们可以过来看看它们的机会。

这么多年过去了，计委大院和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离我们的生活已经很远了，但对大院儿的美好记忆和浓厚的大院儿情结永远都在，那份情感流淌在血液里。　

我的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父亲的一生也是挺传奇的。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穷到在东北冬天没有棉鞋穿。父亲爱读书，特别渴望去念书，家里没有钱供他念书，他经常跑到私塾，在窗外听先生教书，先生也经常把他叫到屋里去听。长大一些后，到长春一边在钟表店里当学徒，也一边不忘记读书。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为了拉拢年轻人，办了一所不用交学费的学校，父亲就去那里读书，日本投降后，这所学校编入国民党军队，父亲给一位将领当勤务兵，加入了三青团，后来跟随将领投诚，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送到总参谋部测绘学院读书，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测绘局工作，后调入国家测绘总局。父亲不仅勤奋好学，钻研业务，而且个性要强，做事情非常严谨、认真，三、四十岁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当时苏联测绘专家来华访问，父亲会参与陪同、研讨、学习，也先后接受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照片妈妈一直都珍藏着。现在百度他的名字还可以查到当年他的经验介绍，也在被后人借鉴。离休前的那几年父亲受命创办了河北省测绘中专学校，一直担任校长，60岁离休后在省教委帮忙四年。

　　父亲的一生真的是太辛苦、太操劳，为了事业，为了家，为了他的娃们。工作上自不必说，对家庭也是事无世细啥都操心。刚到石家庄那些年，食物都限量供应，爸爸经常周末骑自行车去县里赶集，来回三四个小时，给他的娃们改善伙食。经常会弄些好吃的，分成四份，一人一份让娃们挑，还故意慢慢分，看着四个娃在心里盘算那份更大一些，好下手抢。哈哈，几十岁的父亲，童心未泯。

父亲特别爱给我们讲道理，到我参加工作后，也一直喜欢听，父亲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后来只我一个孩子坐在他身边听，其他三个孩子早都不知跑去干嘛了，还笑话我“不愧是政工干部，爱听大道理”，哈哈。

96年，66岁的父亲从检查出来得病到去世只有三个月，我们这四个孩子第一次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父亲就这样突然地离去，叫一声“爸爸”，已经不再有人答应……。

　　经常会想念他，只能看到他在照片里冲我们微笑......。

我的妈妈

　　我亲爱的妈妈已经八十九岁了，一位非常自律的老人，多少年来，每天几点该做什么，雷打不动。早上五点、中午十二点多出门锻炼身体，每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回来。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最怕的是给孩子添麻烦。

以前，我在厨房里忙活做饭，妈妈会在边上打下手，干点啥，现在岁数大了，腰腿也不给力了，每天自己做做理疗，看看报纸，然后就是“沉迷网络”，头一天跟我说“钟南山说了板蓝根对预防新冠有效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药店里的板蓝根脱销了”；前段时间问我：“会不会打仗啊？这钱还存不存银行啊？要不要储存些米面啊？”；每天看电视《非诚勿扰》，江苏卫视每天下午也是没别的节目，就演这个相亲的，所以妈妈翻来覆去地看，有时候看到重播时会说“这个人不是被领走吗，怎么又回来了，没成啊”。

　　父母都是吉林人，父亲是怀德县双榆树公社铁岭窝铺大队的，母亲是公主岭市的。我的姥姥是有钱家人的小姐，一辈子从不干活的。我的姥爷家道中落，到他这辈儿家里不那么富裕了，妈妈是家里的长女，从小一边念书一边帮着姥爷干活。妈妈跟爸爸一样爱念书，一直读到中师毕业，开始在学校当老师，后来调到肃改办工作，再后来到北京地图出版社工作。

　　妈妈性格随和，到哪个单位都跟同事相处得很好。妈妈同样是要强的人，对待工作同样是一丝不苟。文革的时候，爸爸在单位挨批斗，妈妈在单位是民兵连长，每天带领大家学习，真刀真枪地训练。关于政治，爸妈的观点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家不讨论。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妈妈上班很远，单位在宣武区白纸坊西街，下班又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周末休息一天，有很多家务要做，有多辛苦可想而知。

妈妈最后一次来北京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次住在牛街，离她以前工作的地方很近，她每天早晨做运动都要往原来的单位那边去。这几年一直劝妈妈再过来看看，再不看拆迁了就啥也没了，但实在劝不动了，妈妈岁数大了，只好拍些照片给她看看，再跟她聊聊过去的事情，挖掘一下她记忆中的故事。

今天又是重阳节，感叹日子一天一天过得这么快，眼见着妈妈一天一天地衰老，心里对妈妈充满心疼和怜爱。每次晚回家都会提前给妈妈打电话“妈，我今天晚一点儿回来，您别惦记啊”，妈妈也总会说“我没事，你开心点儿”。就是这样，有老妈妈在，总是被惦念着，总有一碗热粥给我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