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高

延安镇镇

那天我在微信上说，我去西安是第一次听建群讲课，后来想，是我记错了，以前还有过一次。

记得那是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到报社时间不长，我是八八年延大毕业后分到报社工作的。按照惯例，新来的人先要从记者干起，干的时间长了，才华显露出来了，才有部门会要去当编辑。那时建群从政文部主任调到了记者部，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延长有个叫张思明的退伍军人办了一张文艺小报，他是个文学的热爱者，常给报社投些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东西，叫报告文学，太简单；叫通讯吧，又有点重。他在郑庄镇办了个文学创作学习班，因为都是熟人，建群又没架子，一叫就去了。我跟着建群，象桑丘跟着堂诘可德，那时文学在报社是受排斥的，建群也没出大名，也没几个人能看出来建群日后会成为一个大人物。而我却剑走偏锋，跟着他跑。

其实建群和我早有师生之谊。我在宜川中学上高中时，常给报社投稿，他给我挑的发过几篇，有诗歌、散文、小说，其中有一篇《老姜老婆子》，李伦常说他还记着。那时无心学习，每天都等着寄出去的稿子能够发表。就是因为发表过几篇稿子，很得意、很自负，甚至觉着高人一等。直到高考预选后，看到那些平常用功学习，除了学习，再什么爱好都没有的农村同学，一个个都比自己分高时，才想起来考大学是当务之急。我上延大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常有去拜访他的念头，但一直没敢去，因为我也是个从县城来的乡下娃娃，就象如今的农民工刚进城，胆小，啥也怕。直到现在，我一看到那些刚进城胆还不正的农民工，就想起自己刚来延安上大学时萎缩的样子，说实话，我那时连他们现在都不如。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想把事情做好，要在城市站住脚，每个工作、每个岗位都来之不易，都是全家人的饭碗。就是因为这种情结，我对农民工历来都是同情和包容的，因为我有过他们的经历。多亏有一次，硬着头皮去报社见了满怀敬仰之情的高老师，他说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他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喝茶，还说了些鼓励我的话。后来我有时候通过邮局给他寄稿，有时候借个自行车，骑到南关报社给他送稿。他继续给我发稿，帮我作着文学梦。我毕业后能去报社工作，他功不可没。若干年后，我的一位同事给我说，他和当时的报社领导的儿子是同学，那时他也想去报社，同学的父亲扬起我复印的厚厚一沓发表过的作品，对他说你有这吗？他常调侃说我在年轻时就抢了他的饭碗，闪的他每一步都走在我后面，跟着我亦步亦趋。

当时报社在南关是个大单位，一所也是个大单位。报社的印刷厂有不少长相出众的女人，一所也有好多好看的服务员，她们在全城都很有名，都是人梢子。那时服务员都是美女，就象现在的空姐一样抢眼，长相不行必须关系很硬才能入行。每年元宵节闹鞅歌，市委的方阵都是以报社和一所组成，阵容壮观。

创作班是在一个镇中学的教室里举办的。教室里板凳和桌子都高低不齐、好坏不一。建群坐在讲台上，下面坐着我和张思明。能把建群请来，张思明很激动，也很有面子。建群讲了什么，我都忘完了，那次听课的我已经丟开文学几乎二十年了，张思明的确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别的来自延长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是否还有人坚持下来，就不得而知了。在文学这条路上，能走到底的人不多，他需要天赋，需要坚持，坚持不是一句话，要经得起多少摧残和诱惑。我在报社时写过一篇《任三娃放不下手中的笔》，讲的是洛川农村一个双腿残疾的青年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一度鼓舞了不少的文学青年。而我自己却动摇了。我曾经说过，当大家发现文学不能救命时，都落荒而逃。

报社位于市场沟口，东面临街，南面西面北面是一个环状的两层薄壳楼，有个小院，院子里栽着一副篮球杆，报社人打球，一不小心，就会把球扔到南关街上。薄壳楼宿办合一，穿过薄壳楼，后院是印刷厂，印刷厂和薄壳楼交界的地方，有个锅楼房，每天早上一上班，所有的办公室和院里的家属，都要提着暖壶排队打开水，场面蔚为壮观。烧开水的人名叫小满，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让外人以为，报社烧锅炉的都要有文化。我后来成了他的邻居，他家一直单传，他要二胎的主意是我出的，申请是我写的。没想到二胎又是女娃，不管他家是否高兴，每当看到那个活蹦乱跳的女娃，我的心中都充满成就感。我刚到报社时，记者部在薄壳的二层西北交界的房间办公，门前正对二楼到一楼的下水道。办公室的柜子后面有张床，当时正没人住，我把延大的铺盖搬过来，就住了下来。因为住在办公室，每天必须早起，必须赶大家上班前打扫好房间，刚参加工作，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后来有个宿舍空张床，我就搬了过去，和孙有胜当了舍友。时间不长，领导又让我们搬到印刷厂职工中间的一个宿舍。我刚去报社，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那些年龄大的同事都劝我别搬过去，说那间房子正对大门，刚死过个癌症病人，谁住对谁不好。我妈在县上知道后，也不让我住，宁肯让我去外面花钱租房，都不让我住。我最后还是住进去了，住前我打了一堆火，把房间搞的烟熏火燎，以驱晦气。后来小孙婚姻不顺，大家都把问题看到了房子上。我命硬，倒是球事没有。每次晚上下楼上厕所，走下走上长长的楼梯，我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真的遇见鬼。我的隔墙邻居是一位叫杜翠英的单身老工人，她常叫我喝稀饭，让我在这个冷冰冰的城市感到温暖。如今报社的小院和薄壳已被一座新闻大厦所代替，我们的故事也随着我们的离去而离去。那里每天又在发生着新的故事，后来的故事，我们已经一无所知了。

张思明一度时期很神奇，当然不是因为文学，靠文学吃饭的人，要象建群一样有大智慧、大作为。文学是一碗强饭，一般人是吃不了的。思明当兵时的一位战友，前几年成了军队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后来他又出了大事，他带给思明们的荣耀，在他出事后倾刻烟消云散，思明还是思明！

我问过建群，如果他当时不给我发表第一篇文章的话，我现在会干什么？我就不会走上这条看似体面，实则艰难的路，从上学时写诗歌、散文、小说，到报社写消息、通讯、社论，市委办写材料、讲话、公文，包括到外宣办当主任、贸促会当会长，下到黄陵当副书记、黄帝陵管理局当局长，回市上当旅游局长、考核办主任，一辈子都靠文字吃饭。而搞文字的人，往往让人觉着除了会写、会下苦之外，百无一能。

也许我也开个小卖铺，卖些烟酒副食，不读书不看报，连电视新闻也不看，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和顾客斤斤计较；也许我也变成了个黑包工头，偷工减料，吃喝嫖赌，胡吹冒撂，招摇过市。

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建群总是笑而不语。我在黄帝陵当局长时打赢了让全县人头疼的神天鼎官司，一位局里的员工给我发信息说，知道你行！就凭着你的执着，不妥协，不认输，就知道你会成功的。这条信息我一直保存在那部老三星手机上。刚才为了找到这条信息，我不顾重感冒，起床披上衣服，在柜子里翻出那个旧手机，就是因为这条信息，我一直保存着那部手机。手机不用后，再没充过电，我打开时，不停地报警，我很担心信息没找到，手机就死机了。几年不用了，充电器早不知丟哪了？还好，在我找到信息时，手机没死机，让我又看到了这条信息。

我还真相信，凭着我的刻苦和努力，我干什么都不会太差，肯定在某个行业也能干出点名堂，也许能当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我常调侃地说，即使偷人，也不会比别人偷的少，光景也不会过的太差！（作者：马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