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庆的美篇

孟国庆

寻梦六盘水（三）

据百度介绍，黄土坡街道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东与荷城街道相接，西与德坞街道相连，南与凤凰街道接壤，北与大河镇毗邻，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总人口18万8405人（2010年），辖1个行政村、19个社区居委会，249个居（村）民组。

辖区驻有中央、省、市、区属厂矿企业32家，市、区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417家，各类个体工商户12000余户，是六盘水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六盘水火车站和汽车站均坐落其中。优越的区位优势，是钟山区首家亿元乡镇。

黄土坡上的六盘水体育场。

重上黄土坡

1983年的黄土坡。

看来，80年代初黄土坡已经有现在城市的雏形了。

百度上介绍黄土坡比较复杂，其实黄土坡的方位很简单——从滥坝到德坞的公路（现在的人民路位置）与73工程处到六盘水地革委、窑上这条公路相交，这个“十字路口”西南到德坞这一片就是当时的黄土坡。

黄土坡是一个黄土高台，比北面那条滥坝到德坞公路（现人民路）的标高至少高出十米。黄土坡上原先都是农田，都是黄土，所以称之为黄土坡十分确切。我们工作的水城特区就在黄土坡的最东北面，交通很方便。

水城县和水城特区关系非常复杂，分久又合，合久又分。如果不是我查百度，水城的变革我也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水城明朝时属安氏土司辖地，清雍正十一年（1733）置水城厅，因春夏水拱城垣，故名“水城”；一说县因水城河而得名。

1913年置水城县。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和煤炭工业部决定在贵州西部煤藏丰富的六枝、盘县、水城三县境内建立煤炭基地，六盘水这个组合性的专名由此而得。接着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矿区（后改特区）作为煤炭基地相继成立。

1966年，中央批准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我们那时候叫“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1967年10月，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六盘水开始成为一个政区，下辖水城等三个特区。

1966年2月2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水城特区（特区政府当时在汪家寨），水城县城就在现在水城古镇这一片，均由毕节专区领导。

文化大革命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保密，水城特区对外称“大河农场”，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称“大华农场”，我们水城煤矿设计院称“杨树农场”，六枝特区叫“摩天岭农场”、水城钢铁厂叫“青杠岭林场”……

那时我们出差，外单位看见我们“杨树农场”抬头的介绍信十分困惑，问：你们农场要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干嘛？

如今想想这有点滑稽，不过这确实是那时发生的事。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里，我好像也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介绍。这一段历史很短，估计很多六盘水的老人也不记得了，今天特意写了这么一段，希望不要被历史淹没。

1970年水城县与水城特区合并，成立新的水城特区，隶属于六盘水地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六盘水地区叫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简称“六盘水地革委”）。我们就是1971年从水城设计院调到水城特区。

水城特区后又改水城县，1979年复置水城特区。1987年复改县。2003年5月水城县政府驻地由六盘水市黄土坡迁至水城县滥坝镇。

尽管水城特区由六盘水地革委领导，实际上水城特区也是地专级的地方政权。只不过，当时六盘水的第一书记贾林放是省革委的副主任、煤炭部副部长。

当时军队干部在地方“支左”，我记得水城特区的第一把手军代表姓段（？），广东客家人，1928年参加革命，大校军衔，支左前是一个军分区司令。第二把手军代表郭敷泉，原来是军事科学院的上校，13级干部，后任镇江军分区副司令。程光道是地方干部一把手，也是13级干部。我们基建局局长周忠诚、山东金乡人，行政16级，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1983年的黄土坡。

我在的那时候，除了特区的房子，老百姓好像还没有这么好房子。

1971年我们刚去的时候，黄土坡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水城特区政府这一片房子。办公大楼、大礼堂（兼食堂）和我们居民楼外墙都是用37工程处生产的白砂浆砖头造的，房子也是37工程处设计的。

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看到一张照片，1978年六盘水市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就是在原水城特区大礼堂召开的。

六盘水春秋时期，为牂牁国地。战国时期，为夜郎国地。秦统一中国后，属马郡汉阳县地。

汉代，分属牂牁郡夜郎县、宛温县、平夷县、犍为郡汉阳县、鄢县。三国时，分属“南中”的牂牁郡平夷县、兴古郡宛温县，魏仍分属平夷县、宛温县；晋为平夷县、宛温县地；隋为爨氏所有，未入职方。

唐代，隶汤望州、盘州。宋代，为罗殿国、罗氏鬼国、于矢部地。元代，分属普安路、普定路、八番顺元宣慰司。明代，分属普安府（州、卫）、西堡长官司、贵州（水西）宣慰司。清代，置水城厅、普安州（厅）、郎岱厅。

民国时期，置水城县、盘县、郎岱县。解放初期，建制未变。

1978年12月，地区改为省辖市，名六盘水市，市革命委员会驻水城特区。

这张照片是在“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里用手机拍的。照片上这座建筑就是六盘水市人大一届一次大会的会场。

这里，原是我们水城特区的大礼堂兼食堂，我们每天就在这里打饭。

“白云千载空悠悠”，如今“黄鹤楼”也没有了。这次去，这个大礼堂也见不到了。

我们在黄土坡工作和生活了四年（1971～1974）。因为我们夫妻调到了同一单位，也住上了永久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然只有两房（外加一个简单的厨房，没有独用的卫生间），但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在黄土坡工作和生活这四年，是我们在贵州最幸福的四年。

毕竟是政权机关，水城特区机关的生活物品供应不错，大食堂里顿顿有肉菜。不像在设计院，一听说有肉菜就早早排队。由于工作联系，我们也结识不少实权部门的领导，我第一辆飞鸽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都是通过关系买的。如果还是在设计院工作，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我和同事去肉联厂“串门”，每次软磨硬泡都能买到一个大猪头回来。有时去酒厂，也能买到几斤五毛四分钱一斤的包谷酒（那时候茅台才4.5元钱一瓶）。那时，我们在黄土坡的小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

可以说，在黄土坡的日子这是我们在贵州过得最安逸和最稳定的四年。

看建筑物外表，这些黄土坡的居民楼应该是七十年代末的建筑。

日子安定了，心情也安定了，白天上班，晚上也有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这次重上黄土坡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我们当时住的房子。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想不到六盘水的建设如此“不留情”。仅仅50年，以前的旧房子的影踪都没有了。

毕竟住了四年，我和这座旧房子的感情很深。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接触到《英语900句》（English 900），这对我后来的发展有莫大的关联。

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南京的大舅子送给我们夫妻一台八管三波段南京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当结婚礼物。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市价是103元，超过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当时大学本科毕业后转正前的月工资为43.5元)，这件东西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奢侈品。

这就是当年偷听《英语900句》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收音机的外套已经斑驳陆离了，但还能吱吱发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收音机其貌不扬，又大又重，音质也不佳。即使以今天的收入衡量，这个价格也高得离谱。但是，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却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上海都难买到，十分吃香。这个收音机不仅技术含量高，收听效果好，外形漂亮，并且还有几个短波。

如今短波收音机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绝对是个“异类”，因为有短波就有收听“敌台”之嫌，收听敌台在当时也是一个罪名。我还记得，解放初期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按钮都是用螺钉锁住的,唯恐有人收听外国电台。

那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更没有什么文艺活动，我一般很早就洗完上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的广播。

不知何时开始，我收听中无意发现“美国之音”有一个《英语900句》的节目，我高兴极了。我高中时很喜欢英文，英语成绩也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20 世纪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英文课时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听老师讲，英语的听力训练根本谈不上。

由于闭关锁国，当时的英语课文中存在不少谬误，例如我们高中的课文中有 “We are happy and gay.”（gay有愉快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男同性恋”的意思。）和 “I am a negro boy, he is a white boy.”（ negro对黑人有蔑视的意思，常用的应该是black）这样的语句，可见当时国内的英语学习环境是何等的贫瘠，因此《英语900句》对于我尤为可贵。

水城地处大山沟，山高林密、天荒地远，尽管机身带有拉杆天线，但也很难收到短波信号，为此我又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细电线当外接天线。我每次收听都把天线拉到最大，脸贴着收音机听，唯恐别人发现我收听“敌台”，甚至连我爱人很久以后才知道我在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

《英语900句》给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每听到《英语900句》中柔和的美式英语和主持人何丽达优美的中文解说，真有种八面来风、心往神怡的感觉，这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候。

后来我托上海的一位发小帮我买了一本内部出版的《英语900句》影印本。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影印书其实就是盗版书，当时至少上海出版了很多这种优秀的“参考读物”，让大家在严冬中看见了几朵艳丽的山花。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批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8月8日他老人家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1978年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政府决定首批向全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美国1500人。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选拔，我有幸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后来又结束了我在外地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离开六盘水四年以后，1978年8月14日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山东大学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留学生、进修生英语考试”。考试前，我仅仅在黄土坡偷听过《英语900句》和胶木唱片的英语“老三篇”。

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尤其是听力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连舌头都不听使唤。后来得知我的笔试是54分，口试是3+。口试成绩之好，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我很难说《英语900句》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但它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为此我深深感谢在黄土坡的四年。

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偷听“英语900句”的那些日子》，就是纪念在黄土坡这段日子。文章颇受欢迎，曾获全国性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比赛”二等奖 。其实，我感到我这个二等奖的文章一点不亚于一等奖的水平，窝心了好长时间。一笑！

2018年征文获奖大会上发言。

1979年到美国后，我试图写信给美国之音感谢《英语900句》的主持人何丽达女士，但我当时还心有文革余悸，唯恐弄得不好回国以后“拉清单”，所以只能作罢。

1980年2月在旧金山唐人街

五十年过去了，我当年在黄土坡学英语的尴尬和苦涩再也不会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重演了，他们学外文再也不需要通过“偷听”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五十年中我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也由“翩翩少年”即将进入耄耋。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其中，离不开在黄土坡偷听《英语900句》的那些日子。

1980年在加州。

这是远处用手机拍摄的山半腰的500立方米混凝土蓄水池，是我约1972年设计的。当时整个黄土坡就靠这个水池供水。

所有建造水池的建筑材料（水泥、钢筋）都是靠肩膀扛上去的。参加施工的是一批支援铁路建设刚回到水城的民工，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为修建水池，当时半个山坡都削平了。经过约50年，水池周围已长满树木。

这座混凝土水池当时并没有顶，也没有围墙。大概为了美观，这些都是后加的。这个水池现在是否还在使用不清楚。据说有小路可以上去，但是我爬不动，只能作罢。

这是我在黄土坡唯一见到的原先的建筑物，也是我唯一的作品。因为我是搞给排水工程的，我的设计成果都在地下，只有水池看得见。

水城特区机关当时住在黄土坡的人很多，地方也不大。那时等级观念没有现在这么重，大家生活也比较艰苦，所以相互关系都不错。

除了大约七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常委楼，其余都是一样的房子。家里人多的领导，订多也是多分一套。我们家住三楼，楼下就是特区计委的申主任，他们夫妇带一个约20岁的女儿。申主任是河南人，14级干部，级别也不算低。有时我们晚上踏缝纫机太响影响他们，就他女儿抱怨了几句，他们夫妇一点也没有说什么。

那时官、民界限不明显，我们和一位中学生认识很久，她很愿意和我们接触，也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后来才知道她是特区区长程光道家的大小姐。现在，她也应该六十多了。

尽管那时文化大革命，军代表和特区干部对我们知识分子也很尊重，我们在那里没有感到任何压力。

当时特区“整党办公室”一位姓邓的贵州女同志和我们夫妻很熟，她比我们约大十岁。她老公姓杨也是河南人、特区公安局局长，15级干部，他19岁就担任公安局长。时间一长，大家都熟了，也什么话都说了。一次，她对我说：“如果想入党，我可以帮忙。”那时不存在什么“后备干部”之说，考察程序也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复杂，我相信她说的可能性很大。

当时离林彪外逃不久，和大家一样，我的思想也不稳定。否则的话，我的简历可能要改写了，后来上海卢湾区也不会有一个叫孟国庆的民主党派区委主委，当然这是后话了。

前面说到，我们从设计院调到特区是特区的二把手军代表郭敷泉弄来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郭代表那时五十多岁，支左前是军事科学院的上校，说话带苏北口音。他对特区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尽管他位高权重，但没有架子，很喜欢和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就特区建设交换意见，经常不打招呼就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看。他从不打官腔，用现在的话就是不装逼，有次我说新四军打仗很厉害，不怕死。他说：“大机头（手枪）在后面（压阵），谁敢不冲？！”

在那里我们和很多军代表都成了好朋友，除了郭代表，还有卫生局的宋代表、矿务局的关代表……

郭代表爱人姓刘，广西人，大女儿在外面当兵，二女儿叫郭小流，小女儿叫郭小浪。如今郭小流也要60岁了。

宋代表是河北人，从云南腾冲来支左的，爱人姓陈，原是七军医大附属医院的护士。那时我抽烟，小陈经常开后门，成条地帮我买“朝阳桥”香烟。我记得，那时朝阳桥烟0.28元一包。

我们局长周忠诚那时差不多五十四五岁了，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孙子，他夫人是一位十足的山东农村老太太。周局长为人非常朴实，像邻家大叔一样照顾我们。1984年我调到上海后，知道我的外调材料是他负责回复的，才和他有过联系。如果他健在，也应该百岁出头了。

这次重上黄土坡，我又想起他们。近50年过去了，加之水城特区翻来覆去地变幻“大王旗”，我根本无从打听他们的行踪，但我始终记着他们——这些以各种形式帮助过我的人。

我是小人物，英文就是Small Potato（小土豆），但“老鼠掀门帘”，不时也会在媒体上露一个小脸，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媒体上看到我这个小老弟的消息？

晚上的黄土坡

高楼林立的黄土坡

黄土坡变了，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黄土坡大楼靓丽无比，马路平滑宽广，但我心中的黄土坡没有了 ，只有越来越淡泊的记忆。

如果几十年后有人看到我这个美篇，但愿他们知道约一百年前，曾有这么一批人在黄土坡生活过，为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奋斗过。

黄土坡白鹤公园，这次没去。

黄土坡商圈

黄土坡的街景，原先这里都是光秃秃的黄土。

黄土坡街景。

黄土坡的西面原来建有一条从下面通往黄土坡的坡道，路边就是新建的“二中”。

我们到水城特区基建局以后，朱文杰工程师设计了一条新路，从63处～六盘水地革委、窑上的路引了一条坡道，经黄土坡东南角去黄土坡。于是，外界就有2条路从坡下通往黄土坡。

这次去，没有发现这2条路的痕迹。好像黄土坡变平了，不是“坡”了。

我很念旧，这次特意到梁医生的诊所。

照片上是我老朋友梁医生退休后，在黄土坡办的中医诊所，因为他现在有病不在黄土坡，所以这次没有见到。

五十多年前，水城滥坝区医院有四位新分配的大学生。其中有我弟弟的同学、曹有琦和沈仁龙（上海二医1968届毕业生）、北京二医66届毕业的张雷（他爸爸是北京传染病医院的院长，留美的博士。张雷的母亲是中美混血儿，张雷是司徒雷登的干儿子，故名“雷”），还有梁昭烈医生。

我经常到他们那去，相互关系很好。那时迫于环境，吃饭很简单。来客时取暖的煤炉上加一个铁锅，锅里放上水，再加一点猪油和辣椒就当火锅涮。苦中作乐，其乐无穷！

有时，张雷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当时1.6元一瓶）喝光了，但还没有尽兴，梁医生就从药房把药酒拿来喝，喝得大家面红耳赤，精神焕发，久久不能入睡。

曹后来和我一个单位，沈后来也调回上海，但一直没见过。张雷后来也调回北京，在木冲沟煤矿医院工作。1979年赴美留学前，我在北京见过张雷，但以后就失去联系了。他好像比我大一点，今年应该快80岁了。

离开黄土坡，我顺便到大垭口看看。大垭口在黄土坡到汪家寨的半路上，大垭口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坡，大坡上面是一群房子，原来的煤炭部第37工程处就在那里，我的很多设计都是他们施工的。搬迁到山东前，我弟弟和弟媳都在工程处的医院工作。我弟弟1993年调回上海，我前年到邹城37工程处的家属区。近30年了，不少老职工还记得“孟大夫”。

大垭口37工程处旧址，听说马上要拆迁了。

大垭口的房子还保留着50年前的样子，当时还算不错的房子，如今破烂不堪。如果不是有汽车经过，真怀疑我是不是穿越回去了 。

听说按计划，这些旧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原来的37工程处也随着破房子的消失也彻底消失了。

原37工程处旧址，这都是50年前的房子

原37工程处旧址，这都是50年前的房子

原37工程处旧址，这都是50年前的房子 。汽车是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