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利元徐州最早的肥皂品牌

隐于野

作者：张忠泰

北洋政府时期，在徐州文亭街上有一家机器加工肥皂的工厂叫咸利元肥皂厂，这是徐州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肥皂厂，也是唯一出口肥皂的工厂。肥皂厂由镇江人王仲华和王朴山兄弟合作开办，兄弟俩勠力同心、胼手胝足，苦心经营肥皂厂三十余年，直至1953年因原料短缺而歇业。

咸利元肥皂厂在《民生日报》上的振兴国货的广告

兄弟办厂

民国初期，肥皂在市场上还是稀罕物，也是奢侈品，国内能够生产肥皂的厂家屈指可数，市场上大都是泊来品。然而肥皂去污力强，方便实用，在一些富庶殷实家庭中肥皂已成为洗衣、洗澡的新宠，因此肥皂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这一商机被在上海卜内门肥皂厂做工的镇江人王朴山敏锐地捕捉到了。王朴山1905年生于镇江，14岁那年父亲向亲友借了2块钱的盘缠当路费，跟着远房叔父王伯秋到英商卜内门公司在上海滇池路开的肥皂工厂当童工。王朴山聪颖好学，踏实肯干，很受工头的喜欢。16岁时，工头让他学习制造肥皂的技术，3年期间便学会了肥皂制造过程的原料选择、油脂精炼、皂化精制、泔油回制等工艺，能够独立地操作机器制造肥皂。有了生产肥皂技术，王朴山萌发了开工厂的念头。

也许是上苍的安排，他在徐州跑单帮做小买卖的哥哥王仲华也看到了制造肥皂的商机。王仲华大王朴山2岁，在徐州做生意也有了5年的经历。1920年冬天，王仲华到上海进货，见到弟弟。谈起了肥皂的话题，说徐州人曾有人想干肥皂厂，但因没有技术而失败了。王朴山听了很激动地说：肥皂厂在徐州是空白，这不是给懂技术会做肥皂的人的机会吗！于是，王朴山把想开办肥皂厂的意思和哥哥王仲华谈了。说我有技术，而你在徐州有人脉，对徐州市场行情也熟悉，咱们弟俩合干，定能成功。两人一拍既合，由哥哥王仲华负责工厂的选址、筹建，弟弟负责购买、安装设备和制作肥皂。于是，王朴山辞掉了在卜内门公司的工作，来到了徐州。

民国十年（1921）初，哥哥王仲华通过生意上的朋友在大同街西段路南处租了3间房子，以哥俩不多的积蓄为本钱购买了机器和生产肥皂的原料，两人经过几次试制，便生产出了肥皂。初次的成功让兄弟俩格外的高兴，于是便甩开膀子一试身手。正巧，在文亭街南段的王恒源酱园因经营不善歇业腾出20间厂房，哥俩租了20间厂房，由哥哥王仲华筹借200多元（银元）作资本，正式开起了肥皂厂，厂名为咸利元，产品定名为金鼎、金钟牌。咸在文言文中是“皆能”及“兼顾”的意思，利是利益，买卖双方均能得利，用现在的话说是双赢意思；产品金鼎既有珍贵的意思又有鼎鼎大名的意思，是精制肥皂，而金钟有珍爱之意，质量稍次一点，价钱也低，属于大众皂。

咸利元刚开业时在作坊里干活的只有王朴山及雇用的两个临时工，一个月能生产五六十箱、五六千条肥皂，经过一年的努力，销路逐渐打开，生产量提高到200箱。生产走向正轨后，工厂又雇用了2个工人，这样一个6人小厂就这样开了起来。

咸利元在《民生日报》上的广告

沿街推销

工厂办起来了，还要把货销出去，那时在徐州市场上的肥皂大多数是英商利华肥皂厂生产的日光皂和力士皂，还有上海的五洲药房的固本皂，市场被外来的商家占据着。再加上使用肥皂的都是殷实的富裕人家，一般穷苦百姓洗涤衣物大都是皂角和稻草灰水，肥皂市场还没有得到开发。而此时的咸利元品牌金鼎牌肥皂尚无人知晓。王家兄弟为了使产品打开销路，走出作坊沿街窜巷推销肥皂，哥俩抬着水桶，携带脏衣物，一边走一边吆喝，现场试洗，让市民体验洗涤效果，终于通过这个办法打开了销路。

那时他们行走的路线是从文亭街出发，向北经过二府街、少华街再到富国街，再一个路线是向东再向南到户部山下的马市街一带，那时街面不宽，路上由青石板铺路，十分光滑，两个人抬着水桶，累了就在街边的路牙路上坐下来歇一歇，因为他们是现场表演，不但引来了许多小朋友来围观，也有小媳妇、老夫人来此观看，特别是哥俩的镇江口音喊出的带有浊音较重的金鼎肥皂，常常让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就这样，慢慢的咸利元肥皂厂生产金鼎、金钟牌肥皂的消息在徐州城传开了。

同时工厂花钱做商业广告，民国十年（1921年）3月、4月分别在《民生日报》做广告，3月份的广告上说：咦！肥皂中国造，价线公道，金钟牌甚好，金鼎牌比他妙。提倡国货最紧要，价廉物美口碑载道，洗出衣服颜色仍不掉，诸君如不信买块试试瞧！4月份上的广告上说：欲挽利权，必须振兴国货，欲振兴国货，必须用中国“金鼎”、“金钟”各种肥皂。另在《徐州旅游指南》上亦有广告，其广告词是：本厂为提倡国货，不惜工本自造各种肥皂，沫大下灰，使用耐久，并精造各种洋烛、洋碱，热天不溶，除秽神速。现在当提倡国货之际，定价力求低廉，以答顾客之盛意。支持国货，沫大下灰，顶起。正是如此，咸利元肥皀厂与江苏省立第七工厂、江苏省第二农事试验场、江苏省立蚕桑模范场、铜山县立农事试验厂、电灯厂、助仁工场、宏裕昌蛋厂、新法蛋厂上了《徐州旅游指南》工场名录。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云龙山

叫板“洋皂”

销路慢慢地打开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几年后，英商看到肥皂生意在徐州市场有利可图，开始向徐州市场倾销肥皂。英商经济力量雄厚，且利用赊销、抽奖的方式推销，企图挤垮国产肥皂。英商的抽奖方式以肥皂盒上的号码作为凭证兑奖，一次可得奖金20元，可以购买2箱日光皂。英商以此办法来占有市场，给王家兄弟出了难题，面对如此窘境，王家兄弟制作了一种价钱更低的金城、金牛牌肥皂。这两款肥皂价位比过去金钟皂价位还低，只是金鼎牌肥皂的三分之一，比日光皂更是便宜。所以，该肥皂推出很有市场。为了打开销路，王朴山感到坐销不行，还走出去，开辟附近的县乡市场，他们到了徐州周边城镇清江、宿迁、商丘、肖县、永城、砀山、黄口、丰县、沛县、新浦、枣庄、台儿庄等地。由于，王家兄弟的肥皂比英商的肥皂便宜很多，且效果不比其差，所以，占据了很大的徐州周边市场。

王家兄弟除了在开拓市场上动脑筋外，还在减少成本上花气力，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是烧碱，早年烧碱全由英商卜内门公司控制。后来，虽然用上了国产天津永利碱厂的新产品，但是价格都高。到了1931年，王家兄弟土法上马以碱粉、食盐、石灰等作为原料制做烧碱，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还在工艺上动脑筋，比如，熬炼肥皂液改用深桶锅，加大容积，升温也快，节省原料。同时还装上启闭阀门，每当出料，只要开动阀门便可出料，又能汲取井水。肥皂压制成型也改用了手工机械，由于做了种种改进，咸利元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节省成本，规模也有所扩大。另一方面，王朴山放手让儿子王浚哲管理工厂作坊里的生产，自己和哥哥跑外面的销售业务。王浚哲1920年生，小的时候就常在工厂里玩耍，读完小学就跟着父亲王朴山在工厂里学习生产肥皂，到了16岁那年已经对生产肥皂的工艺流程及制造肥皂的技术烂记于心，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干活，把作坊里的生产管理的井井有绪。就这样这个家族式的肥皂厂经营越来越好。到了徐州沦陷前夕，工厂已经达到月生产1000多箱，固定工人15人规模，生产能力也提高了开业时期的20倍。在鼎盛时期，生意红火，当地百姓高度认可这个本土的品牌，甚至一大早就来到门口排队抢购，有时需要几个伙计一起喊着号子才能拔门栓开门，不然就把门口等待顾客闪倒了。每天晚上结完帐都有几坛子银元，大家就把几张桌子对起来，把银元倒在桌子上盘点，生意之好，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产品不仅受徐州百姓的欢迎，而且相对上海、英商的大品牌具有的价格优势，所以也出口东南亚地区，并且设计了专门的包装，出口销路也很好。

日本军人在徐州国货公司门前巡逻

日占“遭劫”

1938年春天，日军开始从津浦南北两线夹击徐州，4月开始日军的轰炸机不停地在徐州上空轮番轰炸，此时，咸利元工厂时开时不开工。到了5月，日军加大了对徐州轰炸的频率和强度，工厂不得不停工，工厂里的工人也都投亲靠友，躲避战争灾祸去了。5月19日徐州沦陷，王朴山和哥哥躲进了三堡的朋友家中，一直躲避了三个多月，8月底没有了生活门路的哥俩又回到了城中，此时工厂已被日军侵占列为军营，为了生存，哥俩先后到维持会和商会请求归还工厂厂房。到了来年的春天，日军才把厂房归还他们。此时，工厂的机器设备已经搞得七零八落，工厂储备的原材料也被洗劫一空，工厂已经面目全非，面对这个烂摊子，哥俩欲哭无泪。但是，日子还得打发，只有恢复生产才有活路。于是找回了两个老工人，和他们一起来清理材料修整机器设备。同时，哥哥王仲华到清江、宿迁、商丘、砀山、新浦各地找过去有来往的客商，向他们兜售一些期货，因为是老招牌客商信得过，于是得到相当数量的预收货款，他们以预收货款作生产资金，赶紧补购了原料，逐步把生产恢复，经过一年的时间，生产规模恢复到老样子，而且肥皂销路也不错。

上个世纪30年代的鼓楼街

战后磨难

抗战胜利后，王家兄弟本想甩开膀子再干一番事业，不想内战爆发，国民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的消耗，大量发行货币，物价大涨，特别是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强力推行“币制改革”，物价上了火箭，百姓生活不堪其苦，谁还买什么肥皂。生产的肥皂一时卖不出去，卖不出去肥皂就购不进原料，业务日趋衰落，肥皂厂到了岌岌可危境地。1948年12月1日解放军进城后，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带领各行各业生产自救，并以贷款支持咸利元肥皂厂发展，肥皂厂逐渐恢复，到了1952年，工厂已经保持日产肥皂1000箱，香皂1000打的水平。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两兄弟还购买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捐款支援人民自愿军抗美援朝，足额上缴各项税收。但是，1953年下半年制造肥皂的主要原料“牛油”市场上奇缺，购不到“牛油”工厂生产无法进行，1953年初冬，经营三十余年的“咸利元”肥皂厂对外挂牌宣布歇业。

工人文化宫馆员胡梦明先生收藏的1923年《徐州旅游指南》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