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浮生梦忆》节选

三江闲人

第二部 儿时记忆

                     一    江边小镇

        几十年前儿时生活的印象，象老式黑白电影中的情景，有的清晰，有的朦胧，亦真亦幻地交织在记忆中。虽然缺乏斑澜的色彩，但格调清新，充满单纯的快乐，是心目中永远留恋，向往的美丽童话世界。

        川北山乡盐亭县南，在一道西东走向的山梁斜坡上，几十户老式木结构瓦房依山就势，分两排相向而立。房屋之间铺满青石板，形成一条街面由高及低的小街。街头及临河山嘴上，几棵巨大的高山榕冠盖数亩，遮天蔽日。梓江河和另一条小河分别从山脚两边顺势而下，在山梁末端汇合，使得小街不但直通河边，而且三面环水。 梓江河面，上下行船川流不息，船工号子声声悦耳，此起彼伏。河道两边，沙滩、卵石滩、芦苇丛绵延数里。河床上浅滩、急流、深潭、怪石、危崖形态各异，    仪态万千。

        这个极具水乡风情的小镇，就是我的出生地三星。

        小镇实在是太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撤区并乡时，已将三星并入玉龙镇。但是在之前，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它都是乡政府（公社）所在地。供销社、食品站、医院、学校等机构一应俱全。由于地处射洪县边境，集市也很兴旺，一直延续至今。

        我小时候的全部记忆，    都和小镇密切相关。

        小镇虽然很小，但大自然富予它精致，秀美的环境，使我儿时能得天独厚地充分享受日精月华的哺育。

        那时候的河水，蓝宝石般的晶莹亮澈，使得河底的水草，游鱼，卵石清晰可见，可供居民直接饮用。河道两岸，一边平畴沃野，阡陌纵横；一边山峦叠障，郁郁葱葱。我和黑娃、长寿、春哥等一帮儿时的玩伴经常在一起。周围七沟八梁到处有我们的足迹，大小河边天天有我们的身影。爬树捕鸟，捉鱼摸虾。在浅水滩上打水仗，行船的槽道内冲浪戏水，芦苇丛中躲猫猫；在雪白如银，轻柔松软的沙滩上挖沙坑，堆沙人；在怪石嶙峋的卵石滩上捉乌龟、螃蟹。别出心裁地爬到马鞍山顶放风筝，让自制的简易风筝承载着儿时的梦想，在山下的河面上自由飞翔。

        小镇虽然地处偏僻山区，但毕竟是一定区域的行政、经济、文化活动集散地，    能使我幼小的心灵或多或少地尽早受到玌代文化的熏陶。

        每逢二、五、八是小镇赶集的日子，四邻八乡的人们在这里聚集。商店、饭馆、茶铺虽然门脸窄小，设备简陋，但家家頋客盈门，生意兴隆。街道两侧，流动摊贩的货摊一个个首尾相联，种类繁多，花色齐全。我们的最爱，当然是连环画书摊。学龄前我就从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人书中认识了张飞、赵云、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马戏、杂技、木偶在小镇演出的情景也留在我最早的记忆里。

        每逢春节、国庆及其他庆典活动，街头要立牌坊，贴标语，家家门前插国旗，挂灯笼。狮舞、车灯、莲箫、高撬轮番上演。在我们儿童的心目中，那时盛大的“节日”，当数县电影队和川剧团下乡巡演时。每次放电影，我们一群小朋友早饭后就会去郊外守候。当看到人背肩扛的放映设备从邻乡运送过来，我们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欢呼雀跃，兴奋异常。下午就守在乡政府看放映员检修机子，放“小电影”（在墙上试放电影）。放映员去河边散步，我们也会兴味十足地跟着看稀奇。 最早看电影，是枯水季节在河滩上，被外公牵着。演的内容是解放军打仗。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汽车、飞机、大炮。唯一记得的人物和情节是张军长坐在汽车里。后来知道这是早年拍摄的《南征北战》。

        川剧团更是和三星乡有不解之缘。剧团本来隔三叉五会下乡巡演，而三星一村人杨伯臣是县川剧团团长兼指导员，因此光临小镇的次数和演出档期免不了会有优待。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对演员吴英、刘元、何在树等名家名角了如指掌。还会不时哼几句曲牌，唱段。一群小朋友在家玩耍时，蚊帐成了幕布，床板成了戏台，我演英雄，你演坏蛋，大家心目中的大戏，就这样有滋有味地唱起来。有时业余剧团演《铡美案》，总是选我和另一个小姑娘客串冬哥和春妹，被秦香莲拉着在台上转来转去。

         小镇地处农村，使我这个吃商品粮长大的孩子，也能从小闻到泥土的气息，受到农民勤劳、节俭、善良、质朴等高贵品质的影响，感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

        镇上除极少几户小商小贩，其余全是农村户口。人们和边远山区农民一样，起早贪黑，天天在田野上辛勤劳作。 金灿灿的菜花，绿油油的麦苗，沉甸甸的玉米棒子，黄澄澄的稻穗，是小镇郊外随季节周而复始变换的风景。

        收获季节，街道变成晒场。人们在上面打麦子，打油菜，晾晒稻谷。街头巷尾，到处是堆积如山的麦垛、草堆，我们一帮小朋友在里面钻进钻出，躲猫猫，打野战。月明星稀的夜晚，捕捉很多莹火虫放在玻瓶内，企图做成不用油的照明灯。拿着它，一个个横七竖八躺在麦垛上面讲故事，看月亮，数星星。

        夏天，人们在老榕树下乘凉也不会闲着，剥玉米是家家户户做得最多的事情，稍大一点的小孩也不例外。在没有脱粒机的年代，那可是一件看似悠闲，实则辛苦的活计。手指被磨痛了，就先用铁锥戳，再用手掰。我那些儿时的玩伴，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玉米棒子前，为完成家长分配的任务心急火燎，坐如针毡。

        人们的辛勤劳作，却换不来温饱的生活。冬天几乎顿顿吃红苕酸菜，春夏喝玉麦糊糊，大米是稀罕之物，逢年过节才能沾点晕腥。五十年代末人们生活极端困难时，大年三十也吃不上米饭。团年饭是蒸红苕和生产队分来的瘟猪肉。我们家吃国家供应粮，爸妈在食店工作，经济上虽穷，但吃得比人家好多了。每次“打牙祭”吃肉，虽然不算偷偷摸摸，但也多少有点神秘兮兮，鬼鬼祟祟，怕人看见影响不好。平常吃得最多的是菜稀饭，加点盐，没有其他下饭菜。当我们吃饭“不专心”时，大人就会厉声喝斥：“生在福中不知福，到隔壁看人家狗娃家吃的啥!”于是我们就乖乖地喝稀饭，谁也不敢吭声。

        我们家平常与街邻相处融洽。在许可的条件下，各家各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是平常事。一年到头，不时有街坊送来时令瓜果蔬菜，供我们尝鲜。哪家有人生病了或是年根岁底，妈妈会给他们送点大米或白面，以示回报。盲人贵金爸双目失明，孤苦伶仃，居然可以独自到河边挑水，还能用斧头劈柴火，深受人们怜惜和尊敬,是我们家的常客，经常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品。

        不知是哪年开始的规矩，每年除夕夜，每家人会出一两个下酒菜，全镇人聚集到陈婆婆家团年。她是乡人民代表，很能讲话，有点当官的派头。大人娃娃都尊称她“陈代表”。年景好时，聚会是地地道道的百家宴。野鸡、野兎、野鸭子、鱼干、猪头肉等花样百出。六一、六二年生活困难时期，剥点瓜子花生，喝点苕皮酒也照样苦中作乐。这时喝酒的人猜拳行令；男女之间打情骂俏；东蹦西跑的儿童嘻戏打闹。在欢乐的气氛中，人们暂时忘记了劳作的辛苦，生活的烦恼，邻里之间的误会隔阂。那种特殊年代十分珍贵的温馨和快乐，永远温暖着我对家乡小镇的记忆。

                       二   庙坡小学

        6岁那年，我开始上小学。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国家先后发生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重大社会事件。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幼眼观天下，面对波诡云谲，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及天灾人祸，当然读不懂其中的恐惧和血腥。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少年不识愁滋味，体会到的反而是热闹，多彩和趣味。所以，小学阶段留给我的，仍然是美好记忆。

        学校座落在小镇所在山梁的最高处。由解放前的旧寺庙改建而成。两进四合院，两个院埧。校门正对大街。前院有一棵巨大的高山榕，仅盘根错节的树干，就需要十多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围抱。后院四周长满槐树。春天，槐花的浓郁香气沁人心脾。以致多年以后，凡是闻到槐花香味，我的记忆就会条件反射，立即回到儿童时代。我们的教室就在后院正房。那是曾经供奉菩萨的地方，给人幽暗阴森的感觉。直到高小五年级时，后院左侧新建成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我们才搬进宽敞明亮的教室，直到高小毕业。

        我家私人开着饭舘，离校门口就几百米的距离。小学头几学期放学回家，养成随兴所欲吃现成饭的习惯。1957年公私合营以后，父母成了国营食店的工作人员，白天根本没时间照管家庭。我刚刚9岁的年纪，就不得不和更小的大妹自己学着做饭。中午放学回来，拿一把干透的竹壳到隔壁铁匠铺火炉上引来火种，回家点燃木柴煮酸菜稀饭。饭后大妹站在灶台边的小凳子上刷锅洗碗。下午放学后，不管再晚再饿，也要等妈妈下班作晚饭，因为我们只会煮稀饭。但那时的乡下食店，不会按钟点上下班，赶场天或镇上有活动时，妈妈深更半夜才回家。我们常常在睡梦中被叫醒吃晚饭。

       尽管如此，和乡下的其他小朋友比较，我的学习生活条件毕竟优越很多。因为全乡一万多人口，就这么一所“完小”（初小加高小）。大多数乡下小朋友家境贫困，上下学天天往返很远的距离。对于我，也许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致吧！小学六年，毫不夸张地说，在老师眼里，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性情乖巧，但不愚笨。大方出众，但不调皮。喜好文娱活动，经常在学校或乡政府举办的文艺演出中出风头。

       和现在的小学生比较，那时的学习内容相对简单。不学英语、拼音，但是其他语文、写字、算术、图画、音乐、体育门类俱全，一样不少。而且教师素质很高，许多人都留给我极具个性的深刻印象。

        初小班主任张伯钧老师巳年近花甲，是解放前的旧文人。朗诵课文时摇头晃脑，拖着长长的尾音，象和尚念经。对学生十分严厉，有时发火还会用细篾条打人。但他有一手漂亮的板书，手把手一笔一划地教我们写毛笔字。讲课幽默风趣，常常逗得满堂笑声。我们既怕他，又很喜欢他。

        教我们班自然和体育的马甫怀老师，讲课生动形象，最受欢迎。一个同学回答问题时，错把地球自西向东围绕太阳转说成自东向西转。马老师并不立即纠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几个大字，叫同学大声唸出来，逗得全班哄堂大笑。他带领学生挖沙坑、背河沙，因陋就简，自制跳高、跳远、单双杠、秋千、简易篮架等乡村学校从未有过的体育设备。

        有一位叫范一程的老师，校内校外乃至乡政府需要写标语，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各种楷书、草书、或美术字信手拈来，又快又好。春节前还帮街坊写春联。经常在学校院子里的乒乓桌上练毛笔字，引得路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

        还有一位似乎酷爱音乐的马致远老师。瘦骨嶙峋的身材，小脑袋，尖下巴，颧骨突出，留一副大分头，架一副黑框眼镜，衬衣总是扎在裤腰内。在那个年代，算是十分突出和另类。他有一部当时十分罕见的手揺留声机，成天提在手里。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看稀奇的小朋友或年轻人。有时在茶馆酒店放响唱片，半条街的人都会被吸引，惊诧这神奇的小木箱里竟然会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他喜欢夜晚坐在老榕树下斑驳的月影里拉二胡。如泣如恕的悠悠琴声，在皎洁的月光下，向大街小巷飘荡，给偏僻的小镇带来难得的文化气息。当时马老师并没有教我们班任何课程，但我却是他忠实的“粉丝”。我一生爱上并坚持学习演奏二胡，应当说与小时候较早受到二胡音乐的感染有关。后来，马老师突然从学校消失了！有人说他成了“右派”，有人说他有作风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那时的老师，不时还承担一些特殊的任务。放晚学以后，有时会一人拿一个铁皮做的喇叭状广播筒，分别爬上附近几座山的山顶，声嘶力竭，长声吆吆地念报纸，进行所谓的山头广播。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但当时可是十分庄重的政治活动。有时候，老师们会被分配到镇周围的农村开办夜校，教农民识字扫盲。我们街上的学生经常被老师带上作伴。深更半夜才能结束，往往疲倦得喝欠连天，走路都想打瞌睡。

        作为学生，听从老师的教导，都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荣。小小年纪的我，居然也不例外。乡政府组织街头宣传，农村俱乐部搞文艺演出，我和一个叫胥政治，一个叫谢绍林的同学经常参加。拿手好戏是说对口词或是唱花鼓词。也演过小话剧，内容是地主份子破坏冬水田，被民兵现场捉拿弄去批斗。人民公社化那年暑假，在外地读书的回乡学生被集中起来，组成一些宣传队下乡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平时大方出众的名声在外，也被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带着。敲着秧歌锣鼓，前面的人举一面五星红旗，走到社员比较集中的田间地头，就会停下来唱一首歌，唸一段报纸，唱一段花鼓词。然后又走向另一个地块，从早到晚，乐此不疲。

        随着识字越来越多，加上环境的熏陶，我渐渐对阅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四年级时，爸爸妈妈经常到工商联小组长胥政发的茶馆学习。我当跟屁虫，在那里发现有很多《大公报》和工商联的杂志，我似懂非懂地经常翻看。慢慢地也能一知半解地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一些大事。当时登得最多的是反右斗争。至今，对所谓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等名字还耳熟能详。

         四年级下学期开始，舅舅从部队复员回来，既担任全乡邮政代办员又代新华书店卖图书。成为方便我读书看报的天赐良机。每天邮件一到，我就成为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各类报刊的第一读者。想看图书，自己从装书的柜子内任意挑选。除了嘱付我不准弄脏弄破新书外，舅舅也从不阻拦。高小期间，我就看完《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新儿女英厷传》、《西游记》等十多部小说。虽然囫囵吞枣，但慢慢地也能理解大部份意思，对一些故事情节感兴趣。看《林海雪原》时，读＂白茹的心＂一章，居然对想象中的女性开始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妙感觉，因此读得特别仔细。读《青春之歌》时，十分喜爱林道静的美好形象。当看《牛郎织女》的故事书时，已经能为其中的许多情节感到脸红心跳。

                    三 “大跃进”见闻

        1958年，我已经是十来岁的大孩子了。能够清楚地感知小镇上似乎比往些年热闹，天天发生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各种报纸，马路边，山崖上，到处写满大跃进、人民公社、1070万吨钢铁、超英赶美等字样的标语。乡政府礼堂天天都在开大会。人们惊诧地议论着，全乡最大的官员，党委赵书记因为右倾保守被批斗，很快被调走了。来了一位风风火火的李书记。

        镇上更闹热了！全公社各大队的人黑更半夜被集中在镇周围的田垻上，上千人打着火把参加大兵团作战，改造农田。小河对面的寨子山上，树被砍光了，草皮被铲了，种上“吊岩碗豆”。一些人爬上房顶，把瓦片一匹匹揭下来在水桶里洗，为的是用洗后的脏水作肥料，公社广播上说这是一项敢想敢干的重大发明。有一天，根据各级政府的统一安排，不分农村还是城镇，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一人拿根竹竿，分别占领每一处田间院垻，每一个山头高地吆麻雀，除四害。那一天，漫山遍野，吼声如雷，锣鼓喧天。一些鸟类惊吓得满天乱飞，找不到歇脚之地，居然累得坠落摔死。野兎，野鸡，野猪等动物也不得安宁，被撵得四处乱窜，轻而易举地成为人们的猎物。

        一天晚上，爸爸眉头紧锁，和忧心忡忡的妈妈小声商量后，小心异异地把灶头上的铁锅藏了起来。说是从第二天起各家各户再不能冒锅烟，必须吃公共食堂。铁制厨具要求一律交供销社收购站，支援国家建设。街上的几家工商户也学习农村，办起一个食堂。开头几天，我们可高兴了，十几个小朋友嘁戚喳喳同聚一桌吃饭，兴奋异常。但几天下来，由于缺少油荤和蔬菜，顿顿不是红苕饭就是清汤寡水的酸菜稀饭，没有下饭菜。小朋友吃饭做“过场”，大人也很不习惯。坚持不到一个月，几个负责人冒着风险擅自决定停办，千叮万嘱地要求回家做饭不要冒锅烟，谁家出拐谁负责。

        我们小朋友心目中最神圣的过大年，也变成革命化的春节了。不再耍龙灯狮舞，也没有莲箫车灯。大年三十，爸爸妈妈要和公社机关单位的人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回来才开始做年夜饭。正月初二又照常出工。就连工地旁边的大路上，一些穿着新衣服，提着礼品去走亲戚，拜新年的过路人也被强行留下，必须参加一上午劳动才能离开。

        五年级上学期时，全民大炼钢铁。盐亭玉龙地区农村的青壮年男士，全部要步行到旺苍县参加钢铁会战。三星是必经之地。一段时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流经过我们场镇。街头巷尾，到处备有竹筲簊乘着的大米干饭供他们充饥。夜晚，许多走夜路的人打开被盖，在街道两边就地和衣而睡。戏台上，乡村俱乐部每天晚上有慰问演出。我们白天经常停课，全部学生分列街道两旁，一边用手打着节拍，一边喊着钢铁叔叔慢慢走的口号，欢送奔赴前线的“钢铁战士”。

         当时有一个口号，“男子前方炼钢铁，女子后方把田耕”。但是没过多久，“后方”也行动起来。公社机关单位和各大队也开始炼钢铁。人们用石头和泥巴垒成小高炉，外配一个木制手拉风箱，把废钢废铁放在炉火内反复烧炼。只要炼成一个铁疙瘩，就算大功告成，就是为1070万吨钢铁产量作了贡献。

        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老师们带上年龄稍大一些的同学，到乡下坟地挖出一些棺木抬来作燃料，也炼出几块“钢铁”。当天半下午，两位老师带上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步行十多里地，赶往王龙向县文教局工作组报喜。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找到工作组时，人家已经吃完晚饭在散步，被我们迎面拦住。说明来意后，我们庄重地展开鲜红的大红喜报，一边站一个人拉住四只角，我站在中间大声朗读。报喜毕，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说了一些表扬的话后，我们感到功臣一般的荣耀，心满意足地走夜路回学校。

       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学校当然不仅仅是炼钢铁。很快又办起了红领巾化工厂，红领巾无线电厂。师生们到乡下挖人家老堂屋的泥土，从很远的地方背回来，说是可以熬硝制炸药。硝还没有熬出来，又去山上挖俗名“洋杠子”的泥土堆积起来，在外面敷一层稀泥巴，老师说这是油母页岩，可以作肥料。所谓无线电大家更是不知所云，只是一位老师弄来一个所谓三级管的东西，接了天线和耳机，居然可以收听广播。虽然声音大小和蚊子叫差不多，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发明”了。

当然，对小学生而言，参加这类活动，比下乡揹塘泥，割麦子，抬水抗旱等轻松，也有意思得多，因此，同学们兴致很高。

        那年秋天，我还参加了一次更有意思的活动。

        为了到外地学校取经，玉龙、三河、三星小学派出师生代表到射洪县城参观学习。近70华里爬坡过河的小路，对十来岁的孩子可是不短的路程。两位老师带着我们3个同学，一大早就出发，如约赶到途中的天仙镇与另外两学校的师生会合。玉龙是中心小学，来了二十多人。那些学生显然见过大世面。穿着光鲜，谈笑风生，大方活跃。一位叫王家法的老师戴一顶白帽子，背一幅画板，休息时画速写，十分洋气。相比之下，我们简直是土包子。除了本校同学间窃窃私语，不敢多言多语。直到不分学校界限，以学生高矮为序整队集合，我结识了玉龙小学的钟洪发同学，才慢慢开始与校外同学交往。

        抵达射洪，县城小学师生列队夹道欢迎。一时间，队旗飘飘，鼓号齐鸣，“欢迎、欢迎”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如欢迎英雄凯旋般的热闹。

        接下来几天，各种联欢座谈，看川剧团演出，观摩小高炉炼钢，参观校办工厂及各种创造发明成果展，到正在兴建的螺蛳池水电站工地参观。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我们这群连盐亭县城都未曾去过的区乡孩子，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看得眼花燎乱，目瞪口呆。

        几天上午，师生们连续旁听学校公开课。课间休息时，安排两地学生一起参加交谊舞，跳绳，踢球，游戏等联谊活动。开始时大家有些拘谨，慢慢地相互熟悉起来。在老师的授意下，学生之间相互结对子，交朋友，留通讯地址。回到学校后，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

       多少年过去了！生平第一次走出家门的射洪之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留下一段童话般的美好情景！

            巧合的是，射洪之行结识的洪发同学，其父亲后来从玉龙调到三星食店上班，便和我有了进一步交往的机会。我俩性格投缘，爱好相近，玩耍的方式完全有别于街上的其他玩伴。常在一起聊各自学校的奇闻趣事，交流看过的课外书藉。坐在梓江河边的山嘴上，我们相互竞猜，竟能准确背出一些大部头小说的首句文字。比如《林海雪原》的首句“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新儿女英雄传》的首句“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结婚”。

       有一天，饮食店接到紧急通知，国家粮票第二天全部作废。人们趁最后一天的机会到食店抢购食品。店里人手紧张，无奈临时把十来岁的娃娃当大人用，安排我俩帮忙“卖牌子”。在人山人海的簇拥中，我俩算账收款，收粮票，发放提取食品的牌子，全天下来，居然没有大的差错。

        搞笑的是，这一年，我还糊糊凃涂地受到一次奖励。那是五四青年节，大队辅导员马宗林老师带我去参加共青团玉龙区委的会议。我被表彰为玉龙地区“大跃进的标兵学生”，得到一个厚厚的精装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