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

冰雪

（一）

我的养母比我大17岁。

养母原本是我的妗子，1965年5月初7和舅舅结婚。他们结婚的那天，姥姥托人把我抱出去玩，我喊着要吃席，不肯离开。

我八岁那年，一天晚上，我刚有点儿迷糊，忽然听见大人提到我的名字，心里咯噔一下，睡意顿消。我假装熟睡，静静地躺在炕上听着。父母的意思是想把我的户口转走，到侯马去上学。姥爷和姥姥没说不行，妗子不同意，说：都这么大了，白养啦？想都别想，看谁敢转走？妗子的话掷地有声，没有商量的余地。妗子婚后好几年没有生养，想收养我。

转天，当着全家人的面，姥姥跟我说，以后就叫你舅舅叫爸，叫你妗子叫妈。坐在桌子左边椅子上的舅舅，见我看他，即刻站了起来，冲我微微一笑，温和地说：我给你取了个学名，叫苏彩凤。为啥叫这个名字呢？我在太原看见有一种纸烟叫彩凤，觉得挺好的。凤就是凤凰的凤，一种漂亮的鸟。

妗子不用孕育，也不用喂养，甚至抱都没抱过我一次，一夜之间就拥有了一个活蹦乱跳8岁大的姑娘。刚开始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姥姥说：去，喊你妈吃饭。第一次听见外甥女喊妈，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养母有点儿不好意思，迟疑了片刻才回答。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声音极不自然，还夹着一丝颤音。本不相干的我们，因为一声“妈”，便把双方牵扯到了一起。

（二）

我每天的吃喝拉撒，依旧是由姥姥照料。唯一的变化，就是晚上跟养母住一个房间。养父在太原上班，一年才回来一两次。我跟养母正好作伴。有一天早上，我在窑门口梳头，因为没睡醒，有点烦躁，总也扎不好，撕扯着头发跟自己生气。养母看见了，帮我扎了起来。有几根头发拽得有点儿紧，很不好受，又不好意思说。等养母离开了，我又扯开来重梳。因为跟养母不惯，学校让买道具（毛巾、草帽之类）、订报纸、买字典什么的，我都习惯性地跟姥姥说，从来不找养母。

小时候，不知道害怕，上台表演节目，我从来都不怯场。第一次到北撖公社的大戏台上表演，从后台下来，养母（家长陪同去的）关切地问我：害怕吗？我莫名其妙，反问养母：怕啥，人还怕人呀？养母被我的神回答逗得笑了好久。即便是现在，一想起那天我脱口而出的话，养母还是忍俊不禁。

上五年级时，一天我爬在缝纫机上，就着灯光（电灯挂在缝纫机上方的墙上，方便晚上缝东西），抄写一篇作文。前一天，村里才演过朝鲜的《卖花姑娘》电影，老师让写一篇观后感。因为感动，写得有点长，迟迟没有抄完。养母等着睡觉，问我还有多少。我把草稿递过去，养母翻了翻，惊叹：还有这么多呀？我嗫嚅道：要不，你给删一删。养母仔细看完，摇了摇头，说：没法删，赶紧抄吧。抄完悄悄一数，十三页，一本新作文本被我一次用了一半。费电费纸还耽误养母休息，心里就有点儿愧疚。我赶忙收起来，关灯躺下。

养母上过完小，在村里，除了学校的老师，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学校临时缺老师的时候，曾邀请养母去代过几次课。养母中等个头，举止大方，谈吐文雅，从不大声说话，更不会和人吵架。包括跟姥姥也是，婆媳之间从来没有吵吵闹闹过。姥姥不高兴的时候，也爱叨叨几句，养母从来不接话茬，姥姥便适可而止。按老百姓的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比喻简直是太形象了。

有一次，姥姥的干女儿（北张的）来家里有事。她比养母大几岁，没啥文化，也不会说话，嘴还老淡（嘴欠），就跟姥姥说：瞧那王香老实的，连句话也不会说。这话刚好被正要进屋的养母听去了。养母有涵养，权当啥也没听见。晚上，养母跟我说：我是不想跟她说话，她就还以为我不会说话哩。会说的想着说，不会说的抢着说。养母顿了顿，又说：你娘（故乡把奶奶叫娘）说的不对的时候，我从来不跟她吵，说错了也照办不误，用事实来证明她错了，才最有说服力。养母这番话，对我触动挺大。谨言慎行，让我终生受益。

姥姥的弟弟和弟媳相继去世以后，姥姥担负起抚养三个未成年侄女和侄子的重任，并视为己出，与养母一视同仁。养母说：你娘把我跟那几个娃一样对待，经常吃不饱，地里活又重，饿得我头晕。有些病就是那几年给饿出来的。当着姥姥的面，养母啥也不说，像个懂事的小媳妇，还帮着给他们几个孩子做衣服。

每逢养母给表姨和表舅做衣服的时候，我就凑到跟前看。看养母怎么做带盖的军装兜、裤兜，怎么上领子，怎么包边。后来，养母见我感兴趣，就教我做。等我学会了，养母就只管裁剪，所有衣服都统统让我缝。有一年凑不到钱，年底了才买下布料，大年三十晚上，我给表舅他们熬夜缝衣服。表姨拿去缝扣子时，都后半夜啦。十六岁时，第一次为他人作嫁衣裳，新娘是我表姨社儿，嫁到了北撖。我结婚以后，养母说她好多年不做衣服，都忘了是咋个做了。

养母脾气好，从不打骂孩子。记忆中，养母从来没有骂过我。只听姥姥说，养母说过一次我的不是。养母跟姥姥说：我还没有穿过她做的一双鞋呢，就想管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多嘴，说了什么不当的话，让养母产生了误会。当时我还真不会做鞋。听了姥姥的话，我学着给自己做鞋，然后给养母做。不为别的，只为养母在乎穿我做的鞋。

我的两个弟弟，都比较淘气，养母能气到自己跑到村外野地里，消完气再回来，都不舍得骂一顿或者打一巴掌。有一天，姥姥给我学养母是怎么拿我做榜样教育他们的：看你姐，回到家里就干活，从来不贪玩。开了一下箱子就写了一份检查，你瞧瞧你，还有你，就不能学着点，给我省点心？姥姥声情并茂的模仿，像极了养母对学生上课时的样子，很逗。我想笑，咧了咧嘴，最终还是没有笑出来。

（三）

我跟养母的共同活动，就是每年正月、六月和中秋节串亲戚。我第一次去山上的时候，大家见养母领着个孩子，都关心地上前询问。一双双陌生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瞅一遍，然后再聚焦在养母脸上，笑着问养母：“这是刚回来呀，哦，好、好！”。后边的话全包含在那会心的一笑里。每个人的潜台词，无非都是：天呐，领养这么大个孩子！一回生两回熟。惊诧之后，再去，就自然多了。

因为被收养，我多了一位姥姥、两个舅舅和两个姨姨。山上的姥姥，比我姥姥年纪大一些。大身板，大脸盘，大眼睛，大嘴巴——“五大姥姥”，简称大姥姥。大姥姥爱笑，常常会笑到抹眼泪，慈眉善目的样子，像个大户人家的祖奶奶。姊妹三个里面，养母长得最像她的母亲，嫁得也最远，比姐妹回娘家的次数要少一些。老人每次见了养母，都很激动，踮着一双小脚，迎到门口，拉着养母问长问短，眼里闪着泪光，像终于盼来了娘娘省亲似的。

大舅叫王杰，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德高望重，颇有领袖之范，在桥上乡名气很大。大舅的小儿子文儿哥结婚的时候，场面搞得十分隆重，院里垒了好几个大灶，杀猪宰羊，大宴宾客，红红火火，无比喜庆。酒席之丰盛，多年之后都无人企及。全村及十里八乡的人都去上礼，前去祝贺的人挤满了院子。十来户的小村庄，像赶庙会似的热闹非凡。

我没有玩伴，无聊地坐在大舅窑洞的炕里边，翻看窗台上的一本老书。应该是大舅的书，书名忘了，小说，文言文，繁体字，生涩难懂。有个老头问我：看得懂吗？我报之以微笑。不懂也得琢磨琢磨，打发时间呢，总比傻坐着干等开席要好一点。不知不觉困意袭来，我靠窗台睡着了。等我醒来，炕沿上依旧坐着几个亲戚，依旧在闲聊。只是院里已经安静下来，大家已经吃完酒席各自散去。养母说：光忙着招呼客人哩，把你给忘了。童年里最好的酒席，让我给错过了。真没有口福。

在山里，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是鲜豆腐。办酒席的前一天，文儿哥领我去东边的窑洞里，在准备做席用的一整块圆圆的豆腐上，拿刀划了几下，割下一块递给我，足有三两多，还热乎着呢。捧着一大块豆腐当美食吃，我还是第一次。浓浓的豆香味，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有此推断，酒席上的佳肴更是无与伦比。

小时候，记得故乡的酒席还有个顺口溜：“八八的，六六的，二十四碗有肉的”。应该是很丰盛，一般的人家吃不起。在我心里，故乡的酒席仅次于满汉全席（只是听说过而已）。直到现在，一想起来被瞌睡耽误的酒席，还有点儿遗憾。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然后释然，不去想它。我甚至不及狐狸理性，一直坚信没有吃到的就是最好的。

70年前后，北撖逢会的时候。一天傍晚，养母领我去北撖看戏。演出快结束时，突然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村里去的人不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一阵功夫，我和养母就落到了最后。天黑，路滑，眼睛被雨水淋得还睁不开。养母拉着我，跌跌撞撞地从北撖坡上下来。快到沟底的时候，看见灰灰的一片，以为是平地，走过去才发现是积水。吓得我们赶快后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终于爬上了海子沟，回到村里时，雨仍然哗哗地下着，路上水流成河。农历的十月，气温本来就低，又是半夜，还淋了一路的雨，我浑身都湿透了，加上害怕，牙齿直打架。养母穿着姥爷的皮袄，少暖和一点。只是那件羊皮袄被雨淋过以后，也许是因为没有及时晾干，羊毛一把一把地掉，再也没法穿，只得丢掉。实在可惜。

（四）

养母的父亲去世的早，兄长和姐姐结婚以后，养母就在家当起了顶梁柱，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婚后不久，养母就渐渐显示出她的优势，成为村里女人中的佼佼者。县里搞“三线”建设时，养母在宣传部干了好长时间。养母生病时，曾托人捎信让我去。同村的人，多数都是在工地上做体力劳动，养母坐在办公室，编稿件，印传单，从事是脑力劳动，优越感十足。

养母在村里不仅入了党，还当了好多年妇女主任。村里开会，一般都是安排在晚饭以后。养母和当贫协主任的姥爷逢会必到。村里领导班子的会议不是很多，偶尔开一次两次的，还好理解。到了冬天，尤其是快到年底的时候，一连好多天，姥爷和养母天天晚上去开会。我很纳闷，问开啥会，养母只回答了仨字：整党哩。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什么是整党，感觉入了党忒麻烦，不如老百姓自由自在。

七十年代，养母跟姥爷商量后，买下了香桃家里的宅地基，在院子的西北角老地基上，协助姥爷盖了一间小西厦。八十年代以后，村民手里有了余钱，盖房子的人多了起来，养母也想建五孔新窑。于是，养母找老书记批地基，找人烧砖，到石门河里拉石头，挖地基，施工，等等，像个男人似的张罗着。

养母做的大事，再一个就是给姥爷和姥姥养老送终。姥爷下肢瘫痪，姥姥半身不遂，都是又脏又累难伺候的病人。姥爷可以用导尿管，还稍微干净一些。姥姥病的那些年还没有听说过纸尿裤，每天垫一袋子细炉灰，既麻烦，又不卫生。姥爷去世以后，操办后事也是养母主事。当时正在建窑，南厦也拆了，暂时借住在村委西边的一间房子里。是养母去找老书记商量，让姥爷在村委大院里出殡的。姥姥走的时候，自然也是养母主事。像中国的许多妇女一样，养母支撑着一个家，顶着半边天，甚至更多。

（五）

84年我结婚前，我家那位小谢耍小聪明，自己亲自登门商量结婚事宜。小谢直接跟养母摊牌，说他父亲去世早，母亲常年有病不能劳动，三个妹妹年幼。他一个月挣四十几块钱，还得管一家老少，才工作没积蓄（幸亏没说要还他上学拉下饥荒，否则会吓着养母）。想要彩礼也行，也能借下。但是，要我们自己以后慢慢偿还。养母听罢，心想这家境也忒差啦，不倒贴就行。便爽快地说：不送（彩礼）就不送吧，我也不用麻烦做立柜陪嫁妆了（没人嫁姑娘陪立柜的，养母逮住机会说了一句便宜话）。最终，他给了养母一百块钱的喜酒钱，养母用二斤棉花做了一铺一盖，算是嫁妆。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婚事上，养母通情达理，没有明码标价，索要彩礼（我是担心养母不想白养我一场），让我们很是感激。

自从完成建房大业，老人都相继过世，养父也退了休，大弟弟接班有了工作，养母多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加上进入更年期，便出现了头昏、头晕、乏力等症状，整天没精打采的，在家与床为友，扛起枕头来。这种状况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时好时坏，持续了近四十年。

养母告诉我，茶几上摆着的是每天要吃的各种药，桌子抽屉里放着不时之需的备用药，衣柜里是“库存”的常用药。看到药品齐全，足够多，心里才踏实。养母把生活过成了家有余良（药）心不慌。我逗养母说：让我从网上找找，看能不能买一个家庭药柜。养母也自我调侃，一病就是几十年，称得上“资深老病号”。

有一年，养母打电话说：今年闰月哩，你给我们把寿衣做一下。反正不知哪天就要用哩，免得到时候慌乱。那时候，养母才做过搭桥手术，担心她突然咔嚓一下，走到养父前边。故乡的人讲究铺儿盖女。当年，我帮着养母给姥爷和姥姥做寿衣的时候，就听养母说过，那本来是女儿（我的母亲）该做的事。按养母吩咐，我买了布料、棉花，每人做了七件（不包括裤子）寿衣，两幅铺盖。又买了枕头、手绢、袜子、腰带等小件，包好了存着。养父病重的时候送了回去。可能是风俗的原因吧，养母敢于谈及后事，验收老衣，那种直面死亡的坦然，让我很是钦佩。

（六）

侄女上高中住校以后，养母获得到了解放，不用忙于一日三餐。天气不热的时候，养母来临汾小住过几次，养父和养母一起，也住过两次。前几次来，我带养母出去逛街。养母问我：临汾咋就那么多人，急匆匆的，都忙啥呢？人来车往的，瞅着头晕。养母的普通话讲得挺溜。我一不留心或者说得急了，忘了切换成家乡话，养母就以普通话对答。

养母一年四季都爱出汗，手里总是捏着一块小手绢，时不时地擦一擦。有时根本不热，也出汗。穿的少了，怕凉。见一点儿风，就感冒。一感冒就打针，吃药不顶事。我托人买过几支人体免疫球蛋白，打完，效果也不怎么明显。问题还是出汗多。养母爱出汗，应该和体胖有一定关系。养母的后背上的肉很厚实，挤出一道深深的脊椎沟，腰粗，腹部能藏住手机。吃少了，不到饭点就饿。年纪大了，总不至于减肥吧。小弟嫌养母不锻炼。养母说，已经成这样子了，还能咋。

前年冬天，养母再来的时候，上楼就费劲多了。每天早上，我到楼下做健身操，养母就在阳台上（7米多长，可以来回溜达）跟着音乐一起做。养母听力好，在六层楼上能清楚地听见楼下播放的音乐，并根据提示及时变换动作。我围着音响转，方向不对就听不清。在庄里，养母和养父说话，一个里屋一个外屋，我站在两屋中间，他们有问有答，说的啥，我一句也听不清楚。我开玩笑说，让养父母借我一只耳朵，俩人笑着异口同声地说：行呀，行呀，给你吧。

养母喜欢吃家乡的饭菜，觉得还是米琪子、米儿片片、卤煲面、醋汤面、浆水面、煮疙瘩、小米焖饭好吃，吃了贴心，舒服。我和养母在一口锅里吃了近二十年饭，有着相同的口味和爱好。养母在临汾住的一个多月里，我每天变着花样，做老家的饭菜，享受故乡的美食。只是，买的面粉少了几分麦香，小米也不够新鲜，蔬菜不像当年的味道，猪肉也少了几分肉香，水更是没有故乡的井水甘甜。做出来的家乡饭菜，貌似一样，却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种特有的风味。

（七）

跟养母在一起的每个夜晚，我的固定节目，就是陪着养母聊天。说着久违的家乡话，聊着曾经的过往，仿佛又穿越到上个世纪，置身于故乡的老院子，徜徉在故乡的大街小巷。记忆中有关故乡的画面和故乡人，比任何华丽的肥皂剧都要生动和亲切。

养母的记忆很好，说得也有趣。前些年，老院里的乐银爷爷过寿，再三邀请养母去他家吃席。养母盛情难却，回老院子祝寿，没想到居然像贵宾似的，受到热情接待。陈年里的一些小摩擦，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距离，让两家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随巧依旧是个活宝，如今还是那么爱说爱笑。好多年没见，怪想念她的。

我知道的、不知道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远的、近的，村里的故事，养母每天能讲一箩筐。养母搬到庄里以后，我回故乡的机会就少多了。幸好养母听得见，说得清，话匣子一打开，就像剥茧抽丝，扯不完，也拽不断。绵长而丝滑，出口、入耳，皆有醉感。不知从何时开始，养母成为我了解故乡的一个窗口。有那么一刻，我莫名担忧，养母百年之后，故乡会不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我的视听中永远消失于远方？

我跟养母之所以能聊得来，是因为我们着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关注，以及相同的方言。好不夸张地说，聊天至于养母，是空气和水之外，维持生存的第三大需求。吃饭只能满足肌体需要，聊天能解决精神需求。每次见面，养母都说她快憋坏了，一个月没说过几句话。养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样子，给我的感觉分明是在泄洪。

（八）

从养父去世后，养母少了个说话的人。平常，养母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聊天。我有烦心事，也都找养母倾诉。自从有了家庭小号，每个月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煲电话粥。每次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好多次打到手机没电，更多的时候是聊到手机发烫。

去年打电话，养母说她腿疼，出门要拄拐棍。我宽慰她，说我才五十岁时，就腿疼得下不了楼。您老人家都快八十啦，才体会到腿疼，该偷着乐哩。养母笑了笑，又唉声叹气：忘性大的，一转身就忘了要干啥，活得不像个人样子。我说：健忘算个啥，我忘性更大。这都不算事。我那小姑子才四十几，脑梗，成天还得人伺候着。您不比她强多啦？养母听了很是惊讶（起码那一刻注意力转移，忘了自身的不适），急切地问我：你说啥？麦菊也得脑梗啦？她还小得多哩。唉，也是呵，还有不如我的哩，知足吧。我窃喜，阿Q精神胜利法，有时比药物好使。

前几天，养母打电话，说是浑身各种不舒服，坐也不是，躺也不是，不知道是要咋哩。打电话问了南撖的袁一生，说是神经性的，又开了几样药。最近几天饭也做不成，老是头晕，真害怕昏过去，都没人知道。

听养母说完，我很为难。两个外孙回来上学，把我绑的死死的，实在是分身乏力。接来照顾吧，大夏天的，养母又不敢吹空调。我说，实在不行就雇个保姆吧。随后，问养母要了银行账号，先打了一千。过了两天，养母打电话，说想雇邻居做午饭。平时就老麻烦人家，买菜做饭，陪着溜达，搬凳子陪聊，享受了人家好多关照。也是翼城人，做饭可口，还能说到一起。有这么好的邻居，真是造化。

昨晚，养母打电话，说她这两天精神好多了，自己做的饭。小锁回家看见养母起来干活，也表现出少有的轻松和愉快。养母见儿子高兴，自己也高兴，母子俩有说有笑，十分温馨。

迟暮之年，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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