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地摊记

双

普天同庆，放假七天，心情像今天的天气。早早起来，把孩子们安顿好后，我家两口推车至人群相对集中的商场门口。把车停在附近的两元店对面，便在入口以北第二根电杆下，摆了个“代写书信”的摊儿。静候客户。我旁边也有几个地摊：一位戴眼镜的老者摆的书摊，一位中年妇女卖包子馒头，还有一位大学生样子的小帅哥卖鲜花。

当我们坐下时，他们几位不约而同看着我，目光中有些惊异，也有一丝怜悯。我问了老公：“是不是我们穿得不够体面？”“没有，大家都差不多嘛”！老公说。我们夫妻俩有些尴尬，但既然出来了，那就豁出去了。才七点过，除了少许晨跑者，行人不多。我们的摊位都还无人光顾。但大家都充满信心地等待着。不一会，卖包子的第一个开张；紧接着，有位大嫂光顾了小伙的鲜花。只有我和卖书的老者无人问津。我安慰自己，人只要先满足了物质需要，必然会有精神追求。我老公口才还行，我让他拉客，我继续等待着。

果然，来了一个小姑娘，她先在旁边买了两个包子，我老公见状，连忙上前谈了起来，小娘娘看了看我们“代写书信”这几个大字，笑笑说：“这年头，还有写这玩意的！”然后朝我走来，眼睛睁得桃子大，问：“大姐，您真的可以帮我写信吗？”我看她模样，十七八岁，应该正在读书嘛，怎么连信都不会写？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主动解释说：“我在农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读书时就是作文写不好。”“没事儿，如果每一个人的作文都好，我就没生意了。”我给她开玩笑，拉近心灵的距离，“你要写什么信呢？”“我刚刚到县城打工，不是疫情期间嘛，我们的老板说了家远的不要乱跑，安心在城里过个国庆七天乐。如今找到工作了，想给妈妈写一封短信，让她放心。”“好，你坐下，稍等，一会儿就写好了。”我让她在我旁边坐下，便开始写了起来……十分钟后，我把写好的信给她。付费时，她摸遍全身，涨红了脸对我说：“忘带钱了……”我正想说：“没关系，你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开张大吉，我就免费了！”可还没张开嘴，她说：“我刚才买了两个包子，正想当早点，我把它给你们吧，一人一个正好！”于是，她把两个包子放在我桌上便跑了。我家两口，望望彼此，笑了笑……

就在我为小姑娘写家书的时候，我家老公拉来了许多客户，摊位前的人越来越多了，渐渐把我围住了。旁边卖书的、卖包子的、卖鲜花的，都羡慕地看着我。这时候，过来一队执勤的，因为我从没摆过摊，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门的。但我看见卖包子和卖鲜花的很紧张，卖鲜花的甚至想推着车跑，只有卖书的老者端坐着，依然在读书。

其实我也有些紧张，因为知道他们可能会管我。但怀中一张刚刚办下来的《摆摊证》给了我一丝侥幸：应该不会有事吧？他们走到我身边，检查了我的证件。我除了给他们看崭新的《摆摊证》，还特意给他们看了我们的《一级教师资格证》和《教师毕业证书》。“我是合法经营……”我嗫嚅着，有些结巴，“政府，政府……现在不也提倡，提倡嘛……”他们看了所有证书，没说什么，便走了。我松了一口气，擦了擦额上的汗。可一位队长模样的人又折了回来，朝我走来，我的心又提起来了。然而他面带笑容，问我：“您（我没听错，他的确说的是“您”）摆摊是个人行为吧？”“是呀！”我答道。“您没有和谁联系过吧？”他又问。我更加迷惑了：“没有呀？我不知道摆个地摊还要给谁联系。我想摆，于是办了证，今天就出来了。”他似乎松了一口气，然后对我说：“哦，给您商量个事儿，是这样，您摆摊的事，可不可以算作我动员的呢？”我简直听不懂他的话：“什么‘动员’？我不认识你呀！”他给我解释：“我们现在有任务，要求每一个人发展三个地摊，以推动盈江地摊经济的发展。我想把您算在我的任务指标之内。”“哦，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行吗？帮个忙。”他的表情简直有点谄媚，笑容愈发迷人。我说：“没问题。”我心中升起一股扶贫的责任感，甚至崇高感。

可就这几分钟，我的摊位前已经人山人海，惊动了附近的交警。他们过来，对大家说：“注意秩序！顺着街边排好队，一个一个地来。”我的客户们很温顺，很快便排好队，虽然有几十米长，但确实不影响交通。警察叔叔满意地走了。

客户们的要求五花八门。有小伙子请我帮忙写求爱信；有老太太请我给儿子写催婚信；有老大爷请我代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一位老中医治好他多年的老寒腿；还有几位大嫂请我帮忙写举荐信，说她们所在社区主任非常爱民，非常敬业，她们想给上级推荐，让这位社区主任当市委书记，造福更多的百姓；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的姑娘要我代写遗书，她说连续三次没考上大学，没法活了……除了遗书我没写，其他的要求我都满足了，每个客户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连那个原本要我帮写遗书的姑娘，也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我劝她说：“姑娘啊，眼看国家就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了，好日子还长着呢！你怎么能轻生呢？”离去的时候，她不住地说“谢谢”，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时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她的要求很特别：“请为我写一封绝交书。”“啊？”我吃了一惊，“写给谁。”“我老公，我要和他离婚！”“结婚多久了？”“今年春节。”“啊？这才几个月呀！为什么要离婚？”我问。“婚前我感觉他还爱我的，但自从结婚后，人就变了，疫情期间不出门，不洗衣不做饭，还整天往沙发上丢臭袜子，这连一条内裤都要让我给他洗。看手机的时间远比看我的时间多得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越说越气愤。我劝她：“这不都过去了吗？”“是过去了，但他经常看着手机发呆、傻笑，我不能和一个汉奸生活！”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我真的不会写。再说，离婚直接去民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了，不必先写什么‘绝交书’。”她看我不能帮她解决，很是气恼地走了。

轮到一位中年妇女了。我一看，这不是我的学生家长吗？

她说：“王老师，我不是请您写信的，我是想让你辅导我孩子假期作业的。”还没等我开口，她话语连珠，就是一杆机关枪“你看，放假了三天，孩子一个大字不写，在家里文的武的都用上了，还是不管用。老远就见你在这摆摊，孩子就听你的话，说什么你都得补补……”老公打岔到：“不好意思，家长，政府有规定，在职教师不得补课。”“那哪是一样，别人是家里偷偷摸摸补，你们这是光明正大的补，性质不一样了。”旁边的许多大爷大妈也议论开了：“是呀，我家的送了课外辅导机构，效果不容乐观，作业正确率还是高的。可一到考试就是考不赢还没补课的，是不是上课老师没把上课内容讲全呀？”“大家各取所需嘛，愿意送给谁就送谁这补，我们更看重的是效果。”大家七嘴八舌炸开了锅，我赶紧把这位家长叫到一边，正准备近一步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又来了几个学生，他们听说我在摆地摊，赶紧过来看看。一看，便七嘴八舌地嚷开了——“王老师，您真的摆地摊了呀？”“真没想到，王老师家有了三个孩子，生活这么窘迫！”“原来您的月收入也不到四千啊？”“什么？绩效都发不下来了？”“王老师，现在想想我一个月就要花掉父母的三千多块钱，太对不起父母了……”他们甚至说：“王老师，您不用在这里摆地摊帮人写信了，这能挣多少钱啊？这大热天的，多辛苦啊！我们帮您募捐吧，每一个人挂着募捐箱，到平原大街小巷去募捐，一天下来，肯定比您代写书信强！”“哈哈哈！”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们真以为我缺钱啊！别担心，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出来摆地摊，主要是响应政府号召，也算是为恢复经济做点贡献吧！”这时候，一个蚊子叮在我脸上，我一个巴掌，“啪”的一声，蚊子没打着，脸却火辣辣的。后来送走我的学生，再后来送走了我的最后一批客户，我们也收摊了。收拾好，来到停车处，拿出钥匙，咦，摩托车呢？完了！算算假期只剩四天了，要这样的几个四天才能赚到一辆摩托车的钱呢？

（引用时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