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r></p><p><br></p><p> 我的老家有这样一句俗话，叫运气来了门板都档不住。是孙书记的神助之力，让我在入党不久即幸运地跨进武汉大学的校门。</p><p> 也许，母亲那句带有某种“宿命论”色彩的教诲确有一定道理：好心自有好报。当时，与我同期进厂的近百名青工中，我的各方面即使谈不上是出类拔萃，但绝对不是低能儿。进厂几年来，这批青工有些幸运地转了干，还有一些则当司机、搞电工，再差一点的也干上了车工、钳工等技术工种，我却一直在干着各种苦力活。个中原因，应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即是劳动分工的需要，而复杂的则是谁能去哪个岗位，其中必然有一些缘由。而我的个性，则纯属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更不会走父亲所说的那种“歪门邪道”。为此，我只能一边眼热地看着身边的同事在陆续、幸福地改变命运(当时我最羡慕的工种是当司机，因为开起汽车很神气且能到处跑)，一边仍然忠于职守地埋头苦干。没料到幸运之神插上神奇的翅膀，突然一头扎进我的怀中：我竟然幸运地成为我家、也是我厂的第一个大学生！</p> <p>（毫无疑问，跨进这所大学的校门，是自已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p> <p>（武汉大学的重要地标是建成于1917年的图书馆，其前身为19世纪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立学堂图书室，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p> <p><br></p><p> 我之所以老说“幸运”，其中确有缘故。</p><p> 颇有意思的是，我小时上幼儿园 ，是县城最重要街道办的“解放街中心幼儿园” ，小学即为“城关一小”，然后考取的是“阳新一中”，没想到时来运转，让我多年的上大学梦想成真且为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头牌大学。</p><p> 1975年夏季，从省商业厅传来一条重要喜讯：下达两个上大学指标给葡萄糖厂，这是建厂近20年来的第一次。毋庸置疑，也就成为当时全厂近200名青工拼命争取的目标，属于名符其实的“百里挑一”。为此，厂党总支决定就人选在全厂范围进行两轮推荐：第一轮是每个车间推荐一人，第二轮则是将六个车间的人选集中到厂部进行再推荐。我闻讯无疑高兴异常，连忙从搞路线教育的农村赶回工厂报名。尽管此时孙书记已经调离，但我对此心中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因进厂以来自已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厂文艺宣传队为此还把我与几位表现不错的工人师傅编成歌来演唱，且是全厂为数极少的青年党员……不料，厂新任书记与我交谈之时却让我吃了闭门羹，称厂里即将安排我到新的重要岗位而不许报名，尽管我再三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开金口，便只得沮丧之极怏怏而归。</p><p> 两轮推荐之后一男一女的人选终于出笼，其中男的即是当年与我打赌吃元宵的王姓工友。我获悉消息后特意找到他，在表达真诚祝贺的同时，还与他商定了一条“合作协议”：即他经常将所学的书目寄给我，并在假期回厂给予辅导(我意是想组织厂里此次未能圆大学之梦的同事一起自学，以尽量弥补此次僧多粥少的遗憾)。</p><p> 没想到省商业厅在政审之后，将王姓工友的档案退回。称两个上学指标均为武汉大学经济系，属于机密专业，政治面貌必须是中共党员。而当时全厂符合这个招生条件的男青年只有我与时任动力车间主任，于是，运气的天平便一下子倾向于我……</p><p> 也许是好事多磨，省商业厅“不能带薪学习”的决定，几乎又让我的美好愿望一下子成为泡影。因为当时国家规定工龄必须满五年才能带薪上学，按照9月1日开学的惯例，我的工龄恰恰差半个月。然而，在1972年初父亲突然去世之后，有段时间我每月30多元的工资是包括外婆、母亲与妹妹全家生活的主要来源，日子甚为艰难。此间，我除在家吃晚餐之外，早中餐在厂里基本上是严格执行“两个七”的标准：即两顿总共只花七两饭票和七分钱菜金。一般情况下，早餐是一个馒头和一两稀饭，外带两分钱的咸菜；午餐则是四两米饭加五分钱的素菜。有时想打打牙祭吃一小条价位一毛五的红烧鯽魚，都需好好地惦量一下。这种困难状况直到我妹妹参加工作之后，才有所改观。因此，如果我放弃工资去上学，全家的生活状况绝对是“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于是，我只能作出极其痛苦的决断，自愿放弃上学资格。厂书记听毕就不免咆哮如雷，用手点着我的鼻子大声吼道：我算是真正认识你吴勉坚了。当革命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你竟然只顾个人利益，根本不要革命利益……我则无奈地应答道：真的是对不起！但这与革命利益、个人利益亳无关系。我总不能只顾自己上学，让母亲、外婆和妹妹去讨饭……</p><p> 写到这里，我决不敢说是“天佑我”，因为实在惧怕遭到天谴雷劈。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场巨大灾难，解决了这个困扰我及厂领导的大难题。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突降暴雨，造成两个大型及十几个中型水库溃坝，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惨重，京广线亦被冲断100多公里。为此，国家决定全国的大专院校统一推迟一个月开学。于是到1975年10月4日，我的双脚终于幸运地跨进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的大门。</p><p> 所谓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属于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1966年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教育络线”，推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革命”，将武汉大学的经济系、哲学系搬迁到此处组成分校。据说当时一些师生为反对搬迁，不惜以各种方式以死抗争，情景十分惨烈……然而就我看来，学校地处旅游胜地“古隆中”，为三国诸葛孔明的隐居躬耕之地，风景秀丽幽静，颇有罗贯中老先生所写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路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的意境，不失为一处读书做学问的绝佳之地。</p> <p>（古隆中位于襄樊郊西13公里的西山环拱之中，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当年是我们在此学习早锻炼的必到之处。）</p> <p>（武大襄阳分校现成为湖北文理学院所在地，图中的三栋低矮的红色楼房为我们当年的校舍。）</p> <p><br></p><p> 毫无疑问，我们作为“工农兵学员”，也是典型的时代产物。其最大的特点，是彼此之间除了学生身份之外其他方面的差异甚大：有的已到而立之年且为人父，有的则在胡茬未长、满脸稚气未脱的舞象之年；有的是高中毕业颇有文化功底，有的则是连简单汉话都说不清楚的西南少数民族；有的是已在官场混过数载的领导干部，还有的则是刚刚脱掉脚下的草鞋、但头上还扎着块羊肚毛巾的陝北敦厚农民……</p><p> 那几年，正逢中国的“多事之秋”，各种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犹似雨后春笋。从1975年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三大领袖逝世、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1977年的“抓纲治国”，直至1978年上半年的“洋跃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等……时而让人触目惊心，时而让人大喜大悲，更多的则是令人疑虑丛生且疲惫不堪……</p><p>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大环境所致，当时校园内左的氛围较浓，尤其是学校领导比较喜欢上纲上线。记得时任武大副校长兼分校校长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据说曾当过张国焘的通讯员，因目不识丁有一次送错信函差一点被暴怒的张国焘给枪毙。老人家衣着简朴，为人敦厚，比较喜欢召开大会作报告，尤其是擅长在报告过程中高唱两段红军歌曲。但是，他的报告最让我们目瞪口呆的言论是：过去我们连那么多的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都改造过来了，现在还怕改造不了你们这些工农兵学员？</p><p> 即使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仍陷入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记得是经济系七四级一位来自《湖北日报》姓罗的学生，曾给一位身居要职的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应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以确保完成“抓纲治国”的大业……不知何故此信竞被高层退回，也给这位学生带来一系列的厄运：在全系师生大会上遭受批判，被定为“反动学生”，开除学藉并立即遣送回原单位。记得在他惨兮兮地离校时，师生们都避而远之，只有我与他同班的一位张姓学长为其送行……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比较悲催。由于“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的最高指示，校园的重要活动中不时可见一些由武钢工人组成的“工宣队”，他们似乎拥有随时干预学校任何事务的绝对权力……</p> <p>（图为1968年，以武钢工人为主的工宣队进驻武汉大学。）</p> <p><br></p><p> 当时我们经济系所学的课目主要是马列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內容必不可少，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多是带有浓厚极左色彩的政治术语，罕见“经济”。然而，此间我收获最大的应该是通过比较系统地学习《资本论》，掌握到基本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使自己开始自觉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我最钦佩马克思的罕见敬业精神与严谨治学态度，竟然用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光，精心撰写了这部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的经济学巨著。 他从解剖经济社会的原始细胞——商品、货帀入手，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至整个经济社会的一般规侓，既客观，又透彻，极科学。为此，可以如此断言，人类社会只要还是商品经济，贪婪且噬血的资本仍在任性地驾驭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永远不会过时。也不知说得对不对?我总觉得现代人往马克思的身上涂抹了过浓的政治色彩，并出于各种目的打着他的旗号所倡导的各种“主义”四处泛滥，以致老人家当时就不得不半是愤怒、半是无奈地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自嘲道：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还不知说得对不对?当今中国政府官员最迫切需要学习《资本论》，而不是有些领导所倡导的曾国藩(我认为曾国藩的齐家之法无可非议，但其治国之术则过于立足自保真的有待商榷)。因为在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下，不懂客观经济规律而轻率地扳动宏观经济的杠杆，是绝对会受到严厉惩罚的……</p><p><br></p> <p>（当年怀揣着《资本论》上课的照片，可以说这本经济学巨著伴随我整个大学时光，也奠定了我的世界观。）</p> <p>（到工厂、农村去搞教学实践，是工农兵学员的必修课，图为1976年春在随县厉山公社跟着老农学犁田。）</p><p><br></p><p> 从一定意义上看，大学真正的“收获季节”往往不是毕业考试，而是毕业分配，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位学生的前途与命运。于是一到毕业前夕，师生们便开始分外忙碌起来……</p><p> 若干年后，时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当时为经济系党委的副书记与我交谈时，曾半真半假地说道，在毕业分配之前，由于很多学生都纷纷找他谈心以“联络感情”，经常谈话到半夜……说起我来，他不无调侃地说：只有你从来没有找过我，每次碰面都象不认识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两个字：淡定……</p><p> 我当时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己不善交际的秉性之外，还因为此间国家已有规定：所有带薪学员的毕业分配，原则上是哪里来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潜意识中，由于能够带薪学习，一直对于工厂心存強烈的“知恩图报”理念。以至每到学校放假期间，我总是只稍稍休息几天即回到车间上班，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对得起送我带薪上学的工厂。尤其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多生产葡萄糖支援灾区，我曾经不休息地连续上了近一个月的班……</p><p> 记得在1978年春季开学不久，老厂长亲自来到樱花盛开的武昌珞珈山(1977年12月，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撤销搬回总校)。其来意很清楚，就是与系里商定让我毕业之后回厂工作。他先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则真心诚意地表态说：是厂里送我上的大学，因此我唯一的志愿就是毕业之后回厂做贡献。老厂长听毕顿时喜出望外，便私下透露在我回厂之后一定给以重任：或任厂政治办公室主任，或任葡萄糖车间主任……无疑，老厂长大喜而归。</p><p><br></p> <p>（每到三月中旬，武大校园的1000多株樱花会瞬间绽放，绚丽多姿，美不胜收。）</p> <p><br></p><p> 然而，临近毕业之际，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湖北省计划委员会向武汉大学要两个学习中文、有一定文字功底的毕业生，学校则回复本届经济系学生的文字水平不亚于中文系，建议每系选招一人。经济系知道这个消息后，想借此机会为以后的毕业生开辟一条进入省直机关的绿色通道，便选定了我。那天是两位系领导一起找我谈话，先也是征求意愿，我的回答还是回厂作贡献。他们说回厂是一种选择，但应有服从学校分配的思想准备。我说根据国家的规定，我必须回厂工作。他们则说尽管国家有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学校有权对毕业生的分配予以调剂。我见事到如此就只得说到，我家的困难状况您们都知道，如果要重新分配请一定考虑：一是不要分配到湖北省以外的地区，二是不要去咸宁地区，三是不到大专院校……否则，我会不服从分配随时拿着行李回工厂……系领导见我如此态度，便说已决定将我分配到省直机关，并要求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为经济系的“荣誉”而战……</p><p> 于是，我大学毕业回厂作贡献的真诚愿望，就彻底地遭遇到“红灯照”……</p><p> 时至今日，我对老厂长和湖北省葡萄糖厂还心存一份愧疚。因后来市场发生变化再加之经营管理不善、开发创新不足等原因，工厂陷入困境之后竞被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房地产开发商收购而最终破产，我当年的一帮年轻的工友很早就成为“无业游民”，为此而付出的宝贵青春也付之于东流。在我的内心，始终有如此想法并对部分朋友提及：如果我当初大学毕业后返厂出任主要重点产品的葡萄糖车间主任或以后能成为厂领导，这个厂就不一定步入破产之途，因为玉米与红薯的产品极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综合开发价值甚高且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p><p> 前思后想，只能是一声长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