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张露萍烈士

素缘了凡

张露萍（1921—1945），女，1921年农历5月28日，张露萍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张露萍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革命爆发后，思考救国救民之路。

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和同学一路奔赴延安。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业，随后被保送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张露萍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进入南方局不久后，张露萍就接到了组织安排的任务：联络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期间，张露萍等人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

1940年张露萍身份暴露被捕，戴笠对张露萍用尽酷刑，也没能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任何党的机密。”

1945年7月14日，年仅24岁的张露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张露萍遗物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提供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等，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

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八，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老师。张露萍上小学时，二姐病故，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这些不幸的遭遇，激起了张露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和愤懑。

做时代的新女性

1937年秋，张露萍以优异成绩由初二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七七事变”爆发，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张露萍在同学车崇英家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在革命前辈的培育和革命刊物的影响下，张露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

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张露萍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她向往延安，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

1937年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向延安。

大家称她“干一场”

初到延安，张露萍对一切都倍感亲切。她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她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张露萍天资聪颖，酷爱文学，擅长唱歌、演剧、写诗、作画。她热情地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每次集会，各个单位拉歌欢唱，人们总要欢迎她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上千人聚精会神，引吭高歌: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雄浑激越的歌声，响彻黄河之滨。这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十七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以后，分配到延安文联干秘书工作。在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原任国家交通部长）结成了革命伴侣。不久，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赴重庆工作。

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张露萍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了党的组织，支部成员达到7人。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随后，他们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张露萍赴延安前留影（1937年10月于成都西郊）

张露萍在延安写的家书

电视剧《风筝》中的曾墨怡烈士的历史原型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张露萍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时留影。

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张露萍

1921年生于四川崇庆(今崇州市)，原名余家英(姐夫是国民党四川中将师长)，进军统前改名为张露萍(以军统张蔚林妹妹身份进去的)。

1935年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在同学的父亲车耀先(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被保送到延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她同马列学院的李清(后任国家交通部长)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9年11月，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重庆，进入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归叶剑英直接领导)，任务是：联络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从事情报工作。当她以张蔚林妹妹身份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后，很快发展了其他4名成员入党，并担任党在军统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成员达到7人)。在军统，她基本控制了电讯处和电讯总台，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为我党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中共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1945年7月14日，年仅24岁的她，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就义。1983年被中共四川省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是川军师长余安民女儿的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余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7位勇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1949年12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两党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共产党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张露萍与小箩卜头

1945年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张露萍七人秘密处决，报局备案。”

7月14 日，天刚亮，“义监”女看守张家启打开牢房，轻声喊道：“‘253’，快收拾行李，穿上最好的衣服，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释。”敏感的张露萍已从看守的面色中观察出敌人的动向，她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她也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鲜血来捍卫党的尊严，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

她开始镇静地、缓慢地精心梳头。梳了又梳，一直梳到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

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我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

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头，眼圈也红了。她怕张露萍发现，强忍悲咽。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张露萍悲壮地问徐林侠，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

呜咽堵塞了徐林侠的喉咙，一串强忍难抑的滚滚泪水，洒落在张露萍的头发上。

“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到行李房取出皮箱后，张露萍从中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给自己穿戴好。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要在敌人的刑场上，再现她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在颤抖。镇定自若的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牢房门打开了。张露萍将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分送给了难友们，并和徐林侠、黎洁霜、黄彤光等一一握手道别，亲了亲“小萝卜头”，跨出房门。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走向了仓库的台阶。她习惯地拢了拢头发，坦然地走在前面，六位战友整齐地跟在她的后面。突然，罪恶的枪声响了，张露萍身后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回过头来，怒目而视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意想不到的一声怒斥，吓得刽子手惊恐万状，从石阶上倒退了下来。那个用枪瞄准张露萍的士兵，手在发抖，朝张露萍的胸部射去。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竭尽生命的全力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震撼心魄的喊声震破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胆，息烽集中营的特务们从此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就在张露萍牺牲的这一晚，难友李任夫用一块小牛角片刻下了“253：1945、7、14”的字样。

重庆市庆祝建党90周年《党旗飘扬》红色经典剧目系列演出之现代京剧《张露萍》，7月1日起将在文化宫剧院上演，为市民带来京剧版红色女特工的“潜伏”，揭秘其短暂但传奇的一生，这也是首部红岩特工剧目。

现代京剧《张露萍》由红岩联线和红岩文化产业集团等精心打造，根据红岩英烈张露萍的真实事迹改编，是该市庆祝建党90周年创作的红色经典系列重要剧目。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明喊合作，暗中清剿。19岁的延安女战士张露萍奉命来到“陪都”重庆，以发报员张义林妹妹的身份，打入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地下党特支书记。她与张义林等6名地下党员将截获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送到周公馆。后来由于身份暴露，张露萍、张义林等7人被捕，并以“军统局违纪分子”的名义被押于白公馆。在狱中，他们不仅受到敌人非人的折磨，还受到狱中同志的误解，但他们对党忠诚依旧。日本投降前夕，张露萍等英勇就义，至死未暴露党员身份，成功保护了上级机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领导叶剑英、陈云等人证实和指示下，经过调查，张露萍等人事迹才逐渐得以公开。

该剧导演赵伟明表示，故事的主人翁张露萍当时虽然只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有着为共产主义理想倾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其信仰不会因为挫折和苦难而有丝毫动摇。所以《张露萍》虽然是京剧，但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青春元素，表现出年轻人的激情与理想。该剧还汇集了周利、张军强、程联群、刘柱等一大批重庆京剧团的优秀演员。剧中还将创造性出现发报舞、山城棒棒军舞等。

从5月至12月，将持续举办以红岩历史、辛亥革命历史为主题的《党旗飘扬》红色经典系列剧目演出活动，陆续上演越剧《红色浪漫》，《红岩魂》形象展演报告剧，儿童剧《小萝卜头》，大型京剧《江姐》，大型话剧《1949―红色恋情》、《天下为公》等多场精彩剧目。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秋，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每逢大小集会大家都欢迎她指挥演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干一场”成了黎琳的代称。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派黎琳利用其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到重庆后，立即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领导。叶剑英与曾希圣商量，决定改派黎琳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时被敌人发觉，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的妹妹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相机发展党组织。这样，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得到了安全转移，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也被捕获。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成都地下党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局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在途中也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押上刑车。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在向她开枪时，第一发子弹没有打中，她大骂了一声“笨蛋!”第二枪也从旁边飞过，她又骂了一句。直到第三枪被击倒后，她还抬起头来瞪着敌人大喊：“再开两枪嘛!”张露萍身中六弹，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张露萍等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狱中环境恶劣，吃霉烂菜，1944年一次流行性痢疾，就死去27人。同张露萍一起被捕的赵力耕，因长期戴死镣关在阴冷的重禁闭室，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张露萍与所方交涉，卖掉自己的一枚戒指，设法给他买来了营养品。同室难友徐宝芝在牢里生下一个女孩，身体极度虚弱，更无奶水，张露萍除平时帮她料理小孩外，还设法买了只母鸡喂养，生的蛋全部给小孩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努力去做组织生活安排的事

对组织安排的事，张露萍更是不顾个人危安，努力去做。她曾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李任夫与狱中支部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联系，后被周养浩发觉，竟以破坏监规为由，召集全监"修养人"，当众把李任夫打了四十大板，进行镣禁，并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于义斋重禁闭室，罚吃盐水饭半个月，以示惩罚，发泄他以前挨了两记"耳光"的心头之恨。

生命的最后时刻

1945年初夏，当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戴笠又一次到息烽查监，他考虑张露萍等人的利用价值不大了，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加以秘密杀害。7月，周养浩召集狱中警卫组长刘振乾、股长荣为箴等人，商议密谋杀害办法，最后决定以"奉令将张露萍等人解押重庆"为由，在途中杀害。 

7月14日上午，天刚蒙蒙亮。义斋女管理员匆匆赶来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谎称开释到重庆，马上就走。已有过四年牢狱生活的张露萍预感敌人可能要下手了。她镇定自若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从容走出牢房。她从自己小皮箱里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并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的了，但我并不害怕。"她将打火机、口红等物送给黄彤光留作纪念。然后把皮箱一推说： 

"这皮箱我不需要了。"她向黄彤光提出一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监狱里有时表演文艺节目，总是黄彤光给张露萍化妆。此时，黄彤光接过口红，可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张露萍说："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荷枪实弹的特务把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杨洗、王席珍、赵力耕七人押上了两辆军用大卡车。当囚车沿着黔渝公路行驶到军统息烽集中营被服仓库不远的快活岭时，突然"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行动组长荣为箴首先跳下车，拉开车厢后的门喊道："下来，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我们要加油、装货。"接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刽子手也下来了。 

张露萍等走上仓库前的台阶时，尾随在后面的敌人号叫着向他们跑过来。张露萍回过头来冷冷一笑，然后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用发抖的手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七位共产党员。 

敌人开枪后，忽听张露萍厉声骂道："笨蛋！"吓得敌人心惊胆战又开了第二枪，但她仍撑持着负伤的身体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最后用机枪扫射。身中六弹的张露萍，壮烈牺牲了。她殉难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表现了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对敌人的暴行的抗拒。那一年，张露萍才24岁。

为了还历史真相，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沈醉开始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1962年他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的帽子。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文革”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

除了沈醉，还有一些人为张露萍冤案而牵肠挂肚，韩子栋就是其中一个。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对张露萍等人的英雄行为赞佩有加。每年清明时节，他总要到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扫。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立即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经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重点调查，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重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多，基本上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和张露萍，原是同一个人。

原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同志后来也证实?押“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

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最后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册。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这些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

七十多年前，张露萍奉命打入国民党重庆军统电讯总台，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后因身份暴露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并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这位被称为“中共美女间谍”、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近年来，具有谍战色彩的电视热播剧《暗算》、《风声》中，均有她的影子。

“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

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一个18岁的女孩，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花一样的年华，穿着最为漂亮的衣服，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校园里欢快的奔跑着。但是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成为中共杰出特工、情报巾帼英雄的张露萍，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条路注定充满危险，甚至付出生命。但是直到生命的尽头，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

张露萍,原名黎琳，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见识了黑暗的旧社会，她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的黎琳，在革命前辈的培育和革命刊物的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37年11月，黎琳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她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她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938年10月26日，十七岁的黎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被派往重庆工作。

1939年深秋，黎琳告别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原任国家交通部长），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黎琳到重庆后，归南方局军事组和叶帅直接领导。由于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等几名秘密党员，组织上安排她与张蔚林兄妹相称，并改名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的身份，担任我党地下特支书记，深入虎穴。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党组织，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支部成员达到7人。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这一切，如同一阵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震惊了，情急之下，立即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军统电台案”七人小组全部被擒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毁，因“犯错”被送往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籍机捡查了牛角沱“张式兄妹”的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和密码的笔记本，张露萍的笔记，以及7人小组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

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军统电台案”让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这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但是即使是被敌人逮捕了，张露萍依然能够在狱中传递情报，搅动着军统的风云。

在看守所里，因戴笠的小老乡毛烈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戴笠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她，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戴笠更为恼怒，他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于是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但他没想到，虽然用尽各种酷刑，意志坚定的张露萍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毫无所得。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也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用鲜血来捍卫党的尊严，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张露萍悲壮地问徐林侠，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

她镇静地梳头，整容，到行李房取出皮箱后，张露萍从中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给自己穿戴好。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

张露萍

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跨出房门，镇定自若地向院子里走去。

高跟皮鞋踏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这哪里像是去赴难，这分明是又一次出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要在敌人的刑场上，再现她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

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

在刑车上，张露萍与六个战友们见面了。在息烽集中营四年多，在国民党军统局战斗的中共地下特支的七名战友，这还是第一次在一起。然而，这是在敌人的刑车上，他们将要为共产主义倾洒最后一滴热血。

张露萍站了起来，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特务们狂叫：“不准唱!不准唱!”怎奈英雄们视死如归，大无畏的歌声压住特务们歇斯底里的吼叫，雄壮激越的歌声，响彻息烽群山。

刑车开到后，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走向了仓库的台阶。突然，罪恶的枪声响了，张露萍身后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回过头来，怒目而视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意想不到的一声怒斥，吓得刽子手惊恐万状，从石阶上倒退了下来。那个用枪瞄准张露萍的士兵，手在发抖，枪也举不起来。嗜血成性的行刑队长慌忙从士兵的手中夺过卡宾枪，朝张露萍的胸部射去。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竭尽生命的全力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震撼心魄的喊声震破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胆，息烽集中营的特务们从此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于是息烽集中营中便常常发生特务们自称是张露萍显灵的故事。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

存疑多年，终于大白于天下

[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最大的败笔”，军统内部对此事极度保密，防止“家丑外扬”，而切散布张露萍等人“反正”。所以连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不知道张露萍等人的下落，对‘反正“谣言也是半信半疑。从此，张露萍等人的“军统电台案”就变成疑案。中共建政后，由于没有关于”军统电台案“的资料，所以烈士们都未被列入[烈士登记表]。

直到1962年，军统的亲历者之一、战犯沈醉一次次打报告讲述原委，以及相关狱友韩子栋的声援，终于促成七人身份被确定，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

39年后，当后人迁葬张露萍烈士遗骨时，发现烈士的遗骨上肢上举，头骨分裂。这是敌人丧心病狂的罪恶，也是张露萍不屈灵魂的真实写照。

1983年，七人被追认为烈士，这距离他们的历史已近40年。

位于崇州市崇阳镇唐安路露萍广场的张露萍雕像

张露萍的英勇事迹在重庆烈士纪念馆展览。张露萍的汉白玉雕像巍然屹立。韩子栋在碑文中这样写道：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胆肝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秋，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每逢大小集会大家都欢迎她指挥演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干一场”成了黎琳的代称。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派黎琳利用其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到重庆后，立即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领导。叶剑英与曾希圣商量，决定改派黎琳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时被敌人发觉，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的妹妹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相机发展党组织。这样，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得到了安全转移，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也被捕获。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成都地下党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局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在途中也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押上刑车。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在向她开枪时，第一发子弹没有打中，她大骂了一声“笨蛋!”第二枪也从旁边飞过，她又骂了一句。直到第三枪被击倒后，她还抬起头来瞪着敌人大喊：“再开两枪嘛!”张露萍身中六弹，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但“军统电台案”却成了疑案，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张露萍烈士被蒙上了“叛徒”、“特务”的阴影。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们，遗憾的是张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他们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即不列为革命烈士)。

为了还历史真相，曾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沈醉开始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1962年他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文革”中，沈醉因此被扣上了“美化军统特务，丑化共产党员”的帽子。面对造反派的质问，沈醉淡定地说“这是我受了党的多年教育和周总理的指示，如实地写历史，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乱说”。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文革”结束后，当选为政协委员的沈醉，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

除了沈醉，还有一些人为张露萍冤案而牵肠挂肚，韩子栋就是其中一个。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对张露萍等人的英雄行为赞佩有加。每年清明时节，他总要到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扫。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立即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了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遇难者问题的重要指示。经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重点调查，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重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多，基本上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和张露萍，原是同一个人。

原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同志后来也证实：“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

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最后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册。历史是公正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韩子栋在碑文中这样写道：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胆肝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

这些英雄业绩彪炳史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

1940年前后，一支由18岁红色女特工张露萍领导的“军统特支”成功潜伏在军统总部的电讯总台；从这时开始，南方局多次通过这个秘密地下组织获取到国民党高层的绝密情报，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使党中央转危为安。

那么，仅18岁的张露萍是如何打入军统高层，又是如何领导特支工作的？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1921年生于四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经川西的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介绍，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抗大学习；在这里，余薇娜接受到系统的革命教育，由于表现出色，1938年秋，余薇娜在延安正式入党。

第二年，上级组织安排余薇娜回到四川从事统战工作；但令她没有意料到的是，这次回重庆，竟是与军统打交道。

1939年夏，军统电讯总台的科员张蔚林来到曾家岩50号的中共南方局，曾希圣接见了张蔚林；在经过了解后，曾希圣才知道张蔚林是一名地下党，只是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次来南方局，就是希望能恢复党籍，但曾希圣考虑到军统的特殊性，并没有马上答应；数日后，张蔚林又来到南方局，这次还带来了电讯总台的小领导冯传庆；在经过考察之后，南方局将张蔚林、冯传庆吸收入党；随后，又介绍了电讯总台的报务员赵力耕、王席珍等五人入党，在南方局军事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他自认为铁板一块的军统总部，却潜伏着多名中共地下党。

随后，军统内一份份绝密的情报被源源不断的送出；南方局在喜悦的同时，也十分担忧，张蔚林和冯传庆经常到南方局风险很大，稍不注意就会暴露身份，于是南方局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来专门领导军统特支的工作。

就在这时，余薇娜来到了重庆；南方局的领导在经过研究后，认为余薇娜留下领导军统特支的工作比到川军做统战工作的意义更大；最后决定，由余薇娜扮成张蔚林的妹妹，改名张露萍，以从上海来看望哥哥的名义，专门租一处屋子给兄妹两住，以此作为南方局和张蔚林、冯传庆之间的联络点。

就这样，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地下党员们利用这个联络站，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情报传递出来，使反动派企图破坏中共党组织的阴谋破产，一次又一次挽回党的损失。

但就当张露萍领导的军统特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因一次意外而暴露。

1940年2月的一天，张蔚林不小心弄坏了几个真空管，真空管在当时是属于紧缺的物件；科长肖茂如认为工作多年的张蔚林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就将张蔚林关进看守所；但张蔚林以为自己暴露了，就趁看守不注意时逃出看守所，来到南方局。

曾希圣马上就批评张蔚林的鲁莽，指示弄坏真空管是小事，让他赶紧回去主动承认错误，防止事件扩大化。

当张蔚林跑出后不久，看守发现张蔚林失踪，便上报给戴笠；老谋深算的戴笠也马上觉察到里面有问题，真空管烧坏也不是什么大错，张蔚林为何要逃跑？随后，就马上下令搜查张蔚林的宿舍，最后发现了几份军统的绝密文件，以及张露萍七人小组的名单；当时由于张露萍回成都探亲，因此暂时没有被捕。

张蔚林根据组织的安排找电讯处的领导主动承认错误，但赶上戴笠派人来抓捕张蔚林，就这样，张蔚林当场被捕；随后，戴笠依次逮捕了名单上的人。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安文元随即叛变，供出了军统特支的情况；在得到张露萍成都老家的地址后，便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要其火速回到重庆；因张露萍不知道情况，在下车后随即被捕。

军统内部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戴笠颜面尽失，亲自审讯除安文元外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7人；但大家始终都保守秘密，戴笠没有任何收获。

戴笠认为7人中，最大的突破口就这个不满20岁的张露萍；但经过一番软硬兼施后，张露萍依旧是坚贞不屈；只承认自己和张蔚林只是男女朋友关系，没有其他政治关系。

最后，戴笠将7人判处死刑，转到贵州的息烽监狱关押；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7人被特务秘密杀害。

巾帼英雄张露萍她是如何被抓的？受酷刑折磨惨死

叶剑英看到黎琳后，决定对她的工作做一下 调整中共西南局要在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设立一个特别支部，派黎琳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黎琳坚决服从安排。另外，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还决定让黎琳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名字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地点也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转移到了四德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张露萍传递情报或者接受任务，就到那里完成。

张露萍小组建立起来之后，工作表现极为出色。他们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等绝密情报，一 送到了南方局， 使党组织很快掌握了军统的许多核心机密。张露萍小组还不断壮大，到1940年时，除张蔚林、冯传庆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4人为地下党员，这便组成了后来轰动山城的“红色电台案”的“牛角沱七人小组”。

一天午夜， 一个黑影匆匆地走进了张露萍居住的牛角沱。 通过敲门发出的电码声，张露萍知道来人是冯传庆。这么晚了，他跑来干吗?张露萍打开房门，冯传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闪进了屋。张蔚林听到动静后，也急忙从另间屋子里走 了进来。还没等他们开口，冯传庆便从身上掏出了一份电报一戴笠 发给胡宗南的一封绝密 电报。三人立刻开始破译这封密电，直到天色渐亮时，电文才被中译出来一一戴笠派遣了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混人上的陕甘宁边区。情报很快通过南方局发到延安，延安立刻捕战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潜人延安的特务小组。

这封情报是戴笠亲自发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没想到这么高级别的情报还是被延安截获了，戴笠又惊又怒。面对一连串的“泄密”事件，戴笠立刻意识到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内奸。想到这里，他立即将督察室主任刘培初找来，商量对策。两人密商一番后，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无论是谁，只要形迹可疑，一律先拘捕再审讯。就是在这几天，张露萍在上街意外遇到了久别的大姐，两人喜不自胜。张露萍碍于身份，编谎说自己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但从大姐口中得知了母亲因中风瘫痪在床。而她的大姐正是来这里为母亲抓药的。张露萍心急如焚，回去后便提出想回成都看望母亲的申请。组织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了她的申请。 然而，就是在这时，张蔚林出事了。

小失误导致身份暴露 张蔚林被关了禁闭，原因是收发报机里的一支真空管被烧坏了。本来这事不算什么，但监察科科长肖茂如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说这是张蔚林有意破坏。实际上这是肖茂如有意整张蔚林，因为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想借机报复-下。就这样，张蔚林被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糟糕的是，张蔚林没有意识到这一一点。 他以为自已的身份已经败露，所以在禁闭室里越想越害怕，趁着看守不备，便从禁闭室选了出来，一直跑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听完他的汇报后，当即批评他行事太鲁莽。这不过是工作上的一点儿小过失，最多受点儿处分罢了。但因这点儿小事就跑了，反而会出现危险。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戴笠听手下报告后也意识到了里面的问题:一支真空管烧坏了不算什么大错，怎么会吓成这样呢?于是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一个记录本被搜了出来，里面记录着军统局在各地电台的配置和密码，还有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此时，张蔚林听从组织上安排，回来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承认错误，正赶上戴笠派人搜捕，被抓了起来。 戴笠命人按名单去搜捕其他成员，七人小组完全暴露。正在发报房值班的冯传庆获知身份败露后，迅速从后墙翻过去， 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报信。情况紧急，叶剑英让人将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送去延安。但冯传庆最终没能逃脱。他刚刚渡江就被 等在闻 那里的特务抓住了，落进军统之手。

同时组织还向成都发出紧急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再回重庆。但在成都的张露萍提前接到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由于没有任何征兆，张露萍没有怀疑这封电报。然而她刚一离开，南方局的电报才发过来，仅仅晚了一步。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临行前由成都发来的电报后，知道她中了军统的圈套，紧急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抢在敌人前救走她。但还是没能赶得及，张露萍一下火车，就被守在车站的军统特务抓走了。自此， “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被捕后的张露萍知道敌人的行动肯定不会就此结束一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就非常危险了，必须想办法通知同志们抓紧撤离。然而现在她和她的战友们都身陷囹圄，还会有谁替他们去送信儿呢? 张露萍很快想到了一个人一稽 查处看守所所长毛列。毛列是戴笠的小同乡，但办事有些鲁莽、不知轻重。关键是他对案情背后的真实情况不清楚，以为张蔚林兄妹被捕，就是因为烧坏了支真空管而已。

张蔚林听了“妹妹” 的计划后，立刻让人找来了毛列，在他手心里放了50块钱，说有一件事想请他帮忙， 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 毛列没看出什么异样，以为是小事， 便乐呵呵地收下了。

第二天，大批特务赶到四德里抓人时，却扑了个空。戴笠得知情况后，非常吃惊，要求彻查中共抢先知道秘密的原因。最终的结果落在了毛列曾送去的一一张条子。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毫无疑问，中共秘密机关人员就是看到这张条子才转移的。戴笠暴跳如雷，也不管什么小同乡了，立即下令处决毛列。戴笠知道事情出现了重大变故，但还想在张露萍身上做些文章:假装释放张露萍，让她出现在曾家岩附近。张露萍当然明白他们的意图，没有进去，甚至连周公馆都没看一眼。虽然她多么想再看最后-一眼。 特务们跟踪、监视了一一路，一无所获，只得再次将她抓回看守所。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她和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小组的审讯。戴笠认为这七个人的突破口应该是这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也许只要吓唬吓唬，她就什么都招了。但出乎戴笠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他认为最脆弱的环节却是如此坚定一威逼利诱、 酷刑拷打，各种办法使尽了，张露萍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说。 1945年6月下旬，被转移到贵族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和她的六个战友，被全部杀害。

“前程是天上的云霞!人生是海里的浪花!卿!莫愁徊，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着你的前途，发出你灿烂的光华!”这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党的英雄女儿张露萍16岁时写的一首短诗。

张露萍，幼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延安时期改名余慧琳、黎琳。张露萍是叶剑英为她在中共南方局军事组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时取的化名。她出生于1921年5月，四川崇庆县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由党派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是活跃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的中共特支书记。她带领党支部成员源源不断为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传递情报。1940年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并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1945年7月14日，正值花样年华的张露萍殉难于贵州息烽快活岭。

国统区的革命青年

张露萍父亲余泽安是一位私塾先生，他富有民族意识，常以岳飞、文天祥、戚继光事迹教育女儿，希望她们长大后做有民族气节的人。1935年秋，张露萍由县立女中转到成都建国中学。在校期间，她深受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车崇英影响，并和车崇英与进步同学周玉斌、杨梦萍结为“四姐妹”。其间，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讲述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故事，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的崭新气象，鼓励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张露萍受到教育引导，思想境界不断升华提高。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在车耀先影响下，张露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承担了宣传、组织和交通工作。她参加了“星芒社”等救亡团体，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女学生的身影。张露萍不分白天黑夜地为抗日疾呼、为救亡奔走，时而办墙报、刷标语，时而指挥演唱、参加演出抗日话剧……如火如荼抗日活动的洗礼与锤炼，使张露萍笃定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产生了奔赴延安的强烈愿望。她曾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她有健全的身体，有高尚的理想!更有清白的身心，坚决的斗志!挺着胸膛，去应付未来的难关，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冲破人间的黑暗。”

革命圣地的“干一场”

1938年2月，在成都后援会和车耀先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十多个热血青年闯过国民党军警关卡的重重阻挠，来到渴望已久的延安。她改名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三个月培训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露萍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努力工作，被选为小组长。每逢学校集会或上大课时，张露萍身着红毛衣，落落大方地指挥大家引吭高歌，潇洒泼辣的神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尤其喜欢指挥《拿起刀枪干一场》，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整齐有力，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

张露萍在组织的关怀和培育下迅速成长，她写信告诉往日同学：在学习中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我非常愉快，我信心满怀。生活上艰苦一点，但艰苦能磨练人的意志。在另一封信中说：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张露萍在家书中附有在延安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身着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腰扎皮带，脚穿草鞋，显露出八路军女战士的飒爽英姿。在照片后面，她写道：“亲爱的伯伯妈妈……你们等待着她凯旋归来时，已经壮大多了!你们的女儿。”

1938年10月26日，17岁的张露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从抗大毕业后，转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后调往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国内外政治形势、国统区斗争策略及工作方法等，不久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建立了感情并结为革命伴侣。1939年秋，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张露萍毅然接受派遣，告别了近两年的延安生活，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从成都赴重庆从事秘密工作，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为了自卫，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磨擦斗争策略。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亟待加强情报工作。1939年11月，张露萍由成都到重庆，受南方局军事组和叶剑英领导，具体联系人为曾希圣和雷英夫。起初，组织上想通过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张露萍姐夫)的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后来，由于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已经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几名秘密党员，急需在他们与周公馆之间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张露萍因刚到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她，成为最佳人选。为此，叶剑英等决定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并为她化名“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的身份，担任地下特支书记，深入虎穴，开展秘密斗争。

南方局交给张露萍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等人;二是与南方局联系，转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张蔚林按照组织指示从军统宿舍搬出，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两间平房。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努力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在军统局内部逐渐发展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为中共秘密党员，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他们在书记张露萍领导下，团结默契，并肩战斗。张蔚林负责监听内务无线电台的信号，破译重要机密。冯传庆、赵力耕等人掌握着总台的收发报业务。

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通过张露萍之手，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准确情报，安全地转移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已经暴露的工作人员。张露萍的情报，更为我党捕获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作出了贡献。1940年，戴笠拟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混入陕甘宁边区并给胡宗南发送了绝密电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三人连夜破译，将电报译出：“弟不日将亲自派遣一精干小组，携小型电台等器材，化装混入陕北共区，长期潜伏于肤施。望兄能设法掩护并鼎力相助。”张露萍迅速把这一绝密情报送至南方局，报告了党中央。这样，戴笠派遣的三人潜伏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即被抓获。一连串的“泄密”事件，让蒋介石极为震怒，斥令戴笠查清惩处。戴笠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军统内部机关特别是机要、电讯部门遂加强了特务督察。在张露萍的反复叮嘱下，大家小心谨慎，中共党支部宛如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利剑，仍旧发挥着作用。

狱中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0年春节，经组织批准，在张露萍利用工作间隙回蓉探望重病的母亲之际，一件意外之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张蔚林因为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人员名册、各地电台公布呼号和张露萍写的暗语。军统局随即派人包围电讯总台，先后逮捕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并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兄病重，望妹速返渝”。张露萍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重庆，被早已等候在汽车站的特务逮捕。冯传庆从电台逃出跑到周公馆，报告了党支部被破坏的情况，叶剑英亲自安排他去延安，途中不幸被特务抓获。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大骂戴笠无能。戴笠恼怒万分，判定张露萍是中共联络员，亲自刑讯。戴笠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用钢鞭、烙铁烫、老虎凳、电椅等百般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屈服。

军统特务软硬兼施，最后使出一条放长线钓大鱼的毒计，假释张露萍，暗中安排便衣特务跟着她从周公馆门前经过，窥测她的动静。机智的张露萍识破阴谋，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经过时，从容不迫，神态自若，从而迷惑了敌人，保护了自己同志的安全。特务们一无所获，重新逮捕了她。一个月后，张露萍和6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签判死刑缓期执行，囚禁于歌乐山白公馆。次年3月，张露萍和他的战友又被远押到国民党军统的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息烽监狱，张露萍的监号为“253”，与徐林侠(中共党员)、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的幼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黄彤光等难友关在一室。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深受酷刑，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刚强，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黄彤光后来回忆说，我是1943年认识张露萍的。她中等身材，精力充沛，性格活泼，看她那样子真不像坐牢的人。我当时身患重病，愁容满面，步履艰难，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安慰说：“你不要那么伤感，丧失信心，咱们都年轻，总有一天要出去的。他们这帮家伙早晚要垮台，你应当振作起来。”

息烽集中营主任、国民党少将周养浩以个别谈话为名，对张露萍劝降利诱，进而动手动脚企图侮辱她。盛怒之下，刚烈的张露萍挥手给周养浩两记耳光。这事传遍了集中营。张露萍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教育鼓励了难友。张露萍还托难友带暗语条给张蔚林等同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她在日记中写道：“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淫威封不住自由人的口，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索性大吼!”

在狱中，张露萍关心战友和下一代。她得知赵力耕由于受尽折磨，上肢出现瘫痪后，变卖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来医药和营养品。她特别疼爱幼小的宋振中，教识字，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张露萍还将在狱参加劳动所得的一点“补给金”，买了一只肥鸡养着。难友劝她用来滋补身体，她却一直留着生蛋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在狱中出生不久的“狱中之花”孙达孟(孙壶东、徐宝芝夫妇的女儿)。日子久了，孩子们和她的感情也日益深厚，1945年7月，张露萍就义前离开牢房，“小萝卜头”紧紧地抱住她放声大哭。张露萍牺牲后，他几天不吃不睡。

张露萍等人在狱中同军统特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利用周养浩推行所谓的“狱政改革”机会，在狱中《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上撰写诗文，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抒发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她在《七月里的石榴花》写道：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在特定的节日里，集中营组织“修养人”举行文艺演出，以显示其“狱政革新”新气象。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话剧《女谍》、曹禺名剧《日出》演出中，均担任主角。尤其她在《日出》一剧中强烈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连息烽集中营军统人员都夸奖共产党里头大有人才。

悲壮的最后时刻

1945年，戴笠到息烽查监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密杀张露萍等人。7月14日，天刚亮，监狱女看守打开牢房，喊道：“‘253’，你释放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去重庆开释。”敏感的张露萍已从看守的面色中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她镇静地、缓慢地精心梳头。梳了又梳，一直梳到她认为最满意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头，眼圈红了，强忍悲咽。张露萍低声地问：“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张露萍悲壮地问徐林侠，更好像是说给自己听。呜咽堵塞了徐林侠的喉咙，一串强忍难抑的滚滚泪水，洒落在张露萍的头发上。到行李室，张露萍从小皮箱内取出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1984年5月10日，张露萍七烈士忠骨迁葬，这枚红宝石戒指是证实张露萍忠骨最为权威的物件)，给自己穿戴好。接着，又拿出一支口红，要难友黄彤光为她化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她要在敌人的刑场上，再现她当年在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时的战斗英姿。黄彤光接过口红，手在颤抖。镇定自若的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牢房门打开了，张露萍将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分送给难友们，并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她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镇定自若地跨出监房，又回过头来对大家微笑了一下，高跟皮鞋踏出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在刑车上，张露萍与6个战友们见面了。这是他们被投入息烽集中营4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张露萍突然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战友们也跟着放声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悲壮激越的歌声，响彻息烽群山。刑车开到离县城3公里处，拐弯开往了快活岭一座军统被服仓库的大门前。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装被服去重庆。张露萍和战友们踏上仓库门前的石级，她坦然地走在前面，6名战友整齐地跟在她的后面。突然，罪恶的枪声响了，张露萍身后的战友都倒在了血泊中，她只是腿上中了一弹。她转过身来，巍然屹立在石级上，怒视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笨蛋!朝我的胸部开枪吧!”张露萍凛然的一声怒斥，刽子手惊恐万状，从石级上倒退下来。张露萍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特务们匆忙中举枪乱射，张露萍身中6弹，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紧咬辫梢，满怀仇恨地倒在血泊之中。那一年，她24岁。张露萍以她年轻的生命，实现了她在《七月里的石榴花》诗中的誓言。

当晚，难友李任夫(原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将军的秘书)用一块小牛角片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悼念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铭记着这个悲壮的日子。

烈士英名重放光华

由于我方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名字，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连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不知道张露萍7人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军统电台案”的资料，烈士名单里找不着他们的英名。

1980年春，当年息烽监狱中共临时党支部负责人中唯一幸存者、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后，尽管不了解张露萍等人被捕前的具体情况，但对张露萍等人在狱中的表现非常清楚，特意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叶剑英、雷英夫也提供证明材料。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叶帅听后很激动，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调研查实，“军统电台案”真相大白。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11月27日，在烈士殉难纪念日，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烈士的名字。1984年10月，中共息烽县委、息烽县人民政府将张露萍等同志的忠骨从牺牲地迁葬到快活岭新建陵墓，立碑以志。1985年底，中共崇庆县委、崇庆县人民政府在县城罨画池畔，为张露萍建造一座高7.2米的汉白玉雕像，并立碑介绍其生平。

韩子栋为张露萍墓题写了碑文：“少年赴陕，献身革命。受命返渝，虎穴栖身。智斗顽敌，戴笠震惊。狱中再战，威慑敌营。一代英烈，肝胆照人。立石为证，长志艰辛。”这是对张露萍短暂一生最恰当的记述。

读书时金兰四姐妹，左起张露萍，周玉赋，杨梦萍，车崇英

1939年11月的一天，人流涌动的重庆两路口汽车站，一辆满载乘客的汽车缓缓驶进车站。车刚停稳，一位衣着时髦的女郎便款款走下车来。

“她，就是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张露萍。”11月21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此行重庆，年仅18岁的张露萍身负重要使命——打入特务组织心脏，建立“军统电台特支”！

中学时，张露萍常去同班好友车崇英家玩，车崇英的爸爸正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1937年6月，在车耀先的教育引导下，张露萍积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救国运动组织，在川西地下党领导下，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1937年12月，在车耀先的安排下，张露萍离开成都，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1938年2月3日，一辆满载着抗日救国热血青年的车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门口，张露萍就在其中。1938年10月，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开始，抗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39年秋，新婚燕尔的张露萍受中央委派回到成都，在做好父亲余安民的统战工作后，她又按照组织安排赶到重庆，走进了周公馆。

“随着对严峻斗争环境的熟悉，张露萍也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王浩介绍，经过慎重考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决定让张露萍以军统电讯人员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获取重要情报。同时要求张露萍不仅担任联络员，还要结合现有条件，在军统电讯总台内部发展特别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

中学时，张露萍常去同班好友车崇英家玩，车崇英的爸爸正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1937年6月，在车耀先的教育引导下，张露萍积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救国运动组织，在川西地下党领导下，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1937年12月，在车耀先的安排下，张露萍离开成都，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1938年2月3日，一辆满载着抗日救国热血青年的车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门口，张露萍就在其中。1938年10月，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开始，抗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39年秋，新婚燕尔的张露萍受中央委派回到成都，在做好父亲余安民的统战工作后，她又按照组织安排赶到重庆，走进了周公馆。

“随着对严峻斗争环境的熟悉，张露萍也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稳重。”王浩介绍，经过慎重考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决定让张露萍以军统电讯人员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获取重要情报。同时要求张露萍不仅担任联络员，还要结合现有条件，在军统电讯总台内部发展特别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

一个个严重的泄密事件，让戴笠勃然大怒，下令严加追查。张露萍立即向上级汇报，通知战友停止一切行动，进入集体“静默”。

1940年春节刚过，回成都省亲的张露萍突然接到张蔚林一封内容为“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对此，张露萍曾有过一丝怀疑，但战友的安全一时遮蔽了其惯有的稳重和冷静。”王浩介绍，张露萍在用暗语向周公馆报告后随即动身回渝，不幸落入了戴笠设下的这个圈套。

破绽发生在张蔚林上班时，因操作不慎烧坏了一个发报机真空管，由于当时电子元件管理极严，他因此被军统稽查处关禁闭。缺乏斗争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从禁闭室逃出，径直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军事组作了汇报。

张蔚林逃离禁闭室的行为，立刻引起了戴笠的警觉，他当即下令搜查张蔚林宿舍，搜出军统局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本、张露萍的暗语信、军统局职员名册及七人小组的名单等。张蔚林随即被捕。

叶剑英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急电张露萍就地隐蔽，勿回重庆。可惜这个电报仍晚到了一个时辰，戴笠已提前借张蔚林的名义实施诱捕。随后，张露萍、冯传庆、杨洸、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等军统“特支七人小组”成员全部不幸被捕。

1940年2月底的一天，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张露萍正从巷子口走来，不远处还尾随着很多特务。只见，步履维艰的张露萍，从容不迫地从门前经过，没有向周公馆望上一眼。

原来，戴笠在诱捕张露萍后又故意将其释放，并派特务暗中跟踪，欲伺机对周公馆进行大搜捕。没想到张露萍早已识破这一诡计，过“家”门而不入，镇定地将敌人的阴谋彻底击碎！

恼羞成怒的戴笠，亲自提审张露萍，但用尽酷刑皆一无所获。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张露萍曾以“晓露”为笔名，在息烽监狱党支部《复活周刊》发表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诗中写道：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张露萍同志用热血染红了七月的石榴花，其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令人感动和敬佩。”王浩说，今天我们学习张露萍同志，就是要学习她时刻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昂扬的革命斗志，危难之中挺身而出，困苦之中坚守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

重庆市京剧团原创现代京剧《张露萍》在开州剧院上演，揭秘当年红色特工卧底国民党军统局的传奇经历。

1940年3月，国民党内炸开了锅！当时，号称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的重庆军统局内部竟然潜伏着一只由7人组成的红色电台，导致军统绝密情报接二连三的泄漏，引发了当时轰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戴笠职业生涯最大败笔的军统电台案。

而向外传递着着重要情报信息的人，就是我党打入军统内部的情报人员——张露萍！ 

张露萍成长于一个四川军阀家庭，她从小衣食无忧，没想到的是，这位富家小姐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另一条艰难坎坷、危险重重的路。

即使她在这条道路上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也觉得是开心的，是值得的！

那她在这条道路上究竟经历了哪些故事呢？

1937年，年仅16岁的张露萍与家人不告而别，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年，张露萍只身前往重庆，成为了中共南方局派往国民党军统内部的一名红色特工。

张露萍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附近，担任军统电台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在敌人的心脏里从事活动。

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张露萍等人就截获了非常多的重要情报，了解到了国民党在全国电台的分布情况，并且将这些重要信息全部传回了中央。

由于张露萍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得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初，张露萍等人收到一份秘密电报，这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发给胡宗南的，戴笠表明已秘密派遣了三名特务，携带着最先进的美式小型电台，欲经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和开展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刺杀行动。

然而当三名特务一踏进边区的边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捕获，他们随身携带的小型电台，也一并被没收，这都是得益于张露萍传递的情报。

可由于绝密计划屡屡泡汤，这也引起了戴笠的警觉，他怀疑军统内部有泄密的情况，所以展开了对内部人员的大力审查。

也正是因此，“军统电台案”爆发，包括张露萍在内的7名我党情报人员被捕。

被捕入狱的张露萍曾有多次机会被释放，但她却放弃了一次又一次获得自由的机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当时，在戴笠手中并没有张露萍是情报人员的确凿证据，答应只要张露萍写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是中共情报人员，就可以自由了。

可是张露萍为了保护党组织，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她这样做等于放弃了重获自由的机会。

后来，戴笠见这招不管用，便假意释放张露萍，目的就是为了让她走进位于重庆曾家岩50号的中共南方局办事处，寻求共产党的保护。

可一旦张露萍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戴笠便可将“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扣在中共头上。

这一次，张露萍依然选择放弃重获自由的机会，她经过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时，连头都没回一下，看都没看一眼，就径直走了过去。

果不其然，不久后她就又被抓捕，并被送去了息烽集中营。

在监狱中，张露萍面对敌人的羞辱，奋起反抗；面对特务的收买，不屑一顾；面对死亡，从容镇定。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息烽快活岭，牺牲时年仅24岁。

在延安成长的八路军女战士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1921年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她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从县城来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张露萍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张露萍常到车崇英家玩，也就认识了车耀先。张露萍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张露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张露萍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她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制成卡片并写下火热的诗句: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探索革命真理，

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张露萍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11月，由于张露萍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12月初到达西安。正当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此时的张露萍投奔革命已是义无反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终于到达延安。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开始，张露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张露萍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她还给家里寄回了几张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工作方法等知识。以后，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几天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找张露萍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开展情报工作，南方局已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报务主任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张、冯二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被敌人发现，这却是个难题。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即张露萍）到重庆做统战工作。“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张露萍在延安指挥唱歌也闻名国统区。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当张露萍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由黎琳改名张露萍。张蔚林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在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八办”情报参谋、建国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搞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这三个特务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1940年1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幸运的是这个情报被我截获，由于这个情报截获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叫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的抓捕计划落空了。这一切，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事件”。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先拘后审。叶剑英、雷英夫立即决定，通知各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硕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牵肠挂肚，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不料在此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孰料，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支部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他：“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对张露萍等人的残酷迫害也随之而来。

张露萍等人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对我党的秘密机关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抢在敌人搜捕之前，她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看守所长毛烈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电子管。毛烈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烈五十块大洋，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中共南方局秘密机关）。纸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烈哪里晓得这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他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觉是毛烈送去了一张条子才导致共党人员转移时，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毛烈处决。

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司法科长和特别行动处处长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到几张熟悉的“男犯”面孔，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轮到张露萍时，他呆住了，原来充当情报联络员的竟是个漂亮姑娘，“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于是，戴笠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子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如果她承认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兄妹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电讯总台驻地遗爱祠来玩。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噼啪噼啪猛抽。“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的几个蠢蛋的？”“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又是一阵皮鞭……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张露萍当然明白这又是敌人的阴谋，当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时，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妄图抓住张露萍与南方局有所靠近或联系的口实，进而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戴笠的这一阴谋，被机警的张露萍彻底击败！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蒋介石亲自出马干预，他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到贵州省北部的息烽集中营监禁。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它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后，一反以往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狱中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一些宣传工作。周养浩在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写诗作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狱中在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他送去。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在一辆美国道奇军用卡车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便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在大雾弥漫中，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被拉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走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台阶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罪恶的子弹顿时染红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胸襟……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到贵州省北部的息烽集中营监禁。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它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后，一反以往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狱中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一些宣传工作。周养浩在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写诗作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狱中在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他送去。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在一辆美国道奇军用卡车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便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在大雾弥漫中，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被拉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走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台阶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罪恶的子弹顿时染红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