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庆的美篇

孟国庆

寻梦六盘水（二） 六盘水月照机场。1965年我毕业分配到水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贵阳，转车到安顺，再乘长途汽车到水城。在水城长途汽车站，我雇了一匹马把行李运到工作单位。想不到，如今飞机直通上海，机票也不贵，620元。注意，当时我们当时的工资是57元，水城到上海的慢车票票价是30.80元，约占我月工资的54%。按现在的月收入为46年前的100倍计算（其实还不止），如今的机票价格实在太亲民了。 “逃离”六盘水 六盘水火车站全景 我一踏上贵阳去六盘水的高铁，就想起46年前“逃离”六盘水的景象，离六盘水越近，这个记忆就越清晰。我1971年从设计院调往水城特区基建局，我是解决夫妻不在同一单位调去的，还有两位自己也愿意去，其他人是“被动”调去的，自己不愿意，不过也没有办法。我们调往基建局主要是为建设水城特区，那时特区急需我们这批技术力量。经过三年的建设，特区也建得差不多了。关键是支左的军代表要撤出地方回部队，我们这帮人是特区二把手郭敷泉军代表（江苏人，从军事科学院来支左的，离开六盘水后任镇江军分区副司令，这是一个好人）弄来的，他回部队前自然要给我们一个安排。我们在“央企”待久了，不太习惯地方上或小单位的工作习惯和环境，可能在“央企”工作过的人都有这个体会。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发华东煤田，也就是现在的兖州煤矿。那里煤储量非常丰富，需要的建设队伍也很多。因此，那里需要一个煤矿设计院和施工力量。设计院由原水城院派人组建，水城几个工程处也迁往山东。我弟弟夫妇当时在煤炭部37工程处，也一起调往山东。我们弟兄俩毕业后一起在水城，又一起去山东，后来又一起调回上海，真是兄唱弟随。因为对六盘水早已厌倦，大家都想调往山东，山东毕竟靠华东沿海，也比较富足。迁往山东单位的职工去山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还有不少配偶和子女不在调遣单位。为此，当时对“随迁”人员的“资质”也做了限定。为了能随迁离开贵州，不少人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例如有的人突击调动、突击结婚，甚至兄妹假结婚……如今看来似乎有点荒唐，但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却非常理解。其实谁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老百姓不这么干，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煤炭系统一位有相当地位的领导说：“看来，六盘水不得人心啊！”得知水城煤矿设计院大部分人要迁往山东，我们在水城特区基建局的这批人就蠢蠢欲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找关系、通路子，想调回设计院随迁到山东。不愿去山东的也要回水城院，不想留在基建局。为此，我结识了六盘水地革委的组织部长金广泰。我还找过当时六盘水地区的一把手、中共六盘水地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煤炭部副部长贾林放。那时尽管“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但干群关系比较融合，贾部长办公室门口也没有警卫，他的秘书很客气，贾部长也和邻家大叔一般随和。我对贾部长说，我是无可奈何才找你的。贾部长笑着说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我马上接了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大家都笑了。 六盘水火车站，现在通高铁了。46年前，我就是从这块地方“逃离”六盘水的。 贾部长是我那时见到的最大干部，他那时好像没有照片上这么老。贾部长27年前已经驾鹤西去，我在此遥祝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那时决定事情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繁琐程序。结果是皆大欢喜，愿留在水城特区基建局的就留下（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的大公子宋巍留下了），想留在水城设计院的也留下（1987年这部分人迁往贵阳，组成贵州省煤矿设计院），我们这些愿跟设计院去山东的就去山东。 贾林放，1912－1993，今河北蔚县人。清华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昔西、榆次县县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二厅秘书主任，太行行署处长，焦作新华公司经理，榆次县晋华纺织厂厂长。建国后，历任井阳煤矿公司经理，燃料工业部经理司司长，煤炭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中共六盘水地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煤炭工业部顾问。我当时就是在照片上这座“干打垒”楼里晋见贾部长的，那时贾部长约61岁。 说“逃离”，一般不外乎两个意思，一是形容离开时的急切，二是形容离开时的狼狈。搬往山东时，每家都有不少东西需要装运，但是那时车皮很紧张。为尽快离开贵州，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等待货运车皮。到了装车那一天，大家都急着把东西往车上搬运，唯恐上面突然来通知说“不许走了！”唯恐该走的走了，来不及走的就“扣下来”了。 六盘水火车站附近的夜景 搬家时，两家人家的东西合装一个车皮。找到指定的“闷罐”车的车厢后，我们就急吼吼把东西往里塞，人多又乱，弄得人声鼎沸。有的车厢里面的苹果还没有卸完，大家也顾不上了，脚踏着滚动的苹果就往车上抢运东西，苹果的主人在旁边嗷嗷直叫。看到如此狼狈的景象，我当时心想：国民党溃败从大陆撤退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未来的六盘水高铁站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因为有前车之鉴，大家都唯恐万一走不了被落下。大约是1964年，当时重庆煤矿设计院一个设计队，在六盘水一个矿井做现场设计。大约考虑要加快设计进度，当时的煤炭部范文采副部长决定，在六盘水出差的重庆设计院人员全被“扣”下，全部调入水城煤矿设计院。当时，夫妻俩同在一个设计队的很少。于是，范部长这个命令导致很多夫妻牛郎织女般长期分居，直到1974年，水城煤矿设计院大部队迁往山东才完全解决。“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这就是我们离开六盘水时如此急切的缘由。我们是装完货的第二天离开的，拿着开后门买的卧铺票踏进车厢，心中还有点“没着没落”的感觉，直到火车开动，我才松了一口气。“总算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我心里想。其实，绝大多数同事也是这样想的。 这是新建的六盘水市委、市府大楼，房子非常气派，风水也好。据传，因为怕挨上级批评，至今不敢搬进去办公，白白空在那里。 大学毕业把我分在水城，55年后的今天我还耿耿于怀。知道我分在水城后，我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才找到水城的方位和走法。那时水城还不通火车，我从上海坐火车到贵阳，转车到安顺，再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水城。在水城长途汽车站，雇了一匹马把行李运到设计院。直到设计院门口，我都不相信这是一所部属的大设计院，这里一座楼都没有，也没有几幢永久性建筑，像一所兵营。那时水城设计院刚建院，水城基本处于农耕状态。当地老乡从未见过日光灯，他们的房子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因为四处不仅漏风还透光。老乡卖鸡蛋都是十个一起卖，习惯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因为他们不会计算价钱。那时条件非常简陋，厕所是旱厕，没有顶只是四面墙，下雨天方便时必须打伞。因住房有限，即使是夫妻也只能每周同住一晚。房间只有一张空床，需要自己抱被子进“鸳鸯屋”。当地产的日用品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卫生纸和酱油都要从外面带进来。当地产的饼干凹凸不平、厚薄不一，饼干屑比沙粒还粗。我爱人怀我女儿时特别想吃上海的酱黄瓜，但是水城甚至贵阳都没有。无奈之下，我托我的同事高丽影从上海带一瓶，以介燃眉之急。那时候每个人要带的东西很多，一小瓶酱瓜也是很大的心意。为此，我一直非常感激老高。我爱人是广州人，一次我们回广州探亲，途径衡阳换车时我给儿子买了一根棒冰（北方叫“冰棍”），儿子望着棒冰冒的凉气不敢吃，说“烫！” 因为他懂事后，在水城从来没有见过棒冰。几年后到美国，看到各式各样的冰激凌，我经常就会想起这尴尬的一刻。到贵阳出差时，我们到处找卖酒酿的地方，因为水城没有酒酿……如此的例子太多了。那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我爱人当时在矿务局土建队工作，怀孕大着肚子还要参加筛沙劳动。幸好，和她一起干活的贵州“亦工亦农”工人小陈很照顾她，我爱人倒没怎么出力，但大着肚子站一天也不轻松。 六盘水街景 什么叫“亦工亦农”？即使问贵州当地人，我肯定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知道。当时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要大家“亦工亦农”，就是既是工人，又是农民。贵州就招收了不少当地的农村青年进厂矿当工人，这些人就叫“亦工亦农”工人，简称“亦工亦农”。当时这些人都从事一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几十年后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单位的技术骨干或领导。在山东邹县（如今叫邹城市），如果你遇到说话带贵州口音的老人，他们十有八九就是当年的“亦工亦农”。 注意到没有？小河两边亮处的灯带是一个可以通行和观看河景的长廊，贯通整个河道。遗憾的是，我腿脚不便没有下去仔细看看。 七十年代，他们随着所在的工程处的建设大军一起到邹县，建设兖州煤田。年纪大了，很多人就留在山东当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次回六盘水我也想找到那位好心的小陈，但是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连小陈叫陈什么都记不得了，自然也无法寻觅。当年的小陈如今也应该七十多岁了，不知道他一切可好？ 我们设计院位于土桥，设计院后面有条小河，直通老水城县城。现在成了一条靓丽的景观河。 水城当时就一条从滥坝通往德坞的公路，没有路名（现在就是人民路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劳什子的红绿灯。如今六盘水的马路如渔网一般，看到什么钟山大道、人民路……的路牌，弄得我眼花缭乱。望着六盘水宽阔的，但是还算不上车水马龙的马路，我联想蹁跹。 这是六盘水火车站附近的照片。原先这里一片荒芜，说不定就是我当年背孩子走的乡间田埂小路。 现在六盘水的中心城区原先就是一片农田。从土桥我们设计院所在地到老水城县城、新城的一大片，加上我们设计院到黄土坡的一大片农田，基本上就是现在六盘水市的中心城区。这块地域本来有一些小山包，现在都被夷为平地，原先我们设计院后面到水城县城的小河也经“裁湾取直”，成为一条靓丽的景观河，河两侧还有长廊，既可以通行，也可以观河景，晚上灯光一亮，犹如彩带一般。我非常佩服六盘水的规划人员和建设者的魄力和眼界，他们硬是从“穷山恶水”中“抢”出一座新城。 六盘水的夜景，当年可是一片农田。 一想起毕业分配，55年后的今天我还埋怨自己太纯真，纯真得“冒傻气”。1965年毕业分配方案宣布前，老师征求我们每个人对分配方案的意见，我只在表格上写“解决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慷慨激昂地附了一首诗，其中有“埋骨岂需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两句詩，55年后的今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当然分配方案早已内定，征求个人意见只是形式，但这也足以显示我的天真和傻乎乎的革命激情。我庆幸靠自己的努力“蹦”出贵州，我的同班同学至今只有我一个在上海。否则……唉！ 小河的夜景。 当年，我们设计院到水城矿务局之间是一片农田。那时我爱人一个人住在矿务局的油毛毡房子，我每天都要去那帮她照顾小孩。贵州经常下雨，我们最担心就是尿布晾不干。那时尿布都是利用旧衣服改的，布厚不容易干。即使油毛毡房子里有炉子烘烤，尿布挂得如万国旗一般，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今看见“尿不湿”，我就感叹不已，羡慕现在年轻人不为尿布发愁的幸福生活。 六盘水的马路 六盘水市中心，原先这里是一片农田。 矿务局距我工作单位很远，天气好走小路约需要40分钟，雨天需一个小时，我早晚各一趟。为了少跑一趟，我周六早上就把孩子带回设计院，晚上我爱人才下班回来。碰到下雨，一个人把孩子从矿务局接到设计院非常辛苦。和贵州人一样，我背着孩子，再提一个大包，内有尿布、奶瓶等物品，打着伞穿高筒雨靴走在狭窄的田埂小路上。我人高走路不稳，女儿小时候又沉，田埂又滑，一个小时的路上都是小心翼翼，真是一步一个艰难。周六白天我不上班照看孩子，男人带孩子不容易。有时喂孩子吃饭，孩子就是不张嘴，真是无可奈何。 当时，水城有不少这样馒头状的小山，但是大多数都被推平了。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造出如今六盘水中心城区这么大一块平地不容易，我很佩服六盘水市建设者的气魄和大手笔。 如今，每听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首轻快的台湾校园歌曲，我就想起以上艰苦的这一幕。 本文的标题是“逃离”，我也花不少篇幅渲染“逃离”，其实我是借“逃离”苦心孤诣地反衬今天六盘水的发展。离开六盘水后，我一直不知道，也没有渠道得知六盘水的消息，直到遇见一位六盘水来的朋友告诉我，六盘水现在被誉为中国的“凉都”，2017年六盘水有三千佳丽婀娜多姿身穿旗袍，花枝招展在位于当年窑上的湿地公园巡游，我惊叹不已。当看见六盘水举办的世界马拉松比赛的录像，我怀疑，这就是我熟悉的六盘水吗？这就是原先穷山恶水的水城吗？经我几天的寻觅，发现原先的旧地所剩无几，但是六盘水变了，凤凰磐涅变成一座美丽的新城。我甚至有点怀疑，我当时的“逃离”有意义吗？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量变引起质变，排列组合的变化也能引起质变。同样是这片天，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是这批人，四五十年贵州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我六盘水的几天中，这个感觉尤为突出。当时“逃离”时，哪里会想到还有今天！呜呼！四五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个瞬间，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开革开放，贵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六盘水越来越漂亮了，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了。大城市有的东西六盘水现在都有。六盘水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六盘水。如今六盘水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他们的父辈半个世纪前，在“大三线”建设时艰苦奋斗的“苦涩” 甚至“尴尬”。这样的经历再也不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这仅仅是序幕，中华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还在后面。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话：中华民族的崛起，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崛起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下一篇是“寻梦六盘水”（三）《重上黄土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