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观蠡先生家人轶事

五里阁老

　　年少时，不识观蠡先生为何人；年长后，才知晓他是一抹烟霞、一曲琴箫。

　　自辛亥革命始，先生便是无锡的文化名人，大号“半老书生”，但他的名声却不囿于一城一乡。抗战前，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报坛巨擘和书苑奇才张丹斧名震上海，先生则与之齐名，丹叟有“上海吴观蠡”之称，而先生有“无锡张丹斧”之誉。先生于民国十四年接办无锡当时最大的报纸《锡报》，民国十九年又于无锡公花园内的杏庄建无锡大戏院，大牌影星胡蝶也专程前来剪彩，这份报纸与这家戏院的影响均波及大上海与整个苏南地区，当其时，先生之事业可谓煌煌盛美矣！

现在已难以领略先生之文采，偶然见到民国三十二年他采访梅兰芳的一篇《斯伶不出，如戏迷何》，便如获珠宝。其文如行云流水，庄谐有致，在新闻报道中，能把语言与情调侍弄得如此熨帖的实在不多。又有幸能见到先生为京剧“新谭派”代表余叔岩写的挽联：“久病亘秋冬，小部衣冠传优孟；及门著桃李，少年湖海吊残春。”上下联分别嵌入了余氏两位大弟子孟小冬和李少春的姓名，却不落痕迹，宛然天成，对这等的才气，不觉赞叹不已。

我查阅资料而知，先生的人生是复杂的，也是坎坷的。他曾因《锡报》记者宋痴萍的一篇涉及杜月笙艳闻的小品文而被抓至杜公馆，赖有妻子托人相救才免于荼毒；他又曾任汪政权之伪职，卷入其官场内斗，撰文揭了李士群的丑事，而遭“七十六号”追杀，被迫亡命天涯。那些似乎只存在于小说和影视中的故事于他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本质上，他却只是个徜徉于文艺滩头的一往情深的拾贝者，可惜于不慎间被社会的浪潮湿了鞋，被世俗的泥沙沾了脚。柳亚子曾作《鼋头渚太湖别墅提壁》一诗赠予先生与孙静庵二人，诗的最后一句“莫动雄心发浩沤”，既是赠者的自勉，也是对被赠者的赏知，是深得先生之志趣的。

　　我出生时，先生已病逝五年之久。虽然未能与先生同处于人世，但自小却与他的家人生活在同一院落之中，有东邻西舍之密切交往。不过，在那时只知隔壁吴家已故的先生是个办过报社、开过戏院的阔人，而丝毫不知他是文林的雅士。说穿了，这并不奇怪，下乡插队前，我于家乡无锡度过了求知欲最强的童年与少年，并嗜好文学，却竟然没有听说过城内新街巷里的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何况我与钱老还算得上是东林小学和辅仁中学的校友；也没有听说过城外西郊的那位被鲁迅痛骂的陈西滢有位爱写小说的夫人凌叔华，在海外华人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她的地位可不输于谢冰心和张爱玲，虽然知道陈西滢，也只是因为读了鲁迅骂人的文字。倘若不是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我必定还是坐于井底沾沾自喜地看着头顶的那一小片天空。

我们院子中的居民都称先生的遗孀为吴老太，只有每个月粮站来发粮票、布证和豆制品券的时候，才有工作人员直呼其姓名：“下一个，薛雪！”一开始，我很惊奇：原来一个布满皱纹的老太太也能有如此漂亮的名字！印象中的她，微胖，中等个头，灰白的发髻梳理得油光锃亮，深色的府绸的衣裤把身体遮掩得严严实实，手中持一把团扇，嘴里衔一根香烟。她不苟言笑，略显苍黑的脸上时常皱着眉头，看见我们那些邻家的孩子们也是爱理不理的。一次，住在东厢房里的陈先生与她谈起《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和秦可卿，才破例听到她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记得她说道：“贾府里的女人，有缠着小叔子的，有缠着公公的，连黛玉见着宝玉也哭哭啼啼的，还是宝钗最文静！”我不懂其中的意思，便想，她之所以那么说，一定是因为她与宝钗同姓薛。她于现实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后院里有位布厂的女工，夏天进出院子都穿着汗衫和短裤，晃荡着肥硕的白胳膊和白大腿，她见了，眉头便皱得紧紧的，有一次听她对着那个女工的后背轻轻嘀咕道：“不像腔了！”然后，就是一声叹息，那声叹息悠长悠长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来的。总觉得，她是天宫里的王母娘娘，因为错罚了牛郎织女，才被贬到人间的。

　　我们那个院子共计住着十几家房客，房东也是一个老太太，拥有那么多的房产，到最后却被房管局从轩敞的卧室中赶了出来，蜷缩在灶披间的一个小旮旯里。吴老太则比房东老太太的情况好多了，她家原先住着楼上的一个前后大套房，并独家享用楼下的一间中堂，后来仅仅是将套房的后房给让出来，外加将中堂与另一家合用了。

院中的孩子们都很想到楼上的套房去看看吴家那些古色古香的床柜和案几，但吴老太是不让我们进的，怕弄脏了她的一尘不染的地板。幸而楼下的中堂是去后院的必经之路，不能封闭，于是，便成了我们玩乐的天堂。那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张太师椅，八仙桌平滑的广漆亮得可以照出人的面影，太师椅的椅背上雕镂着精致的图案，还镶嵌着乳黄色的大理石，大理石上的纹理似山水草木，又似飞鸟走兽，尽可供人去海阔天空地想象。吴老太除了做饭和用餐是轻易不下楼的，我们有的是时间在中堂里“大闹天宫”，文一些的便坐在太师椅上扮演道貌岸然的玉皇，武一些的便爬上桌子扮演尖嘴猴腮的弼马温。中堂的地面上铺的是大块的清水方砖，我们爱玩一种叫作“递脚模模”的游戏，就是用单脚在方砖上跳来跳去，谁碰到方砖边缘的线条就算输了。

我们在中堂里游戏的时候，如果遇到吴老太从楼上下来，便会“哄”地一下四散逃开去。我大概是孩子们中间最调皮的一个，所以有时逃了没几步，就停下来，躲在前院的小天井里窥探吴老太的表情。她总是放下团扇，用抹布擦净桌椅，再用笤帚扫净地面，然后坐下来，微微喘着气，点燃一支烟，狠狠抽上一口，自言自语道：“要是畴曩，抡他们一把戏票，给我天天看戏去，省得在这里捣蛋！”我每次听了，都会想起公花园里的大戏院曾经是她家的，遗憾没有早生几年，错过了天天看白戏的好辰光。

后来，我终于明白，吴老太埋怨孩子们捣蛋是假，而感慨人生的沧桑才是真。吴家办的《锡报》于抗战爆发后便停刊了，抗战后复刊是由国民党县党部的徐赤子接手的，与吴家已无关系，而无锡大戏院则于解放后被收归国有了，并更名为人民电影院。年轻时，吴老太是观蠡先生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到头来，竟无所事事，沦为家庭妇女了。她有几个女儿，但儿子只有一个，且因收听境外的电台而被判刑三年，后来死于牢狱之中了。当时，我年龄太小，记不得吴家公子的模样，只记得大家都称呼他为小吴先生。失去儿子之后，吴老太便深居简出，郁郁寡欢，见了邻家的孩子们也没有一丝笑容。可那时的我们一点也不理解她，还经常在背后说她古怪，而我竟把她看作王母娘娘！

　　那几年，与吴老太常居一室的是两个人：她的儿媳小吴师母和一个过继给小吴师母当儿子的小男孩。小男孩原先是吴老太的女儿吴苹阿姨的儿子，过继后便由吴老太的外孙摇身一变而成吴老太的孙子了。

小吴师母是个十分标致的女人。她大多的时间都穿绣花的旗袍和半高跟的皮鞋，烫着乌黑的发梢，见人就笑嘻嘻的，苏州口音，又糯又嗲，是典型的吴侬软语。常常听得院子里的男人们窃窃私语，赞小吴师母脸蛋好，身材也好，像什么桃什么柳的，现在回想一下，大概就是“艳若夭桃，娇若纤柳”的意思。但院子里的女人们却从不夸小吴师母长得好看，她们或是恨恨地说：“是男人都喜欢这种女人！”或是酸酸地说：“有什么稀奇？再好也是从那里来的！”我不懂她们口中的“那里”究竟是“哪里”。不过，有一点是男人们和女人们公认的，那就是：“小吴师母自打进了吴家的门，就一直规规矩矩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原是无锡城中如苏小小和李师师一类的人物，而从良于小吴先生了。然而，刻板而讲究门第的吴老太，居然能与来自“那里”的儿媳长期地和睦共处，也应该算是一个奇迹了。

  都说小吴师母能歌善舞，但我从来没有听她唱歌，也没有见她跳舞，倒是听过和见过她的哭。那是一个午后，像是暮春，又像是深秋，后院的井台边有落花，也有落叶，总之是得到小吴先生死讯之后不久。整个院子里都静悄悄的，不知玩伴们都到哪里去了，我到处转悠着，闲得发慌，在进入前院小天井的时候，听到了一种轻微的声音，那是呜咽和呢喃混合在一起的声音，哀婉得令人心中出血。声音来自中堂，我走进去，见小吴师母正独自坐在墙角的一张骨牌凳上，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着什么。她手里捧着一方雪白的绢头，上面绣有花鸟，绢头已全然湿了，但她的眼泪还不住地滴落上去。我听不清她诉说的是什么，但听得出她的哭是强抑着的，要不然，大放悲声，定能感天动地，震塌这屋子。我不觉停了下来，痴痴呆呆地站在她面前，个头与坐着的她一样高，也有点想哭。看着她伤心欲绝的样子，便想起了刚刚学到的两句诗：“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后来的几年，就有好多鳏夫来追求小吴师母。花只有一朵，蝴蝶与蜜蜂却太多。还记得，在那些鳏夫中，有一个是吴老太娘家的亲戚，在崇安寺做鸟雀和金鱼生意的，一条腿坏了，我们小孩子都称他为“折脚舅舅”。他每次前来，都有另一个男人跟着，两人一边走一边争吵，都说小吴师母相中的是自己。有一次，他们还打了起来，从院门打到中堂，又从楼下打到楼上。但实际上小吴师母对他俩都不喜欢，她相中的是老实巴交的“老殷叔叔”，并最终嫁给了他，搬出了我们的院子。吴老太没有挽留她，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传言，说她用沙哑的嗓音挤出了一句话：“谁让我那苦命的儿子回不来了呢！”大家都无法证实她说了这句话，但都认定她这么说了。后来，居委会安排小吴师母到附近的一家卖煤球的店里工作，我每次看到她，都发现她白生生的脸上或多或少地有几道煤灰的黑印子，用院子里男人们的说法，成了“煤球西施”了。我还是称她为“小吴师母”，但院子里的女人们提醒我，该称她为“老殷师母”了。

  那个小男孩大名吴刚，乳名小白兔。我就想，“吴刚”是在月宫外砍伐桂花树的，而“小白兔”是在月宫内陪伴嫦娥的，他怎么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呢？他喊亲生母亲为“妈妈”，而喊小吴师母为“好妈妈”，我就有点羡慕他，为的是他有两个妈妈。他的到来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乐趣，他来自大上海，去过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照过大世界的哈哈镜，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而我看过许多连环画，能把《水浒》和《西游记》的故事从头至尾添油加酱地讲出来，这样，我们就经常互相交流，互通有无，只要有一天不见面，就会想念对方。无奈好景不长，小吴师母出嫁了，小男孩没有“好妈妈”了，只能回到上海的“妈妈”那里去了，他又从吴老太的孙子变回外孙了。我们在院子的大门口分别的时候，我于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虽然我们的大院前，没有“孤帆”，更没有“长江”，只有弯弯曲曲的小巷和在槐树枝头叫个不休的知了。

    那时，我还无法体会在没有小吴师母和小男孩陪伴的日子里吴老太是如何地孤寂，到了今天，我才能够想象她拖着老迈的身躯，移过套房中一尘不染的地板，再一级一级地挪下楼来，在中堂中抹桌扫地时的凄凉的心境，并一再地追忆起她在中堂忙完家务返身上楼时的那一剪落寞的背影，于是，便从心底冒出李后主的几句词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无论那是春夏还是秋冬，也无论那是晨午还是暮夜，我的思缕都缠绕在清秋的一钩弯月上了。听说，她的女儿们曾多次想把她接走，但这里有她太多的记忆，那张八仙桌的广漆可以照见她失去的亲人，尤其是她的儿子，她是决意不会离开这座沉淀着她的人生悲苦的民宅的。

世事变化太快，转眼间就到了大动乱的年代，在从院子外传来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中，吴老太迅速地衰老了，而她手中那把拿了几十年的小团扇也终于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换成了生煤炉时用来扇风的蒲葵扇。曾几何时，院子里的我的玩伴也都长大了，忙着去唱红跳忠了，唯有我一头扎进了破四旧中漏网的书堆里，苦苦地寻觅着另一个世界。    

    在吴老太的几个女儿中，吴苹阿姨会经常来看望母亲。她自己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工作与家务都很繁忙，但她几乎每个月都从上海赶来，陪母亲住上几天。夏日的夜晚，院子里的人都习惯在院门外的空地上乘凉，只有一对当政工干部的夫妻例外，他们家也在二楼，和吴老太的套房隔一道板壁，虽然在单位中正双双受着冲击，却依然不屑与我们那些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流氓无产阶级的邻居为伍。吴苹阿姨与他们截然不同，她只要在无锡，就会端着藤椅、搀着母亲来和大家聊天。她是知识女性，却一点也不清高，说话直率，她的话常常让我想起从书中看来的一些格言，比如，有人讲起街头的摩登女郎都改穿军装了，她就说：“我走在大街上，怎么就看不到美女呢？不懂生活，哪能有美？”我听了，就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在生活”的论断。那个时候很少污染，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是应该看到满天星斗的，有好几次，她的话都让我仰起头来，看着星空发呆，并怀疑地上的流萤就是天上散落的流星。

  然而，有些夜晚，天上是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 

    一九六八年的新春，寒意料峭，依然给人严冬的感觉。无锡城中的两大造反派组织，一派失势了，另一派则疯狂地抓人、打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那条小巷中也时有悲剧发生：院外斜对门的一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五六岁，都是出挑的俊妞，因为骂了对立的造反派，结果被一群彪形大汉揪着头发，从家中直拖至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批斗，一路上受尽折磨，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衣服撕开了，抓得遍体鳞伤；院内东厢房里的陈先生，一个满腹才华的读书人，因不堪正视这愚昧与暴戾都登峰造极的世情，而在新年接纳的余庆中服药自尽了。我的兄长是老三届中的高中生，他所加入的恰巧是失势的一派，因此，我们家也时刻面临着危险。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在看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书中有宁静的山峰、溪流，和一只承载着岁月的渡船。我看书的地方离院子的大门只隔一个墙门间，能清楚地听到门外的异动，并真的于忽然间听到了急促而纷沓的脚步声。那一刹，我透过门缝向外望去，惊出了一身冷汗：昏黄的路灯下，几十名暴徒，挥着各种凶器，正向我们大院扑来。白天已经听到一些风声，我兄长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对立派在策划一场大抓捕行动，没想到这事居然成真了。我的母亲也发现了险情，立即在锁着的大门上加了一道木栓，然后示意家人赶紧离开。暴徒们疯狂地撞击大门了，慌乱中，我和年过半百的父亲奔上了二楼，先是向那对当政工干部的夫妻求救，希望能在他们家中躲一躲，却被一口拒绝了。危急中，隔壁的房门打开了，出来的是吴苹阿姨，她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进入她家的套房，然后就帮着我父亲从套房的窗户翻上房东老太太所住的灶披间的屋顶。父亲刚躲起来，我们就从窗户中看见暴徒们撞破了院门，开始一家一家地搜查。已经入睡的吴老太从床上坐了起来，对我说：“细弟，快把外衣脱了，睡到我身边来！”我刚钻进她的温软的被窝，暴徒们就冲了进来，他们指着被窝中的我问道：“这是谁？”吴老太从容回答道：“是我孙子！”说着，她就伸出手来，在我头顶上轻轻抚摸了一下，仿佛我真的就是她的孙子似的。

    那晚，我们全家都逃过了一劫。我的兄长从后院的井台边翻墙而出，只身冲出了重围。母亲、三姐和小妹也躲进了邻家，读小学的小妹最勇敢，也最机智，她于刀光斧影中返回家里，于混乱间抢出了我的刚满周岁的外甥女。父亲在屋顶上一直躲到了天亮，吴老太和吴苹阿姨特意把一条毛毯递给他，让他裹着，以防受凉。不幸的是，院里有位五十多岁尚未出嫁的居民小组长，大家都称作“张小姐”的，大概被暴徒们误认为是我的母亲了，挨了十几下拳掌，脸蛋肿胀起来，像一只大南瓜。当然，打人的暴徒原先也只是些学生，居然被调教得像鲁迅的《药》中那个红眼睛阿义了。事发后的第二天，我去寻找那本尚未读完的《边城》，发现它已被撕得粉碎，片片纸屑，都在满地的风尘中滚动。

  几十年过去了，那一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人性的善与恶，人情的暖与冷，也尽在长夜黑色的眼眸中闪现。这世上的有些人，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你才能真正地了解他，即如吴老太和吴苹阿姨，我原先只是把她们当作极普通的邻居，而有了那一晚惊心动魄的经历，才感受到她们火焰一般炽烈的胸怀，才知道看似冷漠的吴老太于老年丧子之后却把邻家孩子的安危放于心中了。自己经受过的痛苦就不希望别人再经受，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推己及人”吧？

  那年冬季，二十四节气中称为“大雪”的那一天，我离别家乡，赴苏北插队了。不久，在苏北的盐碱滩上，降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雪，所有的村庄和原野都被掩埋在暴雪中。我瑟缩着瘦小的身躯跋涉在无边无际的雪的世界里，天茫然，地茫然，心也茫然！就在那时，远方的家乡，那座富有民国范的院落里，大名为“雪”的观蠡先生的遗孀，我的邻居吴老太，溘然去世了。平时不苟言笑的她，在告别人间的时候，突然长笑起来，发出了惊人之问：“都走了，院里的佬小都走了！这是为啥？细弟那么小，也去苏北了！到底是为啥？他们还能回来吗？”在千里之外的风雪中，我的心颤抖了一下。狂风吹来，打了一个旋，雪地上，卷起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