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不懂夜的黑

田中人

　　白天不知夜的黑，据说是一句歌词。主唱还是我很不欣赏的大明星那英。尽管不喜欢这个明星，但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哲理的。

怎么说呢，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的岁月，有些难。

所以，当我把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现在的体制，挂在嘴边，铭记在心上，体现在行动中的时候，孩子们觉得我怪怪的，把我看成了另类。

现在的孩子们，证很多。一般来说，证越多，这个人越优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是证的时代。

而过去的六、七十年代，不是看证多，而是比“票”的年代。“票”越多，生活条件越好。

只有经历过，才能感觉岁月的艰辛，才能感觉现在的幸福。

　　“票”时代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刚解放那时，真的是一穷二白。基本上只有手工业。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多是依靠进口。

电灯那时就别想了，连点油灯的油都是进口的。所以，每家都有“洋”油瓶子，去打“洋”油，用“洋”火（火柴），点“洋”油灯。“洋”油灯用“洋”钉挂在土坯墙上。

没办法，中国当时就那样，大多商品需要漂洋过海，所以，商品前面加个“洋”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老一辈说“洋”灰（水泥）、“洋”烟、（卷烟）、“洋布”、“洋”碱……不要大惊小怪。它不是方言，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物资匮乏，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到了六七十年代，经过努力，中国虽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物资还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所以，计划经济下的制度，就产生了按计划供应商品的举措。

因此，中国进入了“票”时代。

　　粮食，必须有国家控制。当时的城市居民，国家供应的是成品粮。重体工每月32斤，学生和家庭妇女，一般27.5斤。想一想，就我，读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就0.904斤粮食？！九两粮食一天，又没菜没肉做辅食，真的感觉粮食的宝贵。而粮食宝贵这个理念，贯穿了我的世界观。那农民呢，虽然种地打粮，但粮食属于国家的，是统购统销商品，农民是没有处置权的。国家允许社员每人每年分三百六十斤毛粮。注意，是毛粮，毛粮加工成成品粮，出粮率大概在百分之七十。算下来，每个社员每年才有二百五十二斤口粮。平均每人每天不到七两成品粮。

在那个年代，瘦是每个人的特征。估计那个年代，糖尿病和高血脂发病率一定很低。所以说，有阴有阳，有好有坏，万物就是这么平衡的。

国家对粮食的控制十分严格。我们考入师范时，还得到有关部门转粮食关系。如果出省，还得用全国粮票，省内则用辽宁省粮票。买粮食制品，像饼干、炉菓、蛋糕等……没有粮票，对不起，有钱也不卖你。

粮票是仅次于人民币的流通票据。所以，粮票的印刷纸张和质量都能和人民币媲美。有人（包括我）现在还收藏着很多粮票。由于收藏量太大，并不值钱。我很后悔，干嘛当时不都用出去呢。

　　一九六六年，中国开始了文“文化大革命”运动。到运动中期，基本上由军人管理了国家。当时管理辽宁省的叫陈锡联，是个将军。陈锡联将军是辽宁省最大的官。因为居民每人每月，只有三两的食用油供应。说实在的，真的少的可怜，只要主妇手一哆嗦，做几顿菜后，油瓶子就见底了。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市民，还是有些怨气的，偏偏给驰骋疆场的陈锡联大将军，起了“陈三两”这个非常小气的绰号。

　　其实，陈锡联将军也够冤枉的。当时的国民经济就是那样，都有些无可奈何。

国家也急啊，为了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了保证商品的均衡分配，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让“票”粉墨登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肉票。每户每月一斤。现在买肉，都挑瘦肉买，越瘦越好。那时买肉，专要肥肉。肉价也是低的要命：每斤只需0.87元。因为商品稀缺，所以，负责供应商品链条上的售货员都非常牛。那个小伙能娶个商店售货员为妻，把人们羡慕得不要不要。

我其实非常感谢一个买肉的售货员。他当时在兴城副食商店负责卖肉，是我父亲一个八杆子能打得着的亲戚，叫吴景方。不知道什么机缘，和兴城教育局长是朋友。用我阴暗的心理去猜测，大概吴景方买肉时没少给局长方便吧？反正，当吴景方把我的情况跟局长一叨咕，新学期我就从沙后所中学调到曹庄中学，我再也不用每天骑三十华里跑通勤了。如果按现在的估价，吴景方的这个操作，市值最低三万元。可见，当时的售货员那时是多么牛气。

　　豆腐票。农村每个村都有做豆腐的，社员要吃豆腐，一般要拿大豆去换，也可以花钱去买，一角钱一块。市民要吃豆腐，除了买社员做的豆腐外，还可以用有关部门发的豆腐票。

豆腐票买的豆腐，非常便宜。但当时人们说豆腐是豆饼做的。那豆腐确实没有农村做的豆腐好。也许真的是豆饼做成的豆腐。总之用“票”买的豆腐虽然便宜，但口感不好。农民社员做的，不管是干豆腐还是水豆腐，入口香甜，嘴里有无数个豆腐的小个体，口感极佳。现在兴城豆腐的味道更是诱人。每次回兴城，都要到豆腐店要两笊篱豆腐，必须有高粱米干饭，佐以螃蟹酱、韭菜花、蒜酱、肉酱……那是天下第一美味，那是满满的回忆啊！——上海豆腐，被甩出十八条街（读gai音更能表达意境）！

后来我认真想了一下，豆腐票买的的豆腐，大概不是卤水点的。上海豆腐为什么口感差？根本的原因是不用卤水点豆腐。也可能，豆腐票买的豆腐，真的是豆饼做的原料。

　　豆腐用“票”，那酱油，大酱也要用“票”啊。用“票”买的大酱，是沈阳酱菜厂生产的，感觉味道纯正，干净卫生。用它伴高粱米饭，加点荤油，那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味蕾现在都感到兴奋。现在到北方上饭店，点蘸酱菜时，老板往往向客人推销说是家下大酱。而家下大酱，我是有点鄙视的。因为家下大酱，最不能保证卫生的。每一家，卫生标准不一，制作工艺不一，包括主人的身体是否携带病毒（乙肝、结核、流感）情况不明。家下大酱，一般是秋天烀豆，春天下酱。经过一冬的发酵，各种病毒、细菌，都附着在酱块子上。酱块子大都用报纸裹着，已经和酱块子混为一体，还有什么卫生而言？外加经过一冬，酱块子已经发毛，估计黄曲霉素已经严重超标，而黄曲霉素正是癌症诱因。你说，家下大酱恶心不？所以，我向来对纯手工，小作坊，手工制作等不感兴趣。那卫生安全是真的不能保证！而用大酱“票”购买的大酱，是工厂生产的，大酱卫生情况一定好于家下大酱，所以上饭店，一般老板娘一推销是家下大酱，这个菜我就坚决不点。

酱油和大酱都要用“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的写照。生存成了大家的头等大事。

　　吃的要用“票”，那穿的肯定也要“票”啊。辽宁省每人每年是二十一尺布票。成年人做一件上衣是要用七尺布。

想一想，一年只能做三件衣服，那还有什么可美的？！何况那时是纯棉布，和现在的纯棉布不是一个概念：过去纯棉布，是经线纬线都是棉线。现在的纯棉布，只有纬线是棉，而经线却是化纤。化纤肯定比棉线结实得多。所以，现在的纯棉衣服，要比那时的纯棉衣服结实不知道多少倍。

衣服都是纯棉布，穿着倒是挺舒服的，可不结实啊。所以，尽管有的人家，家境殷实，但也摆脱不了衣服有补丁的现实。那社员，衣服双肩和屁股没补丁的，几乎没有。有的小伙子，甚至相亲穿的衣服，也带补丁。

　　那时，有一辆自行车是很牛掰的事。从大甸车站到曹庄中学上学，足足有四华里，每天都是走着上学，身体倒是锻炼的很棒，一点赘肉都没有。所以，买一辆新自行车，也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梦想。当然，很多家庭都要攒一年甚至几年的钱，才能买一辆自行车。钱有时攒够了，但却没有自行车票啊。没办法，为了一台天津产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我就曾不得不到吉林去取。

自行车取来之后，还要给自行车大梁、斜梁等地方保护一下：先裹一层铁笔蜡纸，之后用商店里买来专门缠绕大梁、斜梁的塑料带裹紧。买塑料带要花钱，那铁笔蜡纸只能由学校贡献了。不知道当时曹庄中学的校长，看到我现在的坦白，偷拿学校的财产，会不会气得乱蹦。——估计也蹦不起来了。

　　商品紧俏，虽然紧俏，但肯定也会有些边角余料，被工作人员侵占。所以，顺口溜来了：做“煤建”的烧热炕，做百货的穿的浪，做粮店的大肚囊，卖猪肉的长的胖。有“票”，也挡不住些许小特权。做老师的，我也真希望教育局能和商业局、粮食局等局一样，发些“票”，也占一占政策的便宜。

好的不灵坏的灵。教育局还真代表兴城市政府给各校发“票”了，那就是在“控辍保学”活动中，《辍学生返校通知书》。对于班主任，这个是“紧箍咒”。我们班有四五个辍学生，拿着政府给发的“票”（通知书），我需要到各家拜访，把辍学生劝回学校。

此“票”非彼“票”。但边角余料还是有的：那就是到各家劝学必须防狗咬。还好，因为我长的比较黑，胡子又密，天生一副土匪相，庆幸，没有受到狗的侵害。

　　“票”的时代早已经成了过去式。现在的商品，到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的年代了。

从“票”时代走过来的我们，能不感到幸福吗？

想让我们不爱国？——作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