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70周年

陈加莉

父亲陈登举的故事之一

作者 陈加莉

朝鲜战争是我军近代史上打的第一次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战争，信息化是现代战争中的特点，是战争中的灵魂即通信联络是战争中的“生命线”，五次战役及上甘岭战役是对我军通信工作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检验，能否打胜这场战役就取决于能否把各级指挥者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战略目标、作战方法及时的传达到各作战单位，而前方阵地的战况需及时送达上级及友邻阵地，后方的炮火与坦克支援，后勤补给是否可以及时到位，这些都离不开通信联络及信息的传递。我的父亲陈登举和他的战友们用他们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聪明才智、青春热血甚至于生命向党和中朝人民以及解放军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在战争中使得我军的通信工作有了改善和提高，更能适宜于现代化战争。

我的父亲陈登举，1951年4月20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第十五军，作为军部通信科科长入朝作战，参加了五次战役以及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并于1953年5月20日回国。父亲是四川阆中人，1933年10月，14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三年的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军都评价志愿军中的红军部队是最难打的部队。

上甘岭战役中，由于我国经济困难，我军设备有限，通讯联络还是以有线电话为主，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了实现范弗里特将军的“摊牌计划”，对我军五圣山的537.7与597.9高地实行了狂轰滥炸。战斗第一天，就向这两个仅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发射炮弹

30余万发——战火最猛烈时，平均每秒钟落弹6发：投掷炸弹500余枚，平均每平方公里倾泻炮弹和炸药达45吨，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话线一次一次被炸断又一次一次被电话员接通，这些电话员们用鲜血和生命结成了一条红色联络线。

1952年10月17日美、李军派出了五个营的兵力向537.7北山一号阵地进攻，线被炮火飞机的轰炸打断，当时一三三团通信连六班电话员郑澜清和王昌才早做了准备，在炮火的轰击中毫不犹豫的跃出工事，两个人刚接好第一个断点，敌人的一排炮弹落在了他们身边，王昌才当场就光荣牺牲了，郑澜清同志两腿被炸断，他望着死去的战友心里充满着仇恨，决心为他复仇，嘴里念着说“好，我有一口气还能保持指挥，使反击的敌人死在我的阵地前沿”他要紧牙冠，用尽全身的力量向前爬了四十多公尺，地上留下两道血迹，他又接了三个线头，直到把线接通，这时他经昏过去了。

上甘岭战役中前线通信战士与军参谋人员合影 报务员与炮兵合影（右一为陈登举） 步行（谈）机既无线电报话机在上甘岭战役中基本可以到达原设计主要阵地。在阵地的反复争夺中，利用坑道隐蔽作战成为了主要的战斗方式，步谈机就是坑道阵地和外界的主要联系方法，敌人也专对步谈机的天线进行飞机扫射和炮击，此时步谈机员和敌人展开了”天线斗争”。我们的步谈机员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他们把步谈机使用的出神入化，战士们在天线打断时，创造性的把电话线绑到天线上使用，而且同时会绑三四根，只要有一根未断就能实现通话；更奇葩的是他们把天线改为地线，在坑道里把天线插入地下，由于岩石、土地都被炸的粉碎，地全是虚土，天线在地下也能找到信号，实现与外界的联系，保持了阵地的通信通畅。

信息的取得和信息的传递都是战时不可缺的，通信训练、通信设备的准备，是在平时完成的，十五军的通信工作在五次战役中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上甘岭战役前，他们狠抓通信训练，包括对通信员、指挥员和战士，都要求会使用三种以上的通信方式，上级志司三兵团对通信工作很重视，下图是三兵团通信处领导到十五军做工作检查。

人们都是热爱和平的。父亲特别喜欢小孩，这是在朝鲜战争间隙，父亲抱着朝鲜村民小孩拍下的照片 夜色中的上甘岭阵地 上甘岭战役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我母亲张兰芳（左一）作为十五军留守处干事，被选为慰问团代表，去朝鲜慰问参战人员。

这张照的背面我父亲写的是:五二年元月一日谷政委摄于朝鲜谷山县xx雪地

由于战事需要10月18日起，五圣山两个主要阵地由志愿军12军接守。由于时间和形势紧迫，12军沿用15军指挥所，15军通信科人员全部留用，我父亲协同12军通信科同志打完了上甘岭战役。他和12军的同志，相互交换照片做留念。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情报处统计，15军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侦听(主要由通信科兼任)中获得的有价值的情报达270条之多。

1953年5月20日凌晨2：30我父亲返回祖国，抵达安东，下组照片就是我父亲与战友们回到祖国的合影。

最爱我的人是我的父亲，我多么想再回到父亲的怀抱。我的父亲在他的嘴里从来没有自己的功劳，榜样都是他人，英雄事迹也属于别人。父亲陈登举于1984年7月5日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后，他的十几位战友给他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中说："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志愿军及中央军委通信兵部向全军推广了十二军、十五军的通信联络经验。到现在营以下，特别是连队的信号通信方法及步炮协同通信，基本上还是上甘岭战役的战斗实践中所创造的方法。我认为上甘岭战役的通信联络，营以上的通信联络和第四兵团在国内革命战争的步兵通信联络没有多少差别。但营以下的通信联络及防御战斗中的步炮协同通信，大大发展了过去我军通信联络经验。在这方面，登举同志是有建树，有功的。志愿军三兵团的通信人员都了解，我应该写下，纪念他。登举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机智勇敢，政治责任心很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忠于党，忠于职守，出色地完成通信任务，首长们对通信工作是很满意的，也是信得过的。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总机旁，有时就亲自值守电话总机，以便直接了解战斗通信联络情况，如果发生阻断，就立即组织抢修。在朝鲜战场上，美帝的炮火和飞机投弹是很密集的，电线经常遭到破坏，抢修人员随时准备出动抢修，使整个战役通信联络都能保持畅通。”
......“为保障军师间联络畅通，增架电话线路加强了线路维护哨，增设了迂回线路以保障指挥不间断，其他各种通信手段也及时分别作了部署。师团间除有线电联络外准备了无线电通信。团营及前沿阵地则力争有线电话联络，主要依靠无线电步话机进行指挥。因事先有一定数量的器材准备，加之登举同志临时筹划供应，步话机的配备也较合理，地形也对步话机通话有利。”（这些回忆写于1978年7月收录于《成都军区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 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