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Jisheng Wang

我党建政71周年，正好赶上中秋节，思乡情浓；正好碰上冠毒19，故土难回；又正好赶在退休之年，感慨人生。翻影集看到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工作过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前拍的国庆留念照片，勾起回忆。影集中许多照片的人物都记不大清楚了，挑出几张印象深点的晒一晒，抚今追昔。

在祖国工作的日子，是激情燃烧的日子。文革后期的中联部，文革之后全总国际联络工作的恢复发展，我是经历者，见证人。七十年代的领导是耿飚，八十年代是倪志福。老倪在中央政治局干了三届，人称政治不倒翁，所有的坏事都沾边，但总是勇于承认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无害人之心，存一世清名。

1975年10月，国庆节刚过，我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自英国。照片中前排左起第四人是朱良同志，当时的副局长，后来当过中联部部长。自耿飈离开中联部后，部长职位更换比较正常，几年换一任。九十年代后当部长的都是久不动窝的，不见得业务能力有多强，只是大权不放。与我同年进中联部的张志军、李进军、刘洪才等人在中联部任副部长多年，按常理都有资格和能力当一轮正部了。中联部是个埋没人材的地方，非洲局长曹白雋的结局令人唏嘘。

姬鹏飞，建国后那批将军大使中最年轻的一位，首任出使东德，先后当过外交部长、中联部长、港澳办主任，老外事口的人都很熟悉他。但他死得令人失望，因为其子对外提供中国高度机密，被判重刑，他以自杀方式以示不服。

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团中央的干部很受重用。公正地评论，团中央国际部的干部勤奋程度高于其他。图中这位叫朱善卿，1949年10月进团中央国际部的第一批成员，五十年代在世界青联摸爬滚打，干什么象什么。刚认识他时是处长，专门给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介绍他自己成长过程，十分励志。他后来当过团中央国际部长，中联部秘书长、副部长。非外文科班出身，工作中学习掌握英法西三种语言，语速极快，记忆力超强。给他当翻译是最高挑战。八十年代后期一次我陪的芬兰外宾拜会他，朱善卿向外宾介绍中国情况，把一天前新华社大参考上登载的赵紫阳见外宾的长篇讲话一段不漏地复述出来。我那时年轻，脑子的短期记忆不错，正好对赵的那篇讲话印象深刻，但对朱善卿的复述能力如此之强，佩服之至。当时芬兰语翻译马文普几乎是行云流水般完成翻译工作，一秒钟的耽搁都不存在。记忆中最完美的一场会见场景。后来发现胡锦涛的记忆能把两三页纸的讲稿完整背出来，深感团派干部基本功惊人的扎实。

下面这张照片保存不当有损毁，但很有意义，值得一晒。右边坐着的是当年全总副主席朱学范先生。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会领导人，真正的前辈。民革中央的创始人，后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中共建政时第一任邮电部长。朱学范年轻时曾在上海江湾路邮局当信件分拣员，热心工会工作，当过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国共两党和青红帮内都有人脉。二战期间通过他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职位，同欧美工会广泛结交，外文也好，在哈佛大学读过经济学，很传奇的人物。全总领导人中，最佩服的是他。每次安排由他接见我陪的团总是很兴奋，老人家出口成章，口若悬河，给他翻译特别带劲。用现在的话说是涨姿势。

1980年从马耳他留学回国后，立即被派往大连理工学院，为国家经委和美国商务部联合开办的培训班当翻译。幸亏学过经济学的皮毛，知道几个专业词汇，在培训班上配合美国教授讲市场学。学员中有个叫王兆国的，当时知道他要被派进京。学习结业后，我回全总国际部，他当上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离开全总若干年后，他担任全总主席。人生中错过了一个被学生领导的机会。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全总实际当家人是副主席罗干（图左）。此人精力旺盛，执行力极强。早年留学东德，我在欧洲处时，安排德国客人见他不用配翻译，英文也能来几句。他在留学苏东那批技术精英中很有人脉。有一次带外宾进中南海见李鹏，看到罗干和李鹏见面时不寻常的肢体语言，感觉他们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快他去劳动人事部当部长，凳子还没坐热，又去国务院当秘书长。再后来就不用说了……

1983年陪全总书记、全国煤矿工会主席王珣出访非洲数国。看到那里自然条件优越，但地里不长庄稼。中国人去非洲包建筑工程，挖水井，种水稻，巡回医疗，帮非洲干最辛苦最重要的工作，但看不出非洲有什么希望。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有过的一些亮点不复存在，民族独立后的非洲是在进步还是退步，我真不敢确定。

1984年10月，国庆节刚过，到日本开亚洲运输工会大会，顺访几个城市，对日本印象很有冲击力。亚洲的文化、欧美的经济、一个吸收全世界所长的国家。当我看到日本人喜欢书法，感觉中国人总还是有比日本人强的地方。

1985年当欧洲处副处长后接待的第一个代表团，在南京返北京途中耽误了飞机，给了我一盆冷水。几种通常很难发生的意外同时发生，给我的教训是要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八十年代最喜欢的差事是到瑞士日内瓦参加每年一度的国际劳工大会，当同声传译，工作压力小，年轻人一大帮。每天晚上在酒店大堂沙发上天南海北地聊天，包括数落各自的领导。在没有年假的时代，公费休假，还有相当的外汇收入。在反对自由化的年代里追求自由化的生活。

联合国欧洲总部，俗称万国宫。这里发生了多少被载入史册的事情。站在这里，感觉一个人的渺小。

国际劳工组织总部，成立于一战后的1919年。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中国劳协自二战时期就活跃于这个机构了。

世界劳工大会也是多边联系的极好场合。图右是法国总工会国际书记，场景好像是为安排法总主席访华事洽谈。法文翻译宋蕴欣是北大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年长者是全总国际部副部长郭懋安，业务能力很强。他的伯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高阶外交官。那个时代不敢提这些有政治危险的话题。老郭夹着尾巴做人，佩服他的为人之道。

1975年刚进中联部时，第一个处长莫振球同志（图中站立者）是我一生中最敬仰的人。莫振球是1938年上海地下党员，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上海学运的中坚。他在其父莫雄先生安排下进入军界，为国军将领张发奎当英文翻译、少校副官。有一次跟老莫陪团驻上海衡山饭店，走到一楼走廊拐角处，他告我，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之前，他就在这里把国军城防计划的情报在这里交给了地下党的联络人。老莫同志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也正是忠诚得太绝对，历次政治斗争都被党内同志残酷斗争。他在国共两边都是九死一生。这莫家两人的经历，比电影《潜伏》精彩得多。在中联部大院里，行走在老莫这位＂副部级正处长＂身边，牛气冲天。吴学谦、乔石、朱良等人都是他领导过的上海地下党。

坐在椅子上的是莫振球之父莫雄先生，16岁参加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是粤军元老。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150万大军围困10万红军，欲以铁桶围剿手段彻底聚歼红军。莫雄在蒋介石主持的庐山军事会议上获得全盘计划，托地下党送到周恩来手中，红军立即在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处突出重围，实现战略转移。红军长征途中，莫雄在贵州他的管区内网开一面，让红军休整过路。莫雄去世之前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说起鄙人的学历，1975年毕业于上外，72级的工农兵大学生算是很早的了。我是混在工农兵中的极少数外校直升的学生。当时中联部能帮我们做到，但绝不是走后门。文革后期，外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中美建交和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培养外事人员缺口大，利用外校学生是条捷径。

我家领导是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级大学生。全班考上两人。男生上清华，女生上北医。北京35中的学生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们认识时，她还挂着北医的学生校徽。女才朗貌也是挺完美的，虽然我现在的面貌巳是惨不忍睹。

八十年代三口之家第一次外出参加聚会活动。

典型的三口之家，记录下回不去的青葱岁月。

2004年5月，参加南京外国语学校同学聚会，一群油腻男女回顾清纯岁月。

当年老校友董正景同学是校长了。介绍新的校园，已然面貌全非。最令人惊叹的是，当今南外的门槛之高，让我这个当年的学渣羞愧万分。七年南外是我浪费青春的地方。在此之前一年多，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一段经历，竟然手头没有一张照片。下次回国要去找当年的小伙伴们。

1968年前后的照片。班上女生本应该处于最爱美的阶段，她们是这么留下时代烙印的。看不下去，也忆不下去了。国庆中秋本该是让人高兴的日子，不该勾起一把伤心泪。50后的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不止一段至暗时刻。长夜将尽时，我们总是相信，天快亮了。深更半夜，发此图文，相信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