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识字记

曾文亮

　　对着电视，母亲磕磕巴巴念出了屏幕上的整段文字。父亲和我连声叫好——这是今年二月以前，我们无法想象的场景⋯⋯

　　母亲十九岁前，不识字。

　　她生于山东省嘉祥县疃里镇进士张村，姥姥、姥爷皆务农。老两口生了三个闺女后，相继有了俩儿子，喜不自胜。姑娘们准备上学时，国家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前叫“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母亲八九岁时，曾牵着妹妹的手、挎着篮子，沿街乞讨。那年月，长江以北，千河断流，万户萧疏，饿殍遍野。仅她们庄上，饿死几百口子。有些村，甚至“掘尸争肉”、“易子相食”。人人都在为“活下去”绞尽脑汁，谁有闲情逸致学文化？

　　“自然灾害”过后，村里办了夜校。其实，就是识字班。上一个月，只要三毛钱。三姐妹才学了几天，家里没钱买盐了。姥姥和母亲商量，干脆别上了，家里人总要吃盐啊——她便没再去。姥爷用妈妈的学费，换回两小包盐。之后不久，大姨也没法学了。只有三姨念了两个月。条件稍有改善，三姐妹又去夜校学了几天。期间，姥爷突然得了“赤瘊子”（一种颅内肿瘤），要住院、做手术。而家里，拿不出区区十四块钱的治疗费。情急之下，姥姥托人写信给她三个弟弟求助。姑娘们一见这光景，主动不去夜校了。后来，姥爷的病好了，忙着挣钱、还钱。他给姥姥说：女孩早晚要出嫁，不用识字。家里有两个男孩，他俩有文化就行了。于是，三姐妹只得安心做工。她们心灵手巧，都极能干。各项活计，不比男劳力差。唯一遗憾的，是不识字。当然，村里绝大多数女性，目不识丁。

　　这段日子，母亲描述过当年的窘迫——十九岁时，她三舅发来电报，说家里人多，不好活，叫个孩子去新疆吧。去了，即能帮他们带孩子、干活儿，也可以减轻些家里的负担。姥姥的母亲决定，让妈妈去。她便孤身一人，坐上了火车。因不识字，一路辗转、一路求人。转车时，连个厕所都找不到，憋得脸红脖子粗。请教了路人，才晓得厕所在哪儿⋯⋯我问母亲（三舅爷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她恨姥姥姥爷吗？她说，不恨。打心眼儿里，她感谢两位老人——想方设法让她们姐弟五个活了下来。母亲的幼时玩伴，那两年，饿死了几个。

　　1970年到新疆后，母亲帮她二舅做事、帮她三舅带孩子。期间，三舅爷手把手教她学习。那段时间，母亲认了不少字——“都能给家里写信了”。

　　结婚后，因父亲的家庭成份不好，母亲被安排到五七排工作。种瓜果蔬菜，不需要识字。身边，多是没文化的妇女，学习荒废了。生下姐姐和我后，母亲更加忙碌，无暇读书看报。我上小学前，厂里落实政策，母亲作为干部家属，进工厂当了工人。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强度大，总加班。又要照顾我俩、操持家务。即使有父亲分担，母亲也无精力学习。期间，父亲曾教过她。写了、认了，没空儿复习，渐渐就忘了。天长日久，母亲又成了“睁眼瞎”（文盲）。

　　文盲的世界，是局促而单调的——不能从书本中获得见识、看不懂新闻公告、看不懂标志标识，更洞见不了世界⋯⋯ 多年来，母亲只认得百十个汉字。生活和工作上的不便，可想而知。

　　这一切，之前，我竟习以为常——认为母亲赋有生活智慧，且性格开朗，对“不识字”想必不太在意。其实，我错了。

　　过年期间，因疫情，我们仨被困在家。看电视时，常给母亲念标题、念疫情通告、念无声的公益广告上的文字。读得久了，口干舌燥。母亲心疼我，让我别念了。甚至，偶尔为此发脾气。才意识到，母亲也会因为不识字而难堪。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相信母亲也有改变的意愿。

　　第一步，拿出纸和笔，请求母亲写她的名字。结果，她忘了“秋”字怎么写。示范给她看，让她照着描摹。之后，问她能否写出爸爸的名字。“舜”字这么复杂，她自然不会。我一边写、一边说：爸爸的手现在越来越抖，去银行办事，自己签字越发困难——如果她能替爸爸签，是不是挺好的？母亲点了点头。

　　告诉母亲，从今天起，每天照着写几遍，她同意了。晚上，见她没看电视，在自己的房间，正抄写父亲和她的名字呢。

　　第二天，方格本上，每隔四行，起首用正楷，写一个家人的名字。一页纸，只写我们四口人的。一气儿写了二十页，拿给母亲，让她跟在后面，每天写一页。爸爸在旁边瞧见了，连声说：好、好、好！

　　之后几天，母亲按我教的握笔姿势，端端正正坐在书桌旁，抄写家人的姓名。笔画虽如火柴棍儿般堆砌，字却写得大方舒展。父亲时不时凑过去瞅一眼，夸她两句。

　　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教母亲识字呢？以我的经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入门的第一步，正确的方法，是读教科书。

　　2月18日，网购了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下册。因疫情受阻，七天后才收到。捧起书的一刻，母亲欣喜不已。这是迄今七十载的人生里，属于她的第一本书。

　　翻开扉页，从“我是小学生·上学歌”读给她听——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想起，母亲从未背过书包，鼻子酸酸的。

　　自2月25日起，母亲的眼前，一方崭新的世界，如云海日出，喷薄而现。

　　我不在家的时候，父亲念课文、读生字，教母亲学习。很快发现，不可行——爸爸的普通话不标准，乡音太重。听母亲读课文，常泛着湖北竹山腔儿。怎样才能使她读音准确、自主并规范的学习呢？

　　之前，在手机上发现了一款APP——好爸妈点读。只要购买并下载，可呈现与课本相同的页面。点击文字或段落，便可听到读音、解析或成段的朗诵。语速慢、声音清晰、读音标准。

　　当即，拿起母亲的手机，下载了这项应用，并演示给他们看。爸妈感慨于科技的进步，说如果早有这样的工具，就好了，多方便！

　　三月初，疫情好转，我恢复了正常工作。回家时，总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如果天还亮着，母亲会坐在阳台的小藤椅上，戴着老花镜，捧书而读。如果天色已晚，她多半在餐桌旁读书、写字。她说，厨房的灯亮，光线柔和，眼睛不累。父亲总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姿势端正、面容慈祥。电视的声音开得低，几乎听不见。

　　四月的一天，刚进门，听母亲给父亲念课文——《在一起》：小黄鸡，小黑鸡，欢欢喜喜在一起。刨刨土，捉捉虫，青草地上做游戏⋯⋯两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天真。

　　五月份，终于听到母亲读叶圣陶先生的童谣——《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是小时候，记忆最深、最美的一篇课文。我按韵律念了几遍，母亲也觉得很美。

　　现在，每天清晨，母亲照常五点多钟起来，不再像从前那样——“不知道该干什么”。而是翻开书，低声念诵课文、抄写生字。直到六点多，父亲醒来，才开始一天的忙碌。上午散步回来、午睡后、下午做操、买菜或散步之后、晚饭后，都是母亲的学习时间。

　　有时，母亲将书合上、把老花镜摘下，抱怨：“老了，老了，学不会了。前头学、后头忘，不学了！”我笑着迎合道：“好，不学了！”——她满眼笑意。

　　四月起，每逢周末，我开车陪二老到市区或山西省内的景区走一走（随时戴口罩、自带食物和水）。路牌、广告牌、商家的店招、景区的告示，都成了母亲的学习工具。

　　七、八月份，山西省图书馆和太原市图书馆相继恢复开放。帮父亲借书的同时，给母亲选借带拼音的寓言或神话传说。父亲和我，谁有空儿了，谁就拿铅笔头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母亲听。她盯着看、跟着读，极专注。

　　经过七个月的学习，母亲已念完了一年级语文上下册，开始读二年级上册。同时，复习学过的。她发现，一段时间不写不念，会忘记之前所学的内容。看来，母亲已找到了学习方法。

　　并未期望母亲通过学习，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更未奢求，母亲从书海中，领略前人留下的什么“深层次的思考”和“高维度的智慧”。只希望她能将小学语文学完，能看懂电视和手机上的文字内容；想看书的时候，可随手翻开，没有阅读障碍。只盼着她不闷，心情愉悦。

　　今年，是大灾大疫之年。若论灾疫叠加的严峻，已胜过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所不同的是，少了层层“人祸”的荼毒，阻塞了滔滔“人欲”的横流。社会平稳有序，生产生活已恢复如常。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老母亲在古稀之年，能认些字、学点儿文化，对我而言，便是最好的时代、是希望之春。

　　 2020年10月16日晨 于太原半山

（各位亲友：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与我母亲见面或电话联系时，请不要提及她学文化的事。母亲面浅，怕她不好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