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外公张闻天的足迹（肇庆 无锡篇）

张秀君

张闻天一生两次会议载入史册:遵义会议、庐山会议。这是他革命一生业绩与思想的两个高峰，也是历史命运完全不同的两个关节点。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同当时错误的中央领导进行了斗争，在历史转折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由此在党内任总书记，支持和配合毛泽东，领导革命事业战胜困难，取得巨大胜利。

在庐山会议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的信，系统深刻地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却蒙受了无情的打击。毛泽东指责他“跑进了军事俱乐部”，同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决议，张闻天与黄克诚、周小舟一起，被打成“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他从此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含冤受屈煎熬了整整17个年头，直到1976年7月1日在无锡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之一。

图为1959年庐山会议会址。

1959年6月30日，张闻天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抵达庐山。7月21日在小组会上作了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发言，因此遭到批判并被罢官。

图为庐山会议前期的张闻天。

张闻天参加庐山会议时的住处——河东路177号，与彭德怀的住处（河东路176号）比邻。会议期间，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的好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河东路177号现已被拆。

张闻天在庐山的卧室。

图为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华东组会场——250号。在张闻天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先后打来电话，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将要对彭德怀开火，劝张闻天少说。张闻天表示“不去管他”，决心要讲。

这是张闻天1959年7月21日发言记录原稿，记录人为当年张闻天秘书萧扬（下图）。收入《张闻天选集》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就是根据这份记录，并参照另外两份记录整理而成的。

当年张闻天的秘书萧扬。

张闻天与工作人员在庐山合影。

庐山小天池瀑布，云崖头为望江亭。1959年8月，张闻天在庐山受批判时，曾在此散步、思索。

张闻天1959年8月20日从庐山回到北京。就庐山会议的发言对夫人刘英说:“你看我讲的哪点不是实情?”并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諫，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

庐山会议后，1959年8月至9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继续批判彭德怀、张闻天。9月11日，毛泽东在以上两会与会人员联席会上的讲话中，称张闻天、彭德怀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資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

图为张闻天被迫在“外事会议”上作检讨的“检讨书”。他在9月5日的“检讨”中对强加于他的所谓“里通外国”罪行进行辩驳说:“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于1960年11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仍专心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性问题的理论研究。这是他1961年春参加《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香山讨论会时，同与会同志合影。前排左起:孙冶方（所长）、张闻天、杨坚白、冯秉珊、骆耕漠；后排左起:何建章、赵效民、王绍飞、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桂世镛、项启沅、李琮、田光、江冬、黄道南。

在经济研究所时期的张闻天。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错误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示，国家经济严重困难。身处逆境的张闻天忧心忡忡。1961年夏重看自己保存的一份庐山会议发言记录，对刘英说:“我讲的实在没有什么错啊！”同一时期他阅读马克思所写“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一语旁注道:“要坚持，要大胆！”

张闻天自己保存的庐山会议发言记录。

北京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单行本。

庐山会议旧址展出的《张闻天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提要》。

1962年4月至6月，张闻天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社会调查，重点是各地刚恢复的集市贸易情况。

图为1962年的张闻天。

张闻天1962年南方调查的重点地区图。

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的一些意见》中的一页。这份给党中央的报告，是在1962年南方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建议中央将初步开放的各地集市贸易进一步扩大为全国市场。

张闻天1962年在向中央送交《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时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报告送出不到三个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张闻天出席了第一天的小组会议后即被通知接受审查，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从此也不让再阅读中央文件。

图为1962年的张闻天。

从1962年9月起，张闻天同外界同志几乎失去一切交往，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陪伴他的只有妻子刘英。

这是他和刘英携养女小倩1963年在青岛海滨。

逆境中的张闻天（1965年）

1966年12月，张闻天同从上海来京的外甥马文奇（左）、马文彬（右）在寓所的合影。这是张闻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寓所唯一的留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经济研究所造反派组织规定张闻天每天必须到所里接受“革命群众”监管和批斗。

这是张闻天每天前往研究所使用的公交车月票。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大会上搞了喷气式，狠狠斗了一场不算，还在会场出口处组织一批打手，对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猛击一掌。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昏厥。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车。卡车开动，风吹起来，张闻天才苏醒过来。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者指出要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后者则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六十一人叛徒案”是一起大冤案。当年要这批同志履行国民党监狱的“例行手续”出狱，是党为保存干部作出的决定。康生对此完全清楚，却写信给毛泽东，诬陷这批人“反共叛党”，由此在全国范围刮起一股“揪叛徒”恶风，红卫兵不断前来“审讯”张闻天。张闻天始终坚持如实说明这件事是中央批准的，为了不牵扯毛泽东和其它人，他声明这事是他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单独批准的。然而康生竟然派人要张闻天出具伪证，证明此事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所为，并威胁张闻天:“应该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图为张闻天1967年7月3日写给康生的信。

从1968年5月起，张闻天遭到监禁。在景山后街住所的一间小房间里被关了523天，门上还留下当年监视孔的痕迹。刘英被关在另一房间里。两人不准见面，不准交谈。

图为景山后街寓所和留有监视孔痕迹的监禁室的门。

张闻天遭“监护”拘禁一年半后，1969年10月20日被宣布解除“监护”，但同时被命令三天后离京，遣送肇庆。10月底，他和夫人刘英一起被送到广东的肇庆，交由军分区保卫科监管。刘英说:这种处境，只不过是换了一座“没有栅栏”的鸟笼。

图为肇庆地理位置示意图。

张闻天在肇庆市郊牛岗的住处。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从这一年开始，张闻天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写下多篇重要文稿。

图为张闻天在肇庆自己设计制作的书桌。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抄录在台历上的一段列宁语录。早在1964年当林彪开始鼓吹“顶峰论”的时候，张闻天就曾在自己的学习卡片上写道:“对于古人，今人和自己所发现的真理，决不应该认为是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的”，否则就是“反科学的”。

“肇庆文稿”之一《人民群众是主人》，是张闻天对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内中共执政22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思考后写下的一篇文稿。图为该文稿的手迹。

“肇庆文稿”之一《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

这是张闻天摘抄的鲁迅语录。以鲁迅策励自己，从中可以触摸到十年动乱中张闻天深沉的感情，伟大的灵魂。

在肇庆期间，一位“监管”张闻天的警卫员黄锦斯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监管对象“张普”老人，就是在中共党史上曾经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从心中产生了高度的同情，暗中对张闻天倍加关照，终于被上级发现而遭复员处置。这是1975年3月张闻天赠给即将复员的黄锦斯的半导体收音机。

1972年，在新疆劳动十年的儿子虹生到肇庆探望父母。虹生曾向父亲提出能否向组织申请调动工作照顾父母。父亲说:“国家有困难，不能提。”图为张闻天夫妇同儿子一起游玩肇庆七星岩的合影。前排为儿子虹生和孙女东燕。后排右一为刘英侄女刘海燕。

1973年张闻天在肇庆住处的留影。

按照规定，广州军区政治部要向中央办公厅汇报张闻天的情况。1974年1月8日，他们报送了一份材料，反映张闻天在同身边人员谈话时对评法批儒中歌颂秦始皇和批判孔夫子持不同看法。1月19日周恩来看过这份报告后批示，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落实:“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说，让张（包括刘英）参加地方党的组织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根据周恩来这个批示，张闻天、刘英才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从这时起到1975年离开肇庆止，张闻天带病坚持去工厂调查。这是他当年参观调查过的广东仪表厂。

张闻天1974年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使用的党费证。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仍然坚持攻读马列著作。这是他从北京带到肇庆的《列宁全集》的一部分。

张闻天看列宁著作时的眉批。

1974年，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从上海来肇庆看望舅舅，舅舅让他帮助誊抄文稿，表示“准备将来出书。”还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叠！”张闻天冒着很大风险写下的如《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直接批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文稿，就是由外甥马文奇誊抄后保存下来的。图为张闻天同外甥马文奇（左），工作人员黄关祥在肇庆住处的合影。

1975年3月，我从上海到肇庆看望外公外婆，目睹了两位革命老人被监管的艰难生活，以及他（她）们患难中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这是在一个小照相馆留下的合影。

在肇庆的二个星期里，帮助外公誊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文中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一句现在广为流传。图为誊抄的原稿，上面有外公修改的笔迹。现保存在浦东图书馆。

在抄写的过程中，外公不止一次问我:“我写的东西，你看得懂吗？”“我的文章，将来可以用你们的名义发表。”

当我对现状表示困惑的时候，外公用他一向平稳的语调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的。”表示了他坚定的信仰。

张闻天、刘英给肇庆市委领导的一封信，信中表示应该如数支付电费，不要特殊照顾。

“肇庆文稿”《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手稿。这是张闻天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将公私关系对立，完全排斥群众个人利益错误观点而写的论文，也是他最后的一篇遗作。

“肇庆文稿”这一宝贵精神遗产，同它的创造者的品格一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熠熠生辉。图为《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2010年8月的再版。

1975年，张闻天在离开肇庆前的留影。

张闻天1974年在肇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即申请回北京治病，未获批准。最后于1975年6月获准迁居江苏无锡。同年8月，他同刘英及养女等一行来到这里。

图为张闻天在无锡的住所——汤巷45号。

此时正值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看到国家形势出现转机，张闻天心情比较愉快。过去他对无锡就有深刻印象，青年时期曾来过这里，20世纪60年代又来这里做过社会调查，这次对迁居无锡也感满意。曾经对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笑着说:“我要加入无锡籍，做无锡人了。”他还当着无锡市的领导盛赞无锡的自然美景说:“世界上都知道有个日内瓦，可无锡的自然条件不比日内瓦差。”图为张闻天1976年在无锡。

张闻天在汤巷45号的卧室兼书房。

张闻天在无锡住所忙的头一件事就是修改在肇庆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篇在无锡最后增补、改定的文稿成了张闻天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最后传世篇章。

图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手稿。

张闻天到无锡后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外出了解周围民情。菜市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从菜的价格到菜的产地他都详细了解，还向排队买菜的市民直接询问计划供应的食品是否够吃。看到蔬菜供应紧张，他感慨地说:“看来光靠菜场供应是不够的，要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图为张闻天步行外出所经过的汤巷。

张闻天1975年在无锡蠡园。

1975年3月，张闻天的女儿维英、引娣从上海来无锡看望父亲。长女维英此时在上海羽兽毛厂做临时工，次女引娣自从1955年张闻天带头响应国家精简机构号召，将她从外交部的打字员岗位上精简之后，一直在上海自行车厂当工人。这次是父女分别了十多年后的重逢。女儿诉说生活艰难，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图为张闻天和女儿在无锡住所的合影。左为引娣，右为维英。

在无锡时，外公与两个女儿游锡惠公园。这是两个女儿与父亲难得的共处时光。

从1975年冬开始，全国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恶风，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接着不久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面对形势的逆转，身患疾病的张闻天表现了深切的关注和忧虑。他与人谈心时曾说:形势才好转一点，就又折腾起来了，一忽儿说人才难得，一忽儿又说右倾翻案，真是莫名其妙！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就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图为张闻天1976年春在无锡。

张闻天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心脏病反复急性发作，多次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把专为他治疗的医疗组撤掉。在用药和治疗方面，也总是表示:“不要特殊”，“不要太麻烦”。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对他为人的谦和和真诚待人、严于律己、关心他人，特别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胸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为张闻天、刘英在无锡鼋头渚与医护和工作人员的合影（1976年春）。后排右起:李鹤强、张闻天、周铭、刘英；前排右起:黄关祥、邵力正、张敏群、过志清。

图为张闻天在无锡的一份住院病情记录（1975年11月2日），和一份病情报告（1976年5月25日）。

刘英作为张闻天的革命伴侣，陪伴他度过了庐山蒙冤后的漫长艰难岁月。无论是“监护”隔离，还是“遣送”外地，始终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图为张闻天和刘英最后一张合影（1976年摄于无锡）。

张闻天为党和人民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逝世前嘱咐不给子女留遗产。这是他在病危时刻同刘英商定把个人存款作为最后的党费交给组织的字据。

张闻天在无锡鼋头渚长春桥畔（1976年春）。这是他生前最后的留影。

张闻天在无锡期间不顾疾病的困扰，始终坚持读书。直到病重仍在病榻上阅读书报。图为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涛在市图书馆为他借书的登记记录（1975年9月至1976年3月）。

1976年7月1日，一颗赤诚为党为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闻天病逝于无锡。

张闻天逝世时，祖国上空的乌云尚未驱除，在他的灵前只有刘英和亲属的花圈，花圈上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逝世后，中共江苏省委奉命只能披露一条极其简短的消息。这是刊登在1976年7月13日南京《新华日报》第3版右下角的张闻天逝世消息。

张闻天遗体火化后，刘英率子女按当时的规定将骨灰盒安放在无锡烈士公墓。

外公已经远去，但他的亲切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却丝毫没有改变。

在外公诞辰110周年时，写文章回忆难忘的肇庆之行。

2018年6月20日浦东“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党日活动上，在会上讲述外公的故事。

2019年9月16日~19日，在肇庆参加张闻天生平巡展开幕式。

会场设在阅江楼（肇庆博物馆）。

下午与肇庆方面联合召开的座谈会。故居赠肇庆“新中国建设中的张闻天”一书。

特地与部分参会人员到七星岩五龙亭前留影（五龙亭已重修过）。

左起:赵忠、本人、苏比奴尔、曹秀明。

在肇庆时，我去寻找过外公当年的住所。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沧海桑田，旧房子早已拆了，那还见当年的影子?只有上了年龄的人，对张闻天当年在院子里来回散步，后面跟着警卫员的场景有依稀的回忆。

1975年8月25日至1976年7月1日，外公在无锡整整居住了10个月。在这期间，我曾四次到无锡，探望年老患病的外公。最后一次是向他的遗体告别，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图为空中俯瞰旧居，无锡人都称之为“无锡汤巷小红楼”。

一个人的生命与足迹，如果被另一个人深深的怀念与铭记，这就是永恒。何况外公被这么多人深深的怀念与铭记。他没有离去，他还在我们中间！

许多单位在无锡旧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南长实验中学

江溪小学

无锡夹城里小学

学校里有闻天志愿者。

不忘初心，重温张闻天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一生。（无锡市车管所）

入党宣誓。（无锡市建设银行）

无锡电视台拍的“探秘45号”纪录片，已经由无锡张闻天旧居刻录成光盘，活动时经常放映。

在旧居举行“纪念张闻天诞辰120周年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当年在张闻天身边的工作人员及研究张闻天的同志，他们对张闻天有深厚的感情，每年都在无锡旧居定期开座谈会，怀念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参加纪念张闻天诞辰120周年小型座谈会的老同志合影:

左起 周福涛、张敏群、富耀南、杨玉伦、周铭先生、陈慰森、杜松、周铭

外公在世时，我来过无锡4次；

外公去世后，我来过无锡n个4次。

这是与我的高中同学一起来。

与69届学生一起来。

与好友于艳君来（左3），左1、2为杜松、王玲。

认真参观、留言。

还曾经去过鼋头渚，在长春桥外公站过的地方留影。

与当年外公在无锡的警卫员周福涛留影。

与无锡张闻天旧居的王玲主任留影。

同学赵晓澄的版画《庐山风云》。

学生荣文瑜的中国画《无锡汤巷小红楼_张闻天人生的最后一站》。

在无锡的十个月是外公最后的岁月。这时，“四人帮”还猖狂一时。但是，在无锡这个美丽的小城，外公得到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善待，医生周铭、徐英华、林子壮、李鹤强、童慧娟、过志清、邵力正、警卫周福涛、张敏群等，都对外公尽心尽力。他们表现的人性、同情心使得外公曾说过这样的话:“无锡风景好，人也好。”

在此，我代表亲属衷心地谢谢他们。

外公在无锡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一段光辉的人生道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