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

关晓珠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使用紫铜胎镀金、银材质，通径为50毫米。纪念章核心部分为志愿军战士形象和70束光芒，以和平鸽、水纹和中朝两国国旗元素编制的绶带环绕四周，外围采用五星、桂叶和象征五次战役的箭头等元素，组成金达莱花的五瓣造型，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寓意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彰显了我国不畏强敌、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章盒。

纪念章盒内饰。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先后有290余万中华儿女入朝参战，197,653人血洒疆场。他(她)们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以劣势装备抗击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毙伤俘敌71万余人(其中美军29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击毁和缴获坦克1,492辆；击毁和缴获装甲车92辆；击毁和缴获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火炮4,037门，打出了军威、国威，迫使敌人停战求和。

这是一场气壮山河、彪炳日月的立国之战，一洗中国百年耻辱！

时至今日，我从报章、互联网、群友、亲朋好友处收集了三十位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同志的照片、简历和故事，把它们制作成“美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现与读者分享，谢谢各位！

编者语

70年的时光匆匆过去，昔日战火的硝烟早已在历史尘埃中散尽，但人们依然铭记着那血与火的历史，铭记着前辈们那自豪的面容！

程龙江 89岁(1931年出生)，辽宁省锦县人，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志愿军第40军任排长，先后参加了五次战役，荣获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的嘉奖，记大功、小功各一次)，因战伤致残: 二等伤残。1959年退役，在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城建局工作。1991年离休。

战斗故事: 1950年11月25日，程龙江所在的志愿军第40军向美军第2师发起进攻。在严寒条件下，他们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击溃了美军第2师第9团，并在新兴洞歼灭该师3个连，缴获数十列火车和堆积如山的作战物资。在一次夜巡侦察任务中，程龙江带着一名战士生擒7名美军士兵。

“当年白天敌军的空袭特别厉害，我们很难找到可以隐蔽的地方，志愿军常常不能生火做饭，白菜、萝卜只能生冷地吃，并且要随时转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几十公里的行军。刚开始，吃饭一直是个大问题。1951年开始，全国人民都在为志愿军捐献油炒面，这是一种被油和盐炒过的面粉，但需要和着水吃，朝鲜的冬天到处都是冰，大家就把炒面和雪水和在一起吃。” 程龙江如是说。

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司令部所在地一时也受到严重威胁。1951年5月22日，中朝军队开始北撤。“我们没有机械化设备，撤退也只能靠走，但敌军的机械化力量强，追得特别快，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守在一个山头阻击敌军，一天的阻击战下来，一个连的战士基本上就伤亡殆尽了。趁夜色降临，存活下来的战士把现场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只要还能喘口气的，不管轻伤重伤，一定都要带走，这是我作为排长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由于伤员多，我们的速度也快不了，天一亮，我们又要到处躲藏，在躲藏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战友牺牲！”

程龙江参加了五次战役，负伤多处(一块在他肺部的弹片与他共处了近70年，以至于几年前一次体检，医生误判是恶性肿瘤)，本可以下火线长期休养，然而康复后的他又毅然回到朝鲜战场，直至战争结束。

资料来源: 冯秋瑜

蒋文 101岁(1919年12月出生)，辽宁省北票市人，1947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31团)，参加过解放战争(四野第42军125师救护营2连3排7班班长，1949年4月入党)和抗美援朝(参加了三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右胳膊被地雷炸伤，因战场条件所限，感染破伤风，近10天才回到国内治疗并截肢)。1951年在大连第二医院治疗休养，1952年在铁岭荣军速成军校学习，1955年3月任义县市场管理所所长。独臂老英雄蒋文对来访记者说:“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不伤人的，但我们不怕战争！只要有一口气，敌人再打，我豁上命不要，我也打！要记住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把日子过好，不管你干哪一行工作，只有心里想着人民，才能把事情干好。”

资料来源: 冯秋瑜

刘克仁 91岁(1929年出生)，山东省文登县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纵)，参加过解放战争(济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和抗美援朝(志愿军第27军81师排长)。“我们是1950年10月出国的，入朝之后，我们参加的是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斗。我对当时的印象就是冷，枪栓都冻住了，拉都拉不开，部队有不少人冻伤。” 刘克仁说。

1951年初，刘克仁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重伤(下巴被弹片炸飞)，被运回丹东、长春和南京等地轮番治疗，前后经历了十多次手术。伤愈后先在山东一学校学习初中文化，退役后由国家安排到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区政府工作。1989年离休。刘克仁说:“有时候我也觉得神奇，21岁负伤就想到牺牲，但现在70年过去，我竟然还活着。国家对我也特别照顾，我们的生活现在过得非常好。” 但(近几年)每次见到抗美援朝烈士遗骸运回国，刘克仁都很难过，“我们部队的参谋长牺牲了，全连100多人，四个连长一个没剩，当年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战友。”

资料来源: 武威、张丹

孙景坤 96岁(1924年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1948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3纵，后改为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7团3营7连1排副排长)，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和抗美援朝，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被授予抗美援朝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主要事迹: 孙景坤在1952年10月27日的坪村南山战斗前，带领9名战士忍受饥渴(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喝水)、疲劳，每人肩扛90斤重的弹药，冒着4架敌机轰炸扫射，随时牺牲的危险，突破敌人炮火封锁线，到达坪村南山主峰161高地，主动投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孙景坤在战斗中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用步枪连续击毙21名敌人，和战友守住了阵地，荣立一等功。1953年7月，孙景坤作为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5年孙景坤复员，放弃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家乡务农，甘守清苦。孙景坤当上生产队长后，带领乡亲们种植粮食蔬菜、修建水坝、拦河造田、开垦耕地、植树造林，一干就是几十年。几十年来，孙景坤深藏功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易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时，孙景坤捐出了自己的立功证书，人们才知道他是战斗英雄。身为党员，孙景坤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即使子女有机会进城工作，他也说服子女，把招工指标让给其他乡亲。组织上来慰问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坚持不要什么待遇。他说: “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整个团整个连，死了多少战友？死去的人什么都没享受着，我活着回来还要什么享受？”

2020年8月，组织上安排96岁高龄的孙景坤入住丹东市光荣院。

2020年9月，中共丹东市委作出向孙景坤同志学习的决定，并向上级积极推荐，学习他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英勇善战、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深藏功名、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孙景坤“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孙景坤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资料来源: 冯秋瑜、志愿军第40军将士后代

于静华 女 89岁(1931年8月8日出生)，天津廊坊宝坻县人，15岁入党，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入朝参战，先后在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机要处任译电员，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机要秘书。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广东省电子局办公室主任、广东省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

资料提供: 韩朝阳

董燕、姚剑辉夫妻双双荣获纪念章。

董燕(照片左) 94岁(1926年出生)，建国前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东北、解放西南、解放华中南，在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志愿军某军政治处)。1965年转业。原广东省委接待处副处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广东省档案局副局长。

姚剑辉(照片右) 女 91岁(1929年出生)，1950年参军(在军队卫校学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医疗队)，因表现出色受到嘉奖，荣立个人二等功，曾出席志愿军英模代表大会，是在大会主席团席位就座的唯一女兵。姚剑辉说:“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这场战役中，每天前线阵地送来处理的伤员一波接一波，我们为每一名伤员包扎处理，每天工作结束都要晚上11点左右，这时我们才会吃一点儿压缩饼干和炒面，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闭上眼睛一下，又要起来工作。”

抗美援朝结束，转业回到地方后，姚剑辉在广州一卫校担任校长。

从事医护工作30余年，她先后荣获“模范护士”、“三八红旗手”等称号，从广东省人民医院离休后受聘在广东省卫生厅医学教育研究委员会工作，一直干到70岁。

董燕、姚剑辉在朝鲜的戎装照。

资料来源: 佘铄嘉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街街委

广东省人民医院有8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医护人员获颁纪念章。

在抗美援朝期间，医护人员克服种种困难，争分夺秒救死扶伤，抢救了38.3万志愿军伤员，为抗美援朝做出了特殊贡献！

孙景湧 91岁，山东省荣成市人，四野老战士(1942年参加革命，1946年3月入伍，同年8月8日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直工部组织科干事)。1955年5月转业。原中共华南分局(现广东省委)幼儿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广西桂林市文化局党总支书记、广州军区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组织科副科长、广东越秀宾馆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幼儿园党支部书记、主任。1984年离休(处级)。享受师职干部医疗待遇。

(资料提供: 韩朝阳)

王奕女 90岁(1930年1月出生)，广州市南沙区东井村人，1950年参军(20岁的他主动报名入朝作战，在东莞体检合格和在佛山南海军训2个月合格后再去东北训练2个月才能参战)，在军训期间写血书请战。王奕女回忆，我们入朝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都在急行军，一连跑了几十天，晚上住在山洞里，食物主要是压缩饼干、小米和黄豆，很难吃到米饭。在急行军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美军或***军队，遭遇战的胜方总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怕死，敢拼命！志愿军的真正威胁来自天空，我们经常会遇到敌机轰炸。敌机一般都是二三十架一起出动，飞到我们头顶，向我们投掷炸弹，每当飞机过来时，连指导员就会大喊"卧倒！" "卧倒！" 很多来不及卧倒的战士就不幸牺牲了。王奕女在朝鲜经历了近三年的战火考验，1954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退伍回乡务农。

资料来源: 武威、张丹

颜昕雨 女 87岁(1933年出生)，重庆人，16岁参加革命，1949年参军(文艺兵)，参加过西南剿匪。1951年入朝参战，分配到志愿军青年科，任务是用歌声鼓舞上前线的战士们；在志愿军司令部当文化教员(有时教战士们识字，有时为他们写家书，定期下基层为战士们唱歌、表演节目，和他们谈心聊天，因为烽火岁月，战士们除了打仗，平日住在依山而建或者建在山沟里的草木棚屋，日常生活很单调)。她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为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写烈士证明书。颜昕雨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期经历过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我的童年可以说是闻着硝烟味度过的。所以哪怕后来到了朝鲜战场，每天都见到战争场面，我也没有流泪，我知道流泪是没有用的，只有打败侵略者，老百姓才有安稳日子可以过。" 但当颜昕雨在为烈士们写志愿军证明书时，在帮牺牲的战友清理遗物时，平时从不落泪的她却是边写边流，有时甚至嚎啕大哭。"战争真的是太惨烈了，每次战士来，我去迎接，当我去到他们团时，看到的都是新面孔，因为很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颜昕雨感慨道。因为战斗惨烈，很多牺牲在战场的战士的遗体都无法找回。"我在写烈士证明书时要写他们牺牲在哪里，地址永远是武圣山，'青山处处埋忠骨'，当时那里已被敌人轰炸了很多次。" 颜昕雨哽咽着说。当时朝鲜战场不分前方后方，作为文艺兵的她也接受了急救知识培训，有时还要负责抢救伤员。由于前线医疗物资紧缺，很多战士都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有些战士被炮弹炸伤，为防止感染需要截肢，没有麻药，只能靠意志硬生生挺过来，颜昕雨也只能紧握战士的双手鼓励战士"你要挺住！"

故事: 我们的战士——有一回，颜昕雨送战士们上前线，临上战场了，有一名战士说:“我要换一套旧棉衣。” 颜昕雨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你要把新棉衣脱下来换套旧的？” 战士回答:“这套是新的，假如我牺牲了就浪费了，穿着旧的可以为祖国人民节省一套棉衣，因为祖国人民支援我们在前线打仗很不容易。” 颜昕雨听后抱着这个战士哭了起来。“我们的战士真的是太英勇了，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心里也没忘记祖国人民！”

经历过战争的残酷，颜昕雨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共产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初心，不能忘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要牢记先辈的遗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资料来源: 肖欢欢 洪豆

颜昕雨戎装照。

李生华 88岁(1932年出生)，吉林省九台县人(今长春市九台区)，1950年9月，还在中学念书的他参加志愿军，先在东北军区一所军校接受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习半年多后于1951年6月毕业，分配到东北军区海防巡逻大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我们没有舰艇，就从港务局征调一些渔轮和运输船，把船上的东西卸掉，再安装上一些步兵的武器，穿着陆军的服装，拿着步兵的武器就下海执行任务了，船不会开，就让老百姓开。1951年10月，我们海防巡逻大队配合志愿军地面部队用1个小时的时间打下鸭绿江口南边的水运岛；1952年在朝鲜薪岛南岸5海里左右的地方，我们两条渔轮和向我军主动进攻的3艘船坚炮利的***战船激战，双方的弹药几乎打完了，我们就互扔手榴弹。这次战斗前后花了1小时05分，我军取得了击沉敌船一艘、击伤一艘和俘获一艘的出色战绩。同志们把平时憋着的气都打出来了，也把我们的精神头打出来了！” 李生华兴奋地回忆道。“1952年6月，志愿军司令部向海防大队发来电报称海上出现不明漂浮物，有渔民前往捕捞人船俱毁，指示我们观察瞭望，发现情况及时报告。我们立即出航巡逻，第二天上午10时在大王家岛东南海面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漂浮物，开始我们在距离二三十米处用九二式重机枪扫射引爆，但物体没有爆炸，于是我向艇长报名和另一位战友划舢板靠近那个怪物，一人用两手固定抓住怪物的两个犄角，另一人潜下水发现有一个钢丝绳连着，最后我们用缆绳拴住不明物体，将它拖回基地。我们的经验推广到整个海防大队，大伙用这种方法一共拉走了好几十个漂浮物。直到1956年我们编入海军，在旅顺基地上枪炮课时才知道，当年我抓的怪物是锚雷，一旦舰船碰到了触角，锚雷就会爆炸，造成舰毁人亡。我庆幸自己好运！” 李生华继续说道。

战争结束后，李生华的部队编入了海军。李生华于1963年转业到丹东。“我现在生活特别美满，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找到当年和我一起抓水雷的战友，可是目前还没找到。”

资料来源: 武威、张丹

李生华当年抓获的美军锚雷(见他手中的照片)。

李生华戎装照。

熊厚祥 91岁(1929年出生)，重庆万州人，1949年11月参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隶属于志愿军第50军443团3营8连，后经整编转去了443团通信连。熊厚祥说: “第二次战役接近结束时，部队就跟在38军、39军后面。38、39军这两只部队一路追着敌人穷追猛打。到了第三次战役，我所在的部队还没真正打仗。等到38军退回来补充休整了，才让50军往前面去。我们打过了汉城以南90公里，但因战线太长，补给跟不上，于是我们又接到任务，掩护部队回撤，在白云山附近打防守阻击战，447团在白云山阻击，我所在的443团则守在白云山旁的帽落山阻击，两个团把守住这条向北的交通要道。我们在帽落山守了七天七夜，我当时是个战斗小组长，带着3个兵守帽落山上的一个小山头。天冷地硬，挖不出战壕，我们便利用敌机炸出的一个个弹坑作掩体。我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每天至少要打四五回战斗击退敌人。最后我们这个199人的加强连打剩13人，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一个都没有活下来。部队退到汉江北岸后，我被调到通信连当班长，主要负责团部和3营的通信。敌机几乎天天轰炸我们，通信线路被炸得乱七八糟，我就要赶紧去抢通线路。有一次线路被炸断很长一节，我带去的备用线用完了，恰巧团部给3营传达任务，为了保证线路畅通，我只好两只手各握线路一头，用身体做导体让两边通话。电话机不摇的时候，我可以勉强承受二三十伏的电压，但电话机一摇起来，身体就像受刑一样，我坚持了1个多小时，直到战友把线拿过来才撤下。当时部队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人工架设设备，每次战役之前一定要先接好线，一旦线断了，通信兵就要赶紧去抢修。”

1954年11月，熊厚祥回到国内，学习文化后调到50军炮兵团，如今在丹东东港享受幸福生活。

资料来源: 武威、张丹

胡长哲 88岁(1932年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以孤儿院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晓庄师范中学免费读书。1951年1月报名参军，被部队送到南京第三炮兵技术学校学习两年技术。1953年3月5日入朝作战，在志愿军第16军32师96团担任军械修理所所长，主要负责从兵工厂押送弹药到前线。当时16军正在"三八线"上与敌军对峙，有一次胡长哲带了7台装满弹药的卡车送往16军前线，正好遇到敌机空袭，"我赶快喊大家疏散隐蔽，这时我听到落在我车后六七米远的地方一颗炸弹"嘣"的坠地声，心想完了。但炸弹落到地上没有爆炸，原来是一颗哑弹。" "我后来发现朝鲜公路的两边到处都有这些哑弹，便问首长这是怎么一回事？首长说因为美国工人反对政府发动侵略战争，故生产这些不合格的炸弹。那一发哑弹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然我肯定牺牲在异国他乡了。" 胡长哲感慨地说。敌军利用空中优势对我军封锁，为给前线部队送去补给，志愿军押送弹药的车辆只能夜间行车。"我们防空组织得很好，敌机一来，前方的哨兵就鸣枪，每隔几里地就有一个岗哨，这些枪声就像烽火台的狼烟一样一个一个地传过来，所以每当敌机来空袭，我们就能提前知道。" 胡长哲说。为了安全，昼伏夜行已经成为志愿军的生活习惯。胡长哲白天就住在朝鲜民众家里，"我们带着罐头和大米进屋，把东西一放就去睡觉。朝鲜老百姓很友好，他们把饭做好了以后，我们就起来吃饭，吃完饭后接着睡觉，一直睡到天黑才赶路。"

胡长哲1957年回到中国后去旅大警备区待了6年，后来调到沈阳军区后勤二分部担任军械处处长直到退休。

资料来源: 武威、张丹

李家照 84岁(1936年3月6日出生)，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县人，从小家境贫寒。"童年留下的大多数记忆是全家8口人一天的食物就是用一小把米煮成的米汤，解决饥饿在那个年代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家照说。李家照1950年12月14岁时参加志愿军395部队，第135师(师长韩怀智)404团后勤卫生连。当时村里一共有5个小伙伴一起参军，我是最小的，最终活着回来的只有两人，其他3人为国捐躯。

李家照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和作战，面临的挑战是寒冷的天气。"冬天里气温最低到了零下30多摄氏度，我的手脚都长满了冻疮。饮食也不习惯，但那时能吃饱就不错了。在战事紧张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都不可能有机会洗澡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装了一袋'六六粉'(六氧环已烷)，专门预防因长期无法洗澡带来的虱子。" 李家照在金城战役负伤，头部和腿部被炮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伤疤和后患，现在逢阴天雨天旧伤处会隐隐作痛。

从1950年12月入朝至1958年3月回国，李家照在朝鲜度过了7年多岁月。“停战后，我所带领的医疗队帮助朝鲜重建自己的医疗队伍，为他们日常照顾和处理伤员的标准流程、简易外科手术以及检验检疫的方法进行培训。

复员回国后，李家照被安排在湛江市廉江县安铺镇鼠疫防治站工作，一直到1997年退休。

回忆起抗美援朝的战争岁月，李家照坚定地说:"首先，这是一场必须打、必须赢的战争。为了保家卫国，有幸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是抱着没有机会回国的心里准备的。现在每当想起在战场上早逝的战友们，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遗憾；我一直在用战争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后代，告诉他们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中华儿女要有骨气，更要发奋图强！”

资料来源: 张丹、武威

李家照的戎装照(14岁)。

李家照(前排中)和战友们回国前在朝鲜合影留念。

郝永孝 88岁(1932年出生)，1948年11月考入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青干校，正式入伍。1950年10月，18岁的郝永孝随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作为四野后勤运输部汽车4团的教导员，他在朝鲜待了四年多，前后经历了五次战役，荣立三等功；作为文化教员，郝永孝的工作是教战士们学习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他也无数次驾车穿行在炮火连天的运输线上，运弹药、运伤员、救汽车，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敌军不断增加空中兵力，其中半数以上用于轰炸破坏志愿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铁路桥梁、运输车辆和交通枢钮。1950年冬，由于敌机的轰炸破坏和我军驾驶员缺乏夜间闭灯行驶经验，雪深路滑，运输效率很低，车辆损失也大，大量作战物资积压在鸭绿江北。为了掩护汽车，志愿军汽车兵们常要砍树，用树叶和柴草盖在车上作伪装，防止敌机轰炸。晚上完成了运输任务，白天，郝永孝和战友们就睡在野外的灌木丛里。“防空洞里又潮又凉，我们就在野外睡，铺一件大衣，盖一件大衣，枕在石头上。冬天室外温度低，我们就戴帽子睡，因为太困了，随便躺到哪就睡着了，所以有的战士手和脚都冻坏了。” 郝永孝说道。第二次战役期间，有一次郝永孝和战友老陈一起执行运输任务。途中，他接替犯困的老陈继续开车，开了没一会儿，敌机投下的炸弹在车近处爆炸，把老陈半个脑袋炸没了。“如果不是他和我调换位置，牺牲的就是我了。他就这样替我死了。” 郝永孝伤感地回忆道。在第三次战役中，郝永孝有一次运送物资时遇到敌机低空轰炸。“敌机由高向低俯冲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阵风特别大，一下子就把我们车上盖的掩护物刮走了。它一发现目标就会调过头来轰炸。敌机刚过，眼见前方有一部没被敌机打中的汽车，我赶紧跑过去打开车门，虽没钥匙，但我把汽车兵没钥匙点火启动的原理用上了。我开着车直奔山沟里去，山沟里树多，敌机再转回来已经打不着了。抢救了一部运输车，事后我被授予三等功。” 郝永孝说道。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联合国军”发动“绞杀战”，白天敌机轰炸扫射我们的车辆和囤积的物资，在重要的桥梁、路线上投掷定时炸弹；夜里施放照明弹，对我运输车辆跟踪追击。敌军使用了"花弹"(制成花朵形状的炸弹)和"手表弹"，我们的王班长不小心碰到了"花弹"，小腿被炸断了；"手表弹"很隐蔽，细听还能听到走表针的声音，戴上一会儿就"咣"的一声—手就炸断了。在朝鲜战场上，敌军没少做这些伤人的功夫。郝永孝说道。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为争取谈判筹码，敌军加强了对志愿军后方的轰炸破坏。敌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低空扫射，白天钻山沟，夜间找灯光，十分猖狂。郝永孝和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冒着巨大的牺牲风险，顶着枪林弹雨把弹药物资及时送到前线，为夺取战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52年10月14日至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了43天，一接到前线部队需补充弹药的通知，郝永孝和战友不顾一切，白天也把车开过去！“那时候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没被敌机打着，就可以活着回来。有的战友连人带车被敌机炸毁了。我们把物资送上去，看到战场上的石头都被打成粉末了。12军和15军的战友们看到我们高喊汽车兵万岁！”

“东站抗美援朝鲜，炮火连天运输线。白日敌机满天飞，夜晚到处照明弹。爬过千百炸弹坑，抢救物资运伤员。面对人生无憾事，千锤百炼志更坚。晚年赶上新时代，国富民强奔百年！” 郝永孝对战争写出了自己的感悟。

资料来源: 冯秋瑜

郝永孝戎装照。

吴永孚 88岁(1932年出生)，四川省渠县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达县投考人民解放军第42军军政大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3000名学生兵中的一员，由此开启戎马生涯。参加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第42军124师步兵第370团2营4连当兵。1950年10月19日，吴永孚跟随所在部队作为第一批志愿军入朝。10月26日晚至10月29日晚，吴永孚与战友们在黄草岭打了三天三夜，由于敌机封锁，食物和弹药难以送上山，战士们就在饥寒交迫下坚守阵地，个个眼睛发红，“吃不上饭，就勒紧裤带忍着；口渴就刨开冰雪嚼草根；弹药不够，机枪手干脆就换刺刀，或者举起石头狠狠地向敌人砸。” 这场战斗，吴永孚所在连队伤亡了50多人(有的班最后只剩下两人)，但是打退敌人25次进攻，消灭敌军250多人，守住了阵地并参与了反攻。吴永孚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参加了在朝鲜平康、铁原地区长达一年的阵地坚守防御和西海岸防御任务。他所在的连队从最初的180人(中间还补充了不少兵员)到回国时只有17人。“激烈的战斗能考验士兵的忠诚，艰苦的环境也能铸造战士的红心。” 18岁的吴永孚在朝鲜平康前线坑道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朝鲜的冬季异常寒冷，加上敌机对我军后方运输线的封锁，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队三分之一的人都患上了夜盲症。为了解决供给问题，连队利用战斗间隙，夜间顶风冒雪躲避敌机袭击，前往30里远的兵站搬运粮食弹药。“当时天寒地冻的，前面的人带路，后面的人一人握着一根棍子排着队走。一趟下来，大家从头到脚都是雪花。尽管条件恶劣，战士们却懂得苦中作乐，有的战士编了快板词，'一路走来一路滑，一跤摔在雪地上，如果捡到金元宝，快快上交受表扬。'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为了给战士们补充营养，连里组织人员去雪地里套野鸡，而朝鲜民众也送来麻雀和麻雀蛋，随后国内也紧急送来鱼肝油，这才逐步解决部队夜盲症的问题。” 吴永孚回忆道。

1952年12月，吴永孚跟随部队回国。回国后他先后在营、团、师部担任作战训练参谋，团作训股长，1962年又参与保卫福建和粤东沿海边防工作；1965年后调到广州工作。作为当年“黄草岭英雄连”的文书和现在连里的最后一位幸存者，他最大的心愿是完成“黄草岭英雄连”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本回忆录—那是他对逝去的战友们的追忆，是对那一段血与火历史的铭刻，更是对不畏艰险困苦的民族精神的赞歌。

资料来源: 程依伦

吴永孚戎装照。

周萍 1932年出生，河南省信阳市人，195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广西桂林军政大学学习，在四野38军114师340团机一连担任文化教员(排级)，1951年1月10日在朝鲜汉江守备战中牺牲，年仅19岁。

资料来源: 周丽菊(周萍烈士的侄女，我的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78级同学)

周萍(前排左一)与战友们在桂林军政大学合影留念。

资料来源: 周丽菊

周萍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资料来源: 周丽菊

周萍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资料来源: 周丽菊

王相通(1934.2～2011.3)，陕西省澄城县人，中共党员，1951年4月参军(陕西省澄城县独立营4连，1951年9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侦通连当通信员，1952年整编后调到团部当警卫员)，1952年12月入朝作战，1953年6月2日晚在朝鲜马良山随小分队偷袭敌军时负伤(左手中、食指被打断，七级残废)。

王相通在档案里写的战斗经过: “1953年进入战斗，因在团部当警卫员，(我)不能亲自和敌人搏斗，(故)向上级申请去前沿杀敌。同年6月2日上级批准我们十多人黑夜袭击敌人。当晚(我们)得令出发，消灭敌人一个加强班。在战斗过程中，(我)被敌机枪将我左手打伤。战斗结束后，……。"

1953年6月23日王相通转回祖国辽宁省本溪市第24陆军医院二分院休养。1953年8月1日转黑龙江省安达县健康第6团2营4连休养，同年9月3日转到陕西省华阴县西北荣军学校速成班初级中学学习一年半。1955年2月复员回乡工作。历任冯原工商所所长、澄城县工商局个协副会长。2011年3月病逝。

资料来源: 关相生(王相通的表兄)

王相通获得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王相通的残疾军人证。

王相通的残疾军人证。

资料提供: 关晓珠(王相通的表侄)

温宗元 1930年出生，安微省合肥市人，中共党员，1949年9月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航空学校学习轰炸机领航专业，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空八师服役。

1951年11月30日空八师在志愿军空军前两次(1951年11月6日、11月29日)对大和岛的敌军轰炸后(注: 敌军在大和岛及附近数个岛礁部署有雷达、对空情报台和窃听设施，专门搜集朝鲜、中国的军事情报，并经常派遣特务在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进行破坏活动。岛上有***的"白马部队"和美军情报人员共1200余人，是中朝军队的"眼中钉")组织实施第三次轰炸: 由24团1大队大队长高月明率领9架苏制图—2轰炸机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飞行途中遭遇美军40架F—86"佩刀式"战斗机从斜后方发起的拦截(注: 原定两批护航机，一批是苏制L-11活塞式飞机，这种飞机明显不是美机的对手；另一批是苏制米格—15，其性能不逊于美机F–86。但由于苏制米格–15护航机到达掩护空域后，因气象条件问题找不到空八师24团1大队的图–2轰炸机和掩护的L–11机群，延误了战机)，4架图–2轰炸机被击落(4个机组16人仅有1人跳伞生还)，另有4架被击伤(温宗元所在那架也被击伤，机舱玻璃被打碎，方向舵被打坏，操纵杆几乎被打断，温宗元负伤，满身是血)。按规定，他们可以丢掉炸弹返航，但他们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保持队形，坚定地紧跟领航机(途中还奇迹般地打下一架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一直飞到大和岛上空，对准目标–灯塔投掷全部炸弹后才返航。温宗元到达丹东机场后已无力自主下飞机，是被战友们抬下来的。他的飞行靴要割破才能脱下。

此次战斗，温宗元所在机组荣立大功；温宗元荣立个人二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斗奖章。

1952年6月23日零时，温宗元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上空执行紧急任务时因飞机失事牺牲，年仅22岁。全机组人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资料来源: 温广宇(温宗元烈士的侄儿，我的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老三届”校友)

苏制图–2轰炸机。

苏制图–2轰炸机"品字形"编队飞行。

上图为1951年11月30日空八师24团1大队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时的出击序列。

温宗元领航的飞机在第五排中间。

方框内的飞机表示被美机击落；有红字“受伤”标注的表示飞机被美机击伤。

郑细顺 85岁(1935年10月出生)，广东省潮阳人，1949年5月参加游击队(闽粤赣边纵队韩江支队)，任通讯员。1951年在41军报名入朝，编入54军参战，担任重机枪手。郑细顺参加过多次战斗，三次负伤，两次荣立二等功，荣获过朝鲜人民军军功。在一次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我军的坑道碉堡被敌机炸塌，10名战士被埋，郑细顺和一名战友被朝鲜人民军救出，昏迷两天两夜后救醒，转运回国疗伤。其他8位战友牺牲。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他所在的部队两个营600多名官兵在师参谋长的率领下打穿插后又固守阵地，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最后打剩三十几人，还多是伤员。郑细顺回国后在演出器材公司工作，1995年10月离休。

资料提供: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郑细顺戎装照。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周友元 96岁(1924年出生)，湖南人。参加过抗日战争(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和湘西会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投奔湖南省府警备团。1949年长沙和平起义，湖南省府警备团被改编到解放军四野第38军，周友元被分配到113师338团2营5连。之后他跟随部队在湘西剿匪。1950年秋，周友元所在的第38军接到命令，先到吉林省训练了大约3 周，然后分批坐“罐子车”(火车)入朝作战。参加战斗前，战士们都要写一封家书给父母。“说是家书，实际上就是遗书，就是怕自己牺牲了，先把事情跟家人交代好。” 周友元说，战士们对生死看得比较淡，可以说从参军那一天起，就把生死抛之脑后了。

周友元刚到朝鲜1个月，就参加了三所里阻击战(注: 1950年11月，美军第2师、第25师、骑兵第1师、土耳其旅和伪1师均陷入三面被围的境地。他们拼命向南逃窜，而三所里就成为堵住敌人南逃之路的“闸门”，也是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师部给各团下达了死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必须在14小时内急行军70公里，要成功穿插到三所里与龙源里，抢占松骨峰。” 周友元说，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38军只剩下几辆汽车，战士们能用的只有自己的两条腿。而穿插不能全都挤在一条路线上，那样目标太大不安全。所以战士们把身上该丢的东西都丢了，只留下枪支弹药。

由于敌机在上空盘旋，战士们只能穿山越岭，在齐小腿深的雪地里艰难地疾进，赶到三所里，堵住敌人是他们唯一的信念。“有的战士跑着跑着就栽倒在地上死了；有些战士口吐鲜血，也只是胡乱用衣袖一擦就继续前进。最先到达三所里阵地的只有八九十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周友元说道，14小时内急行军70公里，而且是在严寒的气候下和崎岖的山路行军，这在自己的战斗生涯中是极为罕见的。那一次，志愿军用双腿跑赢了敌军的汽车轮子，抢在美军之前堵住了他们南逃的退路，这是扭转战局关键一步。美军多次冲锋都被志愿军击溃，最后不得不翻山越岭逃往海边乘船撤回了“三八线”以南，志愿军趁势而为，一举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大部分地区。在三所里战斗中，38军毙伤俘敌军8000余人，周友元还和一个面色黝黑的美军士兵拼过刺刀，把他解决了。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以阵亡415人、负伤5005人的代价歼敌11000余人，占西线全军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彭德怀司令员致电嘉奖“38军万岁”，38军一战成就了“万岁军”的威名。周友元说，当年战场上稍微平坦一些的大路都被敌炸成焦土，很多战友牺牲后根本来不及死拾遗体；有时为了抢占一个山头，志愿军会和敌军反复拉锯，而在发动反攻时，战友们的遗体就成了志愿军前进的“标识”。说起这样的场景，周友元仍不住流泪，“我们不是英雄，牺牲的战友才是英雄。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身体内都还残留着弹片或子弹。”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38军打出了令敌人胆战心惊的中国军人血性，因伤亡过大，奉命回国休整。

1952年10月，38军再次入朝，负责攻取白马山，但因作战计划被叛徒出卖，白马山战斗打成了攻坚战，双方反复拉锯，把白马山打成了“血山”，战斗异常惨烈，9天血战，38军伤亡6700人，敌军也损失惨重。周友元也在白马山战斗中负伤，他先是腹部被击中，后又遭遇炮弹在身边爆炸，导致双耳失去听力，昏迷数天。“我当时被当成战死的遗体抬了下来，后来一名战友发现我的手指动了一下，还有脉搏，我随即被战地医院护送回国治疗，腹部缝了十多针。” 回国半年后，双耳才恢复微弱听力。伤愈后，周友元再度写请战书要求上战场，但被拒绝。周友元被鉴定为三级伤残，同年因伤残退役，回湖南老家务农。

70年过去了，他说，党的政策好，现在日子好过了，像他这样的老兵还能领到补贴，社会各界也都没有忘记他们，让他倍感欣慰。

资料来源: 肖欢欢

沈月鹏(原名: 沈月明) 87岁(1933年9月出生)，广东省翁源县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华南游击队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三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21师)和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荣立三等功。1958年转业到广东省公安厅，历任公安侦察员、司法干警、律师等职。原广东省司法厅公正管理处副处长(正处级检察员)。1993年离休。

沈月鹏入朝作战故事: 1953年在谷山后侧方与联合国军的一次炮战中，因未能及时转移阵地，指挥工事阵地被联合国军的炮弹击中，一名战友当场牺牲，三名重伤，一名轻伤。沈月鹏受重伤: 脑震荡昏迷，右手大拇指被炸飞，右大腿被弹片削去大块皮肉，血流如注；左脚跟被炸掉一块骨肉。

沈月鹏被转送到志愿军后勤总医院抢救后，再送到辽宁省旅大第11野战医院救治。因伤势严重，几乎要锯右腿。医生先后实施了五次手术才保住了右大腿。伤口好些后再转送到陕西省宝鸡市陆军第五医院继续医治养伤。伤愈后分配到广东省荣军学校学习。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沈月鹏年轻时与地下党老师、进步同学的合影照片。

沈月鹏的志愿军胸章。

沈月鹏的立功证书。

沈月鹏获得的奖章和纪念章

沈月鹏的残疾军人证。

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送给沈月鹏的口盅。

沈月鹏和战友的合影照片。

金裕子 女 朝鲜族 85岁(1935年出生)，1951年5月参军，入伍后接受了几个月的医护训练。1951年9月入朝参战。“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很多朝鲜族同胞争相报名参军，我在他(她)们和当了志愿军哥哥的影响下报名参军。” 金裕子说，我们高唱"雄赳赳，气昂昂，" 去往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卫生战士！"我们乘坐以树枝白布伪装的卡车前往目的地，赶上了还没结束的第二次战役。第一线有医疗队，我们是第二线的，伤员从前线给我们送来。救护所和女卫生兵住的'房子'是设置在山洞里。" 金裕子一个人负责照顾40多个伤员，还要在敌机侵袭的时候掩护他们。每天的工作除了换药、输液，金裕子还要协助病区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打扫病区卫生、灭虱、灭蚊以及伤员的生活护理。有时还要到深山里面背木头，用于新建或加固坑洞，冬天还用于烧炕。开始时，伤员连固定的三餐都没保障，以后稍有改善，但条件还是较差，医护人员主要吃高粱米。1952年3月，有一次敌机轰炸完后，金裕子趁敌机轰炸间隙出洞给伤员打饭，没想到敌机又来投弹了，她只能赶紧趴着躲避，刚巧救护所送上来一个快咽气的伤员，她赶紧用身体做掩护，伤员对金裕子说,“你不用救我，上前面去救别人！” 当金裕子救完其他战友回来时，这位伤员牺牲了。 1952年初，敌军在朝鲜北方秘密实施细菌战，企图削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御力量，金裕子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那时候鼠疫很严重，有的人知道鼠疫是要命的病，不敢进病房，但是我们要救死扶伤，能不进去吗？我和湖北来的护士长两个人进去了。那时候的预防措施就是戴口罩，穿水鞋，只有眼睛露出来。但当时患了鼠疫的战士，送来医治的也几乎都牺牲了。” 金裕子多次在敌机轰炸下掩护和抢救伤员，三次荣立三等功。回忆起牺牲的战友，金裕子说:“有一次，就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敌机来轰炸，炸死了我好几个战友。还有一次，我们在山沟里休息，捡'山里红'吃时又遇到敌机轰炸，刚刚还在一起捡'山里红'的战友都在我眼前死了。我们医疗队去了(朝鲜)40多人，最后就回来两个。”

1954年，金裕子随部队回国。“回国的时候很热闹，我们再次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心里美极了。老百姓在马路上迎接我们，我们开心得很。那时候我18岁，立了功以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从战场上回来后，金裕子在原丹东230医院继续从事医护工作。“经历过生死，我现在很幸福，孩子们都挺好。有人问我，你怎么理解抗美援朝战争？我说，敌人来了，就把他们轰走！战场上的护士工作就是救伤员，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就是觉得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救的不是伤员，是英雄！”

资料来源: 冯秋瑜

王佐贤 89岁(1931年7月出生)，辽宁省丹东市人，1948年6月开始在铁路上当工人。抗美援朝时，参加'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志愿预备队'。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敌机先后集群轰炸鸭绿江大桥13次，参加抢修人数众多的是第一次和第五次。王佐贤参与了其中5次铁桥及线路的大型抢修，用生命守护“钢铁运输线”。1957年11月，王佐贤在《沈铁火车头报》(现沈阳铁道报)任编辑、记者；1962年4月在丹东铁路分局做基层宣传和组织工作；1989年11月受命创办《丹铁工人报》(后改为《辽东铁道报》)，任总编辑，直到1991年9月离休。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派出空军，要'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朝鲜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从那时起，丹东等鸭绿江沿岸的城市、桥梁、铁路及老百姓和朝鲜民众一样，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战争灾难。” 王佐贤回忆道:“那时，我是丹东站年仅20岁，年初才入党的青年工人，也是'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志愿预备队'的队员，只要上级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奔赴朝鲜前线。” 头顶是敌机的轰炸，民众的本能都是往远离危险的方向跑，可王佐贤和留下来抢修鸭绿江大桥的铁路职工却是“逆行者”。“当时领导就告诉我们，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或看到敌机轰炸大桥，你们就谁也不要问，赶快往现场跑。四面八方的不管当班还是休班的，都往那去，不一会儿功夫就集合了上千人开始抢修。有一次敌机轰炸过后，我们看到鸭绿江江面上散落着钢梁和枕木，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现场。被破坏的那些钢梁全靠人力往上抬和往外运。清理好现场后，再由维修工人维修。两个工人扛一根枕木。把钢轨接上之后，铁路派出一个机车去试验，看看还会不会压塌了，那情形是真危险。我们一边抢修，一边冒着敌机轰炸和扫射的危险，抢时间争速度，力保这条钢铁运输线。” 王佐贤回忆道，“1950年11月8日上午10时，美军重型轰炸机79架、歼击机300多架轮番轰炸扫射，向鸭绿江大桥投下了巨型炸弹和燃烧弹。那时候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边天都被染黑了。轰炸之后，下游第一桥从7号桥墩到朝鲜对岸的几座桥墩及钢梁、铁道全部炸塌落入江中，上游第二桥钢梁和钢轨部分则被炸断、扭曲，中断了行车。那时朝鲜新义州站三层楼的站舍已成一堆断壁残垣，找不到一名活着的朝鲜铁路职工，站台和线路一片狼藉。我们近500人的抢修队伍分两批去一、二桥，先扑灭烈火、移动障碍，再截断影响修复的扭曲钢梁与废钢铁，重新枕木和钢轨。经过工人们10多个小时的抢修，二桥恢复了临时通车，而朝方铁路也由志愿军铁道兵修复。轮番轰炸后，新义州的朝鲜难民有几千人拥上刚修好的二桥，哭喊着奔向丹东，多数是老弱病残和妇婴，难民队伍拥堵在二桥上，随时都有遭受敌机再次轰炸的危险，还影响抢修进度，于是丹东市政府立即腾出临近的一所中学，安置这批难民。” 这发生在朝鲜民众身上的苦难更激发了中国铁路职工支援前线的斗志和信心。按照上级指令，铁路职工奔赴宽甸至上河口铺设76.5公里铁路及桥梁，过江接通朝鲜新义州铁路；1950年12月，他们从沈丹线沙河镇站接轨，搭便桥将铁路修过鸭绿江；1951年1月，前线急需运送兵员、武器、弹药及粮食补给，铁路职工们又在沈丹线金山湾接轨过江接轨，使支援前线的运输效率成倍增长。1951年4月7日上午9时许，24架敌机共投弹50多枚，使二桥朝鲜一侧9号桥墩移位，钢梁上弹孔累累，两孔钢梁折断坠入江中成“V”字形，桥上多处枕木燃烧。敌机刚过去，铁路分局长周克、工会主席张发庆率领工务科、电务科及丹东工务段的干部职工，加上当地政府派来的船工，共有上千人参加抢修。王佐贤回忆道，“当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爬过断桥，冲到二桥南端清理现场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再返回有800多米远的丹东一侧已来不及，铁路分局政治处青年科长马占滨就领着我们跑到朝鲜新义州桥头左侧，全部跳进一个直径50米的大炸弹坑躲避。随后敌机来了一番震耳欲聋的投弹扫射，犹如一场六七级的大地震，弄得我们浑身是土，幸好没人受伤。” 王佐贤说，经过工人们四昼夜的轮班抢修，大桥于4月11日恢复通车。

鸭绿江大桥多次被炸的情况直到1951年初我志愿军空军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和炮兵部队沿鸭绿江边大桥及铁路架起高射炮，我军有了制空权后才有所改观。从那时起，王佐贤经常能看到敌机被击中，拖着燃烧的尾巴坠落的鼓舞人心的场面。

在铁路职工支援抗美援朝的几年时间里，丹东分局管内光荣献出生命的就有28人，他们中间有线路工，有火车司机，有维修工程工人等。7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想起一起走过艰难岁月的同事，王佐贤难掩伤感地说:“当年丹东地区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考验的铁路干部职工，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战争期间，抢修铁路九死一生，王佐贤每次从抢修现场回来都不向家人提及工作内情。如今，每当看到巍然横跨江面的鸭绿江大桥时，王佐贤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当年热血沸腾的场面，他为自己曾是抢修大军的一员而深感自豪。“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个考验，也是个成长过程。不经历那个场面，你就不知道战争年代的危险。首先，你心里得有国家，其次，作为青年人，就应该有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王佐贤最后说道。

资料来源: 冯秋瑜

关云庆 93岁(1927年出生)，辽宁省西丰县人，中共党员，1950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被编入志愿军897部队，担任608号机车副司机。在朝鲜荣立一次特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荣获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一枚中国铁道部特等功奖章。1951年9月回国，担任机车副司机、司机等职。1980年5月退休。

照片中的关云庆向记者展示他获得的军功章和奖章。(孙仁斌摄)

资料来源: 孙仁斌

新婚不久上战场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为保卫前线供给，苏家屯机务段开始动员职工自愿报名赴朝鲜支援。

“当时单位提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家里是独生子女的职工不批准，一个是刚刚结婚的不批准。我当时刚刚结婚，按规定是不批准的。但是我想，我是共青团员，一定要争取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

经过积极争取，关云庆如愿以偿。妻子宗长珍听说这个消息，却陷入了担忧之中：“刚结婚你就上战场，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

关云庆做了妻子半宿思想工作，又忙着去厂里给远在吉林的妹妹打电话：“我要上战场了，你找个时间，把你嫂子接过去照顾一段时间，我要回不来，家里一切就都托付给你了……”

当年，苏家屯机务段首批参加抗美援朝共37人，机车四台：解放6型机车1014号、606号、608号和502号。当时重新组建机车组，每台机车组有6名乘务员、1名勤务员。关云庆被分配到608号机车组，担任副司机。

生死时速三分钟

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倚仗空中优势，把轰炸重点目标放到铁路运输线、车站、桥梁、隧道等处，妄图掐断我前线作战物资的供应。

1951年1月16日夜，关云庆所在的608号机车组牵引一列军火送往前线。在通过清川江大桥后，遭遇敌机轰炸。情况紧急，司机长全速行驶，与敌机周旋了几个回合后，列车终于开进了一处山洞。大家松了口气，到山洞外隐蔽处休息，车上只剩下副司机关云庆和司炉许平志。

没想到，敌机去而复返，向山洞口附近的车尾进行猛烈扫射，最后一节罐车被击中起火，车里运载的弹药开始发出爆炸声响，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但整列军火将被引爆，山洞也会被炸毁，可能导致整个线路瘫痪！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关云庆立即让司炉开风泵烧汽，准备甩车。关云庆操作机车，把已经爆炸的罐车顶出山洞外，利用列车惯性，将罐车推向山下。随后，关云庆立刻又将机车开回山洞。机车刚进洞，就听见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那节甩出去的罐车炸得粉碎，浓浓的黑烟夹着火焰在空中升腾。在这三分钟的生死时速中，机车保住了，军火保住了，山洞保住了。

为表彰关云庆和许平志的英雄事迹，朝鲜铁路军事管理局给予记特等功一次。

朝鲜村民帮补水

有一次，608号机车组牵引军火列车运行到定州，中途遭到敌机扫射，机车水箱被打漏了，朝鲜方面配备的列车向导被击中。

“等大家抱着被击中的朝鲜同志跑到医院后，人已经不行了。20多岁的小伙子，腹部中弹。大家都很难过，后来看到朝鲜女医生跑过来趴在牺牲的朝鲜同志身上痛哭，身上的白大褂都染红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牺牲的这位同志是她的丈夫……”关云庆回忆说。

由于定州的水塔已经被炸毁，机车无法补水，他们就继续向前行驶。当天晚上，列车在一处朝鲜村庄旁边停了下来，关云庆和战友们下车，用水桶从水塘里提水给机车补水。

听到声音的朝鲜村民出来查看，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村民们开始挨家挨户通知。很快，大量村民闻讯赶来，他们提着水桶、端着水盆，帮关云庆他们打水。

“月光下，村民们站成两排，最前面的村民从水塘里取水后递给后面的村民，一个一个接力，很快帮我们把能装30吨水的水箱装满了。”关云庆动情地说。装满水后，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向朝鲜村民鞠了一个90度的躬表示感谢。村民们也很高兴，拍着水桶为志愿军送行。

1951年，关云庆在一次机车组运送军火到前线的过程中负伤。他忍着剧痛，咬牙坚持了10多天也没有休息，完成任务之后才回国治疗。两个月后，他又返回朝鲜战场，继续战斗在钢铁运输线上。

资料来源: 孙仁斌(原创作者)

年轻时身着铁路制服的关云庆。

照片提供: 关云庆

徐斌，女，91岁(1929年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建国前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0年10月作为志愿军第一分部护士长随军入朝。

“我是沈阳人，接受了13年的伪满洲国亡国奴教育，在我们小时候，公园还有很多场合都会有块牌子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能入内’，甚至老百姓不能买米吃米，只能吃糠，不然会被判成经济犯。”徐斌愤愤地回忆道，“那样的日子太可怕了，我们每天被教育灌输着这些低贱的生活就是我们中国人该有的生活。”

经历了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国民党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动荡的年月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结束，徐斌终于与广大同胞们一同享受到来之不易的统一与和平。可就在硝烟未尽之时，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对新中国构成新一轮的军事威胁，并派机轰炸了我国丹东等地区。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举国掀起了报名志愿军的热潮，21岁的徐斌也满腔热血上了战场。

“那时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志愿军，都以先上战场为荣。怕死？哪怕在战场上，我们连想都没想过。”徐斌说。

“1950年，我们摸着夜色过了鸭绿江，敌人的飞机就这么在我们头上来回飞，隔一段时间就来一轮轰炸，可我们怕都没怕过！”忆起峥嵘岁月，徐斌的眼里闪过了一丝自豪，她说，“进朝鲜时，天气已经很冻了，我们穿着单衣进去的，直到12月我们才陆陆续续穿上了棉服，加上我们武器装备又落后，后勤补给又短缺，医院也是严重缺药，但大家都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那时的人真的是好样的！”

入朝后，徐斌被分配在志愿军第一分部任护士长，由于入朝初期物资奇缺，后勤医院建设简陋，从前线受伤下来的战士只好安置在后方朝鲜村民们的家中，甚至只能躺在简陋棚洞内的担架上。每日，徐斌就领着护士们小跑着挨家挨户地给战士们治疗，剩余时间便与工程兵们争分夺秒的挖建棚洞。“那时真的是没日没夜地干，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车皮的受伤战士送下来，连治疗带挖洞，基本都没有合眼的时间。”徐斌缓缓说，“那时的战士真的是好样的！基本不到严重到不行的伤病，绝不会有人下前线。”

由于战场上卫生条件奇差，受伤感染破伤风的战士不在少数，加上气候严寒，冻伤坏死的病例也是常见，苦于当时条件严苛药物奇缺，许多战士都是在未打麻药的情况下躺在担架上接受的截肢手术。“这里没有呼天抢地的，送下来的战士们都在咬着牙坚持，甚至都盼着快点好了再上前线。他们的意志，真的是厉害！”徐斌由衷地感叹。

“1950年到1953年，是打得最厉害的三年，当地的朝鲜老百姓自发地加入我们一起工作，主动把家里空出来，没日没夜的运送伤员，照顾伤员，还帮我们挖棚洞……我们和当地的朝鲜老百姓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徐斌回忆说，“老百姓们还抢着帮我们洗衣服，看到照片上这些军装了没，全被老百姓洗成了白色的，哈哈哈。”

1953年7月，停战协议签订后紧张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1954年开始，村里参军的朝鲜男丁陆陆续续回来结婚了，那时真的是喜庆啊。”徐斌说，“今天这家人拉着我们去吃喜酒，明天又到那家人结婚，都可着劲地蹦，大家那叫一个开心！”

随着这波“结婚潮”，1954年，徐斌也与同属志愿军一分部卫生部的爱人在朝鲜战场上完婚了，1955年，刚在沈阳安置所分娩仅40天的徐斌毅然决然地带着未满百日的孩子回到了朝鲜，直至1957年才随军回国。“孩子平时都是朝鲜乡亲帮带，祖国需要我，无论怎样我也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徐斌坚定地说。随之满含的，是那饱经风霜的皱纹间透出的坚毅与执着。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那代人愿意为国家拼到底打到死的那股狠劲，因为我们这代人，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国家统一安定的重要性，我们不怕死，愿意付出生命去守护来之不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徐斌说。

资料来源: 广西新闻网

徐斌在朝鲜的戎装照。

资料来源: 广西新闻网

徐斌获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停战纪念章。

资料来源: 广西新闻网

徐斌自参加革命以来获颁的军功章和纪念章。

资料来源: 广西新闻网

蔡兴芳 湖南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因战负伤三次。1956年3月转业。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蔡兴芳戎装照。

蔡兴芳职务佩章。

蔡兴芳转业证。

蔡兴芳亲笔书。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邹道语 女 88岁(1932年出生)，1950年10月参加志愿军(文艺兵)。抗美援朝胜利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歌舞团当演员，后转至中央电视台工作。

邹道语在朝鲜的故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当时，邹道语只有18岁，刚考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她主动提出申请第一批出国作战。

在一片歌声的浪潮中，邹道语踏上了开往朝鲜战场的专列。如今回忆起来，她依然激动万分：“上了火车全是歌声，那会儿唱歌没有眼泪，就想着赶快到战场，赶快去打鬼子。”

当时，朝鲜的冬天渐渐来临，鸭绿江畔的战火却愈燃愈烈，前方战事吃紧补给困难。邹道语和战友们乘坐专列开至沈阳，被东北军区后勤部留下，成立了志愿军后勤文工团，并且临时征召他们为前线战士制作炒面。我们就围在一米多的大锅台前，拿着大铁锹，你一铲子，我一铲子，一炒就是一上午。”那段时间，邹道语手上的水泡起了破、破了又起，最后都长出了厚厚的老茧。

冬去春来，邹道语和文工团的战友们才跟随志愿军车队，第一次跨过鸭绿江。一路上，敌机时刻在天空中盘旋，满载着志愿军的卡车只能趁着夜色、借着月光穿梭在悬崖峭壁之间。

“咣！”突然，卡车一个急转弯，邹道语从车尾一下子就被甩到了前面，额头撞上了铁横杆，鲜血顺着脸颊缓缓流了下来。

不知翻越了多少座大山，邹道语和战友们终于踏上了那片被战火烧得焦黑的土地。当看到一批批从前线后送的伤员，邹道语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惨烈。

“一溜，全是躺着的，要不没胳膊，要不没腿。”邹道语恨不得哗哗大声哭一场，但她的眼泪不敢掉，怕刺激到伤员。

在随后的演出中，还沉浸在悲伤中的邹道语意外地忘词了：“第一段词刚唱完，第二段就忘了，我赶紧把第一段再唱了一遍。下台后我就哭了，因为太心疼了”。这群文艺女兵的到来，为黑暗惨烈的战场，带来了一抹鲜亮的色彩。70年过去了，邹道语依然记得黑黢黢的山洞里，那群年轻战士亮晶晶的眼眸。

“山洞里面没有灯，黑压压一片，隐约就看见每个人的眼珠子特别亮。有朝鲜人民军，也有咱们志愿军。”站在用岩石搭建的简陋舞台上，邹道语演唱了一首朝鲜歌曲《闺女之歌》，下台后朝鲜人民军特别高兴，都围了过来。

“他们以为你是朝鲜小姑娘呢，说你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听了翻译的话，那天晚上邹道语怎么都睡不着，“我没想到一首歌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中国人、朝鲜人的感情一下子就衔接起来了。”近三年的时间里，邹道语一直奔走在战火硝烟之中，试图用一首首歌、一支支舞去抚平战争给官兵们带来的创伤，给他们加油鼓劲！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邹道语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歌舞团演员，后转至中央电视台工作，曾演出和执导过《一口菜饼子》《闪光的红十字》等数十部电视剧，并多次获奖。作为一名画家，她的美术作品也曾斩获数十项大奖。如今，88岁的邹道语老人笔耕不辍，将抗美援朝记忆一笔一笔都画了下来。

“我老了，但我还能画，我要把我看到的、经历的抗美援朝故事都记录下来。”邹道语说，她要把这一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那段记忆，永远地传承下去。

邹道语戎装照。

照片来源: 央广军事

邹道语在朝鲜慰问演出。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邹道语的立功证书。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邹道语画的《最可爱的人》。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邹道语的画作。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高景灏 1930年出生，山东海阳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解放战争(胶东保卫战)和抗美援朝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景灏作战出色，带领1个班歼灭敌人170余名，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高景灏的战斗故事:

1951年7月，高景灏所在的二十七军某团奉命接替第二十军之东起北汉江、西至金化以东的金城地区第一线防御任务，保障我军主力集结修整。其中，“602.2”高地位于后洞里西北，东靠公路，为敌我必争要点。承担这个任务的，就是高景灏和受他指挥的全班11名战士。

战斗之前，高景灏充分考虑了可能遇到的情况，并将高地周围的地形全部记在脑海里。趁着夜色，他带领3名战士，向着“602.2”高地摸了过去。战士们看到敌人的哨兵，想要直接开枪射击。高景灏赶紧阻止，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战士们迅速用刀将阵地上的敌人肃清。由于晚上很多敌人都在后方的帐篷里睡觉，阵地上没有多少人。战士们没有丝毫休息，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第二天清晨，敌军的炮火从天而降，在被炮火扬起的沙尘里，敌人借着掩护向我军阵地攻了过来。“等敌人离近了再打！”在工事中的高景灏喊道。敌人炮火所造成的硝烟，不仅仅给敌人进攻提供了掩护，也被高景灏所利用，让战士能够抢先占据到有利地形。

待敌人前进到30米处，“开火！”高景灏一声令下，成排的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出现在那么近的地方，顿时乱了阵势，经过1天战斗，歼敌60余人。

此后，敌军又集结了一个营的强大兵力，决心要将阵地夺下来。高景灏带领极度疲劳的战士向着敌人猛烈射击，一步不退地和敌人拼命。经过多次冲锋，11名战士已经伤亡了8名。

“就算死也要守住阵地！”最后，高景灏和剩下的2名战士在阵地上庄严起誓。他们收集了所有的武器，将武器藏在不同的据点内，使敌人无法掌握我军阵地人数，也有利于相互支援。很快，敌人采用分散队形再次冲了上来。高景灏冒着枪林弹雨，利用炮弹炸出的弹坑做隐蔽，在不同射击点之间迂回射击。情况万分危急之时，另一个班战士及时赶来增援。在“602.2”的高地上，高景灏率部坚守了2天2夜，共打退敌人8次进攻，歼敌170余人，个人歼敌18名，出色完成了阻击任务。

资料来源: 齐鲁晚报

周继成 88岁(1932年11月出生)，1951年6月赴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2营机炮连副班长，瞄准手)，先后被15军授予“神炮手”称号并记一等功，被军、师、团奖励11次，被志愿军党委记一等功，荣获抗美援朝奖章、中朝友谊奖章和老战士英雄奖章。

周继成的战斗故事:

志愿军“神炮手”周继成：“上甘岭战役，我打出190发炮弹。”

 1952年6月，志愿军开展冷枪冷炮战。135团坚守在上甘岭，6连连长万福来布置，无后坐力炮的任务是摧毁敌人的坦克、汽车等目标。战友通信员黄继光为周继成带路寻找任务目标，来到最靠近敌人的一排阵地，看到美军坦克仗着自己“壳子厚打不透”，每天开到志愿军阵地前耀武扬威，充当广播车大肆进行反动宣传。 周继成说：“保证把敌人坦克广播车打掉！”黄继光问：“你怎么打？”因为阵地距美军坦克约1500米，而当时无后坐力炮有效射程只有1000米。周继成说：“我隐蔽靠近攻击这个铁乌龟。”太危险了，领导在犹豫，周继成勇敢地请战说：“敌人胆子小，不敢出来。打不掉坦克我就不叫‘小黄牛’，就是牺牲了我也是光荣的！” 周继成带着两名战士背着炮弹，连夜潜伏到敌军阵地前500米的山沟里。敌人的探照灯来回在他们的头顶上扫过，他们沉住气，一动不动。天亮了，敌人又开动坦克轰隆隆向前推进。700米、600米、500米…… 说时迟那时快，周继成站起身来，对准当头的坦克就是一炮轰过去，正中坦克油箱，将它击毁；跟着又打掉最后一辆坦克，中间那辆坦克进退不得，被周继成瞄准打断履带，炸死10多个敌人！ 攻击得手后，周继成迅速带着战士们翻身滚进草丛。顷刻间，美军无数炮弹落在了刚刚的攻击点，我军火力也立刻强力支援，接应周继成等人。周继成和战士们一直在炮火中潜伏到深夜，才艰难地从敌人阵地前安全返回我军坑道。

资料来源: 参考消息

周继成戎装照。

资料来源: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