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有义

天马

         印象有义

          天马

     （2020年10月11日）

   我跟郑有义够得上是老战友了，二十左右岁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相识，一直到过了花甲之年，始终保持着战友间的友谊、知己般的联系。几年前，有义同志在人民日报社正厅级岗位上退休，身份和才学，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我对他的敬重。很长时间就想谈谈对他的感想，老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因为有义在我心目中形象很高大、很完美，生怕“感想”不明白，有损有义的光辉形象。最近，想起张艺谋大师策划、导演的“印象海南”、“印象桂林”，觉得“印象”两个字挺好，于是乎，就想信口开河地聊聊“印象有义”。

   我与有义之间的认识与联系大体分那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6、1977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组织科连级干事了，有义还是分区警通排的小列兵，彼此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在机关里听说小伙子很有才，甚至说多才多艺、很有发展。见面的时候聊过一些写文章的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跟其他战士确实有明显的不同，一是他爱学习，说手不释卷不算过分，政治书籍、古典名著、武侠小说，无所不读。二是他肯于思考，从眼神儿上能够看出，他脑子里总在想事儿，遇事不是看热闹，而是看门道。三是他很虚心，很诚恳，不像有的年轻人那样，老是摇头晃脑，时常耍个小聪明。因为有别一番的印象，所以尽管工作联系不多，在我的心目中对他很有好感，也可以说一直在关注着他的成长。

   第二个阶段是有义从部队提干后一路飙升，从东丰县武装部调到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从部队转业直接到了省委宣传部，然后到我党最权威的新闻媒体《人民日报》社，先后当过《人民日报》驻辽宁分社、宁夏分社社长，最后在《人民日报》广告传媒集团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应该说，在有义步步高升、“日新月异”这个阶段，我与有义的接触不多，一方面是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另一方面身份距离逐步拉开，自觉不便高攀。但有两点我始终在关注着有义：一是他工作岗位的变迁，隔段时间就听说有义“又进步了”；二是他才学水平的提升，偶尔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有义撰写的文章、作品，总能够从中品味出其层次的不断提升、境界的快速跃进。

   还是我在开发区工作的时候，借去北京招商的机会，我斗胆登上了《人民日报》社的大门槛，想拜访一下有义这位高官战友。让我似有思想准备而又准备不足的是，尽管有义此时已身居高位，我们的久别重逢，有义还是当年那样满腔热情，彼此除了畅叙友情，他还在京城一家“大馆子”请我吃了“毛式红烧肉”。这次京城的重逢，使我很受感动，觉得有义还是当年的有义，尽管身居高位，并不是高不可攀，战友的情谊还是那么浓厚，兄弟的要好还是那么真挚。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先后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彼此交往日益增多，情感距离逐步拉近。退休后，我们两个人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都“退而不休”。我在省城有了一个打工地儿，当了个“三小干部”：有点小事做、身边有个小人群、每月给点小收入。有义则成了社会活动家，这里一个学术会，那里一个专家讲座、评审，忙得不亦乐乎。尽管如此，既然退休了，闲暇时间总还是多了不少。我们一起参加战友间的聚会，在战友微信群里神聊、滥侃。更多的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国家时政、社会热点、人生百态交流看法、针贬时弊。相同相近的价值观，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话题和共识，几乎到了“心相印、手牵手”的程度。

   三个阶段让我与有义从相识到相知，认识不断深化，感情不断升华。对有义工作、德才的评价，那是领导和组织部门的事儿，就战友之间，如果讲对有义的印象，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是很深刻的。

    在与人相处中，有义懂得尊重别人，习惯低调做人，没有高官那种“牛劲儿”

   有义作为一个正厅级干部，在过去说，应该是相当于官居五品的“巡府”，走到哪里都要打出“肃静”、“回避”牌子的。尤其是他后来所在的《人民日报》社，那是国家一级的喉舌，人们习惯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人家那个层次的大记者才是当之无愧的。他当驻省分社社长期间，那是可以随便列席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随时面见“封疆大吏”的。可在与战友、朋友接触与交流中，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儿没有“京官儿”的官架子。我这里有据为凭，前几年，有一次我在省城请十几位战友吃饭，有义理在其中。在十几位战友中，有义的官职是最高的。战友们陆续从四面八方相聚餐馆，每一拨来到的时候，有义都要我跟他一起去楼下恭敬相迎，席间座次也是按照他定的“规矩”：按年纪大小、兵龄长短为序，而不以职位论“英雄”。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一件事，据网上贴子所云，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在他当副省长的时候，还可以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有事也能找到他，等他当了省长，就马上切断了与所有同学的联系，自己的一切通信方式全部对同学关闭。

   相比之下，有义做人的品格，看重的不是自己的官位，而是战友、朋友间的情份。这一点让我感觉，有义做人很真实，不像有些人那样，做个小官儿、发点小财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人前人后总是习惯于居高临下、耀武扬威。我很赞成当然也很佩服有义低调做人的品行，一个人不管你当了多大的官、发了多大的财，在同学、战友的圈子里，你就是同学、你就是战友，你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你就是学生家长，没有几个人会看重你那“帽翅”和“钱袋”。相反，你能够平等待人，才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和爱戴，你的身价当然也不会因此低下来。

   在文化交流中，有义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并乐于给人以帮助，没有文人的“酸劲儿”

   这么多年，在职场，在社会，在网络空间，我算是个舞文弄墨的人，而在有义面前，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在我临近退休的时候，回忆过去的往事、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写了26万字的回忆录，虽没有马上研究出版，可也在计划之中。三年前，应我之约，有义把他还没有完稿的回忆录节选一部分寄给我。拜读之后，使我为之一震，跟人家的回忆录比，我那不过就是流水帐而已。有义的回忆录，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对问题的分析入木三分，对人生的总结堪为经典。咱写东西愁的是没地儿发表，人家有义的回忆录却被出版单位“催租逼债”，大有“洛阳纸贵”之感。

   学习借鉴有义的写作风格，我打乱了过去的回忆录格局，重新规划整理了“我的九年秘书岁月”、“我的六年半无冕之王”，作为对工作岗位经验教训的总结，写出了“实事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说说当二把手的酸甜苦辣”。我把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第一时间发给有义，得到他及时多方指点。我自己觉得，这几篇东西虽跟有义的作品无法比拟，跟自己的过去比还算略有进步。   

   让我十分感动的是，有义同志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他从不小瞧人儿，在文字“破烂堆儿”里也能发现有点价值的东西，并想办法帮助你提高，最终让你把事情做成。他看了我所写的“我的九年秘书岁月”后，觉得还有那么一点文学价值，准备帮我包装出版。他认为，这篇东西的可贵之处在于，站在秘书的角度，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出自己的经历、感受，如何以秘书的视觉去看社会、看人生。相比之下，好多写秘书的人，自己并没有当秘书的经历和切身感受，而当过秘书的人却写不出具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基于这一立足点，他鼓励我，宁可少打点麻将，少睡点觉，也必须把这篇文章作好，甚至给我规定了文字量的要求和结稿时限。在我基本完稿的时候，他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两位社长，建议他们把我的作品打造成“畅销书”。出版社的两位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一位社长在从外地返京的飞机上一气儿就看了三万字，明确肯定，可以经过努力打造成“畅销书”。按照出版要求，需要对作品从内容到语言组织，都作好规范化处理。对这个要求，我有两点考虑，一是不希望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二是受自己文化功底所限，对达到规范要求底气不足。出版事宜也就只好再议。不管我写的东西最后是“成葫芦”，还是“瘪葫芦”，能够得到有义的认可，并帮助我大力推销，作为战友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我真的为有这样的战友而庆幸、而无悔。

   在战友、朋友间交往中，有义珍重的是感情，讲究的是真诚，没有一点儿“俗劲儿”

   有义虽然很少参加战友间的联谊和聚会活动，但他对所有战友情深义重。即使参与一些活动，他也是重内容、轻形式，从不赞成“战友会战友，就是喝大酒”的说法和作法。去年“八一”，军分区战友们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聚会，我安排车特意把当时身体欠佳的有义从长春接到四平。我们俩利用聚会前的个八小时时间，漫步当年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军分区大院，这里虽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民营医院，早已物是人非，可我们怀着深厚的军人情结，从当年的办公楼，到干部、战士宿舍，再到一个锅灶“搅马勺”的机关食堂，边走边回忆留在记忆里的件件往事，如数家珍般地追忆曾给予我们关怀帮助的首长、战友们的感人故事。最后，我们俩认真整理身着，在原军分区办公楼前、原地委办公楼前、四平烈士纪念塔前，留下了永远值得珍藏的合影。漫步间的畅聊，让我对有义的人格品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珍惜战友间的缘分和情谊，他不忘曾经给自己以帮助的恩情与贵人，他怀念那些永远离开我们、英年早逝的战友，甚至他都铭记着与自己朝夕相伴的一草一木。所有这些，都是做人难得的可贵品格。

   三年前的春节，我们俩有幸在海南相遇，“他乡遇故知”，让我们感到分外开心，我当时住在三亚的清水湾，他住百公里外的万宁，战友的情感与他乡相遇的珍惜，应有义之邀，我不远百公里跑到万宁与他相聚，有义带爱女请我吃了当地小吃，我们还畅游了万宁有名的东山。当地美食让我美不胜收，东山美景使我流连忘返。

   在对待名利中，有义看重的是自己的社会价值，没有一点儿“铜臭味儿”

   有义虽然过上了退休生活，可总是让我感觉整天都是忙忙碌碌。他都忙些什么呢？开始我有很多不解，后来发现，他在积极参与诸多社会公益活动，这个年会请他到场，那个研讨请他“座客”，连我省象棋协会活动也“没他不成席”。有义曾认真对我讲过，他退休后，有不少大企业想高薪聘请他去当“二老板”或者“顾问”，因为大家知道他曾是国家级的“名记”，还做过《人民日报》广告传媒集团董事长，赏识他才能上的“大手笔”、市场推销的“真功夫”，当然也难免想利用一下他的社会人脉资源。对所有邀请和聘用，有义一概谢绝。第一，他的工资够花，不需要去捞那些“外快”；第二，他的兴趣不在金钱，而在文化，在交友。就像钱学森所说过的“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而我们这位有义战友，他姓郑，他要做个“正人君子”；第三，有义觉得，这么多年，那些够得上的“哥们儿”、社会崇拜者，过去曾邀他做这个、办那个，都因为公务繁忙，没能如约，以至于伤了面子、失了信誉，由此欠下不少“感情债”，现在退休了，该来还还这些“感情债”了。再说，那些杂志社、出版社也在“催租逼债”，有的“连载”甚至出现“违约”，所有这些帐也要尽快去还，以不辱自己的“正人君子”之名。正因为这些，有义舍弃了“捞外快”、“赚大钱”的机会，还在继续“爬格子”，“基辛格式”的南北穿梭，甘愿去做自己乐意干的事儿，而远离金钱的诱惑。由此看来，有义身上真的是一点“铜臭味儿”都没有，难怪一位老战友既带调侃又发自敬佩地送他一条幅“有情有义真君子，我行我素大人生。”因为有义选择了没有任何报酬的忙碌，放弃了“日进斗金”的差事，所以，他活得坦然而精彩，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同时也赢得了朋友与社会对他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