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第一部电话

雪

文字：雪（原创）图片：网络（鸣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上世纪60、70年代人们向往、追求的美好生活。那个年代，国家经济落后，百姓生活贫困，能够住上高楼，用上电灯和电话，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 那时候，好像一切都是慢节奏慢生活，亲人朋友之间的交流一般都是写信，如遇到紧急情况才到邮电局发电报。那时电报按字数计价，一个字一毛钱，发一封电报要一二元。这对于勤俭持家的主妇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人们常常斟酌再三，用最简炼的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愿。 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了，由于单位离家路途遥远，我住在学校宿舍里，学校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但很少有人去打，偶尔接接电话而已。因为打电话十分麻烦，手摇五、六下后才可以拿起话筒说话，总机还要进行人工转换，打电话的常常要等很长时间，有时转来转去没有音讯了。我在学校工作了近十年，好像没有打过电话。 那时候，普通百姓家庭基本没有电话，有电话的人家都是干部家庭。如果确实要打电话，普通人或者蹭单位传达室的电话，或者要到上邮局去打长途电话。去邮局打长途的人很多，常常要排队等候，有时候要等很久。 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迅速崛起，电话开始走进家庭，家庭电话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 作为普通百姓人家，当时都不敢把家里装一部电话作为生活目标，因为那个时候电话安装费用非常高，相当于当时一个人全年的工资收入，高得一般普通人家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因为电话对普通百姓人家来说，使用频率并不是很高，它不像电视冰箱，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医院麻醉科有一个马医生，父母开餐馆多年，挣得盆满钵满，他们家里早早安了一部电话，马医生还买了一部“大哥大”，有时看见马医生手拿着“大哥大”，站在家门口通话，引得过路人纷纷驻足侧目。 1994年，由于煤炭企业连年不景气，丈夫只身一人调到湖北工作。一个人出门在外，时常挂念家里、思念女儿，他每周都会给我和女儿打电话，电话每次都会打到一楼的于师傅家里。于师傅的儿媳在邮电局工作，家里安了一部电话，我们那个单元除了四楼的派出所所长家，楼上楼下的都在于师傅家接电话，他成了我们的“传话筒”。 在那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只要丈夫来了电话，于师傅就会在楼下高喊一声：“小陈……电话……！”我听到喊声，便迅即疾步跑下楼去。于师傅和我在一个科室--矿务局职工医院住院部工作，他为人十分热情，喜欢说说笑笑。每次去他家接电话，他都笑脸相迎，这让我十分感动。 后来，我跟随丈夫调到湖北工作，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父亲不放心我们，常常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及女儿在幼儿园的表现等等，每次都嘱咐我们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太节约，要把身体搞好…… 我家对面有一个小卖店，店子里有公用电话，父亲从单位打来长途电话到小卖店，店主人来叫，当时我不管在干什么，都会赶快停下手中活计，三步并作两步穿过马路去接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亲切话语，熟悉的乡音，温暖的嘱咐，时常让我不能自已。 1997年，为了通话方便，我们决定装一部电话，当时医院已经有许多人家都已安装了电话。虽然那些年通讯业务有了飞速发展，但也出现过有钱也没法装电话的窘境，有的是因为居住环境无法铺设线路，有的是因为没有号，还得排队等候。 丈夫所在的市医院职工较多，医院便出面为职工集体安装电话，这为我们节约了一大笔费用，还省去了排队等号的麻烦。记得初装费是一千九百多元，交钱后没过多久，就有人上门安装了。那是一部乳白色的电话，摆放在写字台上，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可是安好后，不知打给谁，因为家人和亲戚都还没有安装电话。 我和丈夫两家的亲人都在外地，我们打出去的都是长途，长途电话价格很贵，按时收费，一分钟两毛钱，随便一打就是几元钱，所以平时不常打，但是到月底一看话费，心里那个悔呀！ 我怀疑邮电收话费的真实性，也常听人们说他们乱收费，此后我便常到公用电话亭去打长途。 给父母打电话，一般打到父母家对门的申伯伯家，每次都是申伯伯或者他女儿小娟去叫父母接电话。 老是麻烦别人，总感觉不太好，我劝父母也装一部电话，这样通话更方便。 在我的劝说之下，父母狠狠心决定装一部电话。装好电话后，父亲在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了许多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但十分节俭的父母一般只接听，很少打出去。他们接听我的电话时，常常刚说几句话，就说：“好了，挂了吧！”我知道，父母是心疼电话费呢！母亲非常爱惜那部崭新的红色的电话机，她用一块漂亮的手绢盖在上面，还隔三差五地用毛巾拭去上面的灰尘，生怕尘埃堵塞气孔影响通话质量。曾几何时，手机走进了百姓生活，它的小巧玲珑、方便快捷蠃得了人们的喜爱，大家使用固定电话的频率正在逐渐减少。又过了几年，我家每人都有一部手机，固定电话成了家里的摆设。至此，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被遗忘在岁月角落里。 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