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1968年底，我们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p> <p>（当年年仅14岁的我赴京串连，在天安门广场以标准的“文革”姿势拍照留念，几天后在此幸运地见到开国领袖。）</p> <p> 也就在此时，我极其无奈地开始见识到社会“走后门”的一幕：一些有背景(或者父母是有一定地位的当权派、或者自己是造反派组织的骨干)的同学为了逃避下乡落户，通过各种关系或是参军入伍，或是借口身体有病留城待业……</p><p> 我所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现改名为金坪村，距老革命根据地阳新县龙港镇不到3公里，山青水秀，当时却出奇的贫困不堪。主要原因是没有什么多种经营，单靠种粮为生。再加之地属植被欠佳的幕阜山脉经常山洪暴发，一下雨往往将全部庄稼席卷一空。为此，当时的生产队属于典型的一穷二白，一天的分值仅三角三分，而给我评的工分比妇女还低、每天仅五分工，刚刚够买一包极其廉价的“大公鸡”香烟。最要命的是口粮甚少，每月仅30斤稻谷、折成大米还不到20斤。所以，从下农村的第一天起，饥饿几乎就象影子一样在日夜陪伴着年轻的我……</p> <p>（龙港镇位于鄂赣边界，解放前曾是中共鄂东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当初的龙港也是破烂不堪。）</p> <p>（金坪村原称为曹坪，位于幕阜山脚下，朝阳河畔。）</p> <p>（绕村而过的朝阳河通常绿水幽幽，但是一下大雨就瞬间山洪暴发。）</p> <p><br></p><p> 这里的农民勤劳且善良，然而往往也会由于难熬的饥饿而一时迷失自己的本性。乡亲们平常相敬如宾，有事也能互相伸手帮忙。在我的印象中，唯一会红脸的是春荒时评议分配救济粮的会议上。说起来有些悲催，往往在召开评议会的头两天，全村就基本断了炊烟，因为那家都不愿向外人显示不短缺粮食。稍稍一注意，就能经常听到一些孩子饥饿的哭声以及老人气急的咒骂声。那时集体出工时必须搞“早请示、晚汇报”，每当乡亲们齐声唱起文革歌曲时，我总能听出一些无可奈何的哭腔来……</p><p>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位中年村民在评议会上流着眼泪诉说已有两天沒开伙，两个孩子都饿得躺在床上无法上学时，激动之中恰巧放了一个屁，引起旁边的一位站起来反唇相讥，说这时还能放屁，表明你的肚子就不象我是空的。这位中年村民听罢急得胀红着脸破口大骂：你知道个屁！老话说是饱肚嗝，饿肚屁，我这屁就是饿出来的……</p><p> 对于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知识青年，乡亲们则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伸出热心帮助之手。其中有少数义气相投的回乡知青，还成为至今仍在交往的患难之交。记得当年一件最感人的事情是，一天我们四位知青跟随生产队长的两个儿子上山砍柴，不料遭遇一场春雨浑身淋得透湿。正当我们又冷又饿得打着哆嗦时，队长的老伴立即煮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生姜红糖面条，为我们四个人每人盛了一大碗，而她的两个儿子只能喝我们吃剩下的面汤……</p><p> 记得是1969年4月的春荒期间，我和乡亲们一起一边用手抚摸着空瘪的肚皮，一边唱着“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歌谣，迎接“九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时，公社领导要求每户需交“忠”字粮，忠不忠，看行动。无奈之际，我只得硬着头皮交了10斤稻谷，结果当月仅有10多斤大米度荒。此间，许多同学都纷纷跑回城去，我则咬着牙关在村里苦苦地硬撑着。于是野菜、野果、山蛇、马蜂、麦麸、米糠等等，都成为我的盘中餐。其中米糠因无法成形只好蒸熟拌点糖精用手捧着吃，拉出来跟吃进去的颜色完全一样，只不过临时哄哄自己咕咕叫个不停的肚子罢了。每当饿得头冒冷汗、眼前的金星象飞蛾一样乱飞时，我只得放弃出工象一只低等动物一样外出四处觅食……有一天饿得实在难忍，无法可想便上山扯一大抱春笋，晚餐便不知好歹地吃了一大锅水煮竹笋。没料到睡至半夜时胃就折腾得非常痛苦，酸水整整吐到天亮……</p> <p>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下农村的岁月中，一两天粒米未进对于我是寻常之事。记得当时我们挑着l00多斤的公粮送到龙港，最眼馋的竞是路边小吃店中5分钱一个刚出笼的大馒头，然而因身无一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咽咽口水而过……每到断炊之时，我要么四处寻食救急，要么干脆就躺在床上挨饿。后来老队长发现了这条“规律”，总是暗中设法救济我若干：或是借给我一些生产队的库存口粮(惭愧！在我离队时总共欠下生产队300多斤的稻谷指标)，或是让我临时去其家中吃半碗剩饭救救急。就在第二年的高温“双抢”季节，我由于“弹尽粮绝”竟然近一个星期未吃到一颗盐，似乎连身上的汗水都是淡淡的。最后，也是老队长将大队补助给耕牛吃的工业用盐送我半碗才算度过难关……</p><p> 可想而知，当时窘迫的困境，令自己最美好的梦想便改变成为：早日返城，逃脱饥饿。于是，我那时在同学中间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让我返城能吃饱肚子，愿意到县城粪便管理所卖力拉粪车去！</p><p> 日历，终于艰难地翻到1970年的上半年。此时国家开始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在高等院校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并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这些消息传来，无疑让人欣喜万分。但是，由于当时不管是上学、还是招工都有一个重要的程序——推荐。因此，为了尽快达到梦寐以求的改变命运的目的，一些知识青年及其亲属就不惜用紧俏物资、金钱、甚至肉体和灵魂围绕着“推荐”做起后门交易，而涉世未深的我以及格外实在的父母对此都茫然不知。</p><p> 没过多久，我们一同落户金坪村的“四条汉子”中的两位先后招工返城，另一位则投靠到其当民办教师的哥哥家中，只剩孑身一人的我在饥饿与劳累的双重煎熬中苦巴巴地期盼着招工喜讯的到来……</p><p> 然而，喜讯未闻，却不料盼来了不请自到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脸黑得象个包公。</p><p> 我父亲特别生气的主要标志是：一边使劲地抽着烟，一边一声不吭地狠狠盯着你，直到你低下头来才罢休。而我对此的一惯反应则是：既不吭声，当然也不看你……</p><p> 坦白说，自我懂事之后，我们父子关系时常甚为紧张，让母亲为此头痛不己。也许，这是一个家庭中父子各具独特个性的共同状况。父亲平常对我言语不多，然而在酒后却比较喜欢对我进行一些就我看来绝对多余的思想教育，且正处于青春反叛期往往会反唇相讥。最后，总是父亲大吼一声“滚蛋”而告终。就是在我近两年的下农村期间，我与他也发生了两场不小的纠纷……</p><p> 由于当时知识青年下农村采取自愿组合的方式，我便自作主张邀集了三位男同学一起，而父母则考虑到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非要两位女同学与我组伙。也许，他们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为我以后解决婚姻大事创造某种便利条件。为此，我与父母产生激烈的争执，尤其与父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以致俩人近一个月互不理睬……</p><p> 时至今日，1969年的元旦之夜都让人刻骨铭心，因为它令我极其震撼地感受到那种深沉而强烈的父爱。记得当晚我参加在县人民会场举办的欢送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文艺晚会后回家，只见父母正相对而坐在寒夜中等侯着我。尽管次日清晨我即奔赴农村落户，却很不懂事地只跟母亲打声招呼便扭头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就寝。不到一会，母亲便进来劝我主动和父亲道别，并说父亲已一声不吭地坐着等了好几个小时。而我当时的心情异常恶劣，怨气甚浓，对母亲的劝告也充耳不闻，便闷不做声地钻进被子睡觉起来……其实，直到隔壁邻居的座钟敲了十二点，我还未进入梦乡，因为心中乱极了。没想到此时父亲在黑暗中摸到我的床头，轻轻地摇着我、喊着我的小名说道，毛子，我的话你可以不听，但你到农村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貧下中农的话，好好地做人。你明天就要离家下乡落户，我不送你别的，就送你一首毛主席诗词吧。说着，父亲竞一字一句地朗诵起领袖的《咏梅》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念着，念着，我平生第一次听见父亲竞然泣不成声。顿时，我颤抖着的心房象一下子裂开了，泪水不觉夺眶而出。我忽地坐起身一把抓住父亲的双手，以宣誓般的口吻说道，夜深了，请您好好休息。我一定听您的话。请相信：我既然是您的儿子，就一定不会跟您丢脸……</p><p> 忘不了次日清晨天空飘起雪花，我扛着行李迈出家门，外祖母、母亲和妹妹禁不住放声大哭，父亲也默默地流着眼泪，简直就像是出殡一样。尽管此时心中也酸溜溜的，并内疚自已在许多方面都不晓事，然而由于是第一次挣脱父母的怀抱走入社会，心中不免萌发一股犹似古代将士出征般悲壮的自豪感……</p><p> 车快启动时，眼睛红红的父亲突然扒上车来，原来他想再多送我一程。后来在我的苦苦劝说下，再加之车上异常拥挤且是敞蓬卡车，父亲无奈中于半途下车……</p><p> 没办法！有时真的是说时容易做时难。没过多久又为一桩来得过于突然的“婚姻事件”，让我们的父子关系又经受一番折腾——</p><p> 尽管我下农村之后几乎象一个哑吧一样只埋头干活，不喜欢与旁人交往，对年轻的女性连看都不多看一眼，没想到还是招来了“月下老人”。在下农村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两位队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带着半是严肃、半是兴奋的神情“通知”我，一位颇有背景的女青年愿与我“天长地久”，他们受其家人之托充当牵线的“红娘”。并不软不硬地暗示：这是一件考验我能否与贫下中农真正打成一片的“人生大事”……</p><p> 说实在话，这位姑娘我尽管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但她的形象和举止能给人以深刻的良好印象。因此，突然听到这个讯息，人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羞怯之中还夹杂着一种曚昽的喜悦：一是省悟到时光已将自己铸为“男子汉”,二是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位漂亮姑娘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然而，当我冷静之后看看自己的处境，这点可怜的喜悦瞬间则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悲哀、以及接近绝望的心灰意冷。然而审时度势，我只能以年龄尚小、暂不考虑此事予以婉言谢绝。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将全部头发剃光，且一直保持到离开农村为止。此举一是“削发明志”，表明自己在农村将永远独身的意愿；二是以此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以免再惹是生非……谁知此事并不简单，急不可待的“红娘”竞然登上我的家门。而父亲闻讯则好似喜从天降，乐不可支，急忙写信催促我赶紧答应此桩婚事。紧接着，在多次催促无效之后，父亲竞然对我发出“最后通谍”：可以暂不结婚，但应该马上订婚。此事如你不答应，我就前来作最后决定……就在父亲喜气洋洋地来到龙港时，我则毫不迟疑地躲到其他知青点根本不与他见面，结果是父亲在女方家中呆了两天最后灰头土脸地怏怏而归……后来，我也向父亲发出了“最后通谍”：我现在尽管起早摸黑、拼死拼活地苦干，还是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养活老婆、还有孩子？您这个决定不光是在害我，还逼着我去害别人。为此，我决不依从！我今天向您宣示：我的婚姻我做主。如果不能离开农村，我绝对会打一辈子光棍。您要是再逼我，我将不辞而别，独身远走新疆去了却余生……在如此僵持的情况下，多亏了母亲的耐心劝说，父亲才不了了之… </p><p> 此时此刻，在连续抽了两根烟之后，父亲狠狠地将烟头丢在地上说道：现在你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晴回答我的问题，你在这里到底干了什么坏事?</p><p> 听罢我的心中不免泛出一阵阵酸楚，自从下农村之后，我简直象一只能说人类语言的牛马在累死累活，且严重缺乏必需的饲料。为了多挣工分，盛夏在炎炎烈日下仅穿条短裤光着膀子搞“双抢”，全身都晒蜕一层又一层皮；寒冬时则到水利工地打钢钎、抬石头，肩膀和双手都磨得血迹斑斑。最难以忘记的是当年抢收小麦时，一下子不慎左手食指被锋利的镰刀几乎割为两半，伤口可见白色的指骨。然而当时痛得满头大汗的我坚决谢绝了在场的村民送我去公社卫生所治疗的建议，只是忍痛用右手揘住伤口以尽快止血，因为自己的身上早无分文。后来虽然连大半个手掌都肿胀起来，我仍咬牙坚持着干耘田之类的农活没有休息半天。对伤口的处理收工后便用盐水泡泡，上工时干脆用自己的小便浇浇，如此直至伤口痊愈……这一年多来，尽管经常饿得冷汗直冒，双腿发软，但我从未干过任何包括偷鸡摸狗的坏事情。即使有时被个别的村民欺负到家了，我也能做到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也从未与那位村民红过一次脸……</p> <p>（也许是对我们勤劳朴实表现的肯定，当年县广播站的资深记者严洁专门来村为我们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p> <p><br></p><p>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在下农村不久恰好遇上过春节，邻村几位进步欲望甚强的同学突然向全县的下乡知青发出倡议：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是，许多同学或是有心、或是无奈都纷纷响应，只有我不为之所动。因为，我实在是太想家了！当时，有一位自我感觉甚好的女同学特意来队做我的说服工作，我则不软不硬地应答道，你们留在这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的是革命化春节，我回家和作为革命群众的父母在一起也同样过的是革命化春节，你我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费口舌……结果，当然是那位女同学大失所望而归。然而，上述之事似乎也不足以能夠影响我招工返城，因为那几位同学此时也和我一样，仍然在这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扎根农村闹革命”……</p><p> 为此，我很烦燥而干脆地答道：这一年多来我在这里干得很苦，我真的问心无愧！</p><p> 父亲听了紧接着追问：那为什么贫下中农不推荐你返城当工人?</p><p> 讲实话，我此段时间也为此事心中分外纠结，曾反复地回想这一年半的前前后后，突然省悟到我及父母对于当时社会的“走后门”之风实在是知之甚少。当时知识青年招工返城，首先需经过生产队、大队的推荐，最后由公社批准，还需要通过招工单位的考察面试，为此，其中的猫腻甚多。想及同学的父母经常来此都是大包小包的，回去则是两手空空；而我的父母则既来得相对少些，又未带什么礼物……亳无疑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坦诚地对父亲谈了这些缘由后，我不禁特别地强调：我只能这样对您说，不能返城的责任绝对不在我的身上。</p><p> 父亲听毕显然颇为吃惊，然而他的言辞却是非同一般地决绝：责任在不在你的身上我不管，反正我不会干这些歪门邪道的事。我今天就给你一句话：你已经长大成人，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努力。有本事就回城当工人，没本事就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种一辈子田、打一辈子光棍吧！</p><p> 写到此处，很相信《圣经》上的如此说法：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给你打开一扇窗。就在父亲气鼓鼓地离开生产队不久，由于饥饿难忍我用自制的土炸弹到朝阳河炸鱼充饥，吃魚时因饿得发慌被魚刺卡住喉咙而引起食道发炎。然而，由于身无分文无法去公社卫生所治病，也不愿回家向父母求助，只得咬紧牙关硬撑着。大约过一个星期，食道炎症加重最后连稀饭都喝不下去，经常疼得在床上乱滚……此时此刻，我的情绪跌落到人生的最低点，可说是心如死灰……不料否极泰来，1970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大队会计刘应节突然上门喜欣欣地送来一份“阳新淀粉厂”的招工表，将我一下子从绝望的深渊中拖了出来……</p><p> 毫无疑问，此时脸上长着几颗白麻子的应节大哥，在我的眼中决不亚于是一位长着美人痣的幸福天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