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山高水长

　　今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九十周年华诞纪念日。回忆母亲一生的点点滴滴，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母亲七十九年的风雨人生，六十五年的袁家生涯，五十六年的在党历程，三十余年的村队干部，养育四个儿女、送别七位亲人的心血和泪水，见证了母亲一生的苦难与辉煌。几次想写，又无从着笔，断断续续，写下这篇拙文，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我的母亲乔用的，大名乔中兰，生于一九三0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二00八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母亲出生在我们管陶乡小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的姥爷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姥姥的祖籍是本乡马洺村，灾荒年随父母逃荒到山西辽州（今左权县）羊角村落户，姥姥姐弟三人，二弟（我的老舅）就是赫赫有名、威振敌胆的太行杀敌英雄刘二堂，当年老舅带领民兵打日寇、保家乡，一枪射死两名小鬼子的故事堪称经典，家喻户晓。姥爷和姥姥共养育了三男三女六个子女，我母亲排行老二，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姥爷在土改参加挖财主坟墓时因墓顶塌落不幸遇难，留下姥姥和六个未成年子女，使家庭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姥姥凭着坚强的意志，挺着瘦弱的身子，勉强支撑着这个家。我小时候经常随母亲和姐姐去姥姥家，对姥姥和三个舅舅两个小姨我都印象深刻。姥姥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三个舅舅中二舅寿命最高，也才六十六岁，大舅和三舅连六十也没到就去世了。目前只有两个小姨都还健在（两个姨夫也己去世），二小姨嫁本乡小冶陶村，三小姨和我同村，也都八十多岁了。二小姨瘫痪多年，靠子女轮流伺候，三小姨基本能自理，随儿子生活，都四世同堂，生活无忧。

母亲受家庭生活所廹，十四岁就来到我们袁家，当童养媳，和奶奶一起挑起家务重担。父母共生育了我们一男四女五个儿女，最小的妹妹未满月就夭折了，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长大成人。父亲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早早就上学读书，高小毕业后考上了武安县国办教师，分配在列江村小学任教。解放后转入行政部门工作，公务繁忙很少顾及家里。从我记事起，家庭成员是爷爷、奶奶、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自己，老少七口人。当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我们又小，家里里里外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母亲在操持。母亲还参加村上、队上的工作，公事和家事压的母亲喘不过气来，常常是天不明就起床做饭，白天劳作一天，晚上还参加村上开会学习，做家务活，夜十一点前没有睡过觉，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虽然是一个普通农家妇女，没上过一天学，基本没有文化，但母亲勤奋、俭朴、忠厚、善良、贤惠，通情达理，且热爱集体，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能吃苦耐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母亲就在村党支部的关怀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我村建国后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母亲一生始终恪守着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诺言，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学习和各项活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母亲当小队妇女队长、村妇女主任、村党支部委员前后三十多年，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尽心尽力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集体和群众服务，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母亲还曾当选为武安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多次出席有关会议和活动。我们子女们都为母亲是一名党员干部感到光荣和自豪。

　　母亲一生为人正派，善良大方，扶弱济困，乐于助人。我从记事起到母亲离世，从未发现母亲在工作上和村队干部闹过矛盾，沒有和村民吵架争斗过，特别是在处理邻里关系、亲戚关系上，母亲非常热情大方，尽最大努力帮人所难，解人所困，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忘接济别人。我的左邻右舍如老文奶奶、老八奶奶、魁大娘、三魁大娘、有旺大娘等等都和母亲亲如一家，和睦相处，到我家借米、借面、借油是常事，有的做饭没水了也来我家提。母亲一手好针线活，除顾我们一家人外，经常加班加点为邻居做衣裳、垫鞋底、纺花织布。年轻妇女不会做暗上鞋，都把鞋帮和鞋底送到我家，母亲为她们一一做好，从未要过任何报酬。街坊邻居家里办红白喜事或修房盖屋，母亲都前去帮忙操办，从不缺席。我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些，有些户家庭困难向母亲借钱，母亲或多或少都要借给些，从未拒绝过。我们姊妹们的旧衣服、鞋子，母亲都送给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穿。有时家里改善吃顿饺子，母亲也要盛上一碗出去分给这些孩子，自己回家热稀饭喝。一些讨饭的、卖艺的到门上，母亲都要让他们吃饭。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准备吃午饭时，母亲领来一个小店村的人，说是中午找人有事不走了，想吃午饭。刚做好的一锅饸饹被这个人吃了个净光，我们又只好重做。母亲对街坊邻居孩子们的婚姻大事十心操心，大家也都乐意让母亲为他们当红娘，几十年来，经母亲牵线搭桥说媒成家的有几十对之多。有的婚后又闹别扭，母亲还去帮助说合，有的女孩跑回娘家不回来，也是母亲三番五次去做工作，直到叫回为止。母亲跑媒几十年，从没吃过男女双方家一顿饭，更没要过一分钱。有的实在过意不去，给送些礼品，母亲都要原物不动退回去。

母亲对孤寡老人十分同情，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老党员于修喜，是一个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九死一生的复员军人，当过我们生产队政治队长，无儿无女，年老后双目几乎失明。生活艰难。母亲每年帮他拆洗棉衣、棉裤，被子，还从自己家拿棉花往衣被上添。生产队分粮食、蔬菜，母亲就让我帮他送到家，还让我帮他代领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款。本家青堂大伯，孤身一人，腿患残疾，行动不便，自理能力差，母亲经常帮他縫补衣裳，碾米磨面，过年过节帮他蒸团子、包菜包，把我父亲一些衣服也送给他穿。郭花廷是和母亲一起入党的老党员，为村上做过贡献，五十岁以后家里连遭不幸，丈夫和儿子先后去世，还留下几千元债务，生活难以为继。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反复叮嘱我妻子（乡敬老院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她。我妻子及时按母亲的要求安排她到敬老院帮忙做饭。郭花廷到敬老院后不但生活有了保证，还还清了所有债务。年老时我妻子又帮她办成院民，使她在敬老院里安度晚年。炳三爷爷、驴头爷爷、猪圈奶奶等孤寡老人都受过母亲的接济。一九九六年八月武安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管陶乡敬老院被洪水冲毁，十多位老人连夜转移到我村，被安置在我们家。母亲跑前跑后为他们打扫房子，找被辱，找炊具，找柴禾，把家里的米面油拿出来供老人们生活。有的老人身体不适，母亲还专门为他们做小灶，让他们喝药，感动的老人们直流眼泪，都夸母亲是个大好人，大恩人。

　　母亲孝老爱亲，是全村公认的孝顺儿媳。我父亲兄弟四人，他最小，二哥三哥过早离世，只有父亲和大伯父生存下来。伯父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村民兵队长、武委会主任、村支部书记和区、县武装干部，一九四七年随军南下，转战豫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先后任河南省上蔡县武装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信阳专署副专员，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官至厅级，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伯母携两个儿子早年就随伯父迁居郑州，家里全靠母亲一人侍候着爷爷奶奶，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的爷爷是一个与世无争、与人无夺、心灵手巧的普通农民，小时念过几天私塾，认识一些字，能看报，喜爱编一些小快板和顺口溜，很多我们现在还记得。爷爷一生不管闲事，不爱管家务，但非常热爱劳动，各种农活样样精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曾荣获武安县政府李延年县长签发的劳动模范奖状（现在还珍藏着）。奶奶娘家是本乡车谷村，奶奶一生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德高望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奶奶对母亲要求严格，做的不对就当面指责，但母亲都能接受，从沒有顶撞过奶奶，尽心尽力做着一个儿媳应该做的一切。爷爷在三年困难时期因饿的不行，随口说了一句“社会主义真不赖，光吃萝卜和白菜”，被人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揪住不放，给爷爷找事，是母亲岀面好说歹说，爷爷才免遭批斗之苦。爷爷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到晚上就大喊大叫，大小便全然不知，大便在炕上就用手乱抓乱抹，有时不知羞丑，光着身子往外跑，每次都是母亲起来为爷爷打扫屎尿，洗刷衣被，一忙就是一个通宵。爷爷病重卧床不起时，是母亲求医问药、端水端饭、倒屎倒尿，直到为爷爷养老送终。我的奶奶年老体衰时，也是母亲服侍左右，陪伴奶奶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全村人都称赞母亲对待爷爷奶奶比亲闺女还亲。

　　母亲一生相夫教子。母亲对父亲体贴入微，关心备至。父亲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奔波在外，与母亲聚少离多。为不影响父亲的工作，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奶奶、扶育子女的重任。我们小时候最盼父亲回来，因为父亲回来我们都每天能吃好饭，还会给我们带回些好吃的东西和衣物。父亲离休后回老家定居。不久就因感冒用药超量引起肺炎，后转为肺脓肿，先后在阳邑、武安、邯郸住院。特别是父亲在邯郸传染病医院治疗期间，母亲不顾肺病传染的危险，始终守在父亲病床前。医院规定不让陪床，每逢医生来查房和诊治，母亲就躲进厕所或楼道里，十冬腊月天母亲都是在楼梯上坐着休息。父亲几乎每年都住一两次医院，伺候照料父亲成为母亲晚年的主要工作。母亲和父亲真正做到了同甘共苦，生死相依。母亲对我们姊妹四人非常疼爱，但从不娇惯。我们从小就跟着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同邻居家的孩子一样，担水、挖野菜、拾柴禾、搂树叶、割青草、积肥料。在生活上，每顿饭母亲都是先紧我们吃饱吃好，自己最后才吃。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尽量节俭，能省则省。我记得我上高中时，还穿着母亲织的粗布汗衫，二姐替换下的小翻领蓝上衣，冬天穿大姐的小棉袄。我们逐渐长大了，母亲还处处为我们操心。大姐教学忙，母亲怕她带孩子影响工作，就把孩子接到我们家中喂养、照看，直到十多岁我结婚时孩子才回去。二姐初中毕业后带头参加修建东风水库万人大会战，（担任管陶连女子排排长），那时简陋的生活条件，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母亲担心二姐吃不消，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让我徒步到十多里外的民工驻地去看望二姐，为二姐送些生活用品，带去母亲的问候。妹妹从小一直在家跟着母亲，结婚后随军，迁居千里之外的张家口，母亲时刻牵挂着妹妹一家，晚上睡不着，经常念叨，去这么远人生地不熟，水土服不服？生活适应不适应？嘘寒问暖，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和父亲打电话问问妹妹那边的情况，直到妹妹说一切都好后才放心。作为唯一的儿子，母亲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每次在家吃饭，母亲都是先给我盛好，让我吃第一碗。我到康城煤矿打工时，母亲利用在县党校学习的机会，还抽空专门跑到工地看我，给我零花钱。尤其是母亲对我的工作上费尽心思，关健时刻两次作主为我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第一次是让我首先在农村劳动锻炼，使我学会了吃苦，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和不易。我高中毕业回村后，大队书记准备让我替换已教了十多年学的大姐去教学，我母亲知道后考虑再三，反复权衡，最后决定不让我去接替大姐教学。从此，我开始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受磨练。在农村的七年间，我先后当过小队记工员、现金保管、会计，大队民兵连军械员（保管着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十五支半自动步枪、十支全自动步枪、上千发子弹和一批武器备件）、文书，团支部副书记，公社团委委员，参加过县团代会和全县民兵大比武活动。对我工作上的每一点点进步，母亲都十分高兴，经常嘱咐我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干。第二次是同意我到公社当临时工，岀去见见世面。那是一九八三年，大队书记袁守田和袁虎山两人到我家商量让我进大队，担任大队会计，正好我在公社工作的高中同学也向公社领导推荐我去公社管机关食堂事务，任事务长。我在征求母亲意见时，母亲一锤定音，“就去公社试试吧”。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进入公社大院，不曾想一试就是三十七年，从一名临时工到正式国家基层公务员，直到今年二月年满六十到龄退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母亲当年想的周到，有远见。没让我顶替大姐教学，真成全了大姐，使大姐熬到后来顺利民转国，老来也享受了退休待遇；让我岀去试试，给了我改变命运的良机，使我才有现在这样好的结局。

　　隔辈亲在母亲身上表现的最明显。 母亲对我们姊妹四人的孩子非常的喜爱，不论男孩女孩，都一样对待，在母亲的思想中，不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观念。家里只要有点好吃的东西，母亲都接济每个孩子们，让他们来分享。如果那个孩子感冒生病了，母亲都要反复去看望。每到过年，母亲就督促父亲早早给孩子们压岁钱，准备好孩子们爱吃的糖果、瓜子、花生。我的三个孩子都是母亲从小一手带大的，特别是三十年前我妻子生病外出住院时，是母亲在家一人照管着三个孩子，那时大的才四周岁，二的两周岁，三的还未满月，母亲每天忙的连轴转，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穿衣、喂饭、喂奶、洗刷屎尿布，哄睡大的哄小的，连续二十多天没睡过个囫囵觉，人整个瘦了一圈。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都有说不岀的滋味。

　　多少年来，母亲的身体一向都是非常硬朗的，平时连个头疼感冒也很少，我们子女们一直为母亲的身体强健而欣慰。谁也没有想到，多年的积劳成疾，病魔己悄悄地侵蚀着母亲的身体。二00六年秋后母亲在邯郸我妹妹家居住时，感觉嗓子吞咽困难，细心的妹妹领着母亲到医院进行了检查，诊断结果是贲门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姊妹们都难过得流泪。最后和父亲商量并听取医生的意见，决定给母亲做切除手术。给母亲手术主刀是曾任邯郸医专业务院长的张一宽和邯郸市一院原外科主任宋玉祥，手术比较成功。在母亲手术前后的四十多天里，我们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岀院后姐妹们轮流伺候母亲。企盼母亲能早日恢复健康。但事与愿违，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在与疾病和疼痛抗争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母亲于二00八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早六时二十分在家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丧事办的简朴隆重。根据政府要求，母亲的遗体实行了火化。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治丧吊唁活动。本家当户，亲朋礼友、街坊邻居以及母亲帮助过的都主动赶来帮忙。党支部还组织全村党员为母亲致哀，敬献花圈。在追悼母亲的仪式上，党支部书记袁海军代表村党支部致了悼词，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母亲平凡而光荣的一生，称赞母亲一生热爱党，热爱集体，尊敬领导，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为村上妇女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作岀了很大贡献，是名副其实的好党员、好干部，是全村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对母亲一生的最高评价。追悼会后，母亲被安葬在风水极佳的小南洼墓地，与长眠于此的爷爷奶奶又永远相会相聚在一起……。

　　常言说，天底下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人世间最亲的人当数母亲。母亲走了，留给子女们的是无尽的回忆与思念。母亲一生辛劳，一生奋斗，一生付出，一生奉献，从没有想过回报，没有享过一天清福，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现在终于在没有病痛、没有纷争、没有打扰的天堂之上与父亲再次团聚！祝愿亲爱的父母好好安息吧！

父母永远活在我们儿女们的心中！

写于 二0二0年中秋节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