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沈佩生前草拟，执笔整理：方济南

方济南

父亲和母亲1946年的结婚照

　　今年（2021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写完《我的父亲》五篇美篇（1.童年，少年，青年时期，2.抗日战争时期，3.解放战争时期（一），4.解放战争时期（二），5.父亲与空降兵）。随手又翻阅着父亲和母亲留在办公桌抽屉里笔记本，手抄纸等。突然母亲手写的几张草稿映入我的眼帘，特别是醒目的标题《追忆方铭同志》，说是草稿，实则是题纲，于是我就有了完成母亲心愿的冲动。

母亲和父亲是一对生死相依的革命战友，他们又是一对亲密的革命伴侣，他们在一起生死与共地生活了三十六年，因父亲过早地离世，母亲又独自和子女一起渡过了三十七年（母亲逝于2019年2月14日），生前她曾多次和我们讲起，想等到2021年父亲100岁的时候她再去与父亲相見，但是天不由人，她却在2019年春节就去天堂与父亲相会。所以今天我就来完成母亲生前的心愿，把她在父亲走后的三十七年对父亲的思念和回忆记录下来，可能文章中没有文学修辞，在时间的节点上也会有些跳跃，但这是母亲的真实思想所在。

　　方铭同志是我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我们在革命的历程中共同渡过了三十六个春秋，可是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整整三十七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刻都浮現在我的面前，依然那么清淅，那么亲切，就象在昨天，他走了，走的那么匆忙，他虽然只走过五十九年的路，但却为他所追求的事业耗尽了自己的心血。

我和方铭同志相识，是一个特殊的时期。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腾，而不久新四军浙东纵队接到命令渡海北撤，我也随部队北撤至江苏盐城。这是我党我军信守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而撤出八个解放区（包括浙东）。

在盐城整编时，与苏中的一部分编为一个纵队，为58师，59师，60师，浙东纵队为60师，继续北上山东，我被分到58师卫生部。就在这时经卫生部副部长郑素文介绍，我认识了方铭同志。他在二团任参谋长，也是带着他的团队从浙西根据地北撤的，他年轻英俊，特别是带着浓重宁波乡音的普通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我调到旅政治部审计室，离二团更近了，他经常让警卫员送个信，约出来散散步，此时我们恋爱了。那是小麦刚刚发芽的季节。1946年7月1日，我们写报告经纵队政委谭啟龙批准我们结婚了。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了。他经常对我说，作为革命军人，是要为革命事业付出一切的，你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我牺牲了你要挺得住。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是离多聚少，天各一方。结婚不久，有一次我和沙路同志一起去一团，她爱人朱啟祥是一团政治处主任。那天天下大雨，师部和一团隔着一条沙河，河水猛涨，原来过河的一条石桥被淹，天色已黑，我们只能摸着慢慢通过，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当天晚上师文工团一名女同志在过桥时被淹死了。好险啊！这短暂的一次见面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和革命军人的妻子在战争年代里真是双倍的奉献，既要在战火纷飞中完成自己的任务，抚育革命的后一代，自己要经历生死考验，还要为丈夫承担风险，每每战役一结束，既有胜利的喜悦，又怕听到意外的不幸消息。

鲁南战役打的比较顺利，伤亡也不大，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豫东战役打常郭屯，部队伤亡很大，副团长谭忠牺牲（妻子还怀着孩子），团参谋长胡云标牺牲（他们结婚才36天），还有作战参谋唐鹤林，宣传股长王立相继牺牲，消息传来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担心方铭怎么样了？这就是革命军人的妻子的要承担的。以后我调到纵队后勤部审计室，我们相距更远了。打仗时他们在前线冲锋陷阵，休整时我们后勤部门又忙的不可开交。有时半年也见不到面，有一次部队休整时，纵队后勤部廖部长命令我到方铭同志部队去，起先我一肚子气，见到他就发牢骚，认为是他拉了我的后腿，他却笑着说：我理解你，也支持你的工作，第二天一早他就让我回去了。（说心里话我也非常想念他）

在外线出击时，有一次纵队后勤部宿营地和二团宿营地在个村庄，可谁也不知道对方，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就这样匆匆见上一面就各奔东西了。

方铭同志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多次战役，每战都是亲临前沿指挥，他的老警卫员金荣告诉我，砀山战斗时，前沿突破受阻，通过桥梁时伤亡很大，方铭亲临桥的一侧，直接指挥炮兵炸毁敌人暗堡，使部队通过桥梁，炸开城墙，直接夺取敌军旅部。老警卫员颜强说：豫东战役常郭屯战斗中，他送方铭同志进入指挥所时，天色渐明，他只带着两个侦察员，一个排长，通过敌火力封锁地带，进入突破口，每次听到这些情景，真是让我心惊肉跳。

1948年9月我生下第一个孩子后，49年6月我就从三野留守处所在的山东曲阜，回到上海20军58师方铭同志身边。1950年7月我国成立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方铭同志调任副旅长，他是我军空降兵部队组建者之一，还从全军的英模中抽调了三，四千人。还有苏联顾问团，白手起家，利用了日本旧驻军营房，我们不少人就住在城内老百姓家，我和方铭同志就住在老乡家，打地铺，因卫生条件差，我得了“阿米巴”痢疾。

训练跳伞，有时他一天要跳二次，有一次跳伞因风向改变，他跳在了卡车的车箱里，把跳伞鞋的后跟都拉掉了，真是好险啊！

1951年6月在安微临淮关河川进攻联合演习，受到了演习指挥部好评和刘伯承，粟裕等接见。

1955年9月至11月，他率个加强营参加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代表团的一致好评。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跳伞表演，也是他这个空降兵的师长亲自率领着120名男，女跳伞员在北京圆满实施的。（那是1952年8月3日在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自己先后共跳伞二百多次。1958年7月，方铭根据我国国情和我军特点写下《有关空降兵建设的几点意见》编写了空降兵战术，技术专题资料在军委扩大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每当晴空万里，我会情不自禁地想，方铭会在那朵云彩里跳将下来吧！

作为妻子，我会有别人无法体会的感受。

我们是一同调到空降旅工作，他在司令部我在后勤部，那时部队要求很严，干部要每天早上出早操，他很支持我，我每天早上都要到后勤部出早操，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平时要外出开会，报账，有时一出去就是半个月，孩子们在他那里，虽然是有保姆，奶妈，也还是要他操心。

1955年部队动员女同志转业，那时我正好怀第四个孩子已经七个月了，有不少女同志办了复员手续，但我坚持要转业，他很支持说：女同志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部队营区离开封市有十几里路，而且交通不方便，只好把三个孩子先放在他那里。

55年我生完第四个孩子，就提出做绝育手术，当时市领导不太同意，因为当时做这种手术的很少，我四个孩子不祘太多，年纪还轻，最后还是我去做了绝育手术。在家里他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们是平等相待。

薪金制之前是供给制，按级别发津贴费，孩子发保育费，因为我和方铭的家里都很穷，每个月我们要把津贴费和孩子的部分保育费给老家的父母寄去。

1958年我在开封市政府工作时，组织上想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学习，那时我们已经有四个孩子，老大10岁，最小的才3岁，我和他商量时，他却欣然同意了，说学习是好事，你就放心去吧。在我学习的这两年时间里可是累坏了他。他做为一师之长，工作忙是不言而喻的，每逢星期天还要抽空赶到十里之外的家中去看看孩子们，后来市委机关的领导把我的父母亲从宁波老家接来，才缓解了他的压力。他爱这个家，爱孩子们，但是他更多的是对孩子们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和严格要求，给他们讲自己的艰难童年，谈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大儿子上中学后，他鼓励孩子要学雷锋并给儿子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让他在学校为同学们义务理发，儿子斑上的一个同学得了肺结核，可他家里很穷，只有个母亲，儿子回来一说，他马上拿出五十元钱，五十斤粮票叫孩子给同学送去。

三支两军中他在武汉市担任主要领导，但从没有以权谋私，他对子女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严，他在武汉市工作了五年，可是没有将一个身边工作人员家属的户口迁入武汉市，在生活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很照顾的，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他都要我给他们送点去，我家里的老阿姨年龄较大，每逢上楼灌开水，只要遇上，他总是接过去自已提上楼。

1973年他离开武汉市的工作回到武汉空军，临行前他把市委行政处处长叫到家里，把市委配的每一样东西一一拉了清单，就连一盏台灯也做了交待，并和我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他说这是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的。

当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遇到几次调级，他都动员我主动让给别人。63年部队动员家里还有直属亲属在的家属回乡，我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我和妹妹两人，母亲59年就在我这里去世了，就剩下父亲一人，本来是可以留队的，但是他考虑到做为领导干部不带头会影响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和我商量，动员父亲回了宁波老家。

方铭同志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总是有那么一股拼劲。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小学五年级，但是他努力学可，勤于动脑，对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都系统地进行了学习，并做了笔记。对上级文件的精神，报刊上的学习资料，他都摘抄在笔记本上。68年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因劳累过度得了糖尿病，紧接着是急性胃出血，大口大口的吐血，他还不想去住院，坚持要去参加晩上7时在武汉军区召开的会议，后来还是医生强行把他送到医院。输血后医生要他最少要住院半个月，但是他只住了十天就非出院不可，以后只有做了胃切除手术，切除了胃的五分之四。

1981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下部队是在他临终前三个月，从河南到湖北他转了四个部队，直到作报告时，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仍然坚持转完一个点，回到武汉就在医院查出了肺癌，在病危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他分菅的工作，每次有人来看望他，他就用沙哑的嗓子嘱咐他放心不下的工作。

方铭同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和孩子们永远的怀念他！

爱妻：沈佩

二〇一八年十二日二十八日

（ 这一天是父亲九十七岁生日，也是母亲去世前2个半月，所以就用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