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反袁护国”潜离北京百年之迷史实新说------蔡锷致贺培桐信 揭开戏剧性历史背后的真实一幕 贺子申

子申

　　按：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密友和追随者，是清末改革民主斗士，民初反袁护国卫士，蔡锷将军的挚友，他与蔡锷共同筹谋了潜离北京反袁斗争的大戏，但目前却很少有人知晓。

 

历史应是真实的，但往往因为届时客观条件限制而不能还其本来面目而成为了“迷”。纵观历史有太多的迷，其中多又变为传说演为戏剧，戏剧给人们以烙印，既而又变成了“真实”的故事。而后一旦揭开了史实，有的人还不愿接受了，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那段虚拟的历史，被戏剧化的历史反而显得更真实了。为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努力完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哪怕他还不是历史的全部。

百年前在中国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历史的伟大变革中，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南下护国是如何潜离北京的，也早已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百年之迷了。以往一般传记文章认为：蔡锷潜离北京（西城区护国寺棉花胡同66号）仅系与老师梁启超商量并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潜离的，而电视剧更是多了些戏剧性。这些虽然已被更多的历史学家予以否认，但在戏剧舆论的冲击下早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可，而历史学家也没能见拿出有力的证据，任凭这样演绎下去，几近成为“真实”的历史故事了。

2016年12月16日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举办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专场拍卖：蔡锷致贺培桐有关密谋南下反袁称帝的重要信札问世。沉睡了百余年的蔡锷信件由此公之于众，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蔡锷南下讨袁潜离北京史实的深层序幕至今也已近四年。而当时拍卖问世时也正是蔡锷将军逝世（11月8日）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对蔡将军的一种慰祭，更是对历史的真实复原。虽此，而至今仍没能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可能是因为历史太“久远”了吧-----

此次拍卖公司西泠印社称为蔡锷致贺培桐有关密谋南下反袁称帝的重要信札，清晰写明：“昨谈甚欢。百里意不欲行，津游作罢可也，俟天候稍凉再行，约期可耳。手此，敬请道安。两浑。（1915年）七月三十一正午”。并以“加急”送往（前门外）小马神庙贺（培桐）湘南先生住宅的。从信中明显可见二人等昨日刚刚有过会面并有所约，但情有所变又急切地与之商谈，当然此事非一般也。

　 贺培桐（1876--1936)字湘南，河北省枣强县新屯乡贺家屯人。幼年家贫，后承三位兄长经营皮毛使家境转好。其8岁入塾，聪颖过人，13岁便满腹经纶，应童子试入县学。1894年奉母命到天津考入法政学堂，189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深造，获法学博土学位并留日本执教。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始于河北保定直隶师范学堂任教，1905年任清末直隶省督学，视察演讲，积极动员学生外出留学以广闻，接受新思想，其中多有加入同盟会者，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

据资料，1909年清末新政后期，贺培桐被选为顺直谘议局常驻议员，其力推民主立宪改革，积极组织参加国会请愿并发表演说，推动运动走向高潮（四次请愿）。顺直谘议局参与并领导国会请愿活动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对中华民国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贺培桐也是《大公报》的重要的投稿人之一，其《敬告有选举权者》一文在1909年5月18日至21日连载四天，指出“有选举权者即为吾民请命选择良医，一疗吾数千百年之沉疴，而冀得长舒吾民郁结之气，大开吾民拘促之心者也。”

民国初年，贺培桐为多届国会参政议员，曾被授少将衔，任陆军部军学司骑兵科长等职，获三等嘉禾勋章。贺培桐在教育和政界才华横溢，深得当政者争宠而不失气节：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贺培桐断然辞官，袁世凯曾派员携银两，到其住宅前门外小马神庙找他，要他再赴日本，为袁复辟进行游说，他坚辞不受；1918年，段祺瑞重新选举国会议员，贺培桐再次入选，议员们经常舌战不休，一次竟有人举砚击案，段棋瑞急命人去请贺培桐，贺至后，一席话便使众人情绪稳定下来。事后，段赞贺道：“先生乃北方第一才子也！”但未几，贺便不辞而别，又回到了天津；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后，倾力拉贺培桐入阁，不仅许以高官厚禄，还特制“海福山寿”匾额，亲自到津为贺母祝寿，但贺未为其所动。约在翌年，贺母去世，孙中山、廖仲凯等曾送花圈、挽联。

贺培桐性格豁达，善骑，因之被乡民赞称“文武双全”。其以高深的书法造诣誉满津沽，常为一些大商号与寺院题写匾额，其墨迹已成为书画珍品。约1928年贺培桐为时任河北省首任主席、爱国将领商震所作《风竹图》流传至今，收藏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内。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馆长刘新岗赞称：图中以一枝倒垂的竹子充满整个画面，竹枝劲挺、竹叶昂扬向上，以竹喻人，以竹喻心，以竹喻情，表达了他的气节和风骨。

　　贺培桐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极力反对，其与蔡锷为挚友，多有书信往来。蔡锷致贺培桐有关密谋南下反袁称帝的重要信札问世背后，还有否更多书信进一步揭示这一迷团呢。两年之后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2019年2月底在与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长刘新岗发送有关资料时，意外得知：陕西古玩收藏者冀某有一贺培桐对联原作。经日后联系，其2010年从李景森处购得一幅贺培桐的五言书法对联（江山如有意 花柳更无私），还有一幅李瑞清的字，并说：李景森是从贺的“后人”那里收来的，李瑞清的字也是贺家收存的，并称李景森还有蔡锷给贺培桐的六封信，六封信是连贴在一起的，当时价格太高，我没要。据此笔者又联系到了李景森。

李景森河北衡水人，现在德州开古玩店，主营碑帖古玩收藏。李先生爽快地道出有关经过和故事。

2003年李景森到西安开店，结识冀某，都是衡水地区人，来往多次后较熟。2010年，冀说对联是我家乡人的字，我得留下来，过一段时间后，他又把(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的四条屏中最后带款的一幅字也取走了。李景森说蔡锷给贺培桐的信不是六封，是三封一轴（连信封），当时是2005年，枣强大营袁**共有八轴字画一起卖给我的。

2005年四五月份，袁某家人因出事住进了衡水哈院（哈励逊和平医院），他们住院时间较长，袁就到一些门店打听字画价格，都不高，后来到了我这。他有时还到我这聊天，袁说他与贺家是姑侄关系，原来贺培桐的字画有两大抱，因放在柜顶上下大雨，房子漏雨都湿坏了，就扔了。袁并说李瑞清的字是4条屏，坏了也扔掉了，就这一条带款的了。

李景森保存蔡锷信十余年，2014年起妻患肾病，一时也治不好。2016年四五月份，当时缺少现金，在西安将蔡锷的一轴三封信卖给了一个姓胡的人。胡也为西安人，9月份将其中一封送拍，12月拍出的。

李景森还说：袁到我家跟我聊天，多次谈起了蔡锷与贺培桐的交往。他说：袁世凯上台后极力让贺培桐帮扶他，曾让贺培桐负责教育，因贺反对袁世凯称帝，后推辞不干，举家搬到天津。袁祖上在大营做皮毛，当年孙中山、宋庆龄、梁起超等遇难曾到过他家，他们穿的皮毛都是大营做的。贺培桐和蔡锷为好友，反对袁世凯称帝，常有书信来往。蔡锷为了南下讨袁，脱离袁的眼线，费尽心机。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多次给贺培桐写信，表面是生活琐事，实际是书藏暗语。为了麻痹特务跟踪，多次来往天津贺宅，最后一次说去天津看病，本想蒋百里一同去，怕人多容易暴露，所以没去成。他们进了贺宅后，随后就从后门走了，直奔了港口。这一切包括买票等都是贺培桐安排的。从此小凤仙去了东北隐身，蔡锷经周旋日本南下，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袁战争。

综上所述，虽难准确，但仍不乏其重要参考价值。尤以蔡锷给贺培桐的三封信，为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李景森保存蔡锷致贺培桐三封信一轴原照（中为拍卖信）

　　（轴左信文参考：湘南老兄：执事。日间剖谈欢甚，今夕如暇，请过我。明日日中须会议，昼有他约，入晚有应酬两处，归宅恐迟也。如何？乞赐知。并请高安。弟：蔡顿首  六月七号下六

封文：前门外马神庙贵宅    贺湘南先生高升   蔡缄）

  目前发现的三封信件，均应在1915年密潜时期，信中蔡锷称贺培桐老兄、仁兄，均相谈欢甚，享其快乐时光，并有相邀到访郊游等事宜，彼此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拍品与原信对照

　　轴右信(照片不清楚)

　　有关孙中山当年避难一事，贺屯贺学展妻子代树根还听她娘家（朱屯）爷爷说过：当年孙中山等人避难（应是二次革命失败后），上边差人看见有人跑到村内，贺培桐把人藏在柜头箱（四方形，上面一个盖子，放被子或衣服用的）里。他们追进村，到了贺培桐家，只见贺培桐坐在柜箱上面说：这里没人来过，你们随便搜！后来者无耐，谁也没吭声就走了，因此孙中山躲过一劫。若此，贺母去世，孙中山、廖仲凯等曾送花圈、挽联就不难理解了。其早年结识，志同道和，有患难之交，只不过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尚无更多实据可证而已。孙中山去世后，贺培桐书挽孙中山：

     以革命建古今未曾有奇勋，怨满天下，名满天下；

     至临死痛中外不平等条约，政府听之，国民听之。

　　在蔡锷发贺培桐急信仅半个月，8月15日其便搭乘晚车去了天津，并且以后多次往返于京津两地，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以造成其无意潜离之假象。1916年1月有唐家桢致徐世昌（徐世昌卷七）函言：“客秋，蔡氏因事来津，与贺君往来谈，昕夕无间，颇极友朋之乐”对史实予以了肯定。当时北京和天津是贺培桐居住与活动的主要场所，蔡锷此时，为掩人耳目也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拟成贯例，且二人“往来谈，昕夕无间”，则是为其日后潜离北京铺垫基础。唐家桢致徐世昌函中更加明确地阐述：“家桢供差津门，默察社会：一般人士之心理，类多随大势为迁转，求一置身局外；远忧深思，肯从国家究极之利害，著想发为读论，敢于冒时俗之大不韪，热心、毅力坚定不挠，如贺君其人者，殆不多觏也。”对贺培桐的人品性格作了高度评价。函中唐家桢还说：“家桢与贺至好，也与知彼两人政见虽不相同，而交情实不等于浮泛。此番劝告以公正之论，发于私交之口或者较易听受也。” 唐家桢就贺培桐劝告蔡锷及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致徐世昌函，其劝告一说也已很清楚了。所谓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与贺培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外，复有拟登报章宣布之作立言至为警切，兹）一并呈阅。”而已。当然，唐家桢在劝告、默察时可能扮演着一定的“监视”责任也不除外，但唐家桢反映的客观事实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唐家桢就贺培桐劝告蔡锷及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致徐世昌函

　　1915年12月19日，蔡锷与贺培桐等密谋并在多方努力配合下，蔡锷抵达云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护国讨袁战争，贺培桐特绘一百幅扇面售出，将所得银两支持护国军用。

1916年3月，贺培桐又就取消帝制及对时局之意见致徐世昌函，痛斥：民国袁世凯当政间，我国之根本摧残亦可谓达于极点矣。民国二年国会为负气之国会，民国三四年政府为任意之政府，均使之造成兵祸和争端。要实现真正政治之刷新，立民国永远平和之基础，唯此，则造福于民国前途者亦千古矣。其不敢安于缄默，以对国民是不惟一人之幸，亦民国大局之幸，虽效执鞭亦欣慕焉之强烈的政治热忱和魄力，反对帝制重演，支持护国斗争，并上书谏言，无我地捍卫着新生的民主共和体制，亦避免了更多的社会灾难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贺培桐就取消帝制及对时局之意见致徐世昌函

　　蔡锷在日本病危时，仍然给贺培桐来信，字写得像枣儿一样大。黄兴、蔡锷去世后，贺培桐曾在黄兴、蔡锷追悼会上发表演讲。

1936年贺培桐逝于天津，其挚友与津沽官员乘四辆轿车和七辆卡车护送其灵柩归里安葬。

蔡锷致贺培桐密谋南下讨袁等信，目前仅发现了这三封，而未发现的及贺培桐给蔡锷的回信定会更多，但这已足为历史提供了铁的证据。蔡锷将军潜离北京非台上戏剧性之表相，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人共同筹划与实施着这场大戏，方能演的这样精彩，因而也成就了这历史性的辉煌篇章。

 

蔡锷在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旧址，门前两棵傲然挺立的二级国槐见证了百余年的沧桑历史。兴许蔡锷致贺培桐密谋南下讨袁等信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护国讨袁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死灰复燃的美梦，恢复了共和体制，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它的功绩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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