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还是“命运”:1999年最后一届“包分配”中师生的毕业、分配、入职故事

甜甜的苏蔓瓜

“同学们,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我从大巴车的窗口探出脑袋,向送别的人群大声喊。车开出了十分钟,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同乡老张不住的擦我的眼泪,并安慰我“别哭了”。<br>二十一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些同学们,而老张也已在教育局走上了领导岗位。 <b>1 父母的努力</b><br><br>寒风吹拂着北方的大地,时间到了1999年初,我在沧州师范读三年级。<br>那年春节过后,尚未开学,父母趁着去县城赶集的机会,要干件大事。“得去找找永安哥,看看安排工作的事。”我母亲说。永安叔叔是我父亲的表弟,当兵转业后,在公安局做副局长。<br>清晨,我和父母骑了十八里,来到县城。集市上熙熙攘攘,父母破例给我买了一件牛仔裤,一件牛仔褂。母亲还说:买的是大一号的,你还在长个儿。可惜,我没再长起来,那件衣服就一直当大褂,穿了好多年。<br>穿过胡同,我们找了永安叔叔的平房。炕前散落的鞋子,表明叔叔家并不整洁。谈论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好在,我作为中师生早已经接受了命运:回原籍,当老师。留城里?沧州的买个单元楼要17万,听到这个数字,我好久没喘过气来。至于转行做别的,我没考虑过,也没受过训练。“还是安心回学校,等着毕业吧”18岁的我喃喃自语到。 <b>2 毕业前的时光</b><br><br>每逢开大会,校园的主路就挤满了人,大家都拎着凳子,排队进礼堂。“965班,拿着凳子,走起!”听到号令,我们便缓缓的向前挪。<br>礼堂里挤了800多人,作为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大会,规模和时间上,都是空前的。具体讲什么,不记得了,只是望着黑压压的800多个脑袋,我想:这些人都就业后,国家一个月得准备多少钱发工资啊?<br>毕业前的生活,没有想象得轻松。3月份,教育部发文,拉开了关闭中等师范院校的序幕。大约有2周时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卫生。为了迎接“省检”,提高并校的筹码,我们近乎变态的搞起了校园卫生。用到,长廊,雕塑,连花园里大点的树叶,都擦拭了一遍。<br>我们开始处理自己的“遗物”,大铁柜是无法带回家的,于是都便宜卖回给学校。3年时间,有的地方掉漆了,我们就调出颜色,用毛笔去补漆,然后两人做搭档,抬到生物楼去上交。<br>粉色的毕业留言册发下来了,同学间忙着互写留言。那时经济条件有限,班里也没有聚餐,三年的饭,都是蹲在礼堂(兼食堂)的地上吃过来的。这样的毕业,和我之后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相比,寒酸很多。<br>一个暗恋我的人,把我叫到教室外,向我诉说最后的衷肠,可惜我什么也不会说。等到离别前一夜,学生会和政教处如临大敌,整夜值班,严防死守。好在我们这届毕业生老实,只扔了几个暖水瓶,也有人大喊了几声:某某,我爱你!但没有更多的暴力事件。<br>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一幕,学校雇了大巴,把各县学生分别送回了老家。 <b>3 新的开始</b><br><br>暑假无事,母亲做教辅书小生意,我陪她去了趟保定,并给自己买了本英汉大辞典。妹妹没去过县城,我便骑自行车带着她去,并买了一个竖笛,一个横笛,期间邻居还给我介绍对象,而我最重要的是:等待分配结果。<br>中师的培养方向是小学教师,不过我分到了中学,也是我的母校。3年前,我中考全县第二名,再加上校长重视我,我被直接分配到初三教化学。无论时分到小学的,还是初一的,都对学校的决定,有些愤愤不平。校长还托父亲告诉我去邻村一位他认可的老师家,讨教教学经验,我去了,不过,他没给我传授什么。<br>父母早给我买了辆钱江摩托车通勤,我也偶尔骑自行车去上班。“第一年,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表现。”我父亲说。于是,每天清晨,父亲便“嘎达,嘎达”的拉风箱,熬粥给我做早饭。午饭是在学校食堂吃,因为不发工资,我们要自己掏钱买饭,一般都是吃一碗炒土豆丝,吃两个馒头。 <b>4 最终的结果</b><br><br>中师三年,父亲经常给我写信,勉励我好好学习,可惜要到学习的回报和价值,需要等待,甚至是煎熬。一次开大会,我曾经去请教的那位老师在台上哭了起来,因为不发工资,他快活不下去了。2000年代表着21世纪的到来,从1999到2000,一年没发工资后,我选择了离开。<br>我教的两个班级,期末考试在平行班中取得第一,令我欣慰。“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希望我的离去,不伤害一朵小花,不带走一片云彩。 <h5><b>作者:</b><div>苏蔓瓜,河北省肃宁县人,1999年毕业于沧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乡村中学任教一年。2010年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居北京,在一外企北京分公司担任技术支持主管。看作者更多的故事,上美篇搜用户“甜甜的苏蔓瓜”。</div></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