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村长

海誓

我的父亲叫张吉，生于1924年，卒于1990年，享年66岁。我父亲兄弟姊妹6人，弟兄五个，一个妹妹，父亲在弟兄中排行老二。

图一：我的父亲

我的爷爷生于1888年，辛于1974年（享年86岁）；我奶奶生于1894年，卒于1942年(享年48岁)，儿孙辈26人中，只有1人见到过她，也不记得。奶奶去逝时，爷爷54岁，大伯25岁，父亲18岁，小叔还在吃奶。54岁失去老伴的爷爷，既当爹又当娘，常年操劳，心力交瘁。十年之后，28岁的父亲就主动当起了当时三十一口之家的掌柜。

图二：我的爷爷

　　人们可能要问“老二当掌柜，那老大呢？”这里我可以很骄傲的说老大干“公事”呢！我的大伯叫张荣，全国解放后的第二年就筹划起“办学”之事。他凭满腔激情于1951年办起了甘肃省第一个农民识字夜校，那时候叫扫盲班，自任教员，白天向人学，晚上教人学。到了1953年秋天创建起了会宁县第一所民办初小。1960年6月老人家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儿童工作者”，还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人的接见；于1981年光荣退休。

图三：我的伯父

我父亲不仅是我们大家庭的掌柜，还是我们杨家坪生产队的队长，是我们整个生产队的掌柜的。

我在岷县二中工作期间，和女同胞坐在一起闲聊：贺某某的爸是乡长，卢某某的爸是站长，田某某的爸是院长，景某某的爸是局长，陈某某的爸是教研组长。我爸呢？我在想：人家都出生在城里，就我来自会宁县远乡的山圪崂。

哎！……

但为给现场添点“气氛”，我佯装自豪的说“你们的爸都带长，我的爸也是长”。她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质疑？！惊呀？！为化解“尴尬”局面，我大声嘣出“我父亲是村长”（农村人叫大，洋气点说父亲）这句话，惹得她们哈哈大笑。其实我说的村长就是小时候叫的生产队队长。

下面谈谈我父亲当村长时发生在村里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替人背锅被撤党

当时我们生产大队队长叫张某某，他堂伯的老婆特别厉害，村民们都叫她“母夜叉”，常挟欺她男人，有一次竟然拿起切刀要砍他男人。于是张大队长想利用“权利”替堂伯教训教训大妈，背地里使唤了几个年轻人，把他大妈绑起来，本想吓唬吓唬，哪料到，性子刚烈的大妈，想不通，事后喝烟叶水自杀了。这下闯下大祸了，事情发生在我们生产队，我父亲作为生产队长“摊上大事了”！公社三番五次来人调查，对我父亲恐吓、威胁、打斗、关押，各种“酷刑”都用到了，讲义气的父亲硬是只字不提张某某涉事的事。好在现场有县级领导刘某某在，他观察加分析之后，说了句“不要打了，张队长是好队长”，这才放了父亲。但最后还是因为作为生产队队长，负有管理责任，对我父亲给予了撤党处分。

第二件事：为保“盗贼”被拷问

大队主任李某某的哥哥要去引洮工程，当时大家庭，妯娌不分家，他哥把父母、妻子儿女交待给李某某照顾。当年家里十分困难，全家老小饿倒在炕上，大队主任不忍眼睁睁看着他们都饿死。他想着我们杨家坪村的洋芋长势好，就到我们村上来揣（偷）洋芋。不料，被人发现并告密。上面来人追查此事，先是审问了大队主任李某某，他矢口否认偷洋芋。后来就开始拷问我父亲，我父亲说他不知道。

生产大队支书张某某（贫下中农成分，根子正、苗子红），他召集开党会，一遍又一遍执问我父亲：“你是生产队长，负有领导责任，知情不报，你是在包屁犯罪，你就是包屁罪！”他们硬逼着让我父亲承认包屁罪，一帮人把我父推来搡去，甚至揪斗。

大队主任李某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承认说“洋芋是我偷的，张队长真的不知道；我哥去引洮工程了，把全家老小交待给我，我偷洋芋是给老人和我大哥家妻儿吃的。不信！你们就到我们家看走”。

调查组人员跟着李主任到了他们家，看到真实惨状，放过李主任，对我父亲的“包庇罪”不再追究。

事后，我父亲回忆说：“当时饥荒天灾饿死人，为了活命，人家偷几个洋芋，我把人家供出去，良心何在？”

第三件事：“私分口粮”被批斗

据有关资料记载，六十年代初，连续三年饥荒，村子里的榆树皮、杨树皮都被村民剥光，最后，连苦似黄莲的柳树皮也被剥光吃掉，遍地饿殍。我不太相信，可能是夸张吧？！后来我就向我大姐求证（我大姐生于1944年，今年76岁），我大姐是这样说的：

“1960年，我就要从袁咀小学六年级毕业了。由于连续几天吃荞衣（拌极少量的熟洋芋），满脸浮肿，不敢去学校，在家呆了大约一周多时间，老师代话让我到韩集公社考初中。到学校后，见到东坡杨家村的同学杨友芳，饥饿使她头发脱光了，成了秃子，眼睛无神，一副“吊死鬼”的模样，同学们都不敢靠近她。我胆子大，看她可怜，就把我带的菜饼给了她一些。杨友芳意志力顽强，跪在地上，掰着桌子走路，坚持考试，竟然还把初中考上了。可是，新学期开学了，却不见杨友芳报到，经打听，杨友芳饿死了。

东坡杨家村是我们附近的饥荒重灾区，原本村里有大概300多人，饥荒期间饿死了80人，不少家庭死绝了。袁咀学校距东坡杨家村不远，老师带我们去东坡杨家村河沟给学校灶上拾柴火（干刺蓬等）。用镰刀钩起干柴草，下面蓬着死娃娃，我们赶紧走开，每走十几步就有这种情况。所以，拾柴火时大家成群结队才敢去。

一次，我看到苜蓿地里五、六个娃娃低点掐苜蓿，掐着掐着跌倒了，走近一看，断气了。”

听了大姐的亲口叙述我终于相信“遍地饿殍”的说法了。

我大姐还说了我父亲“私分”口粮被批斗上学习班改造一事：

那时候作为生产队队长的我父亲会“统筹”,用家乡话说叫会调(tiao)搭(da)。既要顾缠我们的大家庭，还要顾缠生产队35户、175口人。他组织社员在我们村的上庄和下庄各挖了一口地窖，用于“私藏”洋芋；把糜子、莜麦等藏在了场里的小房子，因为怕公社知道了，催交公粮，门口还用士坯砌上了。每隔些日子“偷”着给社员们分点吃的，根据人口多少所分粮食不等，大约每家每次十几斤的样子，洋芋是按人头数个个，硬是把全村人顾救着活过来了。

我们村在父亲的顾缠下，一个人都没饿死。我们的邻县通渭县饿死了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当时甘肃省没有饿死人的村庄几乎没有，我们杨家坪村无一人饿死，而且还收留并养活了通渭的寡妇（男人饿死了，据说女人耐饿）和孤儿。还把其中一名寡妇和她的女儿“安排”到张大队长的堂伯家，组成了新家庭，也算将功补过吧；还把一名男孤儿指配给了村子里一户姓韩的没有儿子的人家，算是帮韩家续了香火。

可是，村上的个别积极分子，竟然把我父亲告发了，罪名是“私分口粮”。父亲被抓起来公开批斗，还被遣送到了东坡杨家的大堡子里管制学习，遭了不少罪……

这件事给父亲造成了莫大的打击，差点寻了短见。有一天我大伯从公社回来的路上，看到我父亲抱着大麻绳，低着头，脚步匆匆的向一颗大树方向走去。伯父凑近父亲问了声：“你干啥去？”我父亲抱住伯父说：“大哥啊，我也是为了救人，为啥要受这么大的罪，批斗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要去死，看他们，想咋做，就咋做！”我伯父奋力夺回我父亲手中大麻绳，将我父亲拽回家。当天，我伯父凭借着他在教育部门的“影响力”，找公社领导说明了情况，才算息事宁人。

图四：1961年的全家福（右一是我父亲）

大姐的故事讲完了。这件事情放在如今看来，我父亲是干了件天大的好事，救回了多少条生命啊！可在当时，我父亲是犯错了，还是大错，没人敢为我父亲喊冤。今天把这件事讲出来，也算为他老人家“平反昭雪”。

讲了几件父亲当村长的故事，我越发的想念他老人家了，泪眼婆娑。

我父亲弟兄五人，老大、老三已去逝（享年都在八十岁以上），我四叔88 岁，小叔80岁，都健在，身体还挺硬朗。我们家族有着长寿的基因，但我父亲只活到66岁，受尽病痛折磨，瘦骨嶙峋，耗尽最后一点气力，瞌然长逝！

图五：1989年的全家福（第二排右二是我的父亲，这是他老人家在世的最后一张照片）

说起父亲，我心疼啊！父亲走时我才二十七岁，那是我的月工资才91元，我要替年迈的父母供给弟、妹上学，91元的工资，我们三人，每人每月30元，况且我还有个两岁多女儿要“开销”。寒暑假回娘家的盘缠我都是“自负盈亏”，先筹集不足一百元的回家盘缠，回来的时候拉一车家乡的瓜果，在岷县的市场批发掉，一面节省了返岷的路费，一面还能赚回我回娘家的开销，有时候还有些“余钱”可以贴补家用。

记得父亲去逝前两年的春节，从与父亲谈话中我“领悟”到父亲喜欢一件翻领涤卡棉大衣。我对父亲说：“明天过年我攒够了钱，就给你买一件。”当年那件棉大衣才75元钱，哪料还未到第二年过年，可怜的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是我一生的悔，一生的哀，一生的疼。

今早，和我哥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回忆我们家族的长辈，说到我未完成答应给父亲的夙愿时，我失声痛哭……

我可敬可怜的父亲，您是咱长寿家族中的一员，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在追问自己！

父亲，您为咱大家庭当掌柜，为咱生产队当队长，您饥寒交迫，您操心劳累啊！

父亲！我们牢记您的教诲，并教育晚辈在各行各业尽职尽责，于人为善，尊老爱友，勤于奉献，做“最大限度”对人民有益的人。

父亲，在这里向您汇报一下：你的十个儿女共养育了 22个孙子（含外孙），有18个考上大学，其中重点大学9个（1个北大、1个清华、1个浙大、1个第四军医大、2个西南政法、1个北邮、1个上海海洋大学、1个西北农林科技大），3个博士、3个硕士，出来就业的有大学教授、法官、医生、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

父亲！您安息吧！

下辈子，我要做您女儿！还做您女儿！

图六：2013年母亲的三周年忌日（十个儿女集齐的一张合影）

图七：2019年侄子婚礼上的大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