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战士李竹汉的故事

王兴南

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山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吕传毅，党委副书记胡兴禹，分别走访慰问学校健在的李竹汉等7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同志，向他们颁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并向他们表达亲切问候、致以崇高敬意。 （吕传毅等校领导向病中的李竹汉同志颁发志愿军纪念章） 　李竹汉是谁？ 在山东理工大学的师生员工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竹汉这个名字。但前些年居住在山东理工大学瑞贤园生活小区的人们，可能有人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早晨在小区内锻炼，独自迈着军人的步伐，有时还哼着军歌在认真操练；上午推着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些报纸，不时停下来认真观看；下午四、五点钟他又骑着自行车带着从农贸市场买来的菜匆匆回家。他就是学校离休干部、志愿军老战士李竹汉！ （晚年李竹汉） 　　有人说，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下面我就讲讲有关他的故事。 1929年8月，他出生于山东省高青县花沟乡，1937年入本村小学。由于他的家乡在1940年就是我党的抗日根据地，小学时的他就参加了本村的儿童团，并当了儿童团长，他曾混入鬼子驻地刺探过敌人情报，受到过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的表扬。1942年6月，中共清河区委和清河区行署为储存和培养军政干部，在长山县创办了一所“抗大”式学校——耀南中学，也叫抗日中学。李竹汉小学毕业后，有幸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他在耀南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高青县花沟乡民兵和抗日地方武装。曾配合八路军参加过杨家、花沟等战斗。1947年随新兵连入伍，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后调渤海军区学习，评为学习模范。由于他有文化，后在教导团当教员，曾立功一次。 （在部队时的李竹汉） 　　1949年到刘伯承任校长的南京高级步校学习，后参加以陈赓、韦国清为团长的援越军事顾问团赴越南，任务是帮助越南建立国防军，他任教练，曾受到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表扬。1950年11月，他所在的解放军第九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由于当时任务紧急没来得及换冬装，就戴着单帽，穿着胶鞋开赴战场。在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由于气温达零下35—40度，他的多名战友因天寒而不幸牺牲，他也严重冻伤。回国后的1953年，他被选送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学校”。由于努力学习，他曾获“保尔奖”（保尔是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 这时，从小参加革命，经历过战争考验，年纪轻轻又是军校毕业的他，可谓前程似锦，多种岗位供他选择：可以在部队继续任职，可以转业到地方当国家干部，也可以到大学深造。渴望继续学习的他，最后选择了到大学深造。组织上曾建议他去军事学院学习，但他觉得自己是农民出身，又对机械有些兴趣，就选择了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学习。1955年9月，他被保送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成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1959级农业机械化专业的一名“调干”学生，每月35元调干助学金。 相对从高中直接考入大学的同学相比，他克服年龄大、基础差等种种困难，顽强学习，他的实习课全部是优良。这种精神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赞扬，被学校评为“学习模范”，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并以“我的学习干劲为什么大？我的学习动力从哪里来”为题，在全校做过报告。并担任了系学生会的领导。期间，他还经常给北京石油、矿业、钢铁等学院的学生上军事课，受到北京市兵役局预备役军官处的表扬。在1956年国庆节时，他被指定为北京市游行队伍大学生支队副总指挥。 （大学时的李竹汉） 　　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他毕业后定会成为一名农机行业的专家或优秀的农机管理干部。 但天有不测风云。 1957年5月，学校同全国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作为一名调干生和转业军人，当然要听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开始，他是班级“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按党组织指示，他必须要动员班里同学大胆向党提意见，他认真把这些意见记在了他的一个笔记本上。就在这“整风”将要转入“反右”的关键时刻，接到家中老母“病重速回”的电报，他就请假匆匆回山东老家。他是国家干部，家中老大，他又是孝子，给母亲看病、发丧事等事自然落在他的身上。就这样他在家住了近一月的时间。办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就急忙返回学校。 他哪里会料到，他刚踏入校门，“右派”的帽子就扣到了他的头上。他突然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他回家不久，学校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他那个记录着同学们“整风”时发言，还没来得及向党组织汇报的笔记本，在宿舍被同学们发现。看到上面有自己名字的一些同学感到很是紧张，有人就想，如果不把李竹汉打成右派，等他回来我们就成右派了。于是，这些人就收集他平时的一些“反党”言行，性格直爽的他，平时说话难免有些不当。诸如，他曾说过，党支部有些人瞧不起他这个“土包子”，只看重学习好的人；还说过朝鲜战场上冻死多少人等。这些话一经“上纲上线”，就成了“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散布战争恐怖论”等，再加右派数量有指标，他又不在学校，在那种情况下，他被打成右派似乎也不奇怪。 戴上右派帽子的他，有口难辩，绝对没有发言的机会，只能在一次次批斗会上低头认罪。所幸的是，由于他的转业军人和调干身份，再说言行并不那么“反动”，学校从轻处理，没有被劳改和开除学籍，留校由群众监督改造。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再是什么“学习模范”，也没有人“向他学习”。每天的课余时间，在别的同学都能欢声笑话地进行娱乐活动时，他却只能低头从事打扫厕所等劳动。 1959年底，他戴着“右派”帽子，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在德州的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到实习工厂和农场继续劳动改造。但他并没有消沉，仍用他学过的知识积极搞科研，他研制出一种地瓜自动插秧机，曾在德州市展览。从1960年下半年起，我国由于自然灾害，学校教职工口粮供应严重不足，由于他在朝鲜战场受过伤，再加饥饿就病倒了。 再说他的家庭。他在去北京上学前就在家结婚，妻子原是个妇女主任，思想进步，因他被打成右派，撇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和他离婚而去。此时的他，一方面在学校忍受着饥饿和病痛，另一方面又牵挂着在家的两个孩子，就提出辞职回家的申请，学校同意并派人将他送回家乡。 从此，他就成了一名没有公职和工资，只有一顶“右派”帽子的高青县花沟乡农民。还好，乡亲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只知道他是从小参加过儿童团，上朝鲜打过美国鬼子的复员军人，包括村里的领导对他的态度依然很好，他这颗每天战战兢兢的心才稍有安定。回家以后，他和一位牺牲战友的遗孀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 （再婚后的李竹汉夫妇） 　　由于他劳动积极，群众威信高，不久被选为生产队队长，在村民兵营长换届时，大家说他打过仗，又选他当了民兵营长（当报到上级时，一查他是右派未批准）。他的家乡多为盐碱地，时任生产队长的他，看着大家守着大片土地挨饿，觉得自己毕竟上过大学，感到内疚和惭愧，他决心要带领社员根治盐碱地。开始只是研究寻找适合盐碱地的作物品种，并培育了䅟子、秫子等作物，有一定效果，后他又试验了移苗、挖丰产坑等方法，提高了亩产量。这些做法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并在当地推广。 他回忆说，回乡当农民近二十年，正是他的壮年时期，这些年，他没有了过去追求“进步”的欲望，没有了“右派”帽子的压力，只有铺下身子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实事的决心。生活虽然艰苦，但这是他一生中活得最踏实的时期。 1979年2月，山东农机学院为他在北京农机学院错划为右派问题进行了甄别纠正，恢复了名誉，落实政策又回山东农机学院工作。经历了20多年坎坷的他，终于又成了山东农机学院的正式员工。来校后，他先是在学校农机实验室任实验员，后又在学校后勤部门任职员。1980年学校又解决了他的家属“农转非”问题。已年过五十岁的他，平平淡淡工作到1989年离休。 我问他，离休后为什么还要过着这种紧张、艰苦的生活？他说，那是在怀念部队的生活，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牢记那饥荒的年月，想从报纸中看看家乡的变化。 （李竹汉老人90大寿时全家福） 　　从去年开始，由于身患疾病，行走不便，只能在家休养。    祝志愿军老战士李竹汉同志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