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江县新华书店

江南

　　在我的印记中，昌江县新华书店曾经先后搬迁过三次。我用少年启蒙、青年求知和中年追求这三段美好的时光，见证了它的三次搬迁。也从新华书店图书的类别和内容的变化，在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初步繁荣、惨遭摧残到报复性繁荣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上世纪60年代初，设县不久的昌江县在现今的人民南路一间低矮的平房开设了第一家新华书店。人民南路是一条长长的陡坡，从石碌河第一大桥开始向南走，直到铁矿电影院止，一、两公里的道路都是爬坡。尽管这样，人民南路在当时是最繁华的街道。之所以繁华，是因为当时矿区的职工家属人口占县城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主要集中在石碌河之南。因此，在这条坡道上，房屋高低错落，开设有银行、邮局、粮店、农贸市场、旅馆饭店、百货商店、公安派出所、电影院和铁矿公园等一应服务设施。当然，新华书店开设在这条路上，应该还有另外一层考虑，那就是铁矿的产业大军是一批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群，对书籍和阅读的需求较其他群体要旺盛得多。

当时， 这家书店的内部设施十分简陋。屋内照明靠的是几盏白炽灯，光线昏黄而黯淡；店内两头摆着几个呈正三角形的落地书架，用木材制成，粗糙而简陋；中间一条长桌，桌上堆着落地书架上摆不下的书。由于条件所限，图书分类粗略而杂乱。但是，在那个时期，文化传播自由度相对宽松，又处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氛下，中国古典、外国经典、近现代名作、最新译著，甚至民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都可以在书店的书架上见到。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所说，见证了中国文化初步繁荣的时期。

我与新华书店的结缘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是书店的常客，时常在放学后和周末光顾那里。开始是看连环画，一本接着一本地看。后来感到不解渴了，便找连环画的原著章回小说看。原著有很多是竖排印刷的繁体字，靠着上下文理解，连蒙带猜把原著读完。看得多了，自然也就知道繁体是简体的什么字，在接下来的阅读便变得轻松起来。因为是男孩子，内心总有一种英雄情结的缘故，我读了很多横刀立马、纵横捭阖、开疆扩域、血性彰显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

有时读得实在不忍放手、又没钱购买时，偶尔也会做一次偷书贼。趁书店售货员不注意，把书插进后裤腰间，用衣服盖住，然后神色自若地走出书店，一出店门左右顾盼一下，确认安全后便撒腿狂奔起来。

偷书的经历，在我的少年启蒙时代，自己也很感羞愧，曾经自责过。及至读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便常常用孔乙己因偷书被吊打，还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来调侃和自嘲。

人民南路新华书店旧址

　　60年代后期，书店搬到了现今东园路的路口，与铁矿电影院对面。书店的设施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书店是一幢两层小楼，一楼是售书门市，二楼是办公室和存书仓库。售书门市占地面积也比人民南路的那间门市面积大出很多。但是，正值那场摧残文化的浩劫如火如荼的时候，书店里已经看不到那些引领一代又一代人走向文明的外国经典、中国古典、近代名作、现代佳篇。它们统统都被“破四旧”而付之一炬。剩下的是满书柜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经过严格审查的现代红书，如《红岩》、《吕梁英雄传》、《晋阳秋》等。要读中外经典，书店是没有指望了，但是民间倒有很多藏书。这也印证了一位贤者说过的话，优秀的文化是湮灭不了的！我们传阅的书大多来自一个黄姓朋友，广东吴川人氏。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兵，喜欢收藏古籍。在他家，除了读刀光剑影的厮杀外，还初尝花前月下的缠绵。言情章回《三言》、《两拍》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读完的。在书里，《卖油郎独占花魁》、《苏小妹三难新郎》等篇目并没有赤裸裸的性描写，写到煽情时往往用“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轻轻带过，看不出有什么诲淫诲盗的地方。比起贾平凹的《废都》，写到少儿不宜的时候用几十个方框让读者放飞想象，不知要干净多少倍。

我现在还收藏着那个年代在东园路的新华书店买的几本书，其中有《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共产主义幼稚病》。我想，当时的这个《马克思传》的版本，应该是最高大上的版本，或者是作了很多的删节。因为在这个版本里，马克思是没有七情六欲、不吃人间烟火、只知道写《资本论》的神。在文化昌明的今天，我终于知道，伟大的马克思和燕妮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爱情，也有过风花雪夜的浪漫。他给燕妮的诗中写道“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我也会苦苦把你思念。”，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伟人马克思！



东园路新华书店旧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昌明。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传播进入了报复性繁荣的时代。中国人对书籍、对阅读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各家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它们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地把古今中外、精华糟粕都奉献给国人。东园路新华书店也由门可罗雀变为书客盈门，门市内弥漫着书香。

我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到书店逛逛，看看每天上架的新书，看看同一款书不同出版社的印刷，看看不同译者的文字风格。如果口袋里还有闲钱一般会买下几本，若闲钱不多就只能买最新的《读者文摘》吃吃文化快餐。即便没有钱也不再出现把书藏在后裤腰里出门撒腿狂奔的丑行。逛书店多了，便成了书店的熟客，上到经理下到员工，对我都是恭敬有加。

80年代末期，随着县城人口的增加，书店在东风路上、县文化局的楼下开设了一个更大的门面。我到地方政府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闲暇时逛逛书店的习惯。当时县政府就在东风路上，与书店仅隔着县法院大楼。下午下班后，若然没有杂事羁绊，路过书店时，都会折进去转转，一旦发现珍本，也许是外国名著，也许是中国古典，也许是名人传记，也许是诗词曲赋，一时兴起便毅然拿下。因为书店逛得多了，书也买得多了，书店的经理和员工用最原始最朴素的大数据眼光，也对我的阅读偏好有了更多的了解。有一年春节，书店梁经理带着他的几位部下给我拜年，礼品别开生面，是一套五本的香港太平书局出版的全本《金瓶梅词话》。《金瓶梅》列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因为言情露骨，新中国建国后被划入禁书之列。随着国家文化的昌明，被禁之书也逐渐露出头角。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书柜里依然珍藏着这套书。

我在昌江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了35个寒暑春秋，经历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新华书店的兴衰和枯荣，它是中国文化昌明和幽暗的一个缩影。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载体，新华书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所以，一家书店，无论大小，它对人类进步的影响和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最近读了一本美国女作家加.泽文的长篇小说《岛上书店》。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恢宏，它平淡地向读者讲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在大西洋的外海，有一个名为爱丽莎的小岛。一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夫妇在这个孤岛上经营着一家小书店。女主人因为车祸丧生后，男主人矢志不渝地继续守护着他们的初衷。直到有一天，出版社女业务员阿米莉娅走进了他的生活，他们共同把书店经营得风生水起。最后，男主人患脑胶质瘤去世，他的好朋友兰比亚斯警长夫妇担负起了经营书店的重任。书中的这几个人物，把自己的命运与这间小书店交织在一起。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没有书店的小镇算不上个小镇。

我感到欣慰的是，因为有昌江新华书店的存在，石碌镇已经算得上是个文化昌明的小镇！



东风路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