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

莹莹

每个人来的到人世间，都会面对一个共同问题，我是谁？我出自哪里，又去向何方？

我记忆力不好，常称自己为失去记忆的人。我的认知期出奇的晚，我的女儿四岁时就在全国大奖赛多次获奖，而我自己在五岁之前却还处于混沌状态。拿起笔来想写些什么的时候，却只能搜肠刮肚地回忆，从母亲和弟弟那里，才把尘封的、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连成一段。如不这样，就没有童年、少年、青年，就不知道成长的轨迹。

怪胎出世

1954年，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第四年，人民公社、大跃进，人人都沉浸在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喜悦中，我的母亲随父亲从上海来到北京。父亲杨永青去年（1953年）刚从上海华东出版社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一本本的画册奇迹般从他的手中绘出：《长生塔》《大灰狼的故事》、《五彩路》《小燕子万里飞行记》……一天一本的歌唱大跃进的歌谣画册，成就了父亲这位高产的画家。母亲因随京，丢掉了工作，成了全职太太，一切以父亲的生活为中心，就在这时，他们爱情的结晶——我，出生了。八斤大的体重震撼了医院，在那个还不是非常富有的年代，我俨然成了一个怪胎，大家都来看胖妹妹。对“胖妹妹”的抚养，从医院到初为人母的妈妈，都无所适从，没有经验。因个头大，说我是营养过剩，不能吃奶，不能喝奶粉，只是喂米汤；出疹子，怕脏，使劲洗；后来还种了牛痘，这一下，全身烂得一塌糊涂。只有两个月大的我被送到中央皮肤研究院住院，父母隔着玻璃看到我时，全身用纱布包裹，只露出两只眼睛，嘴一扁一扁的，好像认出了他们，想哭的样子，好悲催呀！当时父母这小俩口是怎么辛辛苦苦地倒腾着我这个烂哄哄的“胖妹妹”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怪胎与她的家人

在我仅仅八个月大时，父亲出事了。那是1955年，肃反运动，因为一张画，说父亲污蔑了伟大领袖形象，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捕入狱。母亲抱着八个月的我，怀着几个月的身孕，锁上家门，回到上海，与姥姥住在一起。直到1957年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宣佈父亲无罪释放，才回北京。

在上海一年半的时间里，姥姥把我这个“烂妹妹”视如掌上明珠，一边用手拍打着我的疹子之处，一边埋怨妈妈这么爱干净，把个孩子带得流脓带水的没个样子。但遗憾的是，对这段上海的生活——也是到现在60年间、唯一在那里生活的一段、姥姥及上海的生活，竟没有给我留下一点点的印象。我甚至没有见过姥姥的一张照片，唯一能见证在那里生活过的，只有母亲，还有母亲与我骑木马的照片，还有刚刚出生的弟弟平平的照片。57年姥姥去世时我有印象，不知为什么母亲当时哭得天昏地暗，后就流着泪回上海了，不久母亲带着两个比我只大四五岁的舅舅一同回到北京。舅舅们刚上小学四五年级，用一块布包上书，就在宽街小学上学。两个舅舅经常打架，一次大舅把一盆水倒在小舅头上，小舅成了落汤鸡，有时还经常欺负我，我经常在晚上大哭。掐指算来，那时的母亲只有26岁，就要带着五个孩子（我、两个弟弟、两个舅舅），一个老人（爷爷）的八口之家。

父亲已是而立之年，经过55年一劫，尽管还戴着白专的帽子，退掉许多连环画稿，但还是稿约不断。父亲的稿酬，加上母亲的勤俭持家支撑起了这个家。虽然我但很少有上公园，讲故事的浪漫生活，但通过照片可以证实，当时我们的生活是很使周围人眼红和羡慕的。

父亲带我们去公园，前后带我们的自行车，是德国牌的，相当于现在的“宝马”。这辆车，我在农场插队时还在骑。换车后，一倒轮，没轧住，很不习惯。后在一次车祸中，车子当了替身。

我们姐弟三人出去时，都穿着黑亮的小皮鞋、尼子裤，弟弟的毛衣和我的裙衣，都是母亲亲手为我们织的。那时我会拉着弟弟的手，告诉弟弟这个叫叔叔，那个喊阿姨，也常有人问我们衣服是在哪里买的，我们为自己有个好妈妈而自豪！

怪姐与弟弟们的游戏

今天孩子们的游戏以手机游戏为主，脑与手指动动就可以了，远没有那时的游戏有创意。

记忆中，我们姐弟的游戏是“结婚”。大弟平平是新郎，二弟欣欣长得像女孩，就扮新娘。我把当时母亲从上海带回来的一盒子首饰，当时也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一股脑都给二弟插在头上，然后盖上红底带花的围巾。在一小桌上，叠一把椅子当花轿，让新娘坐在上面，二弟听话，任意随我摆布，我则自己端茶倒水当佣人。姐弟间的嬉笑快乐便在这游戏之中了。

我常瞎编故事给两个弟弟听，现在想起来，没什么人给我讲过什么故事，也想不起编的是什么故事了，只知道他们很爱听。

作为姐姐，我还给弟弟们做过一次冰棍儿。配料简单，也俨然是看得了母亲做饭的“真传”：水里加醋、加酱油、加糖加碱，颜色很像当时的小豆冰棍儿。那时没有冰箱，就夜里放在屋外，冰棍儿冷冻之后，自然是得意地请两个弟弟“品尝”。没想到，他们只吃了一口就连连地往外吐，大叫起来：“难吃死了，像马尿”。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是他们记忆中的笑谈。

我出生的地方是北京小油坊胡同的一座外院套里院的四合院。房子非常潮湿，墙上像画了山水画，我经常躺在那里看墙上的水印，像山、像水、像各种动物，有时又看着像妖怪。58年大跃进的时候，父母上班，爷爷在给院里的人做大锅饭，我一人在家，一睁眼，我确确实实看到一怪物向我来回变着脸，我被吓哭了，可能就是与墙上的水印有关吧。

爷爷是我们这个院中的象棋高手，一帮子人也下不过爷爷一个人。跟着爷爷，我学会了下象棋，这也成为我如今吹嘘琴棋书画样样都行的资本。爷爷是个博学之人，案头的线装书堆得很高很高，那里面也有我感兴趣的内容：七巧板，还有许多益智游戏，其他它有《本草钢目》《三希堂》等书，说等我长大了，这些书就都送给我。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五岁时，我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幼儿园，是被称为“少年之家”的，住宿幼儿园，一星期才能回家一次。这其中一年的时光，给我留下的记忆少之又少，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只记得，我们女孩除几个可以有长长的辫子之外，其他都要剪短发，因为阿姨梳不过来。

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六一”，因为我们可以穿裙子，人家的裙子都是买的，而我的却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我和小伙伴们在一起转圈，她们转得是喇叭花的，而我的是窝头状的，,所以不是很喜欢。长大一点时，我又喜欢那条裙子了，那条粉色的裙子，上身短、下身长，很像朝鲜族的裙子，与众不同，我穿着这条裙子还照了相，这成了我童年中一段幸福美好的回忆。写到此时，脑海中慢慢浮现出幼儿园的一幕幕，大积木，搭的房子可以住人，火车可以坐人，上课时的垫板、尺子，画家来为我们讲黄继光堵抢眼的故事，大家坐一圈儿，看放小鞭炮，“六一”儿童节演节目，唱的什么歌？这个却是记不起来了……那时看到一个小朋友，因说一口南方话，被人耻笑。因我那时也是刚从上海回来，也是一口上海话，所以平时很少说话，时间长了，偷偷的也竟学会了普通话。

我在幼儿园里是出了名的老实，而反之，大弟平平却是在园里淘气的出了名。他常常把老师气哭，睡觉时把女孩的头发拴在床上……老师气得没办法，常常把他单独关起来。一次外出活动，平平失踪了，全园的老师都吓坏了，到处找，就差报警了，但一回到班里，看到他正老老实实地坐在班里的椅子上。平平也常偷偷跑出来找我，为此也遭到了老师的喝斥。一次，我叫平平的名字，被另外一个小朋友听到了，觉得很奇怪，问我：“他那么坏，怎么还有那么好听的名字？”在幼儿园时我得了感冒，白天很好，一到晚上就咳。每星期接回家，都咳得睡不着觉，和老师反映，老师说没有呀，挺好的呀！这样一直拖到第二年，就变成了支气管哮喘，我只好离开了幼儿园，这是我悲催的童年的开始。

二、医院——童年的天堂

我的小学

上小学的五年，我大多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每年入秋，就开始喘，五年中，沒有在家度过一个“十一”。每年冬天就住院，夏天断断续续地上学，进行体育锻炼，只要一变天，就犯病了，所以从来不用请假，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期：，沒有上过几天学，都是在医院里过的，我也把医院当成了家。那时我简直成了试验品，俗话说：有病乱求医，我大量地吃激素，吃四脚蛇，鸡苦胆，手上切口手术，胳膊上埋线，脊椎上打蒸流水……还有打鸡血和许多叫不出名字来的偏方。因那时犯病时，整个身体不能躺、不能坐，要向前趴着，爷爷就整夜背着我在院子里转，背不动了，就在我床前放一块菜板，再垫上枕头，让我趴在上面。实在喘不过气来，就只好由母亲给我打肾上腺素了，这是一种强行针，是在最没有办法下的情况下才用的，打完之后，心脏会狂跳，还会头晕，但这时心脏狂跳的我也会露出虚弱的微笑，豁然间世界有突然变了的感觉，和没有空气的窒息比起来，这会儿简直就是天堂。但不幸的是有时只能止住一会儿，就只有送到医院住院了。医院里，仍憋得我大叫，拔下氧气管，“让我去死吧”，真是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母亲急得直哭，直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休克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美妙的仙境，空气真好，人有了空气才能存活。白衣天使兴奋地叫起来，她醒啦醒啦！护士们给我端来一个荷包蛋，告诉我，这是李大夫主治大夫亲自为我做的。

人生无常

我先后在三条儿童医院、阜成门儿童医院、北大医院住院。北大医院条件最好，有儿童活动室，有大型积木、木马等玩具。家长看望孩子，可以到活动室。一个病房十来人，每个病房用玻璃相隔，这个室可以看到那个室。我病床旁边的孩子叫黄河，得的是白血病。护士不让我们每个孩子碰她。换牙是每个孩子都要经过的，她掉了一颗牙就血流不止，只能不停地输血。她的妈妈和蔼可亲，一直极有耐心地陪护在女儿身边，据说她是毛主席的翻译。直到我出院时，她仍在输血，一边输，一边流，大夫说这孩子活不了多少日子，“黄河再见”，我依依不舍地向她道别。还有一个得大肚子病的男孩，他们家有十二个孩子，前面十一个都有得此病，无一存活，他是第十二个，据说也活不长。在三条儿童医院时，来了一个得肺炎的两岁的小姑娘，漂亮可爱。住院第一天，家长到我们病房，高兴地与护士聊天，“我们的小宝好多啦！”第二天就含着眼泪，抱着的不是小妹妹，而是一个铺盖卷，流着眼泪，向大夫握手言别，妹妹小小年纪就进了天堂！ “人生无常”，我在那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

打鸡血与吃四脚蛇

疾病摧残人的身体，治病本身更是一种摧残。我的小小身体经受了各种药物、各种治疗偏方的洗礼，我是医院常年住院的老病号。刚住院时，住单间，我醒来时，听到外面都是男孩的声音，我想：“这个医院怎么都是男孩？”转到多人病房后，看到也有许多女孩，但一说话，都是男音，这才知道，是她们吃了激素的结果。所有住院的病人都要吃激素，这种药物不但声音变粗、汗毛变重，外形上也会改变，会变得不正常的胖。有的胖得就像小地主，脸儿小、下边体形胖大，而我是一半脸比另一半脸更胖，舅舅来医院看望我时，居然认不出我。停药后，外形与声音会恢复原样。我住了五年院，吃了五年激素，对身体的摧残是不可估量的。此药的副作用，直到现在我还在“享用”。当时还有一种偏方，把心里美萝卜掏空，把鸡蛋放在中间，再把萝卜种上一星期，吃七日一个疗程。鸡蛋、萝卜都是我爱吃的，但当它们的味道成为混合体进入口中时，简直比四脚蛇还难吃，等待我的只有呕吐。吃完这个偏方后，我高烧三十九度，整整一个月，用什么药也退不了烧。这一个月倒是不喘了，烧比喘好，但一个月在高烧当中，谁能测验一下，她给人的大脑带来多大的损伤，我的记忆力也因此受到巨大损伤。还有一种更具戏剧性的治疗，那就是全民的鸡血疗法。那时在北京街头出现排着大长队，每人手里抱着一只鸡，排队打鸡血的场面。家里为了给我治病，专门买了三只童子小公鸡，分别由我们姐弟三人分管。我的一只叫“白白”，大弟平平的一只叫“小绒毛”，二弟欣欣的一只叫“花斑点”，我们把它们养在一楼阳台上。阳台离地面有两米高，每天这三只鸡从阳台上飞上飞下。每星期日，母亲便会从它们的翅膀下抽半管血，注入到我的身上。没几次，我全身肿了起来，全身的汗毛孔都能看到，谁来看我，我就钻进被窝不敢见人，怕把人吓着。

更有甚者，那是参加工作后，喘又复发过，在朝阳医院埋线治疗，不想，埋在尺神经上，我的手拽了，手指无力地垂着，无力张开，不能做任何事情。喘没治好，又雪上加霜，天天扎电针，治手拽，我总认为能扎过来，但肌肉开始萎缩，扎了，半年还不见效，我哭了。我向医生诉说，由于领导信任，专门让我出来学习制图，回去拽了，怎么交代？医生劝我：“一只手也能干革命！”正在这走头无路的时侯，我遇到了董大夫，一位老中医。董大夫看到此情景很气愤，作为一个医生，不但没治好病，还添了病，这绝对是不能原谅的。“你再晚点来，肌肉全部萎缩，就再也无法治了。”他给我开了几副中药，手指一点点能抬起来了，后来我的手奇迹般地恢夏复了，从而逃过了一刧。我从心里感激这位救我于水火之中的老中医！从而深深体会到：遇到一个好大夫是多么幸运啊！遇到什么样的大夫，他直接会把你送进地獄或天堂！而我都遇到了。董大夫，时隔三十多年，您老还健在吗？那时的董大夫已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他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天职，这与把病人完全当作一个试验品的所谓专家大夫有着天壤之别。董大夫，您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书”伴我度过铁床生活

住三条儿童医院时,小病人只能像小动物一样，关在自己的铁床上，不让下床。每天晚上，我会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灯光，想我的爸爸妈妈、想弟弟与爷爷。躺在床上时，就幻想连篇。我被圈在铁床里，可以看到窗外，在楼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不远的教堂，每天大约九十点，穿着黑衣的嬷嬷就会在院中央走来走去，孩子们在院中做着各种活动。家里给我带来许多书，因药物治疗的关系，常常头晕恶心，难受的我常常把头扎到枕头里。所有的书，我只记得一个名字，如：《母亲》、《小夏伯扬》、《小马靴和大皮鞋叔叔》……一连串书的名字。我看过的书，只有数的几本，《红岩》、《卓娅和舒拉》、《小布头遇险记》、《小伞兵与小刺猬》、《三毛流浪记》。看《红岩》时，我那时也不认识几个字，那么点儿的孩子抱着厚厚两斤重的书，真不知是怎么读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常写错别字的白字先生。在那里有时大夫一高兴还会给我们讲故事，如《蛇和蛋的故事》、《月饼的故事》。如我一人在家又不能出门时，还会犯病很难受，所以我很不愿出院，经常在每天医生检查时，我就淘气地不喘气，或大口地喘粗气，生怕医生查出我不喘了，就让我出院了，因为医院对我来说是天堂。只要在医院我就不喘，回家就犯病。医生们预言，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医院了，以后工作了也只能在医院里做个护士。当我过冬出院时，我都不会走路了，双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东倒西歪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功能。春夏天身体好一些时，我就趁这个时候锻炼，那时就是跑步。上课断断续续，只要阴天下雨就犯病，身体好时就补课。数学因是一环紧套一环的，所以从中间开始给我填鸭式的补课，怎么我也听不懂。看着老师失望的眼神，我的最大努力换来的是只能使脑子越使越坏。但每年升学时，都基于我学习努力，破格要我跟着升级，直到小学五年级，后上中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因那时连考试制度都被破坏，所以我因祸得福，一直跟着上了当时所谓的中学，但我失去了我学习知识的最佳时期，使我遗憾终身。这一时期所失去的，我一辈子无法补上，甚至影响到我的整个人生。

拜师学艺与剪纸结缘

我那时由于身体原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父亲见此情景，便带我去见一位叔叔，他身患残疾截瘫，但还对生活充满信心，他的剪纸，享誉国内外。当我走进地安门大街140号，一座四合院，见到申叔叔时，我惊呆了：他高位截瘫，只有手与眼睛是能动的，但看到他的剪纸时，更让我小小的心灵受到震撼，满屋的剪纸，让我惊喜。在那个年代，孩子们刻剪纸成风。我们都有一个小本本，里面夹着刻的剪纸。我们互相拓印，把一张剪纸上面放上一张拷贝纸，用铅笔拓下来，由于拓来拓去，剪纸都走面样，越来越大。原来这些外所有流传的样子，都是出自申沛农叔叔之手。我看到原作啦！它们都被精心地装在镜框里：大阿福、放羊娃、跳舞的小姑娘、踢足球的小男孩……一个个活灵活现，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竟出自这样一位残疾叔叔之手。就这样，我不但学习了申沛农老师的精神，对生活增加了信心，同时也喜欢上了剪纸。七岁时，当别人以学业为主时，而我却拜师学起了剪纸。从那时起，我只要身体好一些，我一有机会就跑到申叔叔那里，每回去，我都会得到几幅精美的剪纸，回家后就如饥似渴地临刻，再与其他小朋友互相交流，这样我自然而然的成了申叔叔剪纸的二传手。我喜欢剪纸也得到父亲的支持，偶尔也帮我设计几张，文革前期的八个样板戏的剪纸，就是我们合作的结晶。后我自己学着设计。每回去申叔叔处，都拿着草图，申老师每次的修改，是我在实践中懂得了什么是夸张变形，什么是概括……申老师还教导我，要从“源”学起，要从民间剪纸中吸收营养，这样我又向我的朋友曹金秋的姥姥学习北京剪纸（此人为美术馆馆长的母亲），向我的邻居程妈学习山东剪纸，程妈还把许多烟熏的样子送给我，我一半收藏，一半剪了出来，也送给申老师一套，从中使我的剪艺大升，这种状态，直到文革父亲重又被打成反革命去了干校，而被中断。再次学习剪纸，是文革后，一次我在报纸上又发现了申沛农老师的剪纸。我兴奋的告诉父亲，“申老师还活着！”我与丈夫一同去看望申老师，经过十多年的文革的磨难，他依然乐观，虽然残疾，命运也没有让他逃过一劫，他的剪纸被红卫兵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践踏一地，他染色宣纸，成了特务活动。他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又恢复了他的剪纸生涯。在他的剪纸小屋里，我结识了一帮热爱剪纸的朋友，也看到了他不仅自尊自爱、自强，还帮助其他残疾病人学习剪纸，走出困境。他的那些学生都是背着抱着进来的，有时我赶上了，就帮助他们传递东西，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当我生活中遇到不幸或困难的时候，只要想想他们，想想申老师，就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了。申沛农老师的人格与剪纸，人品与艺品，影响了我的一生！