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梅的美篇

杨爱梅

有妈的感觉

星期五去看妈妈，姐姐也在。姐俩好久不见了，格外高兴。妈妈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孩子般跑前跑后，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又展示她的针线活儿。麻花、瓜籽、枣子，鞋垫、坐垫、拖鞋…一股脑儿摆在我俩面前。

别看妈妈已是老眼昏花，针线活依旧不丢本色。一堆有大有小的鞋垫中，有满面绣花的，有单色底面只锁花边的，有花色面料手工纳出来的，说花色多样，精致好看，一点都不过分。她边展示边说：这是大外甥的、那是二媳妇的、这是四女婿的、那是三儿子的，还有小孙孙、小外孙的。每介绍一对，还必须加上成因、起始和图案的意思……整个一通周全详尽的“工作汇报”。看着我和姐姐的相视而笑，老妈有了几分不好意思，笑了笑，停止了介绍，改成催促我俩吃东西。且不断地说：“还有甚吃的来？我放好的，咋就想不起来了？”

父亲推门进来了，笑眯眯地、带着调侃的口气说：“你不是给你孩儿抬（藏）着好吃的么，咋不拿出来？卖嘴哩？”妈妈却认真地：“是啊，有甚来？我想不起来了，明明放起来了…”

说笑间，十二岁的侄儿杨益推门进来了，一扔书包冲我俩说：大姑二姑，奶奶还给你们留着个最新鲜的大苹果咧！

此时，妈妈才咯咯地笑起来：“哦？还是杨益记性好。我半天都想不起来。”

她边说边赶紧走进里屋，在柜顶上的小纸盒里，取出一个网袋包装的水晶红富士，然后，洗干净，一切四份，并说：你俩一人一份，杨益一份，剩一份留给二媳妇，她一下就回来了。

我和姐姐相视而笑，静静地看着妈妈哄孩子般地用切菜刀给我们分苹果。那感觉，我就是个孩子。捧着妈妈分给的一牙苹果，心坦坦的，甜甜的。有妈真好！

当时，姐姐五十多岁，在家里，是妈妈，是婆婆，是奶奶。我也四十好几了，儿子都上大学了。可在妈妈眼里，我们都是孩子，老大不小了，竟然堂而皇之地跟十二岁的侄儿分着吃苹果。此时的那份温馨与惬意，是任何环境、任何人、任何物质都敌不过的。

我在分得的苹果上轻轻咬了一口，又送给了妈妈，且笑着说：“妈，这么好吃的苹果，我可舍不得吃了，还是用纸包住，藏在咱家放麦子的瓦瓮子里吧！”

这是我小时候的行为。

我和姐姐都笑了。妈妈却笑得很淡：“是啊，你们小时候哪有甚好吃的哩，我卖一回鸡蛋，花一毛钱买十个糖蛋蛋，给你们分着吃好几回呢。”

姐姐边笑边说：“妈，这会儿咱们想吃甚都可以吃到了，一个苹果，你还要留着给我们分？”

妈妈笑了：“习惯了，看这苹果顺眼，就想给你们都尝尝。”

妈妈就是妈妈，满心装得都是她的孩儿们。

我家姐弟八个，四男四女。妈妈19岁生大姐，39岁生四弟，二十年生了11个娃，活下来8个。然而，家里地里的活儿，却没见她耽误过多少。当我做了妈妈以后，才慢慢地回忆，我的妈妈是怎样带大我们姐弟八个的啊!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见妈妈睡过觉。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贫穷且商品极度紧缺的年代。一丈二尺布票，360斤口粮，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全部。我们家孩子多，大人搭小孩，没冻着，也没饿过肚皮。然而，精打细算，缝缝补补，拆棉抵单，却是必须的。在村里，过日子倡导细水长流。妈妈是有名的、会过日子的女人。平时不铺张，不浪费，缝缝补补。逢年过节了，该新的新，该洗的洗，日子总是有模有样。

我计算过，全家十口人，按每人每年穿一双鞋，妈妈一年最少要做十双鞋，且还有棉鞋单鞋之分；按每人每年做一身衣服，拆洗一次棉衣，妈妈一年就得做20件衣服，拆洗20件棉衣。更何况，缝缝补补，改小弥大，是针线活的重中之重。谁知道在那个全部由手工缝制的年代里，妈妈一针一线缝补着十口之家的衣物，要付出多少辛苦？

晚上，一个窑洞，一盘大土炕，睡着一拨溜小崽子，把如豆的煤油灯和妈妈挤在炕头的小角上。黑洞洞的夜，宁静的窑洞，只有妈妈和油灯并排坐着，一起亮着，飞针走线。

黎明，一觉醒来，窗户纸还黑乎乎的，我们睡姿百态，妈妈就和她的煤油灯又亮了，只是从炕头挪到了炕脚。我永远不会忘记，灯影下，皱着眉头的妈妈，啪啪地拍打自己的脑门，努力地睁着不断打架的上下眼皮。妈妈身边经常放一只盛有凉水的碗，她说：瞌睡了，用凉水拍拍脑门和眼睛，就清醒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穿着虽然旧，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摞补丁，充上棉花做冬衣，掏了棉花做春衣。但是，我们没有穿不上鞋的时候，没有破衣烂衫的时候，没有棉衣赃得变了颜色的时候，也没有春秋冬三季不穿袜子不穿肚腰腰的时候。

在缝纫机还是乡下稀缺物件的时候，我应该是村里同龄女孩中没有穿过大裆裤的少数。妈妈非常爱美，也心灵手巧，也许受大姨（乡村裁缝）的影响，裁剪做衣悟性特好，不学自会，拿起布来就裁剪，没有失过手。

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妈妈买了一块蓝花花布，准备过年给我做棉裤。这可把我乐坏了，一蹦二尺高，抱着花布跟妈妈说：“妈，我不要大裆裤。让大姨给我做吧。”妈妈说：“咱不做大裆裤。大姨忙，妈妈做。”

她把布铺在炕上，三盘量两等当，裁成了四片。然后，配了别的裤腰和裤兜，将挪出来的布头和其他布头一搭，裁成了四妹的一条小裤裤。

整个下午，我听话地替妈妈喂羊、喂鸡，到阳婆收工时，我的花棉裤就可以充棉花了，而裤子大腿上那两条当时流行的、用缝纫机走出来的明线缝，是妈妈用倒针，一针踏一针地、齐齐地手工押出来的，跟缝纫机缝得没什么区别。那是我不穿姐姐退槽衣服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做的新棉裤，也是最心爱的一条棉裤。

尽管那么多针线活儿，但逢年过节，妈妈总要给我们做绣花鞋。妈妈有个我们都惦记着的红布包袱，里面有做衣服剩下的、从大姨那儿捡来的各色布头、丝线彩线等等。每次，妈妈打开红包袱，不是做绣花鞋，就是选各种花布头给我们缝新腰腰、花背心。而这些，又是我们最期盼的。

冬闲了，农家田里没活儿了，村里闲人多了，女人们都串串门儿，唠唠嗑。妈妈却没了这份闲，她把自己的时间填得满满当当。推碾磨磨的营生做完后，主要任务就是针线。每当我们放学回到街口时，就能听到妈妈不高不低、柔美悠扬的山曲儿声。而当我们推门进去后，妈妈就不唱了。

我曾说：“妈，你再唱，很好听。”

妈妈却不好意思地笑了：“好听甚哩，一个人做针线困了，唱着解瞌睡。”

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妈妈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尤其是夏天，天长夜短，当下地劳动的妈妈背着猪菜扛着工具回家后，阳婆早已剩下山顶的一条红线。忙忙碌碌安顿我们吃了晚饭后，大家都各自睡觉了，妈妈才开始在院子里的风箱灶上，给猪煮第二天的食，天天如此。

月光如注，溶解了锅底下的兰炭火苗，妈妈和风箱灶腊像一般，蹲在两窑中腿间，只有“呼啦嗒，呼啦嗒”的拉风箱声，告诉人们，那儿还有人在劳作。

如若没了月亮，山村的夜就很黑了。站在院子里，也看不到妈妈和风箱灶的身影。只有随着“呼啦嗒，呼啦嗒”的风箱声，灶口吐出的火舌，才能映衬出妈妈的脸。有时候，睡在炕上的我们，听着“呼拉嗒，呼拉嗒”的风箱声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停了。以为猪食煮好了，妈妈该回来了。可是，半天都不见人影，跑出去一看，妈妈早已爬在风箱杆上睡着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见妈妈正儿八经吃过一顿饭。

庄户人家，不仅孩子多，猪羊鸡狗也是一大群。都是长嘴的，人一顿牲畜一顿，是一年四季不变的程序。那时候养猪养鸡都是吃熟食。高一锅低一盆都是妈妈的事。妈妈做营生，一般同时最少展开两项，而她自己的吃饭，却从来不在其中。

从春到秋，下地劳动的妈妈身上一般都要挎一个袋子，一边作务庄稼，一边把遇到的猪菜、羊草顺手捡到袋子里。一收工，人们都赶着回家，妈妈却边往回走，边在路边地塄上捥猪菜，捡羊草。一进门，奶小的，喂大的，边生火做饭，边喂羊铡猪菜。饭一出锅，全家人都围坐着吃饭了，妈妈却怕浪费了做饭剩余的炉火，又开始忙着给猪、鸡煮食，前炉后灶一起开，添水下料，一刻不停，吃饭都是在出来进去中捎带着的。

最是冬天的闲季，不用捥羊草铡猪菜，本该安静地坐下来吃顿饭。而劳碌惯了的妈妈却不在乎这些，饭一熟，高一碗低一碗，端给一家老小后，猪羊又开始打门拱圈了。妈妈说：“大冬天，外面地冻草枯，按时喂牲口，才不会跌膘。”于是，她端着饭碗边吃边干活，一会儿喂小孩，一会儿喂猪喂鸡，等到全家人都吃完了，她还端着碗满地跑，吃不上一口热乎饭。

我从来没见妈妈玩过什么，也不知道她会玩什么。

父亲一直是村干部，忙了田间忙集体，妈妈家里地里一肩挑。

1978年春天，父亲在村里买了两眼窑洞，欠了些债。7月份，我初中毕业，高中考取了，中专差几分。当时上高中，每月要8元钱的伙食费。而这对于黄土中刨食吃的家庭来说，是一份不小的开支。于是，我打算放弃高中，来年再考中专。

当我一脸惆怅地回到家里后，妈妈早已把我的被褥拆洗干净打捆好，准备送我上高中。父亲说：“我没能力让你们补学，但凭你们的本事，考到哪儿，我供到哪儿。”

我的心铮铮地疼着。姐姐已经出嫁，两个妹妹相继进入初中住校，家里只剩四个挨肩肩的弟弟。看着劳累过度的父母，我不忍心再给他们添负担了。于是，坚决地放弃了高中，考取了乡里的民办老师，几年后，以民办教师考上了师范学校。

很庆幸，我们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在村里的女孩大都出了小学门就回家帮父母看弟妹、做家务时，我的父母却始终没有忘记嘱咐我们好好念书。妈妈说，没让姐姐念书，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也是，姐姐是弟妹中最大的，也是付出最多的。她十来岁就放弃上学，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做家务。而我们姐弟七个，都是大一个，离家住校走一个，帮不了忙，还得父母加倍劳碌，供养。

妈妈是个生活情趣极浓的人，她思维活跃，心性灵巧，不管怎么忙，也不管多么累，总是把家的味道营造得浓浓的，从来不会省略哪一个节日该有的习俗。如正月二十五的捏灯盏，五月端午的缝布鸡鸡、搓花绳绳，腊月初八给冰柱冻红帽帽等等。即使身体不舒服了，或是生气不开心了，也照样让节日有模有样。她的理由是: 舍不得让孩儿们的节日冷清了。每每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围坐在妈妈身边，看她绣花、剪样儿，捏面人人剪窗花。妈妈捏甚像甚，剪甚像甚。还常常边做边给我们讲关于节日的传说故事，使我们对每个节日既充满了膜拜，又平添了神秘、期待和快乐。

妈妈是完小毕业生，曾在公社的硫磺厂工作，生下姐姐后回村务农。我们只知道妈妈吃苦耐劳、过日子井井有条，却不知道她还是个爱读书的人。

随我来忻州居住后，子女们都已成家另过了，没地种，孙子外孙也入园的入园上学的上学，妈妈终于清闲了。我怕他们闷，买了扑克、棋桌送去，让他们没事时跟邻居们玩玩。父亲却直摆手：“我们可耍不了那东西。”母亲一脸的可惜：“谁让你作践钱呢？我们有做得哩。”她扶起枕头让我看。啊，我的妈，都是在我们不要的书堆里捡下的书，有杂志、工具书、还有《毛泽东选集》呢。

我哑然了。妈妈，我枉做您的闺女了，这哪里像个小棉袄啊？

我说：“妈，想看书您告我，我书可多了。”妈妈却不好意思地说：“唉，又不是有文化的人，要甚书哩。也就闲时看看书上的故事，解闷哩。”

可我知道，妈妈哪有甚闲时啊?七十多岁的人了，只要她想到的，看到的，就不会让营生过夜。她的勤快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改也改不过来。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学会皮匠后，家里就买了缝纫机。从此，父亲做皮子，妈妈做皮袄面子，同时，也给亲朋邻居们做些简单的衣服。裁剪的布料多了，妈妈的红包袱也一天天地变大了。哪怕二指宽的布条都舍不得扔掉。她把各色各样的碎布头，弥缝成各式花样的褥面子、门帘子、小被子、坐垫等等。直到今天，仍旧如此。

年前，妈妈用各色布头做了一块午休盖的小被子，说实话，不好看。我跟妈妈说：“你有好几块夏凉被，缝这既不好看又费事，别折腾了。”妈妈却固执地说：“夏凉被说不定你们以后谁能用得着，我就爱自个儿做下的。”

时代变了，老妈没变，她总是那样克勤克俭，仔仔细细。新的好的东西一到她手里，都舍不得用，一律都改姓“放”，这个给你，那个留他。留就留吧，妈妈开心就好。

每次去看妈妈，都得认真地听她说东道西，听话地让她给我们分东西吃。偶尔一句：呀，老妈这花绣得好敦实，跟咱家老四一样！或者：噢，妈哪儿发财了，这么多好东西？的玩笑，会让妈妈跟我们一起笑上半天。

儿女一群，七嘴八舌，笑语盈盈，其乐融融——这就是我的家！

妈妈留给我们的东西也许微不足道，妈妈的问话有时笨拙、甚至幼稚。但是，妈妈给我们的爱，却是天底下最真实、最温馨的。有妈妈，我们就是有人牵挂的人；有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天蓝蓝，水依依，爱有源头，妈在家里…

爱我们的妈妈吧，只要她快乐健在，我们就永远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