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七星的美篇

北斗七星

（今天是建国71周年国庆节，难得的大长假，但根据惯例我哪也不准备去，不给上班族外出旅游添堵，在家安静的练习写作，编写杂志。
不是有一首歌《当你老了吗》：“当牙掉了，走得累了，电脑旁敲字，回忆青春......”。呵呵，写写那年的北京城。）


那年的和平里 当年的北京城

那是上世纪1967年6月，文革期间，“武斗”异常激烈。当时家住在湘潭锰矿，湘潭锰矿是中南锰矿公司所在地。中南锰矿公司1965年成立，直属冶金部，1971年撤销。
父亲于1965年7月，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调到中南锰矿公司，我们随家来到湘潭锰矿。
记得是在长沙“六六惨案”后的某一天，姨妈一个人从西藏那曲地区索县回内地休假（姨父姨妈为援藏干部，姨父是索县县长），准备带她两个小孩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那时学校都停课了。
姨父1962年援藏，姨妈1964年才去西藏，两个小孩就留在我妈妈家，同我们兄弟七个一起吃、住、上学，一起随家从长沙搬到湘潭。我妈妈和姨妈商量，把七星也带上吧。于是，姨妈带着我们兄妹三人登上了6次特快列车驶往北京。
第一次坐长途火车，感到十分稀奇，到现在还记得票价19.9元。列车上吃饭都是用铝饭盒装，饭后列车员收饭盒时，把三个饭盒交叉叠成一排，然后摞得高高的穿梭于车厢中。火车上每个人都有一杯茶，列车员端着送到乘客的桌上。那是一种淡蓝色厚瓷杯子，杯子外面凸出的铁路徽章格外醒目，茶杯上还有个杯盖子。车厢里没有拥挤不堪，恰到好处，井井有条，我们围坐在姨妈身边，火车在开着。
“快起来，快起来，看长江大桥”，姨妈把我们三个孩子从坐凳下面叫起来，我们睡眼惺松的望着黑乎乎的车窗外，一排排横竖交错的钢梁在微弱的灯光下闪过。突然，只听得一声汽笛声，一列火车与我们相对长啸而过，桌子茶杯连同盖子一起飞了起来，“落汤鸡、落汤鸡”，对面一个戴眼镜的叔叔一边双手不停的抖着身上的茶水，一边斜靠着座椅背站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列车驶入了北京站。出站后，姨妈可能是晚上没睡好，转了半天也找不到8路无轨电车，不知所措。因为北京当时正在修地铁1号线，用的是“大揭盖”、明挖法，地面到处是施工工地。
“坐三轮吧，电车改道了。”一位年纪较大的三轮车师傅说。
无耐，坐吧。
“上哪？”
“和平里北街，西藏驻京办事处招待所。”
“得勒，8毛钱！”
一家四口挤坐在车上，姨妈抱着晓葵，维加坐在旁边，我就坐在车斗的踏板上，师傅边蹬车边和姨妈天南海北的唠着，满口京腔。三轮车沿着东单、东四、北新桥、国子监、雍和宫、和平里南口，一路来到了位于和平里北街的西藏驻京办事处招待所。
西藏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是在一片居民住宅区中，三个楼栋四层楼，每层楼有六间房子，呈品字形分布，中间的两间房子夹着厨房和卫生间，外面有阳台联接。招待所与小区其他楼一样，其实就是居民楼。我们楼栋一楼改为了招待所厨房和小餐厅，虽然每个楼层都有厨房，而且还有煤气灶，但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去食堂打饭，每天中午二分钱一碟的炒小青朝天椒基本上都被我们打完了（特别辣，很少人吃）。
餐厅晚上可以看电视，北京电视台，晚上，大家有时会围坐在这架黑白电子管电视机前看些节目，就这一个台，不到十一点就结束了。
招待所四周用松散的铁丝网封闭，上面缭绕着一些植物，楼房旁边隔着一道围墙就是中央乐团排练厅。
姨妈在招待所进门处拿出介绍信登记了一下就住进去了，也没押金一说，在招待所住了小半年也没交过房费，只是把我名字由张七星改为了王七星，因为姨父姓王。几年后，听姨父说（已经调回长沙，任湖南省交通学校一处长），所欠住宿费不久都在工资中扣走了。姨妈带我们三个孩子住在四楼中间的一间房子里，房间很大，原来摆着四张床，后来姨妈要所里搬走一张，在楼下找了几块木板把床加宽和表妹睡在一起，我和表哥维加一人一张床。第一天睡觉，觉得很舒服，空气干燥、被褥膨松，十分舒适，不像我们南方潮潮的。
第一个星期基本上哪也没去，因为我打开水，上楼时把暖瓶打坏了，烫了腿，小腿处被烫出一个大水泡，上了药，十来天才好。这期间，姨妈到鼓楼大街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开证明，在和平里北街无轨电车总站为我们三个孩子办理了学生月票。现在北京的104、108路公交，那时叫4路、8路无轨，4路无轨由和平里到菜市口，途经王府井、东交民巷；8路无轨由和平里到北京站。两路车从和平里出来过了美术馆到了灯市口才分岔。13路公交汽车是从和平里北口（和平里商场过去一站）终点站出来，途经雍和宫、北新桥、北海后门、终点站是京城另一大机关重地——三里河。有人说，这么久了你还记得，印象确实深刻，一是工作时，每次出差，有时间都会单独去一下“旧地重游”；二是当时天天揣着月票到处跑；三是童年的记忆特别亲切，“少年记忆石上刻”，当时也有13岁了。
和平里是为纪念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平会议”而命名，当年能住在和平里那自然也不会是一般居民。效仿前苏联的建筑社区是主流，“街坊模式”、“邻里单位”，这些舶来词当时已经开始植入大家的生活。食堂、副食店、澡堂子、礼堂、电影院、医院、学校、幼儿园和运动场，还有公共绿地和各项基础服务设施，都是“街坊”、“邻里”中的标配。这种楼院内“五脏俱全”的生活社区，曾让住在胡同里，夏天为洗澡，冬天为取暖，平日里为上厕所发愁烦心的多数北京人羡慕不已。
自50年代后期开始，交通部、化工部、煤炭部、林业部、建筑研究院和轻工部等国家级大部委相继布局在了和平里，其第一代居民，便是这些单位的员工及其子女亲属。
这里的苏式筒子楼，尖端楼顶，厚实墙体，冬暖夏凉；这里的单元楼“三气”齐全。听说从和平里一区到十四区，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居民社区，“赫鲁晓夫楼”、“九百间”、“转角楼”，不过最负盛名的，一是“战犯楼”，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范汉杰等第一批“特赦”的前国军高官都曾在此居住过；二是叫做“资本楼”，著名国画大师，北影著名电影导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是这楼的“业主”。
除了国家机关，煤矿文工团、中央乐团、民族出版社等文艺团体也是和平里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小提琴演奏《梁祝》的盛中国；歌剧《白毛女》音乐的创作者之一马克；中央乐团著名指挥李德伦；还有李谷一、胡松华等都在这里住过。
所以人们说“在北京就没有不知道和平里的”。
虽然是文革武斗期间，和平里旁边的地坛公园倒显得清静，不过有一次，看见几个穿旧军装（55式那种带肩章框的老式黄军装，当时是年青人很时髦的装着，而且越洗得发白越显眼）的红卫兵揪住另外一个青年，用军用武装皮带铜扣的一端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使人感到文化在革命还在进行中。听厨房的大师傅说，什么“联动”、“西纠”的，也不知道是谁打谁。还看到过在煤炭部街边一大楼的武斗，煤炭部下属外省某个单位的一派组织，开着卡车来京，几十个人占领了大楼楼顶，停在楼下卡车的后车厢板上车牌首字母，用铁皮给遮挡住了。同是下属单位的另一派，有几个人去撕扯车厢板上的铁皮，还有的往楼上冲......，砖头、大石头块、瓶子使劲往下砸呀。期间，西单商场也发生了武斗，武斗后我和维加表哥到了西单，商场关门了，见到很多解放军，抬着军用大箱子进进出出的。听大师傅描绘那更是有色有声：“商场南面的是一派，北面的是一派，南面的往北面冲，南面是买副食品的，拿着汽水瓶、玻璃罐头一个劲扔啊、冲啊。北面是买百货文具的，更不含糊，头上顶着钢精锅，还有的人顶着个痰孟，端着汽枪，砰砰砰，咳，这丫也忒狠了点，”我们仰着头像听书一样。
大师傅说得兴起，对我们说，走呀，出去玩呀，老呆在招待所干什么，“前门外，鼓楼前，北海景山颐和园，卧佛寺稍香山，十三陵还的逛一天。”

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已经结束快一年了，北京交通秩序还是蛮好的，坐车都得规规矩矩买票，见过一个外地人来京告状不买车票，硬是被一膀大腰圆的司机拖下车，“以为现在还是大串联呀，姥姥！”
都说湖南人聪明，那确实。这年，湖南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被中央召到北京来开会（最后好像发布了《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来了好几百人吧（回去后就成立了省革委会），我和表哥上街，感觉北京城一下来了好多湖南人、长沙人。一天，在4路无轨快到和平里终点站时，乘务员开始查票：
“到站了，查票了，没票请买票，月票请出示......。”
“同志，我买票。”一个穿蓝色运动服操长沙口音的青年伢子说。
“哪上的，到哪。”
“王府井上的，到菜细口（长沙塑料普通话：菜市口）。”
“嗨——，坐反了，下车往回坐，坐到头。”
售票员也没要他买票。
“哦”，青年伢子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下了车。
下车后，我们跟在他身后，想“学雷峰”，用长沙话讲：“哥哥，哥哥，咯边是课（去）和平里小区呢，到菜市口要到那边课（去）上车，”
“小屁股，晓得“母家罗，”（你知道什么）青年哥哥回过头，不屑的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哦，一下明白了，逃票！
哈哈，都说长沙青年满哥就是“灵泛”，会“装硕”，“声东击西”。
我和维加表哥还在东单路口的长安街上卖过报纸。当时招待所有很多从西藏来的人，文革期间吗，两派群众组织的人都有，觉得两派基本上是由汉人、藏人分别组成。汉人这派来了就找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取经”，藏人这派一般只到鼓楼办事处去办些事。北京高校红卫兵一般会给这些汉人造反派一些自己印刷的报纸，有次到其他房间玩，与汉人派这些青年慢慢熟悉了，他们说；“明天和我们一起去卖报吧，”报刊名《解放全人类》。第二天，到了东单路口长安街东北侧人行道前，哇，好多报滩，都是外地来的造反派，吆喝声，打闹声，煞是热闹。于是我们也操着京腔（那时北京话也学得差不多了，环境改变口音吗，何况招待所还有个能说会道的大师傅）扯着嗓子“卖报㕸，卖报㕸，解放全人类，二分钱一张。”
和招待所这些从西藏来的人接触多了，感觉到这两派群众组织各有其特点：“踢开党委闹革命”与部队有冲突的这派，汉人占多数；相反，“保党委的”和部队关系融恰的，藏人占多数。藏族同胞很朴实，有些老人说解放军是“天兵”，解放那会，一下子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由于和维加表哥天天出去跑，北京基本上都很熟悉了。那时北京城市没有现在大，没有几环几环的，和平里13路公汽终点站再往外走就是乡下了（郊区？），一大片一大片玉米地，农民孩子们推着一辆辆用两个轴承做成的小车跑在马路上，车上放着一筐刚摘下的玉米，弓着腰，两手支撑着筐边，双脚来回一蹬一蹬的，发出“刷刷”的响声......。
在招待所遇见了几位叔叔，现在想起来还挺亲切。
一是赵叔叔，武汉去的援藏干部，是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的公安局长，北方人。此时，在北京休假，武汉搞武斗，在这等他夫人来京。他经常喊我去他房间陪他下象棋，摆开棋子后，他先拿掉一“车”，后来，干脆要我用“车马炮”法同他下。何谓“车马炮”下棋法，他是全部棋子，我去掉马、炮和一个“车”，但剩下的这“车”可任意当“车马炮”其中的一种方法走棋。经常单独带我上街，中午请我吃凉面，当时凉面一毛钱二两粮票，除了这，每人还要来一碗一毛钱一份的鸡蛋汤。
刘叔叔，援藏干部。找了个藏族女干部为妻，黑乎乎的，二人住在一房间，他下棋的水平真的还不如我，开始时我也拿掉一个“车”。刘叔叔经常要我陪他俩口子上街，最记得的是有一次在东四民航大楼后面的一家馆子吃羊肉陷饼，吃饼要沾着醋吃，我问大师傅：“有没有不沾“臭”（醋）的，”“嗨，我这都是香的，没有臭的，”真还以为自己北京话说得如何如何好呢。陷饼那个香咯，一口咬下去，油从嘴角两边冒出，以后这么多年，去了不少地方，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羊肉陷饼了。
有一天，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腼腆的帅哥，想办一月票，而且要通票，到办事处去开证明他怕麻烦，就找我相求。我胆子也大，同他一起来到了和平里总站买月票的窗口：
“阿姨，我月票丢了，想补一张月票可以吗，通用的。”
“补月票？”迟钝了一会，看我伸进窗口的手上抓着一张五元人民币。
“用钱呀？”
“是的！”
“......好吧，相片.......。”
可以吧，不会是向前面那位长沙满哥学的吧。
这位腼腆的帅哥可高兴了，他一人来北京，可能是哪位大干部家的公子哥，于是要我带着他满北京城的转。到香山、颐和园等地，我学生月票不好使，他就帮我买票。吃饭也吃点菜啦，喝茶也喝“壶茶”啦，一大壶茶，又烫又苦，一时半会根本喝不完，挺可惜的。帅哥倒是无所谓，只要我能带他玩就行。

姨妈带我们到北京，北京的赵树荣叔叔对我们很照顾，他北京人，也是援藏干部，援藏后回到北京。我问姨妈为什么，“一是你赵叔叔好，二是你姨父刚到西藏时是在拉萨西藏工委组织部工作，管分配，”姨妈说。
赵叔叔家就住在紧挨东单路口东北角的一个四合院中，四合院大概有那么五、六户人家，经常去他家吃饭，一般都是他爱人去东单买点镘头，在家炖一锅四季豆什么的。我心想，这就是吃“饭＂呀，慢慢我这南方伢子也习惯了，并非一定米饭才是饭。
赵叔叔要我们和他院子里一个叫王文选的孩子玩，文选年龄与我们差不多，停课了，没啥事做，我们就经常一起玩。有一次他、我和维加表哥三人一起走在地安门大街上，在马路边捡到二元钱，高兴坏了，没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而是三人爬围墙到了北海公园，划船！那个高兴劲呀，划呀，闹呀，手舞足蹈的。突然岸边有四五个年龄比我们大的小青年向我们扔石头，要我们靠岸，又喊又叫的：“孙子哎，靠过来，再不过来老子下去翻你丫的船。”文选慌了：“不好，他们要抢船，咱们搞一个人去还船拿押金 ，其他两人在别的地方上岸跑吧。”“你去还船吧，”我说。“别、别.......”文选脸胀得通红摇着手。我说“就靠岸，看他们能怎地。”船在这几个青年处靠了岸，那几个人看我和维加表哥一人穿着一双回力白球鞋，还不是北京人，以为又是遇见什么“子弟”了。回力白球鞋很贵呀，8元一双，一般人哪买得起，所以叽叽歪歪了一阵就放我们走了。本来很高兴的一次划船，经这事一闹腾兴趣全无，所以老话说“不义之财不可取”是有道理的，捡到钱，应该“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有时我也一个人上街瞎逛，反正有月票，坐车玩呗到处看看。有一天买了一毛钱山楂果，一人坐在一辆公共汽车最后一排，车上人不多，山楂果有核，这就么边吃、边看、边吐，吐了后面车上一地。汽车前后有两张门，只有一位售票员，她横坐在后门卖票座。“嘿，小孩，说你呢，把地给扫了！”售票员瞪着眼朝旁边扫帚指了指。“啊？哦，等一下我来扫咯。”北京那会的汽车门很宽，由两扇气压门组成，关门很有力，经常看见售票员搂住一位乘客“满了，满了，坐下趟，”咣登一声挤上车。这时，车到了某一站，门开了，她望着我，我看着她，她知道我会跑，右手一直放在汽门开关上。这时一位老太太正从后门上车，我一看机会来了，撒丫子跑吧，与老太太并排来到车门中间。
“还想跑，”“啪”的一下她拍下了汽门开关，
门，“沙刹......”，
“哎哟喂，夹着我了。”
“对不起，对不起，夹着您老了，”售票员一边着搀扶着老太太，一边对着车门外喊“孙子哎，别...跑...。”
那时淘气，文明素质低，后来提高了。

天热了，游泳馆（场）开门了，可游泳要有游泳证，大人、学生都一样，而且分深水区，浅水区。办游泳证要体检，好在和平里小区就有卫生所，检查一下，交张相片，医生在《游泳体格检查证》签个“合格”，盖个红章，这样就可以凭证到游泳馆买票游泳了。姨妈带着我和维加表哥来到卫生所，还没进门就看见一阿姨拎着一只红冠小公鸡与人在说话：“你打了吗，”“打了，你才来，”“是呀，前会事多，忙 ，这不，今天才抽空来打。”从此知道“打鸡血”确有此事。
我和维加表哥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去游泳，一般是在陶然亭游泳馆（维加表哥有一次在换衣服时塑料凉鞋被人穿走了，一路光脚哭着回来），也到什刹海游泳场。什刹海游泳场称“天然游泳场”，就是在什刹海湖中设立的游泳场，划分为深水区、浅水区和儿童区，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现在拍电影、电视经常在此地取景。什刹海游泳场中间有个湖心岛，北京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会游泳的少，我们从深水区游到岛上去，他们好羡慕。
国庆节快到了，大街上张灯结彩，呈现出一派喜庆气象。国庆检阅队伍也开始每年的例行排练了，那个年代每年国庆节，天安门都有彩车、群众游行，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逢五、逢十大庆，还有阅兵。他们在天安门后面的午门前坪排练，身着白衬衫，穿着蓝色背带裤，手中端着一杆像红樱枪似的钢笔模型道具，一边排成一横队齐步向前走，一边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如何谁要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齐刷刷的一个弓箭步。
当时我国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国庆节前，阿国的领导人霍查来北京，周总理亲自到机场接，到了建国门外，换上了敞篷汽车，沿途两边群众夹道欢迎。我们就站在赵叔叔家门口的台阶上观看，前面是摩托车队开道，周总理和霍查并排站在车上挥手向欢迎人群致意，有几十辆各种车辆鱼贯通过交通管制的长安街，驶去钓鱼台国宾馆。
在招待所住了几个月，所里的叔叔阿姨经常要我替他们到邮局发电报呀，打个长途电话告之接送事宜（比电报快，对方一般是单位），那时打长途电话要到长安街电报大楼去打（点多，快，不像小邮电局只有一二个机位），先填写个单子，交押金，然后坐着排队等候，“17号，到3号电话亭......。”
招待所有很多南来北往的客人，有休假的，还有来北京生小孩的（援藏干部都会到内地来生小孩），我还经常帮他们叫出租汽车、出租三轮摩托。那时北京的出租车很少，凤毛麟角，价格贵，而且是那种又笨又黑的“东欧车”。三轮出租摩托倒是成了气候，突突突的，便宜呀，你看，蹬三轮北京站到和平里8毛钱，出租三轮摩托也只贵上一元钱，1.8元。不过，要到站里去上车，或者电话预约，街上不能截停，国营单位吗，正规（没有私营一说）。
那年的国庆节，北京已经很冷了，晚上，我们坐在招待所阳台上看天安门的焰火。11月份，天冷了，要回了，一家四口在赵叔叔家吃过晚饭后，登上了返程的5次特快列车。
四十年后，2017年9月，我和爱人随湘钢老年大学摄影班同学和老师，从内蒙古坝上摄影采风回来，在北京住了几天，俩人骑着“小黄车”走街串巷，旧地重游。特别是在什刹海，远望什刹海湖心岛，触景生情，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幕幕往事就如同昨日发生。
工作时，退休后，出差、旅游到过很多地方和景点。但是，最忆是北京！
不变的和平里，永远的北京城。
张七星
2020/8/28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