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雪天下（一）

谢晓京

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一、平反昭雪

●彭德怀写下：“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周恩来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邓小平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中央为彭德怀冤案平反

1978年12月，虽是隆冬的季节，空气中还有些潇瑟的寒风，但金色的阳光洒满京城，天空分外晴朗，朝霞格外灿烂，一切都预示着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隆重举行。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有183名、候补中央委员119名，共302名。加上因工作需要，中央政治局决定9位同志列席会议，因此，参加这次全会的应该是311名，而实际出席的有290人。

就在准备召开这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至关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举行的。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小组进行讨论。

11月12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会议。

据这个组的召集人之一，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后来回忆，12日这一天，陈云来参加他们的会，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拉地上简报？他们回答说，当然可以。于是，陈云同志就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来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但陈云认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首先说到了震动全国的薄一波等61人的案件应予以平反后，接着，陈云又对陶铸、王鹤寿和彭德怀等案件提出平反。他说：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炽热起来。

陈云提出的问题，是涉及我党历史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积极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

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在当天，大会简报印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

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框框，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11月13日，东北组的与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中南组的同志在这一天的发言中说：

陈云同志所提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的同志也发言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几个遗留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西北组的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

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王首道发言说：

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万里、康克清、谭震林等也纷纷发言，赞同陈云的意见。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10条决定，对陈云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决定对几个重大案件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等。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在林彪、“四人帮”的陷害下，1959年8月16日，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提出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彭德怀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这就是彭德怀的坚定信念。他曾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

不幸的是，彭德怀没有等到胜利的那天，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重现了希望的曙光。

在当时，因受彭德怀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在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辞，根据她伯伯彭德怀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她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又将信交给了王震。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王震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小平。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

邓小平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曾经在1965年，在彭德怀即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时，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曾对他说了这么三句话：

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

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胡耀邦在整理彭德怀平反材料时说：“这三句话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忆的，是彭德怀生前对浦安修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

胡耀邦借毛泽东此言，说道：“现在，是该由历史给彭德怀同志做结论了。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边！”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即《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

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做出的错误结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做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

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2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为彭德怀、陶铸两位同志恢复名誉的追悼大会。

寻找彭德怀元帅的骨灰

1978年，彭德怀的追悼大会定于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

但当时大家却没想到：彭德怀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

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

彭德怀去世前，他的侄女彭梅魁、彭钢，侄子彭康白每月去三○一医院，在专案人员监视下看望他们伯伯一次。

在彭德怀病危时，他的侄子侄女每周去一次。彭德怀去世时无亲人在身旁，遗体火化时也不让他的侄子侄女参加。

彭德怀去世后，当他的侄子侄女问到骨灰存放到何处时，专案人员答复：“深埋了。”

追悼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傅学正带着彭钢去解放军画报社找彭德怀的遗像时，彭钢告诉他，她知道一些有关骨灰的线索。

彭钢说：“伯母告诉我，伯伯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傅学正大惑不解地说：“彭总是在北京去世的，骨灰应当在北京，怎么可能放在外地呢？何况，彭总逝世时，浦安修并未在身边，遗体又是秘密火化的，她怎么知道骨灰下落呢？”

彭钢告诉傅学正，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在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

在当时，孙明告诉浦安修：“李大章曾悄悄对我说，彭德怀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在当时，周恩来对保存彭德怀的骨灰做出明确批示：

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那是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

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李大章及段君毅。

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

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

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省委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7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回到北京后，四川省领导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此时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四川省领导一下黯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

沉思片刻后，李大章强自镇定，向两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两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

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

杜心源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

两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需存放在成都。”

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

两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在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

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

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

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两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杜信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持省办事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

一位管业务的负责人看了他的介绍信。

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负责人便问：“什么骨灰盒？”

杜信只是说：“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

这位负责人说：“没问题，你去办就是了。”

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

这位负责人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

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杜信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

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

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办事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需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上这样写着：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3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

委托人姓名：杜信；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1978年12月，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了彭德怀的骨灰。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4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德怀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德怀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德怀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德怀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德怀的骨灰下落。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

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张振亚：“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这件事已事先通知了成都军区。”

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

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时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魁英、景希珍两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两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

两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他们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干事说：“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

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

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德怀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

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魁英、景希珍两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在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德怀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缓缓地离去。

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

见两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

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云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

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人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18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两人见面。

王承光也是彭德怀以前的秘书，3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

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舱门刚一打开，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

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

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她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不由得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

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

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德怀的骨灰盒至八宝山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

经过整整4年的异地飘泊，彭德怀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

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邓小平批示为陶铸平反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含着极大的悲愤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陶的遗体作为“烈性传染病人”被火化。火化单上，死者的名字是“王河”，专案人员用“斯亮”两字签上了亲属的名字。

陶铸1908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建国后，陶铸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6年，由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把陶铸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11月初，陶铸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而且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文革”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因而在“四人帮”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

就这样，陶铸从地方调来中央工作刚满半年，就被打倒了。

“四人帮”一伙可以剥夺陶铸的人身自由，却无法征服他那颗不屈的灵魂。身处逆境中的陶铸每每借物言志，抒发他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胸襟，表达他不尽的愁绪和不灭的希冀。

他的一首咏梅诗这样写道：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

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但在那段时间里，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

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她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当时依然到处碰壁。

　　在绝望之中，传来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的遭遇。

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

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的诉说，邓小平只是认真地听着，他一言没发，直到把曾志母女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在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母亲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

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

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

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中央为陶铸冤案平反

1978年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刊出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这封信以丰富的感情色彩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迫害陶铸的罪行，在全国引起强烈地反响。

陶斯亮这么深情地怀念着父亲：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世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9年前，您含冤死去；9年来，我饮恨活着。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报社收到了几千封来信，强烈要求为陶铸平反。

陶斯亮的这封信，震动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她的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吁。

中共中央决定为陶铸平反。

1978年12月，陶铸1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胡耀邦跟陶铸有着很深的友谊。胡耀邦脾气爽直，陶铸性格开朗，两人很谈得来。有时，他们也发生争论，争完了又和好如初。胡耀邦也极力呼吁为陶铸平反。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马上组织工作，展开寻找陶铸骨灰的工作。

那是1969年年底，曾志被下放到广东农村改造。

这时，已是癌症晚期，又被隔离到合肥长达一个多月的陶铸音讯全无。

陶铸被疏散到合肥第四十三天就去世了，终年61岁。

陶斯亮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我妈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说你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一○五医院的医生说，我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他死了以后，被当做烈性传染病患者，尸体送往火葬场，骨灰盒上用的是“王河”这个假名，烧完了也没放在北京，而是存放在安徽合肥没人管的骨灰架上。

这一放就是9年。

9年后，在追悼会前3天，陶斯亮才带人乘坐由中央派出的专机，把陶铸的骨灰盒从安徽合肥接回北京，准备召开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