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知青岁月(43)

张盛启

我的后知青岁月

———沈变职工大学

笔者/盛启

1983年9月，当我再一次跨入厂职工大学校门的时候，虽说成功的喜悦早以淡淡的远去，但多少还是有些按奈不住内心的澎湃与激动。百感交集中，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是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英明决策，让我们这代在"读书无用论"的喧嚣中成长起来的知青人，终于有机会圆了校园梦，庆幸地搭上了在坎坷曲折求学路上的这趟末班车(尽管是大专学历)。

同时也深刻的感受到，时隔四年，虽然两次跨进的是同一所校门，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说1979年考入沈变技工学校，是人生一次从农民到工人的质朴无华转身的话，那么1983年再次考入沈变职工大学，用现代流行语来形容，则是从蓝领向白领的一个过度转型或是通过学习深造提升自身价值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古人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中日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古圣先贤们的意思是在告诉后人，就倡导学习的普遍意义上讲，学习是不分年龄段的，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无论是少年、中年或老年，学习是永无止境的，求知好学尊师重道的精神都是永远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无论是“孟母三迁”、“凿壁偷光”还是“程门立雪”，古人们立志求学方面的典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给我们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体会，你就会感觉到"如日出之阳"与"如炳烛之明"，还是有明显本质上区别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应用，是为了增强和提高指导今后工作实践的能力。因此只有把学到的知识与今后工作实践有机的相结合，才可更好更快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才能彻底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命运。

只学不用等于无用，唯有更好地应用所学到的知识才能改变一切。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应用的过程，只有学用结合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武装自己，才能在今后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工作局面前显得得心应手和充满自信。

为什么现在都提倡早期教育并对不同阶段升学入校的年龄有着严格的界定呢，能说十八岁跨入大学校门与二十八岁跨入大学校门，结果是一样的吗？

现如今，一般超过25周岁的青年，早已是走出了大学的校门，开始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中，参加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战场，或是继续读研攻博，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砥砺前行奋力攀登。

反观我们五零后的那代一代人可就惨了，到了在该读书的年龄时，却无书可读；到了步入社会开始从事生产实践活动或谈婚论嫁的年龄段时，却又重新返回教室，开始学习本来就应该早在六七年之前所应掌握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所有同龄人共同的亲身体验和人生经历，或许只有我们那代知青人，才能观赏到那个年代所衍生出来的奇葩风景吧。

因此，当我们已经步入到二十五、六岁的知青人，经过刻苦不懈的努力，能够侥幸地搭上求学路上的这趟末班车时，深感来之不易，更觉得光阴似金，尤为弥足珍贵。

“但愿在三年的时光岁月中，力争把"十年文革"造成的损失抢回来，学到新知识掌握真本领，不枉此行。”或许就是那时我们83届职大同学们共同的心声和奋斗的目标。同时也真切希望因"十年文革"给全社会带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乱象截止到我们这代人为止，并永远地打住吧。

(83职大同学左数：魏运刚、孟庆宏、马景文、黄波)

(83职大同学左数贾继斌、李纯志)

　　

沈变职工大学的前身是沈变“七.二一”工人大学，它成立于“文革”期间的1970年8月，校址在和平区中兴街南湖公园西门附近。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70年至1980年的十年间，沈变“七.二一”工人大学共培养出三届“工农兵学员”。到了1980年5月，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为加速培养适应国民经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来的沈变“七.二一”工人大学重新改造组建为沈变职工大学。校址于79年也从南湖校区搬回沈变厂区南院，即原来厂职工医院的那座二层楼，并与沈变技工学校共用一个教学楼，一套领导班子。

在我们入学之前，沈变职工大学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面向社公开招收了两届学员，学制三年，所学的专业分别是变压器设计与制造。

那会儿我们适逢其时遇上了国家规定的好政策，学员们在脱产学习的三年期间，除了享受企业正式职工的工资待遇外，即每名学员都是带薪在校脱产学习，只是不发奖金而已，职工的工龄还可连续计算。

……

记得开学报到的第一天，我们所有83职大的新学员参加的不是隆重的开学典礼，而是被带到了一个大教室，如同再一次走进考场一样，由主管校长带队，多名监考老师重新发给每名录取新生统考时答过的考题试卷，进行重新考试。

后来才知道，学校通过这种方式来查验每名新学员考试成绩的真伪，审核是否有代考、舞弊者。你还别说，那天当场就有一名外招姓李的同学现了原形，途中退出了考场，后来被学校退回原单位并取消了入取资格。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刚刚入学不久，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也因受沈阳市劳动局个别领导为其子女入学作弊风波的牵连和影响，相继被调离学校的领导岗位。

我曾经在高压室工作时3600KV冲击试验设备组组长朱哲宾，在沈变厂公开举行的厂职工大学校长的岗位招聘答辩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校长。副校长由吴春基担任(主管职大)，教导处主任由徐家先担任(主管职大)，还有分管技工学校的赵校长。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马学林也因年龄原因，改由魏洪洲接任，团委书记则由刚刚从电大毕业的杨洪相担任。

学校新组建的领导班子，为适应学校面临的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改革的姿态不断地调整工作思路，力争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学校也由过去只是单纯培养技术工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为辅，改为向电大、职大、技工学校和行业培训班等全方位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培养方向发展。

通过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推行强化教学质量等方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整个校园的教学秩序和精神风貌换然一新。

在1983年年底，82届职大班就有2名同学因两科考试成绩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学。还有一名同学因故课时不够，被降级到我们83届职大班。由此可见当时学校的改革力度之大，管理手段之严格是前所未有的。



(83职大同学左数：贾继斌、栾生、李会民、戴军民、张盛启)

　　

1979年因为技工学校扩大招生，从沈变厂各部门调转过来的"7.21"工人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因技工学校学生的比例日渐减少，而陆续调离了教学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本科生或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教师陆续充实到了学校的教师队伍来。

如负责指导高等数学的年轻女助教蓝老师(我们毕业后不久，据说蓝老师因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一时想不开而走向了极端，实在令人惋惜和痛心)，教普通物理的肖老师(后来肖老师与我班女生刘启英结为伉俪，讲述了一段师生情缘挚爱的传说)，还有教英语的程老师等。

我们83届职大班学员基本构成是，约有70%以上是来自沈变79届技工学校毕业的同学，其中我们电子三班考取的最多，除了我之外。还有张国权、关普东、贾继斌、潘吉、佟素芬共六人，时隔两年后，当我们再一次走进了同一个教室的时候，还真是感慨万干的。另外还有发电班的同学考取的比例也挺高。其次是沈变其他部门或分厂的，约占20%左右。再次还有少数外招的同学，比例不到5%。班里同学的年龄结构，大约有80%左右为六零后，其余的为五零后，同学之间的年龄最大相差将近有十岁之多。

(沈阳变压器厂83届职大同学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