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家人 杨小涟

杨小涟

母亲和她的家人

听妈妈说过很多次，她的外公（外祖父）是清代翰林。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也不当回事，当我退休以后，母亲也快九十岁，对于这些事情越来越感兴趣，于是又问了母亲很多她外公和她的故事。

1949年11月桂林解放，年仅16岁多的母亲参加了解放军，因为参军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母亲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虽然遗憾，但她想的开，说自己是搞个技术的，有没有离休待遇无所谓。毕竟她是高级工程师，享受高工待遇。

母亲是地道的桂林人，出生在桂林，生于1933年农历八月。原来叫周百年，后改名周作。在中学时，她就想改名字，我外婆不同意，说父母取的名那能随便改。母亲的奶名叫小娃娃，据说小时候大大的眼睛，头大，活像一个洋娃娃，很可爱，亲戚们都叫她小娃娃，就这样一直叫到参军。

从记事起，母亲家一直在桂林一带居住，小学是在平乐，中学是在桂林市里。日本打到桂林时，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战，人们都逃到乡下，就像电影里的那样背着包袱、挑着担子，母亲一家人也回到了老家独峰村（距离市区二、三十公里），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桂林市。小学毕业后，母亲考入了桂林女中（后改名为桂林师范女中），当时桂林只有两三所公立学校，考上女中可以免费上中学，母亲告诉我：“当我到学校看见榜上有名时，我飞跑着回家告诉母亲这一好消息”。母亲家的经济状况，在那时已经不太好。虽然在老家有些田地，但是入不敷出。与中学同班同学相比，属于较差的。饭还能吃饱，但零花钱是分文没有。住的是竹篱笆墙竹子盖的房子，在城里很少见，同学家住的瓦房特别让她羡慕。我母亲的父亲叫周志安，那时候已70多岁，为了养家，依然在法院当差，话极少，对小孩一句话都没有，去世时同学们还给母亲家捐了钱。母亲的妈妈叫石淑贞，是家庭妇女，认识字，她的父亲（母亲的外公）石成峰（石成峯）是清朝翰林，有三妻四妾，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娘家男系没有什么后人，只有她和母亲外婆两人相依为命。在母亲没出世前，母亲的父亲曾当过百色县长，是一个清官，至今老家的人还说那里葬着一个清官，就是指他的墓。我在2000年后，曾去扫墓祭祖。

母亲的外公石成峰，是同治十三年甲戍科（1874年）的进士，在北京国子监里的进士题名碑上有他的名字。

文献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身在广东的康有为因《新学伪经考》一书遭到守旧派弹劾，背上“惑世诬民，非圣无法”骂名，书遭焚毁，并失去了在广东讲学的资格。终日郁闷中，一位家在桂林的门徒――龙泽厚出现了。龙泽厚邀请老师前往自己家乡讲学，既开发民智，又可散散心。对那“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康有为早已心驰神往，立即欣然允诺。这年11月，康有为乘船经梧州抵达桂林。出于对当地“名流”的尊重，康有为到桂林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当时统领桂林学界的四大书院山长――孝廉书院山长周璜、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宣成书院山长石成峰、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四人均为清朝翰林，在地方上声誉很高，先后拜访这四人。母亲的外公是宣成书院山长，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当然规模要小得多。

另外，据 山西《翼城县志·荒政》载:光绪三年大旱成灾,抚宪（巡抚）曾公奏请拨给帑银五千两,麦种银三千两。荞麦籽种三十六石,江广漕粮三千五十石,东漕小米四千一百石,赈麦七百石;五年谕,新荒无主招佃共地二百三十顷八十七亩二分,应完钱粮停征四年。又拨发耕牛九十九只,驴八十三头,马四十六匹。六年谕,拨给无主荒地籽种银二千一百两。钦差阎公敬铭,于三、四二年,拨赈麦二百石,发给棉衣六百件,吴太史(按:指吴元炳,时任两江总督)拨高粮〔梁〕一千八百三十九石四斗。县令石公(按:即石成峰,广西临桂人,进士,庶吉士)捐赈银五百两,合邑商民捐赈银八千五百三十两。这段记载说明，母亲的外公热心公益事业，山西发生大旱灾，他慷慨捐出白银500两。有这么一位太外公，作为后辈我为他骄傲。

母亲自述了当年 参军的过程：1949年11月第四野战军41军解放了桂林，母亲16岁，她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到41军随营学校。参军前，在桂林女子中学念书时，她就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她的启蒙老师叫文绣章，后改名文立。文绣章向学生讲国民党如何腐败、解放区如何好，她后来去了桂北游击总队。母亲和廖安茜、庆翠珍等一些激进的同学，在松坡中学一位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还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游行。

参军后，到了革命队伍里，母亲欣喜万分。一次领队的问她：“参军要行军打仗，你怕不怕”，她坚定的回答：“不怕”。有一次连队包饺子，南方兵不会包，包出的饺子煮出来全烂了，但大家吃得依然很香，火热的部队生活使得年轻的她如鱼得水。在桂林待了一段时间后，部队要东进，就是要步行走到广东，多数时间是走路，个别时候坐汽车。行军时，母亲体力好，不但背自己的背包，还抢着帮背别人的背包。每天早上六点钟吃早饭，吃完了用漱口缸再装上一缸饭菜出发，到了中午，听到司号员吹号，就沿着公路边停下，拿着缸子吃饭，吃得香的很。晚上宿营，住在老乡家，在地上铺上稻草打开背包就是床。有时夜晚也行军，走在甘蔗地上，经常摔跤。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广东潮安枫溪村安营扎寨。在潮安县的那段时间，白天学习政治，讨论发言，讨论的话题是“日本投降是不是美国原子弹炸了广岛才投降的”，有人认为是，有的人认为不是，争论得很激烈，后来的结论不是。晚饭后的活动是唱歌、扭秧歌，过着像解放区一样的生活。在那花样年华的年纪，母亲在部队大家庭里成长。母亲的战友张君榕回忆：“我们和你母亲是同龄人，桂林解放我们16岁，我和高雨苍在桂林广西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我们的老师是广西大学学生，桂林解放后，广西大学学生会地下党带着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参加了41軍，参軍后跟你母親一起背着背包行軍从桂林走到梧州，1950年元旦是在梧州过的，然后乘船到广州，再到惠州万年村41軍随营学校学习，万年村是个很大的地主庄园，我们四中队学员都住在地主家里，屋子前面是一个晒稻谷的广场，四周有很多荔枝树，中队集中在广场听报告上大课，然后分班分组围坐在荔枝树下讨论。”

1979年，我到桂林陆军学院通信大队学习，在桂林学习期间，我周日常去看望亲戚。母亲姐姐叫周芝荇，那时身体很好，是小学老师。姨父叫张国燮，1943年毕业于广西大学，他的父亲张德润，是石成峰的学生。解放后，由于政治运动太多，使姨父有了想法，干脆辞去了公职。姨妈靠小学老师的薪水，把四个孩子培养成人，其中两个上了大学，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让我惊讶的是，姨父（张国燮）的外公也是石成峰。石成峰兄弟二人，两人共生有十九个男孩、十九个女儿。姨父母亲叫石温贞，排行十三，我妈叫她十三姨妈；母亲的妈妈叫石淑贞，排行十九。她们是亲姐妹，同父异母。姨妈的三个儿子比我大很多。头次去姨妈家，她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招待，芋头扣肉是桂林名菜，姨妈做的很好。三个表哥也一起来，围坐在桌前，其乐融融。那时，舅舅也在，但是身体不好，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姨妈家住在正阳路，是桂林的市中心，房子不大，养了不少花，很有生活情趣。

在我学习期间，母亲曾来桂林出差，我陪她逛市区，她带我来到她上学的地方，讲述她的故事。

姨妈的三个儿子都在桂林工作。大表哥張家璠，是广西师范学院（现在叫广西师范大学）的老师，那时候四十多岁，能喝善聊，半斤三花酒没事。他编撰的《桂林史话》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介绍桂林历史的书籍，成为当时桂林导游人手一册的畅销书。他后来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表哥家琦，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又到供销合作社搞销售，见多识广，酒量也很好。三表哥家旋，在工厂工作，不久前才从郊区龙胜县上山下乡回城。家旋表哥说我们家六十年代来桂林，爸爸请亲友吃饭，满满的一桌美食，让他印象深刻。我上小学时，我外婆去世，我们一家人一起来桂林，我留有印象的是参观芦笛岩溶洞，里边的灯光一闪一闪，有一个蛇头不时出现。这是五、六岁时来桂林的记忆。家璠表哥说了很多家族成员的故事，可是我当时搞不清楚谁是谁，都没记住。舅舅雪阳是位值得一说的人物，他的故事，可以写一篇小说。大表哥的儿子张俊杰是桂林师范学院的教授，他说：“我听家父说过雪阳舅爷爷和莫乃群有过交往。舅爷爷很有才，在家里就是我和他交往甚多，很和善，可惜年纪太小，很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了。他读的书，都是马列著作，比如《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等。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他去世那年，我考大学，他病重前我都没有去看过他，至今都感到很愧疚。临终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可惜没把他的笔墨保存下来。他有两件事记忆深刻，第一件事，记得有一年来了两个外调人员找他，我带他们找到后，我好奇，想在旁边听，他说，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事，你走开。让我离开。第二件事，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小林林，中国变修了，怎么办？唉，是时代毁了他。”母亲曾说：“当年他若是在香港不回大陆，命运会好的多”。

姨妈活到近八十岁，晚年喜爱养菊花、赋诗，养了不同品种的菊花且一一赋诗，给我看过，可惜没有留下来。三表哥告诉我，姨妈去世时，留给三兄弟每人一笔钱，每人只有5元钱。

去年10月29日，我代表父亲出席“解放军报原总编辑杨子才先生著作捐赠仪式”活动，活动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举行，出席仪式的有广西师范大学苏桂发副校长和宣传部、图书馆的领导。为什么要给桂林捐书？父亲跟我说，由于桂林是他当年所在部队41军解放的城市，又由于数年前，广西师范大学曾邀请他来校讲学，与老师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故他在耄耋之年，决定将自己的作品二十余种，总计约600万字，赠送给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便全校师生阅览指正。我跟桂林的情缘，与父母在桂林的故事，随着时间流逝，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淳厚。

作者简介

杨小涟，男，1960年6月出生于广州市东山区，就读于广州市八一学校、广州市培正中学、北京市154中学，1977年1月从北京市入伍到广东汕头55军164师，1981年毕业于桂林陆军学院。1988年入职中国旅游报社，在社会服务部、副刊部、新闻部、商品导刊部任记者、编辑，出任副主任、主任。出版过《清代民窑彩瓷500图》，合作出版《诗海觅珠集》。广西师范大学荣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其父杨子才曾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母周作外公石成峰为同治十三年甲戍科(1874年)进士，清末翰林，担任过桂林宣城书院和桂山书院山长。

母亲年轻时

父母年轻时的合影

第二排左五为母亲周作，时年17岁

北京国子监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同治同治十三年（1874）甲戍科拓片，石成峰的名字位列其中。我花了很大功夫终于买到此拓片。

父母前几年的合影

1982年作者（后排左4）与姨妈一家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