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想

马智勇

今年10月1日国庆中秋双节同庆。开年便被新冠病毒打个措手不及的华夏儿女经共同努力逐步控制疫情后，终于迎来久违的长假黄金周。人们如久困笼中的鸟儿冲出闸门，尽情地振动羽翼，扑楞楞飞向广袤天宇，畅快地遨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蓝天白云之下：旅游玩乐，消费购物，呼朋唤友，一醉方休......那份酣畅淋漓的痛快劲真真羡煞了国外一众看客，因为他们当下正被持续的疫情反弹折腾得焦头烂额。眼看着全球感染者已达四千多万，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并仍在与日俱增，屡创新高，各国政府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且政坛大佬相继中招，就连所谓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也未能幸免。两相比较，国人无不自内心发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由衷感慨。举国欢度国庆之余，我们愈加缅怀革命先辈为创建新中国抛头颅洒鲜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丰功伟绩。待心绪逐渐平静，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又掠过老牛倌（见拙作《老家的老兵》）的影子。

在共和国华诞的喜庆日子突然想起老牛倌，那一刻连我都感到莫名其妙，过后慢慢清理思绪，一切皆源于近日重翻成都战友江砚都前些年向我推荐的一本书。

这本名叫《没眼人》的书，是浙江电视台原当家花旦亚妮在太行山深处花十年时间跟踪拍摄同名纪录片的文字记述，讲的是一支抗日战争时期即为八路军谍战服务的民间盲人演出队多年艰难谋生的故事。书中各色人等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强烈地唤起我对老家此类人物的联想，并对老牛倌现象作了进一步思考。

一个曾在对敌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老八路，何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时刻当了逃兵，多年来我一直对此颇为费解，直到听金一南将军介绍解放海南岛有关情况方才茅塞顿开。

海南岛战役发生在1950年上半年，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昔日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好日子就摆在眼前。即将渡海作战的四野部队中便有一些官兵贪生怕死，找各种借口逃避上战场，甚至开枪自残，其中不乏担任要职者。人啊，在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能义无反顾奋起反抗；环境稍有改善，心中便杂念丛生，想法多多。老牛倌前往起义部队的时候，老家已经解放，土改后家家贫雇农都分到土地，“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好愿景眼看就要实现，面临死亡威胁，心思一活便倒在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结点时刻，其行为与上述解放海南岛时的个别官兵如出一辙。

然而，历史发展的洪流终会以磅礴之势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几乎就在老牛倌半途倒下的同时，解放区更多刚刚翻身的泥腿子却毅然放弃没过两天的好日子，顶着满脑袋高粱花子跟着共产党冲向南方敌占区。他们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今人谓之“南下干部”——其中也包含我的父亲。
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后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那群人。他们是新中国的助产士，是历史的推动者。一位身为“南下二代”的作家曾深情抒发过我们对他们无比敬仰的情怀：拂去岁月尘沙，我依然被父辈当年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勇气所震慑。他们当年飘篷万里，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把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南方炽热的土地上，融汇在共和国金色的史册里。当他们把自己像种子那样播种进南方那片热土，也把像我这样的后代们，培植在他们郁勃的人生叶脉里。我们听着他们的故事，学着他们爽朗的北方口音渐渐长大，从而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崭新族群。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的荣耀。
南下干部多为东北三省和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解放区的翻身农民，也有南方率先解放地区的进步知识份子（如二野西南服务团）。在四川，南下干部则以山西人为多，这也是由共产党当年夺取四川的战略部署所决定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时，西南地区尚在国民党掌控之中，我军为解放大西南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军事包围后，对四川守敌予以最后歼灭。11月初，川黔战役正式打响，刘邓二野首先向重庆和川南发起进攻，随即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敌军防线。贺龙则率一野18兵团等部沿秦岭从川北杀向成都。南北合击，势如破竹，很快取得解放四川的全面胜利，吓得蒋介石从成都仓皇逃往台湾。二野前身为八路军129师，抗战时期在晋东南创建革命根据地，从当地补充了不少兵员。贺龙所部则在山西时即由晋绥分局在临汾集训大量入川干部（当时四川地下党还派马识途前往介绍川情），到四川后迅即分赴各地组建人民政府。由点到面，两路大军均有相当数量的山西干部在四川为建立红色政权浴血奋战，由此形成巴蜀地区山西南下干部众多的局面。
小时候常听父辈讲，南下途中，黄河是心中最大的坎。河这边是翻身做主的解放区，过河后则是胡宗南多年经营的西北大本营，每前进一步都要拿鲜血和生命去开道。过黄河前，确有不少人开溜回家；翻秦岭入川决战前，仍有人相约开小差——披荆斩棘的道路从来都充满艰险，每一道坎都可能从车上颠下些拢不牢的零碎。
入川后，面对极为猖獗的匪患，父亲一行19人在领队苏兴带领下奉命开赴名山县组建人民政府，此为共产党派往名山的第一支工作队，时人顺18兵团编制戏称其“19兵团”。前辈们在名山先后遭受土匪围攻区公所、火烧东街等各种生死考验。我猜想他们当时心中可能也象老牛倌一样冒过些许杂念，但事实是其中没出一个孬种！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为建立名山红色政权立下卓越功勋，历史会永远铭记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至今日，当年的南下干部多已去世，剩下的也是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但其后代却在南方诸省各个层面开枝散叶，蔚为大观，成为当地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如四川就有祖籍山西兴县、弃市长不干自费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樊建川。以小小的名山县城为例，南下干部有多少我不清楚，但离别整整半个世纪后，仍清楚记得儿时的玩伴和同学有不少山西二代：
吉小平（翼城）、尹小康（临汾）、王秀华（山阴）、任焕平（兴县）、席汝云（洪洞）、董永康（闻喜）、韩磊（怀仁）、郭继平（平鲁）、土文九（平鲁）。 后来一同入伍的本连战友亦有成都的江砚都（运城），雅安的张国军（长治）。
多年来，虽然我们无缘象父辈一样为建立新中国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却为建立巍峨的共和国大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随着时光流逝，今天，年过（近）花甲的南下二代也大都进入退休行列，但其第三代正以更强的势能活跃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并在新兴科技大潮中显示出比前辈更强的优势，如雅安郭叔叔的孙子就在我国无人机研制方面颇有所为。展望未来，南下干部的后代子孙必将秉承先辈遗志，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试看他年之后，“南下后代”也许会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