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三部曲

Blue Sky



前言

　　我17岁上山下乡，虽然瘦小，但我坚强，不怕吃苦，身体上的疲惫我不在乎，而令我精神受伤、心灰意冷的是：经济上的无法独立（虽然有父母的长期资助），生活中的远离亲人，学业上的求学无门，前途上的灰暗迷茫。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年纪一天天长大，出路却是像锅底一样—— 全黑。虽然我从来都没有放弃努力，但面对知青命运的残酷现状，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常常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非常的悲哀与无奈，这伤已经刻进了心底。几十年来，偶尔提及，仍然忍不住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在这段历史中，农场的情谊最深，因为农场是我们知青的大家庭，我们都是同龄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度过同样的青春岁月，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此情永存！

农场中我的两位亲爱密友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之前她们读过我故事的一部分，期待着我把我的知青故事全部写完整，但是，她们终于还是没有等到。这不是因为我懒，而是人生太残酷了，生命的脆弱是这样的让人猝不及防，真是令我扼腕长叹，心痛不已。每当我想起她们，心里总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沉重与不舍。惟有好好珍惜今天，让她们的生命在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上永远活着。

过去的虽然已是过去，却是难以忘怀。近年来我慢慢整理了这段知青往事，一一写成美篇，以回顾昨天，珍惜今天，努力明天。现在，我的上山下乡三部曲终于完成了，分别为“农村篇”、“农场篇”和“路教篇”，五年多的知青岁月都在里面了。

第一部：农村篇

逐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

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

曾经那样热烈地计划过的远景

那样细致精密的描好了的蓝图

曾经那样渴盼着它出现的青春

却始终

始终没有来临

每次读席慕容的《青春》，想起那难忘的知青岁月，总是让我情不自禁的泪如雨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五十年前，诸如此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遍及全国大大小小的每个城市、农村。

　　从1968年开始，就已经陆续有一些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农村、农场或分配工作，但这种一刀切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我毕业的1973年全面掀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继续升学，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分配工作。

1973年，四十五年前的我，一个刚满17岁的花季少女，就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特定的形势下高中毕业了。不管我有多么喜欢继续升学读书，这个魂牵梦绕的念头和努力不懈的追求也只能是南柯一梦罢了，所有的憧憬、所有的理想都成了海市蜃楼。我们既不能升学也没有工作，唯一的出路是：上山下乡。

第一批下放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台山人民法院和人民银行还没有本系统所属的知青农场。于是，我就只能去农村插队落户了，那是比知青农场更艰苦的磨炼。

　　1973年10月31日，我下放的第一天。那天早晨，县城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台山展览馆的露天雪屐场（工人文化宫内）集会，一群胸前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纷纷给我们这些即将踏上新征程的知青戴上大红花。

　　下面这张记录欢送场面的照片是在下放的那天由县府宣传记者拍摄的，照片上的我和婉玲含笑望着那些给我们献花的可爱孩子，我好象看见了曾经也是少先队员的自己，都是一样的天真、纯洁又虔诚。此照片放大后贴在政府的宣传橱窗上展示了很长时间，用于配合形势的需要，宣传前景和激励后人。

（我上山下乡的出征仪式实况）

　　一路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整个小城热热闹闹、沸沸扬扬。在欢送的人群里，我经过了我母校台山一中的欢送队伍，我看到了我的学弟学妹们那一张张与我同样稚嫩的笑脸，我与我敬爱的老师们一一握别，我与父母单位的叔叔阿姨打招呼。

　　一直笑嘻嘻的我，当看到等在车站送我的羞梅和曾增同学，我情不自禁地冲出队伍，扑上前拉着她俩的手，心中一紧，眼泪夺眶而出，哗哗地滚下脸颊，想止都止不住。这一刻，我这个极少在人前流泪的女孩竟然一下子哭得唏呖哗啦一塌糊涂。她们心疼地握着我的手、拥着我的肩不停的安慰，我如鲠在喉，无从诉说，只有不停地落泪不停地点头，激动的情绪久久难以平伏，真是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心情。在车站大门前，她们送给我一本漂亮的影集。

　　那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影集，那是来自我的好朋友的礼物啊！太珍贵了。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我的怀里，心情仍然是禁不住的波涛汹涌。（这本影集收集了很多黑白年代的照片，也被我和朋友们翻阅了无数遍，我一直珍藏至今，不离不弃。时至今日，笔落至此，我仍是心潮澎湃，泪盈于睫。）

　　由于上车出发的时间还早，我们几个好朋友和我的家人又折回去市中心牛屎巷的红光照相馆，三个女孩子拍了一张合影。

　　同时，我还与妈妈和阿姨也拍了一张，这些都是具有历史印记的照片。

　　这些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它不仅记载着我们年少的友谊，也蕴含了那种岁月给我们的痛。虽然说前途的渺茫和生活的困苦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与韧性，但是，有谁会心甘情愿又欢天喜地地迈进这条茫茫无前途的坎坷路呢？这是没有选择的唯一之路啊！我们只有万般无奈地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城，离开爱我疼我的家人，把自己未成年的身躯狠命地摔打在贫瘠的土地上，令豆蔻年华的花朵失望地谢落在偏僻的山野中，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上车的时间到了，我依依不舍与送别的亲人和朋友互道珍重，无奈地与爸爸单位——台山人民法院送我下乡的黄双祥同志一起登上前往农村的汽车。

车窗外，熟悉的景物迅速地从我眼前消失，我的眼泪又一次滚落下来。再见了，我的亲人！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我的小城！

这一天，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所接触的农活只是偶尔去农村或农场支农与实习，可以说是肩不善挑，手不善提。高中毕业时我的体重尚不足75斤，身体也不强壮。把如此年少弱小的我一下子放到农村，跟那些土生土长、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一起劳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加上我的性格倔强，不但不甘心落后于人，甚至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可想而知我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啊！

繁重的劳动使原来细皮嫩肉的我在手上、脚上、肩膀上很快就磨起水泡、血泡、发炎、结痂，再起泡、发炎、再结痂，直至长成老茧，其间的疼痛难受真是难以言表。因为劳动太疲累，我常常半夜里小腿抽筋而痛醒，趴在床上直哭。所谓的床其实只是农屋顶端的小三角阁板，两边与屋檐相接，我只有在阁板的中间部分（屋顶最高点）才可以坐起来，睡觉时可不敢太折腾，否则会从两米多高的屋顶摔下来。遇到雷鸣闪电、刮风下雨的晚上更可怕，就象千军万马从我的身体上碾过一样，随时都会把我碾碎，呼啸着的飞沙走石仿佛要把我和屋顶一同卷走。

这样残酷的生存环境和辛苦劳作，我哪还有时间和心情去看书啊，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许多书就一直放在我的枕边静静睡着。每天晚上，当我战战兢兢地爬上昏暗无灯的阁板，第一眼就看见我的这些宝贝，心里真是好难受啊，无奈之下，只好把我的书和我的梦一起装进箱子里，移到另一个角落，让它们继续沉睡了。

冬天，本来是比较闲缓的季节，因为耐寒的农作物不太多，但是，却是大兴水利的非常时期。那些年，每年的冬天都要全民大动员，挖泥土（当地人称“挖泥狗”），筑河堤。在寒风凛冽、河水刺骨的冬天里，这种水利工程实在是太苦了，从河坝不远处挖起的大块“泥狗”，其重量约十几斤，一个个经过每个人的手传递至河畔，由此垒砌成又高又长的防洪大坝。那重重的“泥狗”四四方方，滑不溜秋的，我不仅要使用双掌，十个手指头还要使劲的抠进“泥狗”以防它往下掉，甚至不时还要用我的怀抱把沉重的“泥狗”抱住，这样吃力的我仍然扛不住这种沉重的快速传送，不时有“泥狗”摔落在我面前，我整个人就像是一个生动的泥狗似的，狼狈极了，只有不停给暗暗地给自己加油，用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继续拼搏。

一天，我铆足劲儿正抱着一个特大的“泥狗” 要转身传给下一位大婶，一双强有力的手轻轻一托，就把“泥狗” 接了过去，我浑身顿时轻松了，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队书记彦叔。他把我从传递的人龙中拉出来，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要我全权负责水利工地的广播宣传、版报宣传和快报宣传，并让我带一位本地女孩阿娟做我的助手。

每天一大早，我们俩与电工师傅一起把扩音器、高音喇叭等运到工地安装好，接上有线广播，然后，我们就下去各个生产队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了解情况，收集宣传的素材，然后就回到广播室赶写稿件，开始广播，晚上再去大队部编辑文字、出黑板报、刻写蜡板、印刷快报。虽然所有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但我喜欢这种游刃有余的文字工作。

我们的广播、板报和快报很受欢迎，大家都夸我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体也漂亮，尤其是广播，大家喜欢听到我的声音，赞其音质清、语气和，听起来很舒服，加上我说的不是当地口音，大家也就觉得很新鲜了。

　　双夏，指的是夏收夏种，是农活最忙的季节。在早稻孕穗的时候就着手准备晚稻的育秧，抢收完早稻就得抓紧犁田赶插晚稻，然后又是施肥、除草、杀虫……，一系列的农活都要争分夺秒，不容怠慢。

早稻熟了，连绵不断的稻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成了眩目的稻海，沉甸甸的稻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一浪又一浪的荡漾着向前展开，好一派美丽的丰收景象啊！然而，在美丽的田野中挥汗如雨的抢收并不是那么美丽的事情。我笨拙地使用着手上的钩镰，顾名思义，就是镰刀把手上有一个又大又长的弯钩，其弧度与镰刀反向，首先一弯钩下去就可捞起几把稻子，然后用左手往里一收，随即用镰刀一割，一来一回就一大把，这种镰刀和使用方法可以令人的整个身体运动频率降低，但效率高，所以当地的农民都使用这种工具。收割时，我不敢抬头望前面，因为越望越没劲，好象总也割不到头似的，只好咬咬牙，挥动着钩镰不停地点头哈腰往上赶。

稻子割下来躺在田里，然后再收起来扎成五、六十斤重的一大捆，用那种当地人称为“禾秃(本地话) ” 的东西来挑，这“禾秃” 是一根约2米长、小臂般粗的毛竹，两头削尖，非常壮实坚硬。挑担的时候先把一头插进捆好的稻子，要插得深插得透，从中间横穿过去，然后，把插好的那捆几十斤重的稻子以那根“禾秃” 象扛大旗似的举起来，不过，这大旗可不是用布做的，而是几十斤重的稻穗哟，紧接着，用“禾秃”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稻子中间，立刻用肩膀扛起来，挑着就走。这些动作必须是连贯的，稻穗捆挑起就再不能放下来了，否则，成熟的稻谷就会脱落在田里，再也收不回。因为，挑在肩上的稻捆全部都是沉甸甸的稻穗向下，稻杆向上。所以，在挑运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可放下担子的。那可是百来斤的担子啊，多累也不能趴下，死撑也要撑回生产队的“禾堂(晒谷场) ” 呀。我细小的手臂是无论如何都举不起那几十斤重的稻捆的，每次都是别人帮我把一头的稻捆举起，再把另一个稻捆插好，架在我的肩膀上，我才可以挑着走。

　　生产队里有几个手甩脱粒禾桶，社员们收割水稻时把禾桶带到田里，一边收割一边脱粒，脱粒后的稻草绑成一捆捆在田里晒干，然后收集作为耕牛的饲料。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公社的有线广播传来了紧急通知：今晚强台风马上就到，大家立刻行动，保证粮食不受损失！于是，生产队长急促地敲起铜锣，唤醒所有的社员，简单地作了动员，大家迅速分头向各片稻田冲去，希望能抢在台风前头把白天割下来的稻子收回禾堂盖上油布，不能让到口的粮食流失了，那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啊！（在那个年代，农民每年收割后交了定额的公粮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收成不好，几乎没有一餐饭吃得饱，很多村民甚至经常烧不开锅，因为没东西可煮。我每次煮饭都要蒸些红薯，才仅可果腹，幸亏有爸爸妈妈不时地做后援补给。）

广播还在响着，台风就接踵而至，漆黑的天空雷鸣电闪，倾盆大雨扑面而来，瞬间，稻田边的水渠成了一条汹涌的河流，田野上到处是水，成了一片片水塘。我在狂风暴雨下走得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我不停摔跤，不停爬起，挑回到禾堂的稻捆不知有没有剩余三分之一的谷粒。

这样苦苦搏斗了大半夜，总算把稻子全部收回来了，在禾堂上堆起一个个硕大的谷堆，盖上严实的油布，待雨停了就赶紧脱粒晒干，以免时间长了发芽或坏掉。（那时候的农村还非常落后，生产队里只有一台电动脱粒机，几个脚踏脱粒机，几个手甩脱粒禾桶，还有数块厚重的手甩脱粒禾石。）

夏收之后紧接着犁田、插秧、除草、施肥……。

水稻除草太辛苦了，我与当地农民一样，双腿跪倒在水田里，双手趴在水田里，就象一个爬娃。十个指头弯起形如一种称“耙钩子”（本地人称之为“哇仔”）的农具，手指就相当于十齿耙，使劲插进泥土里，上下左右挖着，给每株秧苗松土、除草，手上拔出来的草还要更使劲塞进泥土下埋起来，使之沤烂成为肥料。

我穿着短裤跪在田里，双手和双臂飞快地向前方左右运动着，双膝随之往前爬行，把水田中的水搅得哗哗地响，身体几乎没有一处是干的，一趟又一趟，从早到晚，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由于早稻刚刚收割，留在稻田中的稻根稻杆还没有时间腐烂，仍然硬邦邦的不时刺伤皮肤。很快，我的双膝双手就伤痕累累，又红又肿，每天下田第一次跪下去时必须屏住呼吸，咬紧牙关，拿出很大的毅力和勇气才可跪下，忍着剧痛在水田中爬行除草，一边爬一边掉眼泪。红肿的手指更是疼痛钻心，俗话说得没错：十指通心啊！

双夏还没忙完，我的双手已经疼痛红肿很厉害，差不多残了，吃饭拿不了筷子，只能用左手颤抖着勉强拿汤匙，十指不能弯曲，整个手臂又痛又麻，再不能拖下去了，只好去医院治疗了十多天，稍好一点又回去接着战天斗地了。此疾持续了十多年才痊愈，心很痛。

　　记得在1974年9月我回家探亲期间，与好友雪云、方方、莺莺四个女同学共同商讨进行一次长约几天的单车旅行。那时候的我们正当年少，精力旺盛，虽然莺莺没有单车，但我们三个可以轮流带她呀！

（我们在广海峰火角拍的照片）

于是，我们从县城出发往端芬，在端芬医院的同学那里玩玩，又去附近的村庄看看，再去广海镇“海永无波”等地转转，然后又往烽火角，最后去到莆草林场，探望我们的好友婉玲和素娥，本来还打算去沙兰公社，但这两天我们兜兜转转已经走了六十多公里，有点累，不想再走下去了。于是，我们在莆草林场玩几天就往回启程。

回到端芬医院同学处，刚好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在公社召开，当晚在端芬灯光球场上演著名演员王心刚主演的新片《侦察兵》，以此招待各地农村干部和群众，同学已经提早给我们买了票。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人们没有什么有趣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个新片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在中国各地风靡一时，若能够看到这样的影片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几个女孩子兴奋雀跃，异常开心。

谁知随后那同学告诉我们说，雪云同学的父亲打电话来找，让她转告雪云尽快回家。她建议我们看完电影再回县城，但我们考虑这样太晚了，端芬公社距离县城还有27公里呢，在黝暗静谧的公路上几个女孩子骑车太不安全，看来我们只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晚饭后，我们依依不舍地与同学告别，然后就上路了，虽然我们为没有看到这场电影觉得很可惜，但毕竟我们年轻，几天来经历的地方不少，也见到了不少同学和老乡，思想和心灵的收获甚大，行囊满满，话题多多，已足够令我们欢天喜地在归途上飞奔了。

事情竟然是那么凑巧，谁能想到我们与《侦察兵》的失之交臂，却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特别眷顾，幸运地使我们避过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就在那个月夜风黑的晚上，端芬公社灯光球场刚刚放映完第一场的《侦察兵》，场内潮水般的人流向各个出口汹涌而去，等在场外准备看第二场的人潮又迫不及待地向入口涌来，无论是出口还是入口，都同是那个口。结果，惨剧就发生了，不幸倒下去的人就再也站不起来，被洪水猛兽般的人潮碾轧覆盖，重重叠叠，死者数人，伤者无数，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事后得知，我们几个惊吓得拍拍胸口，侥幸能逃过一劫，也是定数。

农村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我很少休息，几个月都不回一趟家，有时候回家也只呆一两天就又回生产队了。家人想念我，心疼我，弟弟一放假，马上下来农村，想助我一臂之力。看着弟弟稚嫩的小手握着一撮撮秧苗往水田里按，我的泪水在眼里打转，我的心在狂喊：“弟弟，这不应该是你干的活！”累极了的弟弟一上床，倒头就睡。我坐在床前，拿着一把大葵扇，不停地为弟弟扇风赶蚊子，通宵不眠。天一亮，不由分说我就把弟弟赶上回城的班车。

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半夜做了一个梦，哭醒了，坐起来仍然在哭，而且哭得非常非常伤心，明知道是梦，却怎么也止不住。我的哭声把爸爸吵醒了，他进来我的房间问我怎么回事？

我哭着说：”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什么了？”爸爸关切地轻声再问。

“我梦到我餐餐吃不饱，又饿又累，跌倒在田里爬不起，也没人救我，我……” 话没说完，我又大哭起来。

爸爸深深地长叹一声，过来坐在我的床边，默默地陪着我，过了好久好久，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的爸爸妈妈实在不忍心让我在农村再呆下去了，一年多以后，政府有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可以任意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如果是已经下乡的，也可以回来安排工作。为此，爸爸妈妈想把我办回城，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弟弟还有两年就高中毕业，而中国由于文革的影响，早就取消了从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的制度，每个高中毕业生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上山下乡。那么，如果我回城了，两年后弟弟就必须下乡，我爱我的弟弟，我是不会允许弟弟吃苦的，我要让他们过好一点的生活，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就让我来承受吧，况且这个苦我已经吃了个头，为了他们，我会无怨无悔地继续吃苦下去。

据我所知，当时有个别家庭却因为这个政策使兄弟姐妹间闹得不愉快。但是，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哪个兄弟姐妹不是情同手足啊？无论是什么抉择，都有一定的道理与无奈。

第二部：农场篇

绚丽的青春之桨

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

一代人的追忆

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

难忘那苍茫岁月

呐喊着温暖的春天

梦里的晶莹泪光

闪耀你我曾经的容颜

风雨中的思念

一路相伴着过往流连

……

一首知青之歌，唱出了我们难忘的知青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

　　从1973年第一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县城如火如荼展开，我爸爸妈妈的单位台山法院和人民银行还没有本系统的知青农场，所以，当时的我就去了农村插队落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高中毕业生逐年增加，各系统的知青农场也逐步建立。两年后，政府把中国人民银行划分到财贸系统，于是，银行职员的子女也可以下放到财贸知青农场了。这样，妈妈就把我从农村转到沙岗湖财贸知青场，让我与的许多同龄人一起过集体生活，相对来说，劳动强度小些，生活正规些，乐趣也多些。

　　于是，我在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又转去了财贸知青农场，先后到过农业队、外勤队、宣传队、路线教育工作队、砖厂、米面加工厂，和农场的几百名知青又一起度过了近四年的春、夏、秋、冬，写下了许多苦涩的、艰辛的、无奈的、清纯活泼又生动鲜明的故事。尤其是我不幸遭遇了蜂群的疯狂袭击，令我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和刻骨铭心的痛。

　　记得刚刚去到沙岗湖财贸知青场的时候，在场部报到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妈妈给我补交给农场的几百元安家费交了，因为两年前我下放农村插队的时候政府发的安家费已经用完，当我转到另一个地方就不会再重发。但知青场安置每一个知青都必须有这笔费用，农场所有知青的安家费都是政府按人头直接拨款，而我是中途加入的，所以我得自己负责。只是难为爸爸妈妈了，一直为离家下放的女儿不停操心。

　　那时候的知青农场已经小有规模（刚建场时只是临时搭起的茅草房，知青们挤在一起睡大通铺），从场部饭堂走上一点，前面是一个大晒场，左右两边各有一排长长的、矮矮的知青宿舍，中间的开阔地是一个球场，右边是女宿舍，左边是男宿舍，由于女知青比较多，所以男宿舍那边后面的几间也成了女宿舍（每间宿舍住四个人）。

（这是数年后废弃的原知青场宿舍）

　　农场的知青带队干部（是从财贸战线各个部门抽出来的干部，全权管理和负责知青的所有事务）把我带到我的宿舍，我见到了我的室友艳明、婉华和丽华，还有少文，一个个都是那么秀美又温和，真是令我眼前一亮，心中一暖，友谊的小船就这样荡漾开来了。虽然少文不跟我们一个宿舍，但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都是同在农业队，所以，她是我们宿舍的常客。

　　我们的宿舍是在男生宿舍那边，面临水库。在宿舍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在陡坡上用锄头劈出来的蜿蜒崎岖小路，很陡，很危险，攀扶着小路两旁的杂草丛可以走到下面的水库。我们每天早上用水要提着小桶，小心翼翼地下去水库打水，再艰难爬上陡坡回我们的宿舍洗漱。而男生们就简单多了，那是他们的地盘呀，直接就往水库里噗通噗通的跳了。其实我们女生也经常在傍晚到水库游泳，只是我们女生游泳是在水库拐弯的另一边，不与男生相望。

　　工余时间我们宿舍几个女孩子很热闹，唱歌、弹琴、煮宵夜、讲笑话、谈理想、做美梦……，总是不得消停。有时候深夜了我们几个仍然在谈笑风生，吵得隔壁的男生不耐烦了，他们就使劲地用拳头捶我们的墙壁以示抗议。因为我们的宿舍刚好是挨着男生宿舍，墙的另一面就是男生，但那时候男女之间没有什么交往，隔壁有哪几个人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其中一个叫阿本，很好动又幽默的小伙子（后来听说他去了县剧团工作）。

　　一天，队里分配给我们的劳动任务是上山打柴，每人100斤。听起来，上山割100斤的柴草并不难，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因为周围那些山都不是我们知青场的山，那山上的柴草树木就更不属于我们了，要想打柴，只能去偷。

　　“偷”，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到大都是乖孩子的人来说，真的是太难为了。我和艳明、少文三个人一起上山，特意走去离农场比较远的地方。我们才刚开始割了几把柴草，就被附近山上放牛的村民孩子追着满山跑。我们没办法专心割草，老是左顾右盼，犹如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跑。就这样，跑跑停停，追追躲躲，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也没有割到多少柴草，正在气馁之际，身边突然冒出来几个放牛娃，抢去了我们的柴草和工具不说，还追着喊着要打我们，吓得我们赶紧往场部方向没命地跑，跑到场部前面的机耕路上被几个男知青截住，看见我们惊慌失措、满脸通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问明原委，他们气坏了，互相吆喝一声，转身就往山上冲去。

　　我们心有余悸的呆在原处，不一会儿，那几个男知青就把我们的工具和柴草都抢回来了，并且快手快脚地帮助我们砍了一些小树丛，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他们的豪气和勇敢真是让我们感激不已，铭记于心！

　　1973年在荒山野岭开办的这个知青场后，每年的城市高中毕业生不断递增，于是，知青人数越来越多。而我们在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作为，要解决几百口人的温饱更不是易事。为此，农场就抽出部分知青去一些企业加工场打工，称之为“发包工”，即是外出打工的知青每天的工作报酬都是记农场工分，其在加工场实际付出的工钱归知青场收入。

（知青场外勤队的姑娘们）

　　我与部分知青被派往果菜加工场、药材加工场、柴场、煤场等单位做发包工。这些工作虽然各有不同，但也都是不轻松的，幸好我们年轻，体力上的苦不算什么。

　　1976年7月，我结束在县城的外勤工作回到农场，仍然安排在原来的农业队，我与几个好朋友艳明、锦瑜、少文、丽娜、李坤又在一起了。但是农业队的宿舍已经满员，只好把我安排在衣车队的宿舍，与素娟、妙瑜一个房间。虽然这样，除了睡觉，其余时间我几乎都是跟农业队的人呆在一起。

　　一天下午，我们准备开工了，少文站在她们宿舍前面的球场上，朝相隔十几间宿舍的后面的我大喊，叫我快点。急急忙忙的我一下子找不到鞋子被踢到哪了，看到门口角落里有一双布满灰尘的黑色旧拖鞋，我赶紧穿上就去追少文。那天我们去劳动的农田是在水库的另一边，我们从场部走去要经过水库上的一段小木桥，小桥上的木板已经松松垮垮，有的地方钉子掉了，有的地方木板也掉了，我们走这个桥都得格外小心。由于匆忙，我脚上的拖鞋被桥上露出来的钉子一挂，咕咚一声，鞋子掉进了桥下的水库，我只好把另一只鞋踢进路边的草丛里，光着脚丫去开工了。

　　晚饭后，我和少文在宿舍穿上游泳衣，外面套上衣服，我们俩悄悄地走到小木桥下面，脱去外衣，一起潜入水中寻找掉下去的鞋子，但是潜水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使劲憋着气潜下去，哗啦不到几下，很快又被水浮了起来，几次三番，仍然一无所获，我说算了，可少文不罢休，非要再找，意志坚定的她又继续往水里钻。天已渐黑，我们俩就只好打道回府了。

　　回到宿舍，我问同宿舍的素娟和妙瑜是谁的拖鞋，素娟说是她的。我很抱歉地说了事情经过，并告诉素娟我会买一双新鞋子给她，她说不要买，那是她已经不再穿的旧鞋子，叫我不必放在心上。但我真的觉得很愧疚，对别人的东西不问自取不说，还弄丢了，我没办法原谅自己。后来我还是买了一双新鞋子给素娟，但无论我怎么说，善良豁达的素娟还是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穿了，素娟的好意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1976年夏日，水稻成熟，沉甸甸的谷穗犹如温柔多情的少女向人们鞠躬行礼，随风摇曳的枝叶沙沙沙地唱起了动人的歌谣，一片片沐浴在阳光下的稻田波澜起伏，犹如飘荡着的金绸缎，耀人眼目，沁人心扉。望着我们亲手栽种的农作物，丰收带来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我和几位队友负责收割离蔬菜地不远的那片水稻田。烈日当空，酷暑难耐，不时从山沟里吹过来的一阵阵温热的风也没能让我们觉得好受一些。我们扎着马步、弓着腰、挥汗如雨地忙乎着割了好多个来回，腰酸手麻，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皮肤甚是难受。此时，丰收带来的喜悦早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不知飘到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又烦躁的心情。

　　我并拢双腿，伸伸腰，抖抖湿漉漉贴在身上的衬衫，再摇摇头甩去满头满脸的汗水，回头向食堂那边张望，看见厨房烟囱冒起的袅袅炊烟，我顿时感到腹中轰鸣，饥肠辘辘，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我们食堂例排的无缝钢管（蕹菜，也称空心菜，以前的农民多用此喂猪，据说人吃多了容易引起小腿抽筋，故那时候的蕹菜

是贱菜， 被我们知青戏谑为“无缝钢管”）和牛鹰伴饭（那种个头不很大，但叶子长长一大把，用大量生盐腌制成棕色的咸冲菜，被我们知青戏谑为“牛鹰”）竟然是那么的美味。我们这班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吃什么都香。牛鹰就牛鹰吧，虽然不是名符其实的天上飞禽，但总比画饼充饥强呀！所以，有牛鹰吃已经很不错了。再低头看看我脚下这片割了不到一半的稻田，唯有打起精神接着干了，希望快快割完，回去吃无缝钢管和牛鹰伴饭。

　　咦！那是谁？我凝眸细看，场长广平同学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他正向我们走来呢。不一会儿，就来到我们跟前，大家打了招呼。场长没多说话，他往我的身边一站，拿起地上的镰刀，嗦、嗦、嗦……就割开了。我可是毫不示弱，头一低，腰一弯，摆开架势，迅速跟上。我们俩就这么憋着劲、闷着头飞快地割着，谁也不说话，倒象是很有默契似的。什么默契呢？大概是相互较劲吧，双方不宣而战，谁也不愿意输给谁，唯有力争上游。那一把把割下的稻穗在我们各自的身后排列规则地延伸着，我们就这么敏捷又快速地挥着镰刀，一口气割到田头。当最后那把稻穗在我们的镰刀下痛快地躺倒，我和场长同时伸腰站起来，两人相视一笑。哈哈，太棒了！我竟然没有输给我们的场长，怎能不让我为自己欢呼啊！

　　插秧，本来就是比较辛苦的农活，但我们不怕辛苦，而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水田中的吸血大蚂蝗（本地方言称“蝗蜞”）。我下放农村插队在水田中摸爬滚打了两年，很少见到有蚂蝗，因为农村的水田是祖祖辈辈耕种的“熟地”，常年累月施用化肥和农药，早就把这些吸血虫杀死七七八八。但是，我们知青场的水田却是新开垦的“处女地”，所以，这些山沟水田中的蚂蝗又大又多。尤其是离场部较远的一处凹进去的山旮旯，被我们称之为“蝗蜞坑”。那里的蚂蝗真是多得不得了，手指般粗大，胖乎乎的，身体两旁还闪着金边呢，水声一响，它们就呼呼的游过来，太可怕了！

　　一天，我们去“蝗蜞坑”插秧，个别女生用两个大塑料袋把两腿套上，这样比较安全，但我没有，所以，还没下田，心里就开始发毛。虽然我们人多，把整片水田搅得哗啦哗啦响，分散了蚂蝗的专一袭击，但我还是不停地查看自己的双腿，每看到有疑似蚂蝗的影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腿就跑。哎哟喂，一个个女生都成神经质了！可也有例外的勇者哦，我的好友“老锦”（锦瑜的昵称）面对蚂蝗毫无惧色，笑嘻嘻一副“玩死它”的表情，老锦可真是我们女生的救星啊！

　　好不容易，我终于胆战心惊地与大家一起完成了“蝗蜞坑”的插秧任务，赶紧的迈步踏上田埂，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检查双腿，低头一看，一条肥大的蚂蝗横在我的脚面上，吓得我拔腿狂奔扑向站在另一头的老锦：“老锦啊！蝗蜞哇！呜哇、呜哇……”双手紧紧掐住老锦的双臂，双脚不停地乱蹦乱跳，声音中带着哭腔拼命喊叫，疯狂的我把老锦都摇晕了，她反手把乱蹦的我的双肩用力按住，慢条斯理地问：“蝗蜞在哪儿呢？”

“脚面上呀！呜哇，老锦快点呀！”

“没看见有蝗蜞哦。”

“有！好大的一条哇！”

“你自己看看，真的没有。”

我停下来，泪眼婆娑地再看看自己的脚面，咦，真的没有哦！但刚才我明明看到一条很肥大的蝗蜞横趴在我脚面上的哟，谢天谢地，不管是我的幻觉还是我跳脚的时候跑掉了，没有就好！

　　知青农场宣传队是由许多有文艺特长和文艺细胞又能歌善舞的人组成，而我是个既没特长也没这种细胞的人，只是被艳明、少文、锦瑜、佳华等好友们硬拉去了，我在农场宣传队的时间很短，后来又被抽出去搞路教运动了。

在农场宣传队，我除了参加合唱之外，我与艳明表演诗朗诵，那是一首充满激情的长诗，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具体内容了。我还表演独唱《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是队友远泉为我吹笛子伴奏的。远泉的笛子吹得很棒，不管我选哪个音阶，他都可以得心应手。我记得我们宣传队骑单车去四九南区新建的财贸知青分场慰问演出，还在我们知青场的球场上表演过，在农场旁边的财贸干校大茅棚里也表演过，仅此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人数不断增多，农场准备开发周围的荒山，大种果树。于是，一场挖坑种果的战役打响了。硬性任务：一个星期每人挖坑十米，坑道要求挖成宽一米，深一米，长十米，大家都可以请家人朋友帮忙，早完成早放假。这么一来可热闹了，心疼知青孩子的家人朋友浩浩荡荡地纷纷来到了农场。

　　我阿姨放下幼儿来农场帮我了，我弟弟带着他的几个同学朋友强哥、阿仪、阿宁、靓仔旋等等也来了，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啊！我们热火朝天地辛苦了一天，大家就帮我完成了一个星期的任务。我请他们品尝了我们农场的粗陋饭菜，虽然并不美味，但是大家也吃得乐呵呵的，我非常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1976年9月，我与所在知青场其他知青一共13人被农场抽调出来，派往参加全县第四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此段经历记录在第三部“路教篇”）。

　　77年年底，路教运动结束后我再回到农场，安排在砖厂，但住在农业队的宿舍，与丽娜、锦瑜、美英、惠爱同房间，我与丽娜两人共睡一铺，隔壁宿舍是好友连彩。连彩在饭堂工作，有时候会拿一些剩下的菜汁回来和我们一起煮宵夜。每当知道我和丽娜分配打柴的任务，连彩一定会在前一天的傍晚就和我们出去打柴，帮助我们提前完成任务，我们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一整天了。她真是一个非常热心又勤快的姑娘，我们都很感激她的帮忙。

　　下图是多年后废弃了的原知青场饭堂和衣车队工场，在饭堂与衣车队之间走廊墙壁上是场部的宣传黑板，我经常被场长指派负责出黑板报，报道一些农场的好人好事和最新消息。以前在一中读书的时候，黑板报是我和小清负责撰写，光智负责画刊头。在农场，只好由我自己乱写乱画了，幸好我有一本版报刊头小册子可以参照，选一些简单的画就行了。

（原知青饭堂和衣车队工场）

　　在砖厂，农场从外地请来烧砖师傅指导我们，选土、挖泥、担泥、和泥、打砖、晒砖、入窑、烧砖、停火、出窑……，我们每天就这样忙碌着，为知青场的发展增添一砖又一砖。

　　一天傍晚，还没收工之前我跟身边的队友在晒场上讲起了绝代佳人《王昭君》的故事，但是收工了，大家都不愿意走，非要我接着把故事讲完不可。记得以前的一个暑假，我和汪美、冷楠、迎素等同学在县公安局帮助整理档案，晚上下班后在公安局里面的凉亭里，我给她们讲一代名将《杨家将》的故事，本来我是想分开时间讲的，但她们也是这样扯着我不放，一直讲到深夜。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年轻人在一起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几年来，我们知青场的砖窑已经烧了很多红砖，各种副业也小有收获，除了建场初期的衣车队，又有了奶牛场、炼奶厂、腐竹厂、米面加工厂等等，我们的砖窑也就停火了，我们砖厂的知青队就转入了搞基建，其实也就是搬运工罢了，扛着100斤重的水泥包从场部送到各个工地，超过我体重的水泥包很沉很沉，压得我面红耳赤的，我们还要把红砖挑到工地上，有些男知青争强好胜，挑断了几根扁担了。

　　之后，我们受命开始了更艰辛的工作——上山砍树。其实就是偷树，因为所有的山和树林都是当地农民的，农场盖宿舍、厂房、牛棚等等所需的木料全得我们去偷。我们白天上山砍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才静悄悄地上山把白天锯好的树桩扛回来。这是所有的工种中最苦的，被我们戏谑为“劳改队”，而我又不幸为“劳改队”的副队长，所以，就注定了我要吃更多的苦。

　　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啊！我扛着一棵树走在那凹凸不平的山道上，场长新联同学也扛着一棵树走在我的前面，因为天太黑，完全看不到他究竟离我有多远，而实际上我跟得太紧了，一个急转弯，他扛着的树撞到了我的树，一下子就把我和我扛的树掀下黑咕咙咚的山沟下，我惊呼一声，重重地摔了下去，脑子发昏，头皮发麻，脸上温热，伸手一抹黏乎乎的满手血，我吓得哇哇大哭，大家纷纷摸黑爬下来找我，我的额头破了，幸好头颅没被撞裂，但是，伤疤却永久地留下了。

　　78年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拿着拉锯上山伐树，走到半山腰，看见一棵又直又粗壮的树，于是我提着一把锯迎着那棵树走去，刚走到树下，“嗡” 地一声炸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瞬间就成了一个火球，那不是燃烧着的火，而是无数只蜂把我圈裹着的那团跳跃如火的黄色蜂群。我立刻就倒下了，疯狂地挥着双手乱抓，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方圆数里，在群山中不停地颤抖着回荡，所有在外劳动的人和留在场部的人都听到了，大家惊恐地在互相猜测发生什么事(这是场部的人告诉我的)。我在山坡上翻滚、哭叫、挣扎，我觉得我就要死掉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躲得远远的，惊慌失措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没有英雄人物，没有人要扑上来保护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当队员把奄奄一息的我唤醒，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山坡上一大片全是被我辗碾而死的或还在作垂死挣扎的蜂，而我除了眼球完好外，已是体无完肤，那种灼痛犹如万箭在身，烈火焚烧！我真想拉住上帝的手：快带我走吧！

　　我被队员送回场部，我的惨状把与我同床共枕、情如知己的亲爱的娜吓了一大跳：“天啊！你怎么啦？”我看见她美丽的眼睛里盛着满满的焦虑与关怀，她心疼了。这一刻，我那死去的感觉重新复苏了，犹如委屈的孩子见了娘，“哇” 地一声又哭了起来，止不住的心如刀割、泪雨滂沱。她赶紧把我扶下，一边听队员说，一边找到一个很大的饭钵，出去挨个宿舍问人要红糖。在大家的帮助下，做了一大钵糖水把我由头到脚整个涂了个遍。有的场友试图数数我身上的伤，可全身都是又红又肿的斑斑点点，数不胜数啊！随即，我就被送回县人民医院，打针吃药十几天才缓过来。有的地方中毒太深，伤口发炎溃烂，在皮肤上留下了一个个黄豆似大小的洞，好久好久才长出新的肉而成了永久的伤疤。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海南的两个知青身上：一个扛着砍好的竹子下山，竹子撞到一棵树上，那惯力一掀，就把他掀下了万丈深渊，尸骨无存。另一个女知青也是遭蜂群袭击，由于深山里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治疗，他们短暂而美丽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真是让我痛心不已。

　　之后，砖厂知青队就彻底解散了，我与队友纯清安排在农场米面加工厂。

（原知青场米面加工厂）

　　那样的岁月，给我的是满目苍穹，满身疲惫，满心悸痛。那时候天是灰的，地是灰的，我的心也是灰的。悲观厌世，精神恍惚，忧郁敏感，极易受惊，情绪非常低落，常常在噩梦中惊叫哭喊，久久难以平静。

　　试想想，一个人的生命正处于早上8、9点的冉冉朝阳，应该很有作为的金色年华，却是毫无作为的创造不了任何价值，付出繁重的劳动不说，可悲的是完全不能自供自给，更可悲的又是完全无法预知这种日子何时才是尽头。渴望读书的我17岁就离开了求知的校园，离开了温暖的家，无奈地在那贫瘠的土地上打滚了五年多，本该灿烂的青春年华即将完全埋葬，身心的里里外外遍体鳞伤，心底里的那种悲哀是那么的彻头彻尾。我仰望着月圆月缺，云舒云卷，循环往复地、无可奈何地经历着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把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元气一点点地消耗殆尽。那种悲哀与绝望，如果没有在知青生涯里挣扎过多年的人是很难体会的，而要在短期内缓和过来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路教篇

　　1976年9月，我与所在知青场其他知青一共13人被农场抽调出来，派往参加全县第四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岁。

　　二十岁，女孩子的花样年华，清纯、秀丽，如含羞绽放的花儿，迎着朝阳，吐露芳华，这是多么年轻美丽的生命啊！

然而，因为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不同，于是，每个人的二十岁就分别刻下了不同的烙印。或刀光剑影、出生入死；或花前月下、漫步校园；或风霜雨雪、迷茫困惑……，无一不演绎了许多刻骨铭心的片段，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我的二十岁，让我目睹了许多事情的第一次，而这些第一次曾经是那么强烈地震撼了我单纯幼稚的心灵，激荡了我天真虔诚的灵魂，由此就刻下了特别深的烙印，相信我的同龄人或多或少也有同样的经历或感受。

今天，我把那些故事写下来，就当作是一种温故知新吧。

历史背景

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的70%。自古以来，无论阶级关系如何变化，农民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生产力。几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着农业的发展方向，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所以，农民走什么道路，始终是农村的主要矛盾。

七十年代中期，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摸索中成长的中国，万众一心、稳步前进至关重要。为了使广大农民、党员和干部更加坚定地走在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从中央到地方县委，在各个机关、单位、农村、农场抽出一部分骨干力量组织了路教工作队，培训后分期分批到各个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尤其是要彻底清除农民的小农意识，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贫穷

我们工作团所在的公社是台山沿海的边远地区，而我所进驻的大队又是距离公社所在地圩镇十几里远的一个贫穷偏僻的地方。没有山丘，举目是一望无际的围田，那里的土地纯粹是不含任何沙质的淤泥。雨天里，无论是大田、田基，还是机耕路，全是滑不溜鳅的泥浆，到处坑坑洼洼，一片泥泞。这可不是一般的泥泞，而是一脚踩下去一个坑，脚旁挤上来的泥浆随即又把脚印覆盖上。为了防止滑倒，走路的人非得用10个脚趾头使劲地吃进泥土里，才能艰难迈步。这种长年累月的、世世代代的脚上工夫，已经使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了基本一致的脚型，前掌宽扁，10个脚趾分叉得很开，灵活、弯曲又有力，很具本土特征。象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天赋和走路的技巧，但却比本地人更爱这土地，因为一不留神趴下，我就与泥巴亲吻了呀。这种雨天的泞泥，经太阳一晒，就成了坚硬无比、凹凸不平的坎坷路，骑单车固然要有精湛的车技，车座上的屁股和车把上的双手都颠得生疼。穿鞋也不好走，几下子就把鞋子磕碰烂了。所以，这里的人几乎常年打赤脚，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太穷而买不起鞋。

方圆十几里十多个生产队，几十个村庄，划分东、西、中三个区域。在那数百间房屋里，没有多少间砖瓦房，几乎全是泥屋，好一些的是泥胚屋，更多的是抹着黄泥或牛粪的茅草屋。走进这些泥屋，让我真实地看到了什么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寒冬里，我们挨家挨户去访贫，不少家庭三、四代6、7口人挤在一个黑呼呼的泥屋里，屋子中央烧一个火盆，大人小孩围着火盆取暖，靠里面的两张床有两床棉被，一床是破烂不堪的旧棉被，另一床是政府刚刚救济所发的新棉被，有的人家只有一床很破旧的棉被，老人紧裹着棉被在床里靠着；家里的人都只穿着补丁打补丁的单衣裤，光着脚丫，没有毛衣，没有绒衣，更没有鞋子，全家所有御寒穿戴只有一件破旧棉袄和一双破旧解放鞋，哪个人需要外出就哪个人穿。

他们吃的更是难于下咽的野菜，稍好一点的人家除了野菜还有又黑又硬的馒头。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读书时忆苦思甜偶尔才吃的阶级餐，在这里竟是农民每天赖以生存的主食。许多农民家里分煮两口锅，一口锅里煮的是很少米粒大量野菜的稀粥，供家中老人和小孩食用；另一口锅煮的是多些米粒和野菜的稠粥，供出勤劳动的大人食用。

一天傍晚，我与另一位工作队员到村里访贫，进入一个村民的家里，刚好他们在吃晚饭，除了一锅象洗锅水似的野菜汤，桌上还有几个黑呼呼的杂粮馒头。那家人对我们非常热情，死活都要在我手里塞个馒头，还非要我尝尝不可，而我这个人心太软，拉不下面子，只好不再推辞，并恭敬地把它放到嘴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并使劲咽下去，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吃，一副很开心很满足的表情，似乎我肯吃这馒头让他们感到莫大的荣幸，我心中骤然涌起一股暖流，再难吃也得吃啊！离开的时候我悄悄把几斤粮票塞到那老农手里。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暗暗为自己的善举而感动着，谁知道汇报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伴他竟然在会上揭发批评我吃了农民的馒头。哎哟！真是让我愣傻了眼，太意外了。

在村里，有一位容貌娟秀的少妇怀里抱着不停哭闹的小孩走来走去，孩子头上没有头发，却满是脓疮，俗称"烂头疡"，苦于家长没钱买药，脓疮糜烂蔓延，难以痊愈，令小孩疼痛难忍，嗷嗷直哭，惨不忍睹，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赶紧掏出我口袋中所有的钱交到那位满脸愁容、泪眼婆娑的母亲手里。

这里的人住的是泥草屋，穿的是补丁重重的单衣，吃的是野菜杂粮，喝的是黄泥水。

我们刚到村里的第一天，放下简单的行李，我们几个女孩拿着毛巾，提着小桶，在村民的指点下出去打水洗漱。我们一路走向村外，几双眼睛四周寻找，走了很远还没见到水井，只好找人继续问路。那人说："你们走过头了，水井就在村子后面不远呀！"

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差不多又要进村了，就是没看见有水井，那就怪了，莫非我们的眼睛都被什么遮住？后来，一个小男孩自告奋勇给我们带路。

"到了，这里就是。"他停下来跟我们说。

我们几个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四处看了看："没有啊，水井在哪呢？"

小男孩用手往下指了指："那不就是嘛，这么大的水井你们都看不见？"

天啊！那就是水井吗？那也太大了吧？我们惊呼连连，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水井啊！举目一望无垠的围田，靠近路边的一侧有一个直径约7、8米左右的浅浅的小水塘，周围长满杂草，池塘里的水浑黄浑黄，水面上还漂浮着一层闪着绿色的铁锈光亮，从池塘边走下水边的几级黄泥阶梯，泥泞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滑进池塘。太可怕了，这一潭死水就是我们的生活用水啊！我们惊叹得倒抽了一大口冷气。这里的水不仅浑浊肮脏，而且盐份也很高，对衣物的腐蚀性很大，我的毛巾用两三个月就要换新的了，衣服、被子洗多几次又要打多几个补丁。那么，对人体的危害性有多大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要严格检验一下，我想，大家可能都没法活了。

　　（照片右下角"井"边的小石板，打水的人可以站在那里舀水）

在我没来这个地方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本县还有如此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们，这里完全不象台城附近的乡村，也不象我去插队落户的农村，他们的贫穷是我长到20岁才第一次见到的。它是如此强烈而经久地震撼着我善感的心灵，灼烧着我年轻的思想。我很难受，我总想尽我的微薄之力给他们些许燃眉的帮助。于是，我经常拿出我的钱和粮票接济村中特别贫困的农民好友，以解决他们的一时之需。（其实我的那些钱和粮票都是从我父母身上索取的，我一个下乡知青，本身就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穷光蛋。）

当然，这里的村民也记得我的好。多年后那位少妇特地从家乡装了一大麻袋几十斤鲜活的小螃蟹（当地人称它"爬勒"，是一种比铜钱大不了多少的小蟹），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颠颠簸簸来到县城，扛来我家送给我吃。这份深厚的情义啊，我没齿难忘！

我们作为那里的工作队，其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每个星期派人出去公社墟镇一次，买回大量的冬瓜、南瓜、咸菜、腌萝卜等等，虽然是沿海地区，但人们不能私自出海，仅有的渔船也没能捕到多少鱼，而且所有的海鲜都是政府统购统销，经常就是看到鱼也吃不到鱼。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准备上床休息了，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今晚有渔船在横山码头靠岸，通知我们派人去横山水产领鱼。要知道，从我们驻地抄小路去横山有十几里呢，路远且难走不说，这些围田地区经常有蛇爬到路面，尤其是夜晚更甚，还没出门我的腿就发抖了，因为我平生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爬行动物。但是，害怕又能怎样呢？我还是被队长派了出去。

我和一位本地的队员阿兰提着竹筐，借着微弱的手电筒的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横山方向走。漆黑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只有一弯细眉似的新月高高地挂着，那月光照不下来，我们只看见一圈淡淡的电筒的光，幸好还可以照亮我的周围，不至于滑进两旁的围田里，谢天谢地，还好没有踩到夜间出没的蛇。

好不容易走到横山水产，那里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个值班的老头坐在里面打盹，看见我们进来，费力抬起朦胧又浑浊的双眼说："所有的鱼都拿走了，怎么你们现在才来？"

"什么？没有鱼了！我们可是赶了几个小时的路啊，说没就没了，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呀？"这盆冷水当头扣来，把我俩浇得身心都冰凉透了。

说什么都没用，那老头也变不出鱼，我们只好耷拉着脑袋，丧气地打道回府。想想大家都盼着明天可以改善伙食，谁知却是竹蓝打水一场空，心里实在很不是滋味。

有一次遇着持续多天刮风下雨，没法出去公社买菜，除了大米，什么都吃光了。大队小卖部的腐乳、酱油、咸菜早已卖光，怎么办？总得吃饭呀，米桶里只有一个巴掌大的咸鱼头，于是，我们工作队留家的十几个人就分吃了这个腰带鱼的咸鱼头，每人只得指甲般大小的一点点。

在那种困苦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可以买到一点肉或鱼，可以饱餐一顿时，大家就会非常兴奋地敲响饭钵、眉开眼笑地连声欢呼："我们终于吃到实质性的东西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实质性的东西"是多么令人垂涎欲滴字眼啊！它常常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有机会就带着喜悦从喉咙里蹦出来。

方言

台山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县，却有许许多多各地不同的方言，尤其是离台城甚远的沿海农村，其乡音与我们常说的台城话真是有天壤之别。我刚刚去到那个地方，与当地人的语言不好沟通，不经意间就会闹出笑话。

我们工作队住下来不久，经本地的小学老师邀请，由我担任他们学校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课堂上，几十个年龄参差不齐（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坐了满满一个教室，虽然他们穿着很破旧，全部光着脚丫，但是，他们望着我的眼睛却是极度的清晰、明亮，闪烁着新奇、渴望的神采，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啊！我心里不由自主涌起的一股暖流直溢到我含笑的脸上，使原来鸦雀无声的教室出现了一些轻轻的笑声和柔柔的笑脸，气氛活跃了。我简单介绍了自己后，就开始给他们讲雷锋的故事，因为语言的差别，我拿不准他们是否听懂我说的话，只见他们都听得很认真，一节课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下课后，我被这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团团围住，他们七嘴八舌说了很多我听不明白的话，我还未弄出什么头绪，下一节课又开始了。

很快，教室里又安静下来。我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说："刚才我讲了几个关于雷锋叔叔助人为乐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表演小品，让大家更深刻地领会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把你们分成两部分，左边小花的组表演送老大娘回家，右边小明的组表演雷锋叔叔在工地劳动……"

话没说完，下面几十个孩子已经笑翻了天，一个个指着小花和小明，拼命在拍手顿脚捧腹大笑，甚至有的还跳上桌子手舞足蹈地怪叫，只见这两个同学满脸通红，防范似的用双手护着肚子。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笑从何来。我转过头，带着问号求救般的望着也在笑的老师，老师走过来告诉我："你说台城话'小组'的'组'字与这里的本地话'肚子'的'肚'字是同一发音。"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把"小花的组"和"小明的组"听成是"小花的肚"和"小明的肚"，难怪大家笑疯了，说到人家的肚子上去了，能不好笑吗？我也就忍俊不禁，嘻嘻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来，大家笑得更加肆无忌惮，整个教室都沸腾了。

　　我们天天跟当地人混在一起，没过多久，我已经可以说很多的当地话了。当我操着满口的当地话再给小朋友讲课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又不干了："姐姐，你不要说我们的话，我们喜欢听你说你原来的话。"

我也就装傻扮懵地说："这就是我原来说的话呀。"

"不对不对，我们想听你第一天给我们讲课的台城话。"他们又纷纷叫开了。

我才不那么傻呢，他们整天把"小花的肚" 挂在嘴边，我偏要向他们炫耀我学到的本地话。

一天傍晚，我听见不远处传来吵闹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妇女唾沫横飞在对骂，骂得最多最起劲的一句是："绝你冇尾！！！"我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问站在旁边的村民："人又不是猴子，人是没有尾巴呀，这也算骂人吗？"那村民说："冇尾是指冇后代。"哎哟！原来是这样啊！如此骂人，也太绝了吧！

虽然我们与当地人的一般沟通交流不成问题，但有个别太偏门的字眼还是把我搞懵了。

在大队有一个青年组织叫"贫宣队" ，即是贫下中农宣传队。好多时候我们与那些青年都有交流，特别是几个女孩子跟我很要好。

一天傍晚，她们在大队部找到我，告诉我说："阿秀今天嫁人了。"

我大吃一惊："什么？从来没听她提起过，怎么突然就嫁了？嫁给谁了？"

"嫁给大村里那个住大砖房的人，她不愿意，但她父母逼她一定要嫁那个有大房子的男人，阿秀整晚在家SHEM JIU（近似广州话心焦， 但也不全象，我找不到同音字代替）。"

"阿秀在做什么？SHEM JIU 又是什么？"我赶紧问她们，我还以为我有希望帮助阿秀摆脱强迫的婚姻。

几个女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SHEM JIU 就是SHEM JIU 嘛。""对呀，她一直SHEM JIU了好久好久。""她几乎整晚都在SHEM JIU呢。"

她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个"SHEM JIU"，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我都快急死了，焦急地催着她们，她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解释，又做动作又扮声音。

我的天！她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说阿秀在哭，原来"SHEM JIU"就是"哭" 啊！那也太离谱了，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发音，我怎么想到是"哭" 呢？无论在哪个字典都查不出来吧？

我去那个大房子看新婚燕尔的阿秀，她情绪不好，说父母家太穷，她是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她不敢违抗父母的意旨，只好嫁了。她还带我到各个房间看，告诉我哪个是她的房间，哪个是那个男人的房间，因为她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他们是分房睡的，互不干涉。我对阿秀的话深信不疑，谁会愿意跟一个不喜欢的人睡在一起呢。

后来，我离开她的新家，回到工作队与我的同伴们说起阿秀的现状，全工作队二十几号人异口同声说我是个大傻瓜，没有一个人相信新婚夫妇分房睡，除我之外。

统一排工

那年月，全公社就只有一个"生产队长"，那就是公社党委书记，他一个人给全公社所有的生产大队排工。大队书记和工作队长每天守着电话等候上级指示，一旦排工指示下来，大家立刻分头行动，贯彻落实到每个生产队，不得有误。如果指示今天浸谷种，你就不能明天浸，更不能昨天就浸，否则，就要把你揪出来，说你破坏生产，还要上纲上线，扣上许多罪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跟着你的档案一辈子，走到哪里都翻不了身。所以，春耕的几个重要环节都要统一时间统一行动，如浸种、播种、犁田、耙田、插秧、除草等等，一定要有公社书记的发号施令才可行动，要常常造成一种轰轰烈烈的气势。

那时候，中国农村的农业耕作还非常落后，尤其是我们进驻的边远地区，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每个生产队只有一台老牛式的抽水机和老掉牙的脱粒机，而且大多数的日子没电供应，在急需水灌田的时候，一有电来，哪怕是半夜三更，工作团长、队长也要把我们全体唤醒，（因为我们所在的大队是最边远、贫穷、落后的地方，一位工作团长长期亲自坐镇，所以，我们几乎是直接在团长的指挥下工作。）立刻分头下去通知各生产队马上抽水。我负责的是离驻地两里外的三队，每次我还在路上磕磕碰碰走着，老远就听见抽水机在响，可不是吗？我们实在是瞎操心，农民比我们更要着急上心呢，一见电灯放亮，马上就往田里冲，还需要我去把他们唤醒吗？

春耕时，所有稻田的耕犁、耙田全靠队里仅有的几头牛，很显然，有的生产队是很缺乏耕牛的，不得不由人力代牛，起早摸黑，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人力，争取不错过季节的适时耕种。

当公社书记一声令下：以人力代牛，工作团长、队长就要求我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每个生产队，没有任何客观理由，一律执行这伟大的创举。但实际上有的生产队是没这个必要的，正如我负责的生产队，老队长跟我说他们的春耕没有问题，不需要人力代牛，叫我尽管放心。汇报工作的时候，团长把我批了一通：不要听信队长胡说，一定要执行公社的指令。他的话气得我眼珠子朝上一翻，好象看见了头顶上冒出了烟，我为什么不能相信队长的话？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粮食啊，难道他们要跟自己过不去吗？息怒吧，这就是现状：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我只好又去磨我的生产队长，他教我："你告诉团长我们已经用人力代牛耕作不就行了吗？"

我直率地脱口而出："我们实际上没做，我怎么可以说谎呢。"

我的话似如醍醐灌顶，让队长茅塞顿开，他一拍他的大头，爽快地对我说："好！那么我们就来当一回牛吧。"

队长选了一片最小的水田，唤来犁耙手，拿来一根比扁担粗的木桩，在中间套上麻绳，麻绳的一头接在犁耙上，由犁耙手在后面扶犁耙，我和队长在前面扛着木桩，弓着腿，弯着腰，象牛一样吃力地牵着犁耙在水田中艰难的向前迈步，好不容易把那片水田耙完，我也滚成了一个泥人，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小牛在拉耙呢，老队长和犁耙手不停地取笑我，大家苦中作乐。

当团长再一次挨个问我们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今天已经做了一天的牛。"团长眨巴着眼睛笑眯眯地连声说："很好，很好。"好什么好，我的生产队长是为了让我好交差罢了。

　　某一天，公社又一个指令下来，多插单株植，耗种子少，且产量高。其实当地的农民以前也插过单株植，但由于是单株，加上肥料不够用，管理不善，致使单株的分孽少，反而减底产量，浪费了土地资源。如果说要科学种田，懂得管理，还是可以获得高产的，比如农科所的单株植试验田。可是，当地的农民并未具备科学种田的基本知识和条件，最简单的就如肥料，如果公社不配给农民足够的化肥，就算秧苗插上去了，也不会高产。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再要他们插单株植，农民很有抵触。但是，在我的催促下，我的生产队长仍然插了一片田的单株植，他说："老黄（当地人对所有工作队员都是老黄、老李、老陈、、、、、、的称呼，他们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队员的尊称，虽然我只有20岁，也毫无例外地被他们称为老黄了），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插这片单株植的。"

是的，我知道，全是为了我。所以，我很感激队长能明白我的处境，努力配合我的工作，使我的每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有什么办法呢？对于这种瞎指挥，我们也就只好偷工减料了。

一夜十年

那是一个天上没有星星的漆黑的初春夜晚，天气仍如冬天般的寒风刺骨，我们住在大队部的几个女孩子已早早钻进自己温暖的被窝。

突然从楼下传来一阵躁动的嘈杂声，随即有人急步跑上来，我们听到了急切的敲门声和队长的气喘声："公社电话通知，全体工作队员立刻到公社开紧急会议，一律不能缺席！"我们从来没有在三更半夜走十几里路去公社开会，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队长没说，但是队长的语气与表情非常严肃，如临大敌，我们也就不敢多问，赶紧穿好衣服，打着手电，匆匆往公社赶去。好远好远的坎坷路啊，把我们这二十多个匆忙赶路的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我们冲进公社的大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几乎都到齐了，就差我们这班来自边远地区的人，我们赶紧到指定的位置落座。望着台上有几个表情冷酷的人不时走进走出，会场上严肃得有点阴森的气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令我的精神高度紧张。

主持人一声"肃静！"，会议要开始了，台上立刻被押上来几个人。

"啊！"我惊叫一声，立即用手捂着嘴，吓得眼睛睁得铜铃般大，天！我们那多才多艺、聪明幽默的工作队副队长也被押上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种惊恐犹如熔岩喷薄般在我的脑海里炸开！

接着，书记、团长、队长等人纷纷上台，言辞犀利、慷慨激昂地痛斥那几个人的右倾言论和罪行，发言的人无一不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地用最极端的语言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其永世不得翻身。那种言之凿凿又来势汹汹的架势，把从未见过大蛇屙屎的弱小的我吓得胆战心惊，惶惶然不可自主，觉得天要塌下来，地要陷下去一样，以为到了世界末日。我实在弄不明白，刚才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怎么瞬间就成了我们的敌人？（现在回头想想，当时那些发言人应该有好多话也是违心的，只是鉴于形势的需求而作出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其实被批斗的那几个人的所谓罪行是：在公社书记下令和工作团的推动下，全公社一律同时浸谷种、下秧，掀起了"抓路线，促春耕"的高潮，而他们在会议上却提出不同的意见，希望领导能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因为不同地方的气候与土壤都有差异，对农作物耕种的安排不能千篇一律，而要视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策，这是根据他们到各个地区各个生产队巡视后提出的建议。由于局部地区天气太寒冷，与往年有点反常，太早浸的谷种有不少已经坏死，勉强长出来的秧苗虽然有尼龙薄膜遮盖，可以抵御些少的霜冻，但仍然有很多秧苗被霜冻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这样的决策是错误的。我们作为路教工作者，有责任纠正不良的工作方法，搞好生产是农民实质意义上的头等大事，任何不切实际，盲目唱高调的所谓高潮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农民的损失太重，无法达到预期的丰收，又如何能体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农民的康庄大道呢？

　　（上图所示的是春耕尼龙育秧，当年的公社和工作团经常在试点大队召开这种早播早育的现场会。）

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意见，激怒了那些当权者们，认为这些是极右的思想和言论，与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唱反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严重障碍了革命运动的进程，说什么反对党中央，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破坏革命，破坏春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石砸死蟹。难道公社书记、工作团长就能代表党中央吗？他们的所有决策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他们不下去了解实情，又听不了不同意见，维我独尊，这不是纯粹的官僚主义作风吗？但是，政治运动历来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许多老同志已见怪不怪，受惊吓的只是如我这般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其实，这种统一排工的做法早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并且已有不少事实证明这样的瞎指挥是错误的。可悲的是，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极右的思想在作怪，必须要及时在工作队员中肃清这种极右的思想影响，使各项"抓路线，促春耕"的措施不折不扣全面落实下去。

在那种年代，趋炎附势、指鹿为马，被认为是紧跟形势，是党的忠诚卫士；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则是唱反调，被贬为右派，遭到猛烈的攻击。虽然中国已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的洗礼，但我对这些的了解仅是来源于书本而已，缺乏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惊雷霹雳一声在我的面前炸响，对于年少的我，作为首次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亲眼目睹了这种政治上狂风暴雨般的残酷无情，从心底里感到深深的震撼、恐惧、无助又迷茫。

黎明前的黑夜还真是黑啊，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这黑暗把我们每个人深深地笼罩着，手电筒的光亮犹如夜幕中飘忽的鬼火般跳跃着。回去的路上，工作队二十多个人全体沉默着，只听见众人纷乱又沉重的脚步声。

这漆黑的黎明，这沉默的世界啊，什么时候才让我看到光明、听到歌声？我想起了诗人叶赛宁的诗：

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哭泣，

一切将逝去……如苹果花丛的薄雾

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

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

当极度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令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无法自拔。骤然间，一股锥般的刺痛袭向我的心底，我痛楚地感觉到：我的心已不再青春年少。

那一夜，我一下子年长了10岁。

SHEN JIU

一年了，工作结束了，该告别了。

我又走进老队长的家里，一进堂屋，就看见灶台上那一稠一稀的两半锅粥，还没开口话别，眼泪就夺眶而出，唰唰地滚落脸颊。正是：

忽见残羹心已痛，

未曾言语泪先流。

队长媳妇马上拉着我的手，连声安慰我，门外那些姑娘小伙子也走进来了，哪想到我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无论如何都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如翻滚的海浪，汹涌澎湃，撞击胸膛，我忍无可忍竟然象小孩子般哇哇大哭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的哭声不胫而走，村民们一个传一个，纷纷来到老队长的家，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老黄SHEM JIU 哇，老黄SHEM JIU 哇！"

是，老黄SHEM JIU了。这贫瘠的土地，这贫穷的人们啊！我没能力去改善你，我没能力使你富裕，老黄怎能不SHEM JIU！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路教结束语

上面叙述的是几十年前的某个片段，那只是一个20岁年轻人的简短经历。由于我太年轻幼稚，还不懂得思考，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能如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感。回顾这样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候的中国仍然是非常贫困，尤其是中国的农村更甚。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经过了无数艰苦的磨难和风雨的洗礼，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每个年代，每段时期，每项变革都起着推动进步的作用，有可喜可悲，也有可歌可泣。尤其是经过了三十几年的开放改革，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的进步之大，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尽管由于开放改革，衍生了不少的不正之风，很多制度有待改善，但无论怎样，中国无疑是越来越进步强大，人民越来越富裕安康。

中国靠的是什么？完全是靠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六十多年了，中国的形像、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各个方方面面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希望我们的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制度不断完善，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激情飞扬、生机盎然的新时代继往开来、再创辉煌！使我们的国民永远像20岁的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自强不息、不断谱写新篇章！

沁园春 · 战友情谊

生别五湖，

聚首南海，

年华一代。

廿多位战友，

壮志豪迈。

放眼芜滩，

心潮澎湃，

抓纲治国，

奋发图强，

誓要僻壤成大寨！

好气概，

听歌声嘹亮，

笑逐颜开。

敢致千夫横眉，

剁白骨，

怒容何须改！

想重逢之日，

十里迎来，

果蜜飘香，

芳遗千载。

月照归程，

东风奏凯，

此刻情谊花盛开。

难忘怀，

看战斗岁月，

友谊长在！

编后语

　　这种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殃及全国一千七百多万的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所有的父母整天忧心忡忡地记挂他们那仍然年少、然已孤身在外、举目无亲的、日复一日在黄土地上挣扎的儿女们。而这些朝阳般蓬勃灿烂的生命再怎样努力也养活不了自己一个人啊，更别说要孝敬父母，照顾兄妹。如此一年一年又一年，十几岁、二十几岁又如何？爱意萌动又如何？你敢爱吗？你有能力去爱吗？只能泪眼朦胧地看着心仪的人渐行渐远，真是可悲啊！所以，我认为在那个年代、那种处境能够恋爱的男女知青，实在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人！

在坎坷的岁月中，我们奋斗过！我们挣扎过！我们哭泣过！我们呐喊过！当然，我们也欢笑过！但由于当时国家没有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也由于我们的知识实在太贫乏，数年来，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拼搏与奉献，并没有给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什么进步的改变，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穷乡僻壤仍然是寸草不生，农民兄弟依然是缺衣少食，唯一改变了的是我们日渐沧桑的心境和日渐失去光彩的容颜。 

　　我们的青春，是你、我、他（她）共同谱写的。我们年纪相当，经历相同，上山下乡，必由之路，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写的虽然只是我个人的某个时期的某些经历和感受，并不代表什么，这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大漠上的一粒沙，但它能让我的同龄人拾起一些日渐远去的记忆。正如艳明、少文、婉华、永红、素珠所说：读了我的故事，整晚都辗转难眠、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它犹如一颗扔向宁静湖面的小石头，泛起无数的涟漪，带出了她们往日的许多蹉跎旧事，真是百感交集、百般滋味在心头啊！我昔日同床共枕的密友丽娜说她全家几口一起挤在电脑桌前读我的故事，晚饭都凉了，也没人愿意去吃，着实让我感动。

　　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真是日月可鉴。我们在红旗下长大，从小接受党的教育，拥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是一代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我们永远是党和祖国的忠诚儿女。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不管怎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啊！怎能令人忘怀呢？

　　毕竟，知青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是那些蹉跎岁月铸就了我坚强的意志和永不放弃的信念。几十年来，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教会了我许多，也让我懂得了许多。我虽然很平凡，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一直进取的心。我热爱工作、热爱学习、热爱家庭，在我所爱的世界里努力地体现着我的人生价值，欣喜地感受着生活的多姿多彩。无论生活给予了什么形式的甜酸苦辣，我都会怀着一颗愉快的、感恩的心看待世事，放开心怀，珍惜生命，拥抱生活，尤其珍惜亲人、同学和朋友的情谊，这是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因为拥有了这些，所以，我的生命是丰富的，也是幸福的。

　　2013年10月的建场四十周年聚会，我再见了许多昔日的场友，大家无比兴奋，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呀，由过去的朝阳少年走到今天的夕阳老年，那是一段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如今，我们有机会见见少时朋友，说说陈年往事，心里真是倍觉温暖。因为我们是同龄人，我们一起走过苦涩的知青岁月，我们有共同的心路历程，非常容易引起共鸣。在相聚的那刻，我和大家一样的欢天喜地、兴高采烈。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身心虽然曾经受伤，但那种同甘苦、共患难的情谊早已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与我们的生命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见面了，这就是努力生活、珍重生命的最好诠释。我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昨天，已成为历史。今天，2018年10月，是我们知青场建场四十五周年的聚会了。虽然岁月已逝，但友情永存，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们同龄人的青春之歌将会唱得更加响亮、更加激昂、更加饱满、更加感动、更加波澜壮阔！我们的心扉将会更加温暖！精神更加强壮！灵魂更加充实、高贵！

幸福，其实并不遥远，

它就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我感觉到了，我握住了，我就幸福了！

衷心祝福我们所有的同龄人！

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明天会更好！

注：此文选载发表在美国侨刊

《台山人在美国》第六期

文中插图来自于我的珍藏与网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