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忧参半为人父——我记忆中的儿子童年

l李大春

（43医院原名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零医院）

1979年5月，我和达莉结婚，当时由于条件不许可，我们的新家安在43医院红砖宿舍楼，那是一套分配给我岳父的不到40平方一室一厅一卫的房间，用三层板把客厅一隔，我们就拥有了两室一厅一卫套房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新婚夫妇能有这样一套住房，已经很不错了。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父亲都是英语教师，父亲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于清华大学，生前是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我的岳父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传染病学专家，抗战胜利后，从日本回国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就职。解放初期由人民政府派到43医院任传染科副主任。相当长的年代，正是因为岳父家庭出身和留学背景属于内控任用对象，这种不公正政治待遇，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当时，军队医院的医生，大都还是文化程度不到高中、从部队卫生队抽调组成医院，我岳父在43医院里，也算是凤毛麟角似的“出土文物”了。

我们儿子1980年5月生于43医院产科。儿子出生当天，我夫人羊水都破了还在厂里上班，同厂的工友陪她乘公交车去43医院。儿子出生时难产，使用产钳拖出，将近一岁时双耳上、脑袋还有深深的产钳印迹。因为患新生婴儿肺炎和夫人产后感染，产后还在43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生时3.27公斤的儿子，像放了泡打粉发起来的馒头一样地一天天长大，婴儿房中他的个子最大，食量也最大，医院规定的婴儿牛奶不够儿子食用， 经常为此哭闹，带着整个婴儿室的其他孩子一起哭闹，搞得护士都怕他了。

（红砖楼旁篮球场、露天电影屏幕、礼堂）

达莉出院后，我们没有请保姆，我母亲来家里帮忙了几个月。达莉上班后，背着儿子，骑着单车去厂里，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娃，那段时间生活之艰难，如今回忆起来，禁不住嘘唏。

（儿子两岁时，那时。我们家我们的排行是这样的，如果家里养着狗、那么我排行老四。）

我们的住房楼下就是医院的篮球场，我们儿子学走路没有让我们操过心，就用学步车，连坐带走的就学会走路了，在那个球场儿子还学会了滑旱冰。 上小学以后，儿子喜欢在操场上，把右脚穿过单车三角架用左脚一边登地一边滑行，就这样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儿子三岁时就在43医院幼儿园，下班时，医院的职工都先于我们去接自己的孩子，在我印象中儿子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有时，我们儿子会乘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地逃跑回家在篮球场里玩。一次，儿子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我们回来，把我们那个单元二楼到四楼各家放在楼梯过道的蜂窝煤全部丢到楼梯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医院职工幼儿园在这条巷右手中间那道门里。）

在红砖楼的宿舍时，我们也感到军队生活的气息，每天早上6 点30吹起床号，我们应声而起， 每周五晚上8点，篮球场上放露天电影，夏天我们拿着小凳子去占位子，冬天怕冷站在我们家，面对球场，也可以看到电影。

（解放军叔叔救儿子的水池，现在已经改中心花池。）

约是在1983年还是1984年的夏天，一个周末的上午9～10 点左右，儿子爬上水池围栏，在围栏上沿着水池跑着。当时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有几个从中越边境战争负伤下来住院的伤员也在水池边的石椅子上晒太阳，其中有一个被炸弹炸掉一块脑盖骨，头顶凹了一块的伤员，有心无心地看着儿子沿着围栏跑着……突然，儿子在围栏上消失了。那位头部受伤的战士，立刻跑到水池边，一把抓住我们儿子，把他从水里提了出来，救了我们儿子一命。晚上，我买了点礼品到病房，找救儿子的那个头顶受伤的战士，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住院部昏暗的灯光下，不断传来受伤战士的疼痛难忍的呻吟声，我的心纠起来，一阵阵发痛。时至今日，我常常会想，这些为祖国献出青春热血的战士，如今还在世吗，他们生活得怎样？是否随着流逝的岁月，也淡出了我们的心中。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43医院的小桥流水花园）

我们在43医院先后搬出搬进几次，几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43医院是我们家的摇篮，是儿子出生、成长、启航的地方，我们看着43医院的变迁，从简陋陈旧发展为今天现代化部队医院。我们儿子也从这里走进军医大，成为今天在医学上有所造诣的医生。

（儿子小学毕业后，我们一起到南屏街邮电大楼旁，一家照相馆拍的标准像）

（瞧这一家子，这是我们夫妇与儿子相处时间最长、儿子对我们还比较依赖的黄金时期，随着时间的流失，儿子像山鹰一样，飞翔在自己的天空，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似水流年，43医院承载着我们一家难以忘怀的欢乐，承载着我们成长中的失意和痛苦、舒适和艰难，特别是43医院对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思想上不公平待遇，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2020年10月19日

（这是上世纪末，我们一家于孩子外公在一起生活故居，儿子在医院大门口踏上上军医大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