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差

吴启桂【南人旧梦】

　　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讯发展滞后，人们的交流全靠书信往来，信件的递送，也就成了联通外界的基本途径。

我家所在的皖东小镇潘村是区公所、乡政府、生产建设兵团团部驻地，不知什么缘故，这里的信件，邮递人员不是送到家里，而是送到区辖乡政府，再由乡政府工作人员送到各大队部。

那时，我家的祖屋成了大队部和知青居住点，一家人挤在祖屋前破旧的土房里，高墙大院则成了上面领导做报告、开批斗大会的地方。

尽管是“四类分子”家庭，由于祖父过世较早，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的父亲，按当时的说法，其本人成分是学生，虽受家庭成分影响，但不是批判对象。这样，一些劳动改造活动就都落在祖母的头上，干部考虑我家居住大队部旁，祖上又博施济众，村邻乡舍口碑甚佳，平时只让祖母做一些轻松的事情，大队信件的派送，就交给了祖母。

其时我在村上读小学，父亲就让我放学后，把递到家里的信件，装进书包，帮着奶奶把信件送出去。

我也就成了中国年纪最小的信差。

把信件送到大队部的，是一邱姓年轻人，那时称为公务员，长的很帅，单车骑行技术不错，每次骑车到了院里，总是来一个华丽的漂移，惊羡了多少红男绿女。不幸的是，在一次酒桌上， 三碗白干下肚后昏然倒地，家里人把他放在门板上三天三夜，终究还是没有醒过来。

我虽是小学生，可年龄不是太小，乡下的孩子上学晚，我九岁才念书，在班里也还算年龄小的，背个书包，送个信件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我这个小信差，在前庄后邻有着很旺的人气。那个时候，除了知青、下放干部信件多些，能有书信往来的，要么是有人在外地工作，村邻多称在外当干部的家庭；要么就是有人在部队当兵，或是推荐上大学的人家。

我们大队四个村庄，我背着书包走进哪个庄子，都会带来一阵人群的躁动，急切切跑过来的人围着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书包，似乎这里装满了他们无尽的牵念、担忧，喜悦与期盼。熟悉的叫着我的乳名，没见过的议论着我是谁家的孩子，偶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上前摸着我的头：“这是炮楼家的孙子呀，他家可是个忠厚人家”。我家过去建有炮楼，村人背后习惯称呼祖父“炮楼”。

估摸着应该来信却没有收到的人，满脸的沮丧与失望，垂着头黯然走进低矮的茅屋；拿到信的人，急切地撕开信封，看看远在外地的亲人，有什么惊喜的话题；欣喜的捏着信封，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匆忙地跑开，去找民办老师、小队会计念给他们听，分享远在他乡的亲人带来的欢悦。

大多数人是没有信件往来的，也就是人多凑个热闹，看看这些家在外工作、当兵的人，长没长出息、在城里找没找到媳妇。有羡慕，也有嫉妒，更多的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欣慰之余， 总有人往我口袋里塞些炒熟的花生、糖爆的玉米花。我带着满足，甚至还有些许的自豪，一蹦三跳地跑回家中，只是看到祖母膀臂上黑底白字的“四类分子”袖章，还有贴在门旁油印的“告诫书”，有些说不清的耻辱和憋闷。

父亲也经常帮村人念信和写信。念信的时候，往往念的很慢，让人家能感受到来信人对家人的嘱托和思念；写信时，听着他们不停的絮叨、抱怨，父亲总是把她们的焦虑、牵挂写的平缓些，写好念给她们听后，把信笺叠的整整齐齐放进信封，把富蕴时代气息的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信封的正面，然后，把一颗颗焦虑的心、一份份挂牵的情，寄往遥远的异地他乡。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两件事情，最是印象深刻、触碰心灵。

一是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

邻庄一孙姓人家收到来自美国的一封信，这户人家由苏北逃荒落难于此，也识文断字，可一个外乡人还是很不受待见。信件是其姐从美国碾转寄来的，这位孙小姐原是一位国军将领的小妾，解放前夕随夫逃往美国，现供职于一台驻美机构。收到信后，不知是信件内容还是寄信地址，反正是文字出现了沟通障碍，找到一中学英语教师，也没有搞明白，最后还是一汪姓上海知青解决了问题。

据说，信的内容倒也没什么，无非是离情别绪，问候亲人近况。问题是信封里夹寄着几张其姐的玉照：波浪卷发，轻纱披身，长长睫毛下的瞳眸，娇媚的夺人魂魄，在高高的教堂背景下，散发出柔美旖旎的风情。女人推开盯着照片、眼珠都要爆出的男人，嘴角微微露出不屑之色，可走时还是偷偷瞟了几眼。

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情调，乡干部上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让其在回信中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新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后来，在姐姐的资助下，孙姓一家迁居深圳，兴办了一家电子元件企业。

二是一封未寄出去的信件。

我家的祖屋，土改时不在没收范畴，后被集体无端占用。为了要回房产，父亲不停地找寻有关当事人，请托他们向相关部门说明情况，由于缺乏佐证一直难以落实。有一阵子，父亲一直忙碌的很，走访邻居、问询老人，也不时有一些带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来我家。一天，父亲整理了收集的材料，写了一份申诉信函，准备寄给上级部门，恰在这时，上海市府一位厅级官员，过去与家庭颇有交往，来函说明当时情况，问题才得已解决。

多年后，父亲这份没有寄出的申訴材料，以及一件毛呢外套，也就成了他病逝后留下的遗物。

夏天一过，江淮地区就进入了梅雨季节，往往连下好多天不停，望着公务员送来的几封信件，母亲说：“雨天路滑，又没有伞，天晴了再送吧”。

想着那辦着手指，算着回信日子的几户人家，我背上书包，披上装化肥的塑料袋，一头扎进雨雾之中。

我瘦小的身躯，踏进过无数个家门，拉近了乡村和城市的距离，让村人与远在异乡的亲人，得以情感的交流，也让这偏僻乡村的人，知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二〇二〇.十.二十三

滁州.明光南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