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宝章 <p class="ql-block">闲话档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江宝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国庆节前，突然接到福州交通系统退休职工服务中心电话，说是家父的档案信息需要重新登记一下。带上家父的照片、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来到服务中心填了两张表，交了一张照片，事情就办妥了。</p><p class="ql-block"> 回到家里，不禁想起与父亲和档案有关的一件事。1977年，国家恢复了文革中中断了10年的高考。当年12月16、17两天，我在插队的福建省尤溪县西洋公社的中学考点参加高考。大约第二年的1月10日左右，所有达到录取线的考生集中到县城参加体检。此时，县招生办突然找到我，说招生档案里还需要一份你父亲的政审材料，希望这几天就能提交。时间紧迫，父亲单位又在外地，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我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到邮局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父亲能否及时收到并将政审材料寄来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第二天中午，我意外地在尤溪城关的街上碰到了匆匆赶来的父亲。原来，接到电报后，同事们建议父亲直接坐长途汽车把档案送来，免得邮寄路上万一出现闪失，耽误了孩子前程。多年后，我有时想，谢天谢地，幸好父亲及时将政审材料送到而且材料中没有那个年代最敏感的政治“瑕疵”，否则即使我考得再好，幸运之神也将与我擦肩而过。这份政审材料，我相信至今一定还在北大的招生档案中。</p><p class="ql-block"> 中国百姓，似乎一辈子都背着沉甸甸的档案。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开始，他人生的每一个足印都被记录在档案里。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纸档案，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可以绽放生命的礼花，也可以扼杀青春的歌喉；可以使人飞黄腾达，也可使人堕入深渊；可以令人流芳千古，也可令人遗臭万年；可以让人弹冠相庆，也可让人寝食难安。一部档案，书写了芸芸众生的悲喜剧。先是有“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而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又有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三种人”甚至“海外关系”（包括港澳台）等众多成份划分。多少人就因为与这些名目繁多的黑色家庭背景沾边或被贴上类似的标签，就失去了拥抱阳光的权利。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女儿吴霜、报告文学《胡杨泪》的主人公钱宗仁、著名作家冯骥才等等，也都曾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被拒于大学门外，一句“该生不宜录取”断送了万千青年才俊的锦绣前程，误了多少苍生！</p><p class="ql-block"> 重视档案，且档案之繁复是不是中国特色不得而知，但档案的出现，想必定然与文字的成熟相伴而生。夏商周三代，夏朝的面目还比较模糊，而且没有成熟的文字，大概不会有档案。殷商时期，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大量甲骨文的出土，为后人展示了一个奇特而丰富的年代。只是甲骨文和金文书写均极其不便，与后世相比，留下的文字并不多。所以孔子才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虽有所谓的《三坟》、《五典》，恐怕多是传说，没有谁真正见过，倒是从甲骨文、金文开始，一些文字具有了档案的性质。</p><p class="ql-block"> 档案，是历史叙述的基础。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文史与档案不分。古代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正因为文史与档案有时具有相似的功能，《尚书》、《春秋》，就既是一个朝代或封国的历史，也是君王和士大夫的个人档案。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起义军攻入秦都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当诸将争先恐后地抢掠金银财宝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丞相、御史府，抢救和收藏秦宫中的国家档案文件，以备将来治理国家之用，这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优秀政治家的良好素质的体现。“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得秦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司马迁著《史记》，所列述的商王世系，与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中的商王世系表竟然高度吻合，表明司马迁在著述时定然有传世的档案依据，才会将距他1500多年前的史实记述得如此准确，这里面或许就有萧何当年及时收取秦宫档案的功劳。联想到在文字印刷术远未出现的年代，人类文明之所以能不绝如缕得以传承，档案的作用真是功莫大焉。</p><p class="ql-block"> 毋庸置疑，档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政权决策与施政的路线图，缺乏档案依据，执政者的决策与施政，就成了俗语所谓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档案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档案变成民众的某种恶性身份标签时，档案就可能成为统治集团戕害百姓的凶器。从先秦时的夷夏之分，到蒙元时的人分四等；从纳粹德国的消灭犹太人运动，到现代极权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政治贱民”，无不有档案的影子作祟。但是，档案也是一枚飞去来器，当那些独夫民贼沉醉于权力的狂欢之时，却被倒转的权杖伤了自己，顿时变成舞台上可笑的小丑，历史耻辱柱上的败类。因此，档案也成为一些暴君、假圣人的心头梦魇。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君王愿意让自己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总是要想方设法美化自己。于是，档案便在正义与邪恶、真实与虚假、权力与使命的殊死较量中，争夺话语权；于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群忠正刚毅的史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要为历史留下真实的镜像；于是开明如李世民，强悍如朱棣，都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史官对帝王实录的记述。直至当代，统治者篡改档案，歪曲历史，虚美隐恶，沽名钓誉，甚至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档案之所以具有让独裁者、假圣人胆战心惊的力量，说白了，他们畏惧的是人心，是青史。（2020年10月6日初稿）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