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家园 （一）童年的记忆

风和日丽

浦江之畔，有一座美丽的校园，那里绿树成荫，红墙青瓦。虽经历史变迁，沧海桑田，校名几度更改，却始终没能改变我对她的情怀。

上世纪初，美国人在沪东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其原址就是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亲跟随一个华人马戏团从海外来到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看到沪江大学正在招聘员工，于是前往应聘。父亲以娴熟的英语口语水平和速记、打字技能被校方录用，担任校长的英文秘书一职。从此漂泊的父亲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出生在校园内的119号，那是一排六个门洞的建筑，一个门洞三层住一户人家，这样的建筑有两幢，俗称六间头。两幢六间头共12个门洞，编号从115到126。

照片上的我只有几个月大。

六间头大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后来几经修缮，模样已完全不同于当年，红砖外墙改成灰色水泥，每个门洞的三角屋檐拆掉了，改成平顶，上面修建了一个小间做二楼的厨房，厨房间上又加装了阳台。现在每个门洞要安排两，三户人家住。

下面这张照片是从六间头北面拍的。

我对住在六间头的事毫无印象了，毕竟那时太小，还不记事。

我对这个世界最早的记忆，是有一次妈妈抱着我去校门口看猢狲出把戏，也可能当时是去学校对过的小洋浜买日用品经过那里正好看到。只见那里围了一圈人，中间的耍猴人铛铛铛地敲着锣，一只猢狲🐒随着锣鼓声蹦蹦哒哒地窜来窜去，我担心它会跳上来，心里非常害怕不敢看，别过脑袋去看军工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那时妈妈还没有怀大妹，由此推断当时我只有一岁多。后来回忆起这事说给父母听，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小怎么会有记忆？我想可能是太害怕的缘故，所以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那段时期在小洋浜的一个照相馆照的，看表情好像还有点惊魂未定。

大妹出生在114号。两层的小楼，有两个门牌号，113和114。114号的大门朝南开，木头门的上半部镶着透明玻璃。那时校园里草木多，夏天蚊子也多，为了防蚊子，门外又装了一扇纱门。

现在朝南的大门改在了西侧，原来的门的位置改成了窗户，下面有几级水泥阶梯，一直到最后一次修缮的时候才去掉。

六间头与114号之间有一片小树林，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园。

前面隔条马路（现在的上理南路）是学校的操场之一，哪一年学校运动会的入场式在这里进行，只记得敲锣打鼓的很热闹，还有走高跷的。

夏天的晚上，学校经常在这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我家住得近，近水楼台先占排，早早的就把小矮凳排在前面。有时别人比我们更早，前排位置没了，我们就到幕布反面去看，反面观众少，字都是反的，但是反正小孩子不怎么识字，也看得不亦乐乎。

照片上，哥哥在操场上开着小汽车。刚刚下过雪一定很冷，平时热闹的操场上不见人迹。

上面这张照片左边的建筑是六间头，露出的门洞是115号。右边的建筑是114号。

中间的这片小树林现在变成一幢四层楼房，有两个门洞，编号分别是114号甲，114号乙。（见下面两张照片）

大妹出生的那一年，9月，龙卷风突袭沪东，不幸的是，教学楼思晏堂正中其冲，整个屋顶被掀掉！当时正值上课时间，千余名师生均在楼内，伤亡惨重！据网上资料，死亡37人，伤者有158人。

思晏堂是沪江大学建的第一幢楼房。始建于1908年1月，一年后竣工。

思晏堂1956年9月24日毁于龙卷风，1957年5月15日重建完成。

解放以后，父亲不再从事英文翻译工作，调了几个岗位，最后安排到校办工厂的供销科当科长。由于工作需要，父亲经常去外地出差，回家后总会给我们带点小惊喜。记得有一次我和妹妹在家里玩，突然看到玻璃窗上出现两只小熊，一只黑色，一只棕色，摇摇晃晃地在跳舞，仔细一看，是爸爸出差回来了，正笑呵呵地看着我们，手里拿着两只玩具小熊，在玻璃窗外晃呀晃。我高兴地扑过去开门，给妹妹选了一只小黑熊，自己拿了一只小棕熊。

那时没有电风扇，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听爸爸讲他自编的童话故事。皎洁的月光下，爸爸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每天捡树枝，接起来，连成很长很长的棍子，去摘月亮，然后把月亮放在脸盆里好不好？我想了想，用脸盆装月亮肯定装不下，我对爸爸说：月亮很大的，和机械学院一样大呢！对于那时的我，校园就是最大的世界。

114号的快乐童年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以后，教师宿舍小院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出了“牛鬼蛇神”，我父亲最终也未能幸免，作为“大洋奴，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并勒令我家从114号搬到南房。

南房原来是沪江的马廳，东西长约四十几米，南北宽大致十几米，后来改建成简易宿舍，平房中间从东到西横砌一堵墙，隔成南北两部分，朝南朝北各住十余户人家。我家住在北面的两通间，和南面的卞院长家有一扇气窗相通。有的人家不够住就在里间搭了阁楼，这扇和邻居相通的气窗就成了采光的来源。

马廳是没有厨房的，为了解决各家做饭问题，在平房两侧各盖一排厨房间，每户一间独用，烧煤炉。从厨房做好菜，要走过几米远的露天，把菜端进房间吃。

南房南面和北面各有一个公共厕所，里面隔了三、四个厕间。厕所外墙有自来水，供冲刷马桶痰盂用。

南房在校办工厂的东面，父亲那段时间就隔离在工厂的一个小房间。紧邻南房的东侧是食堂，每天的吃饭时间，父亲由几个红卫兵跟着，经过第一、第二宿舍去食堂。每到饭点，妈妈便领着我们站在家门口，远远看着父亲从南房北面的第二宿舍前走过。

下面的照片是第二宿舍，现在是第二办公楼。

父亲从不愿提起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承受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苦！在隔离期间，有一次父亲把打碎的眼镜玻璃吞下肚，妈妈得知后心急如焚，好心的邻居听说后送来一碗韭菜，说不要嚼碎直接吞下去，可把玻璃卷带出来。后来造反派竟然说父亲是假自杀，事先家里韭菜都准备好了。

我下乡前，父亲终于解除隔离回家了，但是还没有“解放”。不久，在69届一片红的潮流中，十六岁的我离开家乡，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赴黑龙江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